刘迪追思会部分与会者合影
【新世纪特稿2011年11月16日】
追 思 刘 迪
2011年11月6日上午，刘迪追思会在北京召开。
参会人员都是刘迪生前的亲朋挚友,同学故交。其中有曾与刘迪一起参加1976年“四五”运动和“八九民运”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和原《今天》编辑部成员，以及刘迪生前长期担任志愿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谢小玲代表弟弟谢小庆参会。刘迪夫人张永冠女士和刘迪姐姐刘卫平女士代表家属到会。
追思会由毕谊民（小毕）主持。刘迪姐姐刘卫平女士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刘迪的成长经历。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回忆了与刘迪相处的岁月和经历的人生，表达了对刘迪的深切思念与崇高敬意。原《之春》主编周为民讲了那个时代的民主精神与理想的追求。陈子明、曹思源、马波（老鬼）、徐晓、程玉、孙名、贺延光、孙庆祝、张平等人回忆了刘迪感人的故事，以及他为实现中国民主所做的贡献。刘迪青少年时代的同学王骥回忆了刘迪在学生时代和文革中的经历。“自然之友”理事长杨东平教授介绍了刘迪参加社会公益的事迹。刘迪夫人张永冠女士讲了与刘迪相伴的人生和最后的时光，并对所有关爱刘迪的朋友表示真挚的感谢！
与会者一致感受到，怀念刘迪，不仅是对死者的赞赏与评价，更是生者反思自我的机会。在当下物欲横流和信仰缺失的社会环境中，更显示出坚持理想的追求、人格的高贵和信仰的恪守是多么重要！与会者表示，要向刘迪一样，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进程，尽到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
会议主持人：
毕谊民（原《北京之春》编委，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参与者）
与会人：
张永冠（刘迪的夫人）
刘伟平（刘迪的姐姐）
周为民（原《北京之春》主编，四五运动参与者）
邵明瑞（原《世界文学》杂志社）
杨东平（“自然之友”理事长）
陈子明（原《北京之春》编委，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参与者）
王之虹（生前友好，陈子明夫人）
曹思源（生前友好，独立学者，并代表夫人陈彬彬）
徐晓（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李鸿桂（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程玉（前《今天》编辑部成员）
老鬼（马波，《血色黄昏》作者）
张丽娜（生前好友，老鬼夫人）
王骥（刘迪小学、中学同学）
谢小玲（生前好友，谢韬之女，并代表谢小庆）
贺延光（著名摄影师，四五运动参加者）
张平（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四五运动参与者）
孙庆祝（原《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四五运动参与者）
孙名（生前好友）
张爽（生前好友）
黄河 （独立学者）
毕谊民：
为刘迪静思一分钟。礼毕。
今天来的都是刘迪的至亲好友，跟刘迪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相伴人生，刘迪给我们这些人带来了快乐。刘迪的一生，清纯透明，豁达大度，飘逸潇洒。刘迪是一个很注意社会道德和责任的人，是很看重朋友的感情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本真的人。这些年我们和刘迪相处，大家都从他身上，从不同的时间段得到了人生的一种感悟或者一种彻悟。
今天到会的有刘迪同学发小王骥，他和刘迪一起在学校度过了清纯的年代。这里也有和刘迪在西山插队住在土窑洞里边、面朝黄土背朝天战天斗地苦赚工分的伙伴；这里也有在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中与刘迪一起为着中国的民主、法制一起呐喊的热血青年；这里有和刘迪一起为着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不遗余力地奉献的志士仁人，还有刘迪的亲人故友，刘迪的生死之交，刘迪的红颜知己。刘迪给予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从刘迪身上也得到很多很多。今天我们聚在一起追思刘迪，不仅是对逝者的一种尊重，也是对我们自我情怀的一种感念。
今天还有些人因故没有来，张思之张老特意让我代表他向刘迪的家属表示慰问。还有能没来的我也转达一下他们的慰问，黑大春、肖远、鲁丽玲、王捷，还有闵琦和他的夫人、、、就不一一点名了。
程玉有个建议非常好，刘迪是个很快乐的人，很happy的人，我们追思也不能悲伤。不管什么人，跟刘迪在一块儿就能享受人间乐趣，跟他聊天，有些奇谈怪论，你又驳不倒他。今天我们追思会，大家从各个角度聊一聊和刘迪的故事，他的为人。我们想到他很沉痛，但是今天我们用具体的故事把我们和刘迪的交往说一说，可能有很多故事大家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埋在各人心中，今天要当宝贝一样献出来。
78年我在《伟大的四五运动》写作组，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组织召集编写的是“童怀周”，有十几个人参加了这个工作，其中有郑晓龙，严江征、李舟生还有严家其等人。我们搜集资料，找已经平反的参加“四五”的人士，当时我们见面都在这个时候，周为民、陈子明、王军涛、贺延光、孙庆柱等等。还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到各个机关去调查事件过程，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我和严江征去的，手持盖着大红章的北京出版社介绍信，去公安局查受迫害人士，你抓了多少人呀？这些人现在是怎么处理的？据我们了解还有人给关着呢，例如北航的一个人，他因为天安门“四五”事件进去的，但给他打了别的罪名，我们后来写内参以后，这人给放了。聊起刘迪，预审员说起两个事情，刘迪在里边，人家说好在哪儿？他这个人从来不说违心的话，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有些人在里面还要检讨怎么样的，他不是这样。再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刘迪的事，而且还把他父亲牵连进去，因为没抓到刘迪，就抓他父亲。他父亲在里边就说了，我为我儿子感到自豪。
