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在审判席上的四人帮，右起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一）. 毛派基本群众
毛泽东以“农民革命”着称于世，但他其实并不代表广大农民利益，他所依靠的是社会游民阶层，即流氓无产者。湖南农民运动是农村被称作“痞子”者的造反活 动。1948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印行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将那些“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看作是 革命先锋。这个考察报告最早在湖南省委刊物《战士》披载时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这些人就是 毛掀起“农民革命”的基本群众。毛逃到井冈山后，依靠抢劫为生，当时“全军五千人”，“仅仅发油盐柴菜饯，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毛 选1卷64页）1931年毛率军打下漳州，仅这个小城就“筹款”百万银元，还洗劫了陈嘉庚开的商店。搞地区割据时，毛推行烧杀政策，他就带头烧过农民房 屋，目的在于变小有产为无产，强迫他们“革命”。土改则是平分土地，搜刮“浮财”，打死地主，消灭富农，总之，绝对平均，暴力横扫，这是流氓无产者的爱 好，而不是生产者的发家要求。至于合作化、公社化中的“共产风”更是游民阶层打家劫舍、共吃共喝的意识大暴露。“文革”时，毛竭力鼓惑打砸抢抄抓，扇动人 们祸乱社会。毛的游民意识集中于他的“斗争哲学”，他的逻辑是：“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红卫兵、造反派就是“斗争哲学”的体现者，他们的反社会性和肆意 攻击性造成一场旷古浩劫。
如今，毛派已失去往昔权力和威势，经过后起当权者对“三种人”的打击，造反派和打砸抢分子已分化和销声匿迹，但其残余力量仍在，还会时有折腾。而且，社会 既然存在孳生游民阶层的空间，新的游民分子必然会不时冒出来游荡。新旧游民成为当前毛派基本群众。这些人既无必要的文化水平，更无一般的毛氏理念，他们以 愚昧为荣，以斗殴为乐，对新的社会现象充满怨恨，认为追随毛派发泄不满是便宜渠道。于是，那些混迹江湖，勇于恶斗，长于投机，行无定轨的一伙经常为毛泽东 的一套兴风作浪。
不妨举一事例加以验证。学者吴敬琏撰文《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涉及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分歧，对有些人指责改革的领导人“背叛了毛泽东 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批评。“他们的指责是不是真有道理？回到‘左’的路线重拾‘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甚 至‘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我们的民族意味着什么？很有必要给予明确的回答。”“对于他们引为口实的社会问题到 底是由改革造成的，还是由于改革受到种种阻碍因而不到位或不彻底造成的，也需要正面讲清楚”。这两个问题本来是可以平心静气展开讨论的。不想，得到的回应 却是劈头盖脸一顿“驴唇不对马嘴”、“能力低下”、“水平太凹”、“老胡涂”、“野心勃勃”、“刁声浪气”、“不是省油的灯”等等，不讲文明的泼妇骂街。 吴敬琏在文章中提议进行5方面改革：党政分开；在有法可依、司法独立和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建立法治的基本框架；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逐步扩大公民的民主参 与；进行传媒改革，使言论自由和言论责任都得到保证。就是这么一份平实的建议，得到的回应是：“他说的‘党政分开’，实际指的是‘共产党下台’。”“人家 给‘民主’的定义是：共产党不下台就不是‘民主’，下了台就‘民主’了；共产党不下台就没有‘言论自由’，下了台就‘言论自由’了”。“‘改革’更是如 此：只要共产党没下台，那就是‘改革不到位’。共产党什么时候下台，‘改革’什么时候‘成功’。”据说，这是“用简单的形式逻辑稍微推敲一下就能一目了 然”的。没有分析，没有论证，不讲道理，不懂逻辑，不具备起码的辩论水平，只是乌马长枪，乱刺一通，颇像“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纠斗，与这样的人怎么能 坐在一起讨论呢？找不到可以探讨问题的愿望。还有进一步的指责：说吴敬琏“要共产党下台”受到美国副国卿佐利克的支持，吴敬琏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看 来，如果不把水搅浑，弄得谁都无法作声，他是不甘心的。这是谁？黎阳：《“党政分开”还是“共产党下台”――吴敬琏的“研究成果”》。
（二）毛派原生代
毛泽东说，使他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是3本书：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以这3本书为基础，演绎出毛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人民日报1966年8月26日）凡是懂得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都不会承认“造反有理” 是马恩的思想。毛对自己的胡诌毫不脸红，这句语录在“文革”时大行其道，使一场浩劫竟然成为堂而皇之的“造反有理”。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曲解被称作“马克 思主义的中国化”。由此，不得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作一番认真检查，看看有无假货。事实上，只要不回避毛泽东思想的现实表现，只要不 刻意为它涂脂抹粉，一查就会看出破绽：1980年中共组织4000党政军干部议论毛的主政史，与会者纷纷指出他的“帝王思想浓厚”、“帝王思想非常严 重”、“他虽然口头上讲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搞的是封建帝王那一套”、“本人有封建专制主义、帝王思想。如对刘少奇、彭德怀等同志就是如此”、“毛泽东在后 期实际上是一个帝王的形像加上神的形像”、“他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超过神与皇帝的绝对权威，并且要这种权威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受侵犯”、“当了领袖之后还要 当唯一的领袖，也很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等等（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66-75页）可以说，帝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统率。
