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警察向当地民众发放捆绑组织“民防”
上周，浙江湖州的织里镇爆发了严重的冲突。消息传来，让我颇感惊讶。因为在我的印像中，地处杭嘉湖平原的织里镇，是中国江南文明的一个典型小镇，用当地网民的话说，一向民风淳朴，社会安定。http://news.jinghua.cn/351/c/201110/31/n3518733.shtml
这里是世界童装最大的生产中心，富足繁华。最重要的是，这里是民营企业，尤其是小企业的天下。民营企业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都极强，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要大规模调动防暴警察，甚至向本地居民发放棍棒的程度。
有报道说，冲突的起源是一个安徽小老板抗税。不过从当地网民的议论看，湖州人与安徽人的矛盾已非一日，也就是说，冰冻三尺，这次事件是多年积累的矛盾的一次比较大的爆发。
那么，这个冲突事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这种矛盾有多大的普遍性呢？我们知道，浙江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其它沿海发达省份的最大区别，是依靠本土民营小企业。前些年，浙江是中国小企业主的投资天堂。这里的地方政府对外来的小资本最为开放，服务也最好。同时，浙江的民间融资也十分发达，再加上民营企业人多势众，不像在其它地方那样容易受国企和外企欺负。在这个过程中，浙江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得到很大好处，因为土地价格蒸蒸日上，政府的卖地中收入可以远胜从企业税收中得到的收入。而且，企业税收要和中央分享，而土地收入则可尽入地方政府的私囊。
金融危机的到来开始逆转这个逻辑，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要加剧了。首先是小企业的生存越来越困难。主要依赖民间小企业的地方财政，就不如那些依赖大国企和大外企的地方政府日子好过。我们看到，温州的经济这几年增长就一直乏力。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就想“腾笼换鸟”了，尤其是想把外地的小企业赶走，让大国企、大外企进来。这一次织里的安徽小企业主，表面上是抗税，实际上是在抗议地方政府用高税收来赶他们走路。
这次织里的冲突如此激烈，说明安徽企业主和工人不愿走。确实，你可以想像，有些人一家老小都过来了，有人可能已经过来很多年了，孩子在本地上学，甚至在当地买了商品房。怎么可能说走就走呢，而且，又能走到哪里去呢？
中国有一批学者为中国模式辩护，认为中国模式的一大优势，就是可以对农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对世界经济的波动有最大的抗压能力。织里的冲突告诉我们，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很多人已经回不去了。织里的安徽人此次反抗如此强烈，可能与他们来自安徽的同一地区，而且距离又比较近有关系。这令他们比较心齐，而且比较容易从家乡得到支援。
织里发生的矛盾在沿海地区应该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些年，沿海发达省份都不同程度地引进了不少外地投资者和中产阶级。这些人已经在当地安顿下来，但是，在经济越来越萧条，尤其是在地价开始回落，地方政府财源紧张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成为当地政府压榨的对像。因此，织里的冲突有可能是同样类型冲突的一个开端。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性在于，中央和地方的决策者急功近利，非常短视，他们根本不考虑，也无需考虑稍微长远一点的后果，因为今天的当权者，总是可以把问题转嫁给明天的当权者。这次织里的冲突事件，官方的处理方针还是老一套，一面进行镇压，一面封锁消息。事平之后，再搞一些粉饰太平的报道。10月31日，《 湖州日报》有一篇关于织里的最新报道：“吴兴区织里镇：企业只闻织机声”。http://unn.people.com.cn/GB/121616/16075842.html
报纸用一对安徽打工夫妇的话来批评冲突肇事者。“我们是计件计酬的，能多做点就能多拿点。两年前在老家买了120多平方米的新房，欠了10多万元，夫妻俩只想好好工作多挣点钱，早点把欠款还清。”“有想法从正规渠道提啊，闹什么闹，对谁都不好。”但谁都知道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不会因为肇事者不愿与政府沟通，而是沟通了也无用。现在的政策导向，地方政府只能选择赶安徽人走。而中央的当权者无心调整。因为只要这一年不出大事，以后闹得再大，也不是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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