“四五”小平上来以后，先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回来的老公安都是受迫害的，从干校回来。这些老公安对“四五”对这些人同情，有敬意，他们也是深受其害。他们也特别崇尚这些人的献身，你们这些人上广场去了，促使了“四人帮“的倒台，有你们的功劳，我们被解放也有你们的功劳。他们是这么谈的。对这“四五”些人有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就把预审的情向我能提供。
那时在刘迪家住的时间比较长，他夫人张永冠在廊坊上班，一周回来一次，我和刘迪朝夕相处，还住在一个屋，当时我和刘迪同居的时间要超过他夫人，但是他对我一点没有讲过他父亲。我就知道他家庭环境很好，父亲是教授，我还是听别人说的，当时一月就好几百块钱的工资。刘迪是一个内敛的人，他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他不是拿来炫耀。我对他家庭的了解是在以后，才知道他父亲有这么大的成就，对社会对人类有这么大的贡献。
刘卫平：
我想说这么几个方面，他是4月份生病的，8月份住院，10月份就去世了。10月18日夜里23点51分去世的，走的时候很平静。他住院时间很短，后期非常虚弱，当时也没有力气跟大伙儿谈话，甚至也没有力气去听别人说话，也就不愿意朋友们去看他。我在这儿就代表他对大伙儿表示歉意。有些朋友想看他最后没来得及去，希望大家记住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好的时候，那种美好的时光。我女儿说，我们家族只有两个人在中国历史上为社会做了事情的，一个是她姥爷，就是我和刘迪的父亲刘隽湘。他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中断学业从哈佛回到北京，保护了人民的财产，和平解放后，单位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里，属于功臣之一。再有我女儿讲，她的大舅舅刘迪，“四五”时在天安门做的事情，他自己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说我是赶上了，如果别人赶上了也会这样做。而我觉得一个人一生中能做一件事就很不简单，即便是赶上了，他也是做了这件事情。后来他也是帮助了一些朋友，或者说和朋友交往中给大家一些阳光，一些亲切，一些正气，使得朋友们爱他想念他。我觉得他没有白来一世，希望大家能把和他交往当中做的一些事情能够珍藏在自己心里，也传递给我们亲属。我的女儿有孩子。刘迪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子女，我女儿说，她的孩子也是刘迪的后代，不管他们将来在中国还是在什么地方，她都要告诉她的孩子他有一个舅爷爷。我跟他也说过，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是你的后代。希望能继承家族的血脉，民族的血脉，传承下去，不管是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血脉不绝，我小弟弟的儿子也是他的后代。
非常感谢大家，上次送别时就很庄重，大家都想念他爱他，为他做了许多事情，再次感谢大家。
周为民：
昨天和小毕聊了《北京之春》的事，我们和刘迪和在座的很多人，这个联系是因为“四五”运动，后来才有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这批人最大的特点是两个：一个是大部分人参加了“四五”运动，被抓的这批人。第二呢，这批人大部分还是共产党的子弟。在《之春》的人里，没想到刘迪是第一个离开我们的人。这两年参加追悼会的次数比较多。前几年是送我们的叔叔阿姨、父亲母亲。这几年又开始送我们的同辈人，前年是老包，去年是白南生，没想到今年这么快刘迪就离开了。《之春》那段时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在刘迪家里印刷《北京之春》的后几期。《之春》最早在吕嘉民家里印过，后在闵琦家里印，后来就跑到刘迪家里印。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刘迪那时正在准备考研究生，那时印的也慢，大概两三天才能出一期。刘迪把考研究生的时间耽误了，因此后来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学院里去，这是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在想，我们《北京之春》的人走到现在境遇也不尽相同，有的还在体制里，大部分在体制外，还有在境外的。我现在算职业经理，像子明现在还受到各种限制，还有一些也分道扬镳了，相互也再不联系了。我们这批人，刘迪算是很特殊的，有刘迪的时候就有笑声就有欢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所以我也希望今天这个追思会能够如刘迪所愿，不要开成化悲痛为力量式的会。
我还有感触就是，我们这代人呀，从反思起来看，还有我们生长的那个年代、毛年代的痕迹。尽管我们也很清楚坚决地反对这个东西，但是不知不觉的在自己身上还有很多那个年代的东西，在这批人身上反映得还很充分。
小毕、大姐都讲了，“四五”运动，刘迪被抓时他父亲也一块儿被抓了。他父亲很自豪地对公安人员说，我很自豪有刘迪这样的儿子！很了不起，真的，有刘老先生这样的人才有刘迪。中国民主的路可能会很长，很艰难，我们这代人反思自己，还要做很长远的准备，希望传承下去。大家啊，保重自己的身体，使朋友之间有更长久的友谊和回忆，对社会也有更长远的作用。我特别感到几十年的友谊，很多人多少年没见到这次又见到了。小毕呀，小玉呀，做这次追思，提供这个机会，谢谢，非常想谢谢大家。
杨东平：
当时，刘迪走的时候我没在，小毕告诉我有个追思会，我肯定要过来。
我在“四五”时和刘迪并没有个人接触，只是后来参加了子明、军涛、胜平他们的活动。刚才那些照片很遗憾没有70年代80年代的，黑白照片，大家找一找。我记得我有一张刘迪的照片，我拍的，在民主墙上发《北京之春》，这段历史还是应该补上。我用两个概念来表达对刘迪的评价，他挺身而出，成为那时“四五”青年的一个符号，这不完全是一个个人行为，我们在座的许多是从“四五”走出来的。他当时还是一个知青，对“四五”运动和那一代人的评价，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在中国社会危机最为深重的时候一些青年人挺身而出，刘迪—天安门广场的“小平头”，成为永传历史的一代人的形象，非常难能可贵。越是在今天，这种敢于承担、敢于挺身而出的精神就越为珍贵。这种冲击、批判社会的力量主要是青年，这种精神今天并没有消失，今天还是有新一代的青年在继承这种精神。特别表现在维权律师，甫志强啊等人跑到临沂去的这批人，他们是在延续“四五”精神。从“四五”走出的这一代和这种精神还是要传承下去，也正在得到传承，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点呢，刘迪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朋友们回忆他时往往并不强调他斗士的那个形象，强调他是重情重义乐观透明。我们个人接触是90年代初，《自然之友》做一个中国***的环境意识调查，刘迪，李南，还有几个人作为志愿者参见了我们几年的***环境意识调查的工作。在这种工作中体现出他的另外一面，非常认真严谨低调，从不以他的社会经历荣誉等等来出现。