从中共七大到“文革”，毛泽东的帝王思想成为绝对权威，而且高度神化。他鼓励“三忠于，四无限”，认同“早请示，晚汇报”，使大陆建立起超越皇权的绝对服 从的社会秩序。在这一过程中，有不断更新的大批党政军干部和文教人士追随毛，服膺毛，成为毛派。毛的形像是毛派的心灵图腾，毛泽东思想是毛派的精神指南， 共产党是毛派的组织归宿。这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大厦就巍然矗立起来，毛派成为这座大厦的支柱。在毛派心目中，领袖至上的观念是牢固的，党 管一切的制度是确定的，社会主义价值是永恒的，专政的威力是无比的。这样一批人构成毛派原生代。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深入毛思想的理论研究水平，有维 护自己信念的坚强意志，有深入下层调查民情的良好风尚，因而，他们是理性的一代。同他们可以展开平等辩论，也可以从他们的文章中汲取必要的社会信息，了解 左派的思维特点以及他们的生存动态。这对于研究社会转型是不可缺少的观注点。
这里展示一个最近的毛派与改革派搏斗事例。《炎黄春秋》1月号发表编辑部文章《新的一年新的期待》，郑重昭示：期待中国更加民主、社会更加公平、更加开 放，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实现。它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不够公正”，“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分享不够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往往 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友，改革收益较少的是工人、农民和中下层职员。而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还表现在资本与劳动的失 衡”，需要强化对资本的制衡力量。文章认为，纠正社会不公的关键在于建立相关的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只有政治改革才能够建立和发展民主政治”，所以，推 进政治改革是非常必要的。我以为，该文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建立相关民主制度，改善社会不公，对社会是有益的。
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却对该文作了严厉批判。奚文《评〈炎黄春秋〉的新年“卷首语”》发表于1月13日乌有之乡网。奚攻击如下两点：（1）炎黄说：“中国选 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就融入了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体制。”奚批评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所谓‘世界主流经济体制’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 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怎么就等于‘融入了’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呢？”这里暴露了奚教授在理论上的孤陋寡闻。“市场经济体制”就 是以价值规律为调节杠杆的商品交换体制，它本身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中共当局所以把“市场经济体制”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是为了掩盖 官方权力操控市场的实质，特别是为了掩盖权力与资本勾结进行市场掠夺的实质。奚教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在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2） 炎黄说：“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奚批评说：“所谓‘民主制度’和‘民主国家’，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些比较顽 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用以美化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国理论界从来不用这样的说法。”因此，指责炎黄和“那些顽固的资产阶级政客、学者是一鼻孔出气的”。 这一指责是毫无根据的。说“民主制度”为资本主义专有，“我国理论界从来不用这样的说法”，显示奚教授的偏狭。官方公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就 使用了“中国民主政治制度”这个概念。“民主”，概言之就是主权在民，人民作主。这一普世价值也没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民主的反面是专 制，这才是性质不同的区别。中共当局所以把“民主”冠以“社会主义”字样，是为了掩盖官方权力以“中共领导”的名义对人民主权的侵害和剥夺的实质，是为了 掩盖名为民主、实则专制的实质。奚教授硬要区分“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不过是替专制权力打掩护罢了。从这两点攻击看出，毛派执着于固有理念 而不肯研究外界的丰富性，一味抱残守缺，思想僵化。“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为多样形式，它的内涵早已超出马列的规范，毛派对此毫无研究兴趣。“普遍幸福 就是社会主义”较之“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要宽泛多了。这起码提供了扩大视野的机会，研究研究新观念何以产生，它的效果如何。要知道，公有制由 于所有者缺位而难于融入市场经济、按劳分配只是空想从未兑现过，毛派诸公对这两个问题毫不理会，只是闭着眼睛喊：公有制、按劳分配就是好！就是好！这就是 保守派的思维特点。
