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6日星期六

张鸣:廉租房与黑社会

历史的好玩之处在于,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往往会反复出现,人们经常在同样的一个坑里,被绊倒两次,三次,甚至N次。前面跌跟头的经历,后面的人经常不知 道,即使知道,也不甚了了,因此,再碰上这样的坑,依旧还是摔。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主旋律,虽然很多人不乐意听,却依然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奏响,这个旋律最主 要的乐章,是农民进城,显然,这个乐章,包含了更刺耳的声音,令先来的居民、尤其是城市管理者有点不愉快。

中国的城市化,在近代历史上,有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前半叶,第二次上世纪90年代开始,眼下正方兴未艾。城市化的一个标志就是城市人口的膨 胀,当年如此,今天也如此,膨胀的主要贡献,是外来人口的涌入,确切地说,就是农民的进城。尽管我们的现在的城市管理者,还固守着户籍观念,顽固地将多出 来的几百万统计不太清楚的外来人,叫做“流动人口”,但膨胀,却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

图为上海棚户区

流动人口这种现象,当年就出现过,在上海,许多农民进城,是划着船来的,一家人白天到岸上谋生,晚上就住在船上,在苏州河黄埔江上到处漂,属于名副其实的 “流动人口”。后来,船烂了,人还不想走,于是就把船抬到岸上来,用点泥巴糊一糊,“定居”了。同时,连船都没有的人,也会拣一些竹子木片苇席,搭起棚 子,这样,上海的棚户区就出现了。当年上海的棚户区,就是今天很多痛恨拉美模式的人们所讨厌的贫民窟,而且是比拉美的贫民窟恶劣到不知多少倍的贫民窟。无 论上海当年的棚户区,还是拉美国家的贫民窟,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是城市犯罪,黄、赌、毒的渊薮,或者说,犯罪高发区,也是城市黑社会最肥沃的土 壤。

熟悉上海历史的人都知道,上海的黑社会,青红帮,尤其是青帮,其迅猛发展主要在上世纪的2、30 年代,青帮三大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在民初头些年还默默无闻,到了30年代,就已经一跺脚上海乱颤了。而这些年,恰是上海人口急速膨胀的年份, 从1910年的128万涨到1936年的381万余,跃升为世界第五大都市。如果说,上海开埠以来,第一轮进城的人口中,还有大量为躲避太平天国战乱的富 裕人口,那么,20、30年代涌入的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原来种地为生的农民,以江北地方的人为主。吊诡的是,尽管青帮属于黑社会,但整个20世纪上半 叶,真正维持棚户区秩序,帮助工人、甚至资助组织工人罢工的,主要是帮会中人。

显然,这跟当时的城市管理者的态度有关。无论租界还是华界,当局对于进城农民的居住问题,基本上无视这个问题的存在,开始限制棚户区,甚至纵火烧掉一些棚 户,然后就放任不管。一些企业主,也跟现在的一样,只为招来的农民工建工朋,男女分住,并不希望这些工人在上海安家,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挡住农民进城就不 走的趋势,尽管棚户区脏乱差,污水横流,疾病滋生,但是,却一片一片地冒了头,成为上海20、30年代迅速膨胀出来的人口的主要居住场所。任何社区,都需 要秩序,哪怕是很不正常的秩序,既然合法的管理者不管,那么自然就会有黑社会的力量来管。在某种程度上,棚户区的居民,对于黑社会的管理,也有一定的亲和 力。

住下来的进城农民,属于城市的后来者,无权无势,受到先来者的歧视,再所难免,但是,如果不让这种歧视转变成后来者对城市的敌意,就必须使他们产生对城市 的归属感,认为自己属于所在的城市,没有归属感的人群,对所在城市,就往往意味着某种不安定因素,而黑社会,恰好迎合了这些人的某些不安份的情绪。而归属 感的建立,一般依赖于三个条件,相对固定的住所,一份工作和孩子的教育。换句话说,能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家,人也就安份了(目前珠三角地区日益猖獗的黑社会 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决进城农民的安居问题)。其中,工作可以市场来解决,但是住所和教育,则非有公共投入不可。我们看到,1949年以后政府对 上海已有的棚户区进行了部分的改造,住进固定房屋的浦东和闸北区的居民,尽管在老上海眼里仍然是“江北佬”,但他们对上海的自豪感,却一点也不差。

现在的兴建的廉租房,实际上就是在建城市贫民居住区,只是,目前的廉租房,还没有把进城农民纳入视野之中,但是,城市的居住问题,最大,最困难的,实际上 就是进城的农民,不要想指望这些人还会回到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留在城里不走的人会越来越多,跟以往的城市化一样,他们是所在城市的繁荣乃至生存不可或 缺的力量,其中某些人也为城市的秩序造成不小麻烦。如果城市的管理者依然对他们不闻不问,那么,他们的第二代,将会制造更大的麻烦。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 廉租房不对他们开放,如果他们子女的教育没有过问,那么,势必让他们投向黑社会,就算当地没有黑社会,也会生出来的。

或者是有序的贫民区,或者是无序的贫民窟,两者必居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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