我觉得今天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也是一种比较珍贵的资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重情重义。因为今天社会，道德塌陷，文化混乱，物欲横流，这么一个背景下，刘迪的精神、人格愈来愈显示出他得价值不同凡响，这正是我们怀念追思他得地方。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来继承发扬这种精神，促进我们社会的变革和民主化。谢谢大家。
邵明瑞：
我没和刘迪直接接触过，办《北京之春》，还是严家其把这些人搞到一起的。当时这个《之春》民刊杂志为什么能印出，就是因为我是搞出版的，负责两个刊物，《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动态》。外文印刷厂和我非常熟，我把稿子拿去了，那时民刊想铅印很困难，因为全是公家的，没有一点民间个人的东西。和我很熟的人还有点犹豫，我说这个稿子没问题，现在看来仍然没问题。后来出了，出了马上就被封杀了，编辑过程是我和吕嘉民。后来我到香港去了，他们评论那个期间的出版物，特别提到《北京之春》这个印刷的刊物，水平很高。现在印刷也未必赶上那个水平，因为外文印刷厂的设备比新华印刷厂还厉害，对外出口的，那时达到那个水平相当不错了，现在我手头没有，全分掉了。（主持人：大概印了1万本）那时要冒很大风险，都要公家盖章。（陈子明：严家其后来带了几十本，到理论务虚会上散发了。）
我为什么没被抓，出了《北京之春》之后，上边马上就知道了，一调查外文出版社，一下到我们单位社科院去了。我们单位一个人事处长很不错，保我，说老邵很不错，部队出身，解放以前参加革命的，他只是帮助出出刊物。他挡了驾，这个人已去世了。公安部有我的档案，我只是边缘人士。
关于“四五”、“西单民主墙”，我曾亲自跟邓力群讲过，有很多资料很重要，应该保留下来，这是我的建议。但是大家知道，邓力群是比较保守的，他谢绝了。资料都没了，后来我就不介入了，到了香港，工作非常忙。刘迪的样子我现在有点想起来了，听大家介绍，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普通一份子，真正能在人心目中留下的也就是亲朋好友，我78岁了，准备80岁留下遗言，给后辈留下一点东西。我今天带来一个小东西，一个心形的蜡烛点起来，送给家属保留吧，大家的心是怀念刘迪。
程玉：
我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好，可能每个人角度不一样吧，也不知道刘迪怎么看民主呀怎么的，其实就是一个世道人心，刘迪就是有一个特别纯正的世道人心的体现。
我第一次知道“小平头”，不是从报上。我姐姐他们当时在广场，说有这样一个人，他向广场角上一个灰色的小楼那边的人喊话。他说“八一”南昌起义，建军是周恩来总理领导，认祖归宗么，我们现在是来悼念总理，应该理解群众的心情，你们军队是周恩来总理缔造的。我姐姐一回来就说有这么一个梳小平头的人对着小楼的那些士兵喊话，挺勇敢的。
“六四”的时候，我家在天安门附近，学生游行的时候从那儿走，我们俩就站那儿看，刘迪也说到这个气，他说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元气、正气的表现。那时我们对当时的大学生，不是80后，是70后吧，大家都觉得大学生有几派，什么跳舞的，搓麻将的，考出国的托派，什么的，都不关心国家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出了“六四”这样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出来以后学生表现出来的就是子明说的正气，生在人心，是人性中很深处的一个东西。所以刘迪特别高兴，他跑去给学生当顾问，就是他看到了这些东西非常兴奋，非常欣慰。
我讲一个事吧。八几年时我回来，我们一块儿聊天，当时兵马俑开始展览了，我们俩就特兴奋特别想去看。刘迪就挺激动地说，哎，要不然咱们明天就买张票去西安吧。当时我回来时间短，我妈就生气我朋友特别多，老占用我时间。我说我根本走不了呀，刘迪挺遗憾，说想激动地跑出去一趟，也成不了行。然后他就说，哎，算了，也许到那儿不好，一看到那个场景我也许会哭的，他说可能会哭的。我说刘迪是个特别性情的人，也让他感动的事情或是什么事情，可能和一般人也不太一样。他说他会哭的，我印象挺深的。后来我说好吧，我们一定要去看，咱俩一定要去看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大概是06、07年，铁生太太是西安人，要去西安，桂桂、老鄂要跟铁生去西安。哎呀我一想，我们可能有这个机会去秦皇，给刘迪打电话说我们一块儿去吧。刘迪说不行，我不能出门，我家有好几只猫。其实我知道他出不了门，他根本就没有身份证（主持人：最后小玉也没去秦皇墓)。我不会去了，我和刘迪说我们俩一块儿去的，我是不会去了。刚才我和小毕也说过我不喜欢开追思会，我也不会参加任何追思会了（哭泣)
刘迪是挺开心的，反正和他在一起时很开心，玩的时候都喜欢找刘迪，刘迪来了以后就很高兴（悲痛）。
曹思源：
刚才程玉说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我这个角度有点特殊性。在座的都和刘迪有接触，我呢，既有近距离也有远距离。我第一次知道刘迪是在江西景德镇，生产队，晚上听广播，北京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广播员说有一个“小平头”，我不知道刘迪，是远距离的。而后，若干年考研究生考到北京来了，和吕嘉民同学，同班。和周为民，小毕，还有徐晓，我都接触了，才跟刘迪有了近距离接触。有什么好处呢，作为远距离我不认识刘迪，过去的评价，现在的评价，有一点代表性，我认为刘迪是中国特殊时代的无名英雄的代表。刘迪不是一个英雄主义者，但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无名英雄。现在很多人知道“小平头”（贺延光：知道的比真名的多，微博跟帖400多），他就代表了那个时代。要干么？这个时代要推翻“四人帮”！这个太重要了！那个时候中国是苦不堪言呐（贺延光：和现在朝鲜差不多）。“四五”运动帮了共产党一把！如果再搞下去没有“四五”运动的话，那肯定打内战呀！叶剑英和王洪文他们要打内战呀，全国四分五裂了，共产党可能就垮台了！“四五”运动救了共产党，救了邓小平。没有“四五”运动，“四人帮”打黑枪就把邓干掉了，我看是极有可能。因为邓小平好厉害，“四人帮”都是怕他的，把他干掉算了，邓小平上台还得了。由于有“四五”运动，促进了华国锋下决心，把四个人抓起来（主持人：他看到了民心所向）。对，这个民心所向怎么显示出来的？当然是以无名英雄“小平头”代表的，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小毕、周为民，子明。在座的朋友们也都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对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劳。很可惜啊，“六四”付出的代价比“四五”要大！原因在什么地方，今天不是理论分析，有感想么，区别在什么地方？刘迪和你们这些朋友所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党内的改革结合起来了，所以才有后来的粉碎“四人帮”和三中全会这些变化，这是一个规律啊。社会要有重大的突质的变化，恐怕需要内外结合。“四五”就是代表了内外结合。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没有显示出来。我谈感想也是有中心啊，一个中心，我对刘迪和诸位的评价是这个时代的无名英雄，我不在其中，我还在景德镇呢。我没功劳，是你们，历史就是这样推动的，这样大的桌子怎么搬哪？就是有人去推它？