奚教授在评论《炎黄春秋》的文章中表现了毛派必有的政治警觉性。炎黄提出“上层建筑不太适应经济基础，这是当今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奚马上回驳： “我们国家所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造成的，而恰恰是没有很坚决地按照四项原则办事造成的。”“总而言之，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否则就不能保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个回驳虽然气势汹汹，却是无的放矢。不过，由此看到毛派念念不忘的是“上层建筑中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无 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地位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他们的镇家之宝，须时刻保卫，勿使损伤。不过奚教授于此处有一疏忽：上边提的是“四项基本原则”，这 里却丢了一项“社会主义道路”，这项原则大约让邓小平出卖或典当了吧？
这次博弈略显不足的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锋。思想只有交流才便于相互认识，各取所长；只有较量才便于互见短长，寻求真理。如果有气魄的话，可否彼此转载对 方文章展开论战，算是对“言论自由”的门坎有所突破？乌有之乡网1月14日载“梅俏”短讯：太原市迎泽公园每周六、日均有拥毛派与反毛派辩论，拥毛派还将 马宾所着《纪念毛泽东》拿来销售，一便衣买走一本，说是“给老爷子看”。
（三）毛派新生代
老一代毛派会逐渐走完历史之路，新一代毛派正不断补充。新生代较原生代的知识面宽，吸纳新思想能力强，敢想敢干，引人注目。突出的代表者是王士吉，笔名毛 继东，今年63岁。他提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与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腐败分子和新生民间资产阶级中急速暴发户之间的矛盾， 这个主要矛盾又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为集中代表。”他认为：“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救党救国”。他说：“毛泽东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 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他多次提出重建中共的主张，将重建纲领简化为“反腐反修反复辟”，“我们相信，重建后的中国 共产党一定能在普选人民代表中再次得到对国家进行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核心地位”。他还提出建立若干党内民主机制：（1）“建立党内争鸣报刊，允许各种不同 意见充分发表，不得压制任何不同意见，要保护少数。”（2）“允许建立党内公开派别组织，可以召开本派别会议，在党内会议期间可以提出副报告参加讨论，付 诸表决。”（3）“党内派别组织或党员可以分离出去另行组建新工人党。”（4）“在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多个工人政党。各个党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以联合 行动，也可以联合为一个党。”（5）“党内各级组织直至中央委员会，均由基层党员直接选举的党员代表中逐级产生，取消指定制、委任制、协商制。”（6） “党的各级领导人员应接受党员的直接监督，定期回原选举单位汇报工作，接受询问质询。”（7）“中央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竞选产生，以得票最多者当选。”
最近，毛派原生代与新生代筹办联合话动：原中央统计局长李成瑞和毛继东等发起百万人签名活动，建议中央尽快制定和认真实施《公职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公布 法》，并附上代拟的该项法律草案。他们认为，“财产申报公布法”是反腐倡廉的重要制度，是培养良好党风政风的重要举措。他们建议成立“最高廉政监察院”， 此院由现有国务院监察部升格而成，归全国人大领导，院长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向全国人大报告工作。地方亦建立相应机构。申报人范围，主要是担任县处级以上 各级领导职务的公务员。申报内容包括本人家庭成员和已另立家庭的子女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
这是一项浩大工程。光是百万人签名，没有相当人力、物力投入是拿不下的。如何打通渠道，争取中央立项，批准通过法案并着手实施，更是繁难事情。就选项说， 以当权派的财产申报为标的，正好碰到大批官员致命处，以前当权者搞过几次均告失败，这次毛派欲兴师动众再次进攻，能取得几何成果，令人担心。初次进攻，缺 乏经验，宜选取薄弱易破之处，比如签名呼吁废止劳教法。而且，这类大规模活动最忌单枪匹马上阵，为什么不考虑联合各界志者一起发动呢？ （20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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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38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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