赶上了你还要干嘛，你不干不就可惜了吗？你们确实是历史的功臣，不管人家怎么不了解，一了解了就会有公平的评价。
第二点，刘迪壮志未酬！我们特别痛苦特别舍不得刘迪。后来我到了北京来了，和诸位有了联系，刘迪和我有了近距离接触。我住石景山，刘迪到我家去过好几次，我深感惋惜就是刘迪壮志未酬，他希望改变的没有改变。现在怎么办？我们还是应该去“酬”它！我发现有点可怕，人各有志，谁都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很多人都不考虑那个“志”了，不管国家大事。好多人，包括老家的人，都反复劝我：老曹呀，你不要傻了，你还动那个脑筋干吗呀!他们看我总是睡不醒的样子，眼睛布满血丝，说你还拼命干什么，你要保保自己的命，国家不要去管它（主持人：赶快回老家弄几个官窑）。现在人要保命，要身体好，当然这也有合理成分，当然要身体好，身体不好走得太宰也可惜了。但是我们现在接触的人都没有“四五”的精神啦，没有要粉碎“四人帮”的那种斗志啦，我认为，追思刘迪的时候要有这种壮志。壮志被嘲笑，我认为不好，还要继承，我看到材料，口头的，文字的，都说中国到了最危险地时候！（敲桌子）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险地时候了，怎么办？《炎黄春秋》十一期，就提到了粉碎“四人帮”35周年，很多人认为我们国家矛盾重重，认为最好的办法来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拯救中国，回到了文革前的状态。这个想法就很可怕了，这不历史大倒退吗！究竟怎么办？再来一次文革还是再来一次“四五”？我想，如果我们来挽救中国恐怕还是要走“四五”的道路。“四五”的特点是党内党外结合，不搞结合，一刀两断，断不了呀！中共有8000万党员，这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战友啊，不能统统放到对立面去，那不行的。我带来一篇文章，我对《美国之音》的谈话，我建议党内改革，分权制衡，纪念谢韬老的文件里有全文，特别强调现在需要党内改革。有地人看了说，你傻不傻呀，这共产党还救得了么？救不了！哈哈哈！一个救不了一个不值得救，该不该？很多人绝然对立，这样结果推不动啊！我们还是要走“四五”道路，内外结合，让中国前进，让老百姓的苦难有一个终止啊。如果你采取绝然的对立态度，没有实际效果；要有实效就要走“四五”的道路。我早就认为你们是功臣是无名英雄，这个事业还要往前推进。（掌声）
徐晓：
刚才老曹讲他是在景德镇听到“小平头”这个名字，我是在半步桥监狱听到的。我是75年1月被抓的，监狱每天晚上7点到7点半听广播，每天会发一张报纸。但那几天广播就停了，可能广播就有那个内容，不让我们知道吧。还老听到楼道里的声音，开门关门，我们窗外是犯人提审的必经之路，后来就把窗户用墨汁涂上了。后来广播了也看到过期的报纸了，就知道了。后来等于跟刘迪在王八楼是邻居了，还有小玉（小玉：我也在王八楼）。
到76年12月30号我被释放，我和“四五”没有关系，把我算成跟反“四人帮”有关的案件。中央有个精神，必须要在年底释放，凡是跟“四人帮”有关的，我等于在最后一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参与“四五”的人我觉得等于帮我了，否则不知道还要在里边呆多久，我一共呆了23个月，将近两年。另外我看到资料，刘迪当时他并不是有准备的要去天安门做一个指挥，因为是没有组织的么，我听说是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喇叭在广播，刘迪远远看到警察在向这个人靠拢，他为了保护这个人，觉得这个人可能被抓，他就把喇叭夺过来，成了一个现场指挥，。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据说这么多年也没有人来认领这个位置。当时刘迪用喇叭说了几句，说大家不能乱，第一不能打人，第二不能破坏公物。我体会两点，第一，刘迪代人受过，他自己没有那种英雄主义情结，但是他会在别人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还有一点，那个现场，我们那时还年轻，现在会有这个意识，当时谁也没经历过那么大的群众运动，特别是那一代人是红卫兵起家的。但是刘迪当时能说到这两点，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我觉得他有非常好的素养。
我还有几句话，说到刘迪的父亲，我看了资料才知道他父亲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制品专家，现在输血是抽出来把它分离，红细胞白细胞分离，再输回人体，这样献血对人的伤害就更小。这个技术是他父亲推动的，是推动者，研究时是60年代，他去世9年后，国家有了法规，关于献血的法规，就是他们当时制定的。
刘迪的父亲是被汤非凡邀请回来的（刘卫平：汤当时是所长，他是汤手下的骨干之一）。汤非凡居然是沙眼病的衣原体的分离者，他使砂眼的发病率从90%下降到10%，这个绝对是够诺贝尔医学奖的。国际上有提名的，可是外国人根本就不知道汤非凡已经在反右中自杀，死了20年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
陈子明：
我为上星期准备开的会写了个发言稿，因为没开成，我就寄出去了，现在这个叫《本分，牺牲，正气——刘迪精神解读》，网上现在破网也能看到了，《人权双周刊》也登出来了，我就不念了。按照会议组织者的要求，我就讲个故事，然后把发言稿的意思说一下。
我跟刘迪两个人聊天，次数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次聊的时候，我详细问了他怎么被抓的。他被抓以及“四五”当天的一些事情，我还是有一些资料的。“四五”当天我对刘迪没有印象，他什么时候拿的话筒呢，我没有印象，我印象中广场至少有两支话筒，一个在人民大会堂那边，致人民解放军信，侯玉良就拿着念。小灰楼那个话筒是我从工人民兵手里抢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脸也破了，流了血，我之所以当上群众谈判代表跟这个有关系，抢了话筒还负伤了。我们从工人民兵头上爬过去，我也喊了几个口号。刘迪讲他是看到一个戴眼镜的人有危险，他去想把他保护下来，这个人呢，我有印象，他当时起了相当的组织作用。我没有认出刘迪来，以后再见到他也想不起来那天有没有接触。我知道刘迪是怎么被抓的，当时有一个叫侯玉良的，进小楼谈判的人，有人写文章说四个，有人说五个，严家其写四个人，四个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孙庆祝、我、侯玉良、赵世坚，即使有第五个人，不知道是谁了。我的印象是五个人，侯良玉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谈判出来后也自称是首席代表。他当时要求跟前人把名字给他留下来，像小孙，就把他名字留下来了，这样侯良玉被抓后顺藤摸瓜就把小孙也抓了。刘迪和我呢，岁数大一点，经验丰富一点，我75年已经是反革命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再被抓住，那要抓住的话肯定会给运动带来麻烦，所以我根本就没留名字就走了，刘迪呢，留了个假名字。后来刘迪说对他的全国通缉就是这个假名字和真照片。官方并不知道他叫刘迪，抓捕地点就是刚才讲的，在泰安那儿。为什么抓他？还是有全国通缉的，并不是不想抓他而是偶然碰上的。后来为什么知道他是刘迪呢，据说是他一个街坊看到通缉令照片，说这不是刘迪吗！我是亲口问刘迪的。
另外我这篇文章里面说，刘迪是一个不太爱写东西的人，他也不在乎历史怎么去评价他，也不在乎给历史留下多少文字，表现出他的这种潇洒倜傥。但是很难得的是在2006年编一本“四五”运动30周年文集时，他跟张平、小孙做过一次访谈，我给起了一个名字：“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正气的表现”。我概括了三个词：本分、牺牲、正气。
本分，我觉得刘迪在这个问题上和吴思是相通的，吴思说权利、利权，这些对right翻译都不到位，比较到位的是“分”或“本分”。刘迪在这里也讲到本分，他说做工是工人的本分，种地是农民的本分，但是本分不限于这个，因为本分是个权利的概念，也有一定的义务的概念，所以他说：“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他去参加“四五”运动他认为是一个本分，我觉得非常重要，奋起造反是古今中外都共通的概念。他在访谈中引了毛泽东的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又讲了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有民主传统平等传统，尧舜禹都是禅让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提倡反抗暴君，反抗暴政，武王伐纣就是一种正义的行动。孔孟之道也是鼓励反对暴政，从这个角度说，造反有理这句话是对的。孟子讲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所以我说孟子、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马克思、毛泽东，乃至隐士刘迪都一致认为：反抗暴政是一种本分，一种权利，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本分。
第二个意思，刘迪在这里还讲了一个词，他说，我参加这次运动就像许多北京青年是出于一种义愤，一种血性。我觉得血性很重要，血性就是牺牲精神，过去牺牲就是祭拜祖先时要杀生，就是要见血。刘迪就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你别看他平时喜欢调侃喜欢一些很潇洒的事，但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华好男儿。他说当时我们没想那么多，也知道肯定要失败，失败了也没好果子吃。当时许多参加“四五”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牌子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败的，如果认为会胜利的话还摘车牌子干什么呢？他是有这个牺牲的准备的。他认为作为中国人的一个本分，暴政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他如果没有一点牺牲精神他对不起历史，对不起祖先。我写着文章时“谷歌”了一下，“谷歌”到严家其的悼念文章《刘迪参与了两次天安门运动》。文章写道，“我在想刘迪为什么要参加两次天安门运动？答案是，刘迪的胸中燃烧着一团正义的熊熊火焰，他知道在中国大地上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我想说严家其本人也是参加两次天安门运动，在座的很多人也参加过两次，但我还是要说刘迪是我们之中最富有正义感最具有牺牲精神的人。
我的文章和刚才周为民说的很一致。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编委中有几个人是要考研究生的，一个吕嘉民，一个我，一个刘迪，我们三个人。吕嘉民那次就和老曹一起考上研究生了。我考清华大学，但是因为我没有学高等数学，觉得自己自学能力很强，自己看看东西就行了，没想到考了49分，没做很多题，就没考上。第二年我下决心好好弄，做了许多题，结果考了个95分，考上了科学院的研究生。但是当时刘迪知道当局已经要镇压民主墙要取缔这些民刊，原来的印刷地点在这种压力下也就不能再用，就把印刷场所放到他家。他是非常有牺牲精神的，作为要考研究生的人，把这些东西放到家里就意味着要有大量的投入，作为一个主要的操持人他要工作，这件事他的牺牲是非常大的。当时南京大学一位教授跟他已经有联系，也很愿意要他，如果他考的话也不是很难的，他这是为了《北京之春》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的前程。
第二件事，“六四”之后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国记者问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广场，我说我不在，实际上整个八九民运过程中我就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我知道有两个人一直在广场，一个是后来写出两本关于镇压“六四”的书的吴仁华，他现在在美国，他是天天跟学生在一块儿的。刘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广场，当时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广场上的学生知道，刘迪主动给他们当顾问，也说明他的牺牲精神。
第三点呢，我把刘迪去世告诉我妈妈，我妈妈就大吃一惊，她也很熟悉刘迪，我就有点奇怪了，刘迪你怎么会认识呢？“六四”以后我和刘迪见面次数很少，我出狱后不主动见人，别人来见我，我很欢迎，在我那种严管状况下，我有个原则不主动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妈妈和刘迪见面的次数反而比我还多，这说明了什么呢？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刘迪就出现了，当你向刘迪表示感谢的时候，他就消失了。我说这就是刘迪，这就是刘迪身上所继承和发扬了的中国自古以来的那种侠义精神。大家都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刘迪，在我身上也是个生动的体现，在王军涛身上也是个生动的体现。刘迪也给侯晓天、王军涛的父母很大的帮助安慰。非常难能可贵。
还有一点，刘迪强调一个正气的概念。他说江泽民讲正气很可笑，中国现在一切以权为中心一切向着钱看，这都是邪气。正气与邪气的交锋也是贯穿整个中国历史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邪气很重，但是我们不用失望，因为中国人的正气这是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也是不时不时地就会冒出来的。因为这个正气是蕴藏在人性的深处的，它是不可能被什么东西消灭的，它只是被掩盖，但它不可能彻底被消灭。我最近写过几篇文章，我就强调，现在已经是“九・一三”以后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国人的正气现在正在一个积蓄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疏导的办法，它像“四五”运动那样爆发出来那是必然的。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刘迪，要弘扬刘迪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弘扬中国的正气，我们要走向一个新的纪元需要这样的正气。刘迪正是这个正气的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我就说这点儿。
孙庆祝：
76年那时我还小，18岁吧。“四五”那天广场上有几个人很是让人注意，印象有三个人，一个叫王维衍的，针织厂的一个工人，后来联系不多。还有一个戴着白色框眼镜，穿一身蓝衣服，从上午10点到下午，非常活跃。我见到刘迪大约是中午，他穿件洗的发白的蓝衣服，比较庄严，领子扣都系上了，戴一双白色绒手套。中午从小楼谈判出来以后，刚才子明说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讯地址，其他人就没什么联系。关进王八楼以后直到粉碎“四人帮”，12月5号我和周为民同一天放出来，印象很深，咱们是一批，你还在那儿组织大家操练，早晨跑步，贺延光也是，刘迪可能晚吧。
10月22号送刘迪，小毕通知我了，我正在广东也没及时赶回来，心情很沉痛。刚才谈到正气正义，我觉得在刘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给他写了挽联，这么几句话：
真人刘迪：
不烟不酒不淫不娼不骄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爱敢恨敢想敢干敢闯敢当。
无私无畏无怨无悔无欲无求无后无钱。
就是这么个刘迪。
毕谊民：
我再加一句，最后他连身份证都没有。
当年广场上的风云人物，报纸上都有报导，贺延光、周为民、刘迪 ……“小平头”成为一个象征。平反后，许多人还进入体制内，在团中央，王军涛、韩志雄、周为民、贺延光是候补委员。老周说过，刘迪是特别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刘迪文章提到老周，“周为民，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老周就说，这个东西不要这么注明，这好像有一个官本位的情结吧。也许在这一点上我俩考虑的不一样。在当时，“四五”你是反革命是暴徒，出来以后呢，你又成了“四五”英雄，我们当时谁也不认为自己是英雄，当然也更不是暴徒，但进入体制内我们觉得还是很光荣的，一种光荣，一种认可。我写这个为什么要注明一下呢，就是想说，当时在体制内给你这样的荣誉，有这么好的一个发展空间，可是这些人为了我们社会的民主宪政，社会进步，一直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不是功利化的，不是投机的，完全是一种无畏的、没有任何功利情结。我跟老周说，你们都在体制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后来你们自己从体制内出来。我可能还没这个境界，还做不到，想起来很惭愧。这些天每每想起刘迪，对他的精神境界不仅是敬佩，反思后，也是让我来警醒自己，要更加超脱一些，不要太世俗，这是我要向刘迪学习的。
王骥：
和刘迪是小学中学同学，插队不在一块儿，他去了山西，我去了陕西。文革时他是逍遥派。上山下乡走的时候我帮他拉行车，都拉出来了，从三间房出来了，红卫兵又要检查行李，看有没有资产阶级的东西。
我个人受他影响很大，举两件事。小学我们关系非常好，我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他从小是非暴力主义者，他从小没打过任何一个人，我们回想，从没骂过人，就说出言不逊也没有，没骂过任何一个同学，没不尊重过任何一个老师。我跟他不一样，我小时是靠武力解决问题的，用拳头，我和谢小玲的弟弟谢小庆我们一起练过武术，后来一直到国家拳击队，打出正果来了，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在刘迪对我的帮助下，我的很多观念在改变，我觉得最终什么问题都不是武力能解决的，武力是暂时地解决。我俩经常去十三陵，他给我讲，哪朝哪朝皇帝怎么亡的，讲的特清楚，他知识特丰富。他讲圣雄甘地，我当时不可思议，我从小是希望拿破仑那样，拿刀去跟英国人打的。再一个呢，刘迪喜欢收养小动物，我以前什么肉都吃的，包括鹰肉、獾子肉、猞猁肉。和刘迪慢慢接触吧，我也收养流浪猫了，现在收养9只流浪猫，绝对受刘迪影响。刘迪临走前几天我去的，我说我上奥林匹克公园了，我看着一吊死鬼，一种虫子，它爬到我身上了，城里见不到这种虫子了。刘迪说，后来呢？我说，后来我把它拿下来了，我把它放到草里了。刘迪说这要是以前你肯定要把他捏死的。我说是。刘迪跟姐姐说时间是会改变人的。就讲这么两点，好吧。
张永冠：
我皈依上帝已经将近11年了，刘迪其实一直都不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说“阿门”了，经过是这样。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了“阿门”，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赞美上帝，和上帝联系我们才能进天堂。我在他耳边跟他说，我来天堂的时候你一定要在门口等我。（刘卫平：他已经很衰弱了，支撑不了多久，加拿大来的牧师，来祈祷。张永冠本人是基督徒，很希望她的丈夫皈依上帝，这样他们就会在天堂相见）。
这些日子，从我心里来讲刘迪没有走，他确实在我心里是活生生的。但是我回到现实回到家里，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骨灰坛子，我知道我身后的这堵墙没有了。（哭泣）
在座各位平均年龄都在60岁以上，都读过毛选，毛选上有句话说，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刘迪做到了，他自始自终用他的才华、他的智慧、他的德行，用他各方面的品格走完了他很短暂的61年（主持人：是我们的榜样）。你们都是年轻时和他在一起，我视你们为亲人，特别地谢谢刘迪的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你们的关爱对刘迪有很大的帮助，在座的你们在他心里很重要。刘迪是一个不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他用行为，自己的动作，用他自己的关爱去表达对大家的感情，在这里真的谢谢你们！
按照大夫跟我的说法，刘迪最后会特别难受，得他这个病会很痛苦。在最后，可是刘迪没有，刘迪没有那么痛苦，很平安地走了。感谢上帝。
马波：
我和刘迪接触不是特别多，但80年代就认识了。那时我《血色黄昏》那本书在好些出版社碰钉子，出不了。后来郑义看了，他特别肯定，但是他说你必须大改，彻底改，说什么暴力，黑暗面太多了，增添一点光明面。当时我也说服不了郑义，我说也不想改了，要真实地反映我们内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么回事刘迪知道了，逐条反驳郑义，他说真实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面，就这样保持原样，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别深，跟刘迪也不特别熟悉，我需要他帮助他就帮我说话。郑义看了刘迪的意见后就说行，不用大改了。这事印象特别深。还有，今年春天《我的母亲杨沫》要再版，有个人叫***，刘迪也认识，可是这个人已经死了，有个徐阿姨，我想找，刘迪说，行，我陪你去找去。约好一个时间，他从三间房骑车到北师大，我一看地图有50多里地，跟我一块开车到永定门，白跑一趟。我请他吃饭，死活不肯，这是我惟一和他吃的饭。过几天他又说他能找到他弟弟，他就是特别热心。刚才小毕说的特别仗义，别人有困难他会热心主动去帮助。到8月份，他身体越来越不好时，李南问我你能不能让刘迪住几天，他特别爱小动物，他要到朋友家住有猫不方便。因为我平常住在延庆，我那房子也空着，就让刘迪来住。后来他和李南说特感激，对我是举手之劳的事。他后来打电话问一处的电话，别人不知道，我问子明后告诉他，他就感激我。他住那儿还过意不去，我爱人还跟他说呢：刘迪你直着进来不要横着出去啊，他笑着说，没事，不会横着出去的。在我家住时特乐观，虽然他老喘，可好多话要说，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刘迪就是这种人，别人有困难他就会帮助。
贺延光：
我和刘迪认识是在出狱以后，我们都是出狱以后认识的，我和刘迪接触并不多，这些年各干各的，但是在我心里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四五”运动中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开追悼会的那天，我是4点半的飞机到上海，我一定要去八宝山。上次追思会赶不上了，说被取消了，改成今天我就赶上了（主持人：就为等你）。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刘迪的几十年，“四五”也好，“六四”也好，比我啊，我开窍的很晚，原来也是15岁的红卫兵，很积极的，喊万岁的。我就觉得我们这拨人的责任，现在是觉得追悼会上边那句话非常好：“刘迪和我们在一起”。我们要把刘迪的精神，对民主自由、法制孜孜不倦的追求，还得影响下一拨人。我倒觉得啊，这是我们这拨人的责任。“四五”就是建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反对专制的运动，自发的群众运动，我们不是有组织的，还是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现在这个情况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这感觉对不对啊--和75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过）。后来网上要追谣言，我说你们追什么谣言，75年中央就发文件了，七、八、九谣言四起，三个月谣言满天飞，层层追查，最后追查他妈一年多把你们自己弄掉啦。很多社会现象，对社会不满，制度不满，不是一层人的事，是层层人，没钱的人不满，有钱的人也不满，老百姓不满，官员也不满，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但是我能做什么，个人的能力都有限。昨天我跟了一个帖，说只要有平台就要表达，不管你是谁给我提供平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一代人的。我们是从左到右从混沌到清醒，这个反思过程一定要让下一拨人了解。我现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许多年轻人，至少是比我当时还清醒，因为我当时去天安门是觉得反正得有人出来，能干多少事干多少事，当时是那个感觉。现在很多人，学者专家教授甚至年轻人、40多岁的人，昨晚我参加一个“读库”的聚会，那岁数我看都比咱们小，也相当厉害，至少比我参加天安门运动时还清醒。他们对民主对制度的诉求，从表面看，大学生，没准还像北大那样，为了一个研究生被打死了游行了好几天，八几年？我那时天天去，拍照片，整个情况还了解。
另外，刘迪又非常清苦又非常乐观。有时我在想，哎，这拨人都挺乐观的，从性格上，甚至一些老人，像张思之啊，春天见张思之他们，蒋彦永、李锐，这些老头，都他妈挺乐观!谈笑风生，不像是受了这么多委屈遭了这么多难，大家聚会时谈笑风生，根本不把那些当作一回事。为民刚才讲了，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看不到也没关系，我们一起去为它努力。所以我就觉得纪念刘迪，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刘迪的名字，但知道“小平头”，都知道小平头，我觉得能做多少做多少，不灰心。这个过程本身就有价值就有意义，谢谢。
张平：
大家谈刘迪角度不一样，谈过的我就不重复。
刘迪是我一生中特别敬重十分佩服的老大哥之一。他羽化成仙，我心里头非常难过，本来不想来，但是毕兄让我来我不能不来（小毕：你当然得来）。因为我来吧，你说刘迪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人，一个复杂的人，你谈谈，即有千言万语又无话可说，我谈几点要点吧。
我79年2月份参加《北京之春》和刘迪认识的。30多年了，这30多年来，《之春》解散之后，我们几个人始终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接触比较多，比如孙庆祝，我们隔断时间就去看他，就聊一聊。
我认为，刘迪，于公而言，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脊梁分子；于私而言，我失去了一个好大哥好学长好朋友好榜样。我佩服刘迪兄有多种原因，老周提到《北京之春》以红二代为主体，这里边有两个人给我印象深刻，一个是刘大哥，一个是陈子明，他俩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我特别注意这几个人，几个月以后据点就从三里河闵琦家搬到老刘家。初期有一次聚会，刘迪当时给我们做菜，那手就被拉破了，拉破了，包那手。这一晃都30多年了，千言万语，本来想些一篇长文，这几天心情不平静没法静下心来写。
第一点我佩服他为理想追求了一生奋斗了一生，始终忠贞不渝，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另一方面，在学识上受他许多启发和教育，很多实例啊。虽然我把他当成一个大哥一个学兄，但在真理面前也免不了真论探讨，但我感觉他从没有一次为私人思想去争论。
第二感觉，刘迪呢还有一个贵族精神，这个难能可贵。这个贵族精神它反映在很多方面，你和他讨论问题，他完全用那种平等的态度，没有那种霸气，非得你听他的，没这个，漫谈中，调侃中，这个是他比较突出的一个特点。
第三点感觉，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很多人谈到他给别人带来欢乐，我觉得在他欢乐的背后他的心很沉重，压抑感是非常强的。
第四点，刘迪的骨头是最硬朗的之一，因为他死号里出来的么。《北京之春》的人很多都从监狱里出来的，有一批不是蹲死号，他是从死号里出来的，他出来之后谈笑风生。比如说，第二次从秦城回来，我马上去看他，精神面貌根本不是说那个什么垂头丧气呀受到挫折呀，还那样，没有那个比较大的起伏，他的骨头是最硬朗的。
另外，我觉得他是个体思想者。他的很多想法是很超前的，都有实例啊，我会写出一篇文章出来。比方87年，子明请吃饭，人很多，聊着聊着西藏问题，就吵起来了。我和他谈藏传佛教，他对藏民族的那种关爱，我们发生了冲突么，我们还是那狭隘的民族主义维护那大一统，他就说应该给藏族人民自治权等等。但他很平和，也很坚定地坚持他的观点，不止我一个人和他争，很超前。我还觉得刘迪政治水平一流，刘迪刚从秦城出来之后我去看他，带着很大的困惑，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陈（子明）王（军涛）问题。我就问他，陈王会不会毙了?他说不可能，你放心，不可能。我说那会不会假释啊，他说也不可能。他的那个判断隔不多久就完全被证实了，他这个超前，所以说为什么佩服他。他有他很多独到的地方，我们说了很长时间啊，争论讨论。我问为什么不可能毙了呢? 他说要没有西方压力肯定就毙啦，甭说，就毙啦，由于国外压力太大，种种种种原因，毙不了。那毙不了呢，也不能轻判，轻判那等于李鹏就错啦，中南海就错啦，总得有人顶这个坑，顶这个雷。他说也不能轻判也不能毙，反正就在20年15年这个刑期，也不排除无期的可能，但这个刑期可能性最大。我认为，在那时不透明，大局都不清楚，他的预见性，他的政治水平一流，还有很多不便谈的啊。
再有值得学习的，他才华横溢知识面和兴趣非常广泛，他这一生都是求知欲旺盛，而且不耻下问。不是说啊我什么都懂，他不是这个和你探讨问题交流，他不懂的也向你求教。我觉得刘迪的一生是悲壮的，何为悲? 他有坎坷的一面，苦难的一面。典型的那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他呢比较适合，悲呢也在于他的理想没实现。当时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感觉：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因为这个时代正需要他这种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就是刘迪这种人太少，如果中国有100万个刘迪，中国的今天绝不是这样！这是我心里话。
最后，刘迪活在我心中。他未竟的事业需要大家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薪火相传，特别是让年轻一代知道他，了解他。这是历史的需要，也是大家的责任。
另外在刘迪困难当中呢，老朋友老战友还是尽自己能力给予了他一些帮助。特别记得一次我俩去看子明，子明还是在服刑期间吧，在家里看押中，当时子明就拿出块钱资1万元帮助刘迪。他资助刘迪，我心里也暖烘烘的，战友情。刘迪呢，也不表态，他们之间也不用感谢。包括老孙去看他，吃什么，你挑，他也特懂人情，大家都没工作么，比较艰难，从来没挑，都是小吃。对生活中的刘迪也有很多话要讲，我会写出文章。
毕谊民：
刘迪的为人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心知肚明，对他很尊重。刚才子明说了，我们都是这个感触：谁要有困难他一定会来到你的身边，当你困难解决了，他又离开你，不接受任何感谢，夸奖。这是他得高风亮节，精神境界，这么多年我们这些朋友都受到过刘迪的帮助。比如我爱人，89年我跑了，跑到温州，两年不通信，她带着1岁宝宝跑到哈尔滨去了。90年，她回到北京，就找到刘迪，为什么找他？是对他的信任。
他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他不愿意别人夸他，但他走后，我在悼文中还是要夸。“刘迪是个彻悟的人，看透人生，看透生命，他淡薄名利，清心寡欲，有食则居。他一生中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工资，只在插队时赚过可怜的工分，生活靠夫人微薄的工资和父母的接济，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是他的交通工具。在物质社会环境中，他不是不需要钱，而是把钱看的很轻，真的很轻！朋友有难，他即使再困难也会挤出钱来接济，有着纯粹的士大夫情结和狭义精神，这在当下的社会中是难能可贵的。物质上他是贫穷的，精神上他是富有的，他留给了社会一笔可贵的精神遗产”。我在悼念他的挽联中写道：“一生清白，没钱没车没房，两袖清风，有情有义有德”。
刘迪是个大度的人，很包容。有一次去大红门找我，身上都给磕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让摩托车撞飞了，昏过去了，开摩托车的人吓得守着他。刘迪醒过来一看也没什么事，就让肇事者走。这人到不干了,反倒让他赔车，最后闹到派出所去，警察把那骑摩托车的人骂了一顿。
刘迪从来不麻烦别人，甚至家人。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知道，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刘迪一直保持心灵的纯洁，人格的高贵，坚守着做人的原则和追求的理念。刘迪是人杰，是楷模。他一生很卑微却很高贵，因为高贵来自卑微；刘迪他很平凡但又很伟大，因为伟大来自平凡。
根据现场发言记录整理
2011年11月6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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