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22日星期二

李志宁:1月17日 杂感选辑

中国的“协商民主”是荒唐的2008.1.17.

  今天偶然看到去年6月的一篇东西,想起了当时一部分官员或者学者讲到的“协商民主”的问题。

  据说,这种提法是西方有人觉得,在“投票民主”后,少数人还是会被多数人压制,所以,应当研究一下“协商民主”的问题。显然,所谓“协商民主”不可能取消“投票民主”。因为如果没有人民的投票,也就根本没有民主。

  这可能是西方人企图锦上添花,但是,它立刻被一些中国学者拿来,向中国老百姓行骗,似乎是中国有了“政协”,就有了“协商”,那就是已经有了民主。

  为此,当时中央党校一副校长举例时,竟然把文革说成是多数人“起来了”,“而把少数人批斗、关押”,因而文革就是多数人的“专制”。也就是说,多数人专了少数人的政。这是胡说八道!这说明,这个人大概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文革。否则,他就是故意如此。其实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当然,文革也不例外。

  1966年夏秋,文革中最早的保守派,例如北京劳动模范时传祥一派,就是工人中的“多数”。但是他们后来被“少数人”专政了,而且被专得很凶,时传祥几乎被整死。在上海,王洪文一派的“工总司”(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也是少数。

  中国人的多数到哪里去了呢?自1967年初的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和夏季3个月的全国大武斗之后,中国的多数人,实际上已经成了对于文革无奈而烦躁的旁观者,当时被称为“逍遥派”。所以,人民的多数根本就不是专政者。能够进入专政队伍的,或者进行疯狂打砸抢的,还是“极少数人”。而整个文革,分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等极少数人的专制,怎么能说这时是“多数人”的专制呢?这个人对历史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

  这样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连文革的历史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办“党”校的?也可想而知了。

  在人民根本没有“投票民主”条件下,却讲什么“协商民主”。谁和谁协商?建国后一直到今天,谁和谁协商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协商过吗?邓小平和陈云协商过吗?现在的高官们和“农民工”们协商过吗?劳、资双方协商过吗?中国是有个“政协”这样无用的吃饭机构,难道就真的有了政治各党派“协商”了吗?我看,不要再讲一些哄不住老百姓的可笑的话了。

  所以,没有“投票民主”,就没有民主的基础,什么民主的其他形式、像什么“协商民主”根本谈不上。就好比人们手中并没有馒头,却有人“教导”人民说:皮子应当怎样吃,里子应当怎样吃,是做成圆的吃,还是切开来吃?这样的教导,可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在西洋人手里,已经有“投票民主”了,当然可以研究馒头的不同吃法。但是中国人手里什么也没有,连“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没有,人民能和谁协商?

中国应当拿出民主化的勇气2008.1.17.

  我们说西方国家当家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要知道,在西方,哪个党想要上台,都要靠选票。在公司,是按股权投票;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要选总统,那就是按人头投票。选票,人手一张,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手里才有的。当然,过去有人说,资本家有“金喇叭”。

  不错,但是时至今日,公开的金喇叭,已经不可能了。

  在民主国家中,对于公民各种投票权的限制,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想,对于19世纪各种各样的老社会主义者们来说,目前任何西方国家,都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要多,甚至要多得多。

  显然,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也就是统治层)的组成,是不需要人民投票来决定的。

  那么,到底谁拥护执政党呢?有多少群众拥护呢?根本不知道。而且,越是到后来,离革命时代越远,就越不知道了,似乎也越来越“不敢知道”了。

  现在,哪个当家的所谓共产党,敢让人民“秘密投票”呢?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显然,如果要选民来投票,就必须有竞选,必须有执政思想不同的两三个(甚至更多)政治集团来竞选。这样,选民们才可能有个“选择”。

  没有竞选的的选举,不是真的“选”举。

  但中国目前,“党”已经虚位化,“党内”也没有两三派竞选,还是“上面”说了算。那么,党内民主,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立脚地,就是假的民主。而希望,就在于变成真的党内民主。

  再一方面,我认为应当认识到,没有民主选举,真的是搞不下去的。

朱镕基的三板斧2008.1.17.

  朱镕基时期,有三件事是做得很“勇”的。

  一是国企工人(也包括若干职员和科技人员)下岗,由国务院下达指标,大刀阔斧,砍得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家庭,顿时跌入“生活下降”的陷坑。

  二是,国家各个银行完全抛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变成与民争利的、赚人民的钱的一种器具。而且,银行是一个锋利的器具,难怪朱镕基要把它们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三是朱镕基公然宣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说给东南亚国家听的。据说,为了向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让利”,使得它们尽快渡过困难,中国损失了10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我从没听说,国家对国内老百姓也能如此慷慨。这也是“内外有别”。

中国并没有真的“市场竞争”2008.1.17.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自由的“资本家的联合”?

  我看,大概是他们与“官”的利益一致,可以共同剥一剥“民”。所以,官们也就容纳了它,而且还加以鼓励。

  在美国,曾经有“人民资本主义”一说,就是:大家都买股票,都成了投资的股东,大家都是资本家,都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

  所以,美国“资本家”的联合与竞争,与中国的似乎不同。尽管中国的股民,据说也达到了1亿人规模。但很少有股民会觉得自己就是个光荣的“资本家”了,似乎不过还是一个倒买倒卖股票的“小股民”罢了。

  所以,美国是“公司”之间的竞争。(美国有反托拉斯法)

  而中国,则是“老板”之间的竞争。

  但是,有了“资本家联合”后,在没有“工人的联合”时,“老板的竞争”,就会逐渐向“老板的联合”的方向运行了。(中国没有反垄断法)

  所以,中国好像还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似的。中国的竞争,主要是在老板和工人之间发生的。

  党的政策,政府的政绩,养育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若用官话来说,就是“培养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私营老板,还要“培养”!国家的职能,真是令人说不出话。就是被称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也不会说:他们政府的政绩,就是“培养了资本家”!

  美国自共和党里根总统之后,尽管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大大向右转了,但是时至今天,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也不敢像中国政府这样,把“新三座大山”肆无忌惮地扣在老百姓头上。说起来,中国的领导,那要勇敢得多了。房改、医改、教改,一个比一个厉害,简直让老百姓招架不住。而且,老百姓再困难,国家根本不怕,这叫做“解放思想”,也叫做“步子迈大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什么都不要怕,先干了再说。

四个坚持”是什么?2008.1.17.

  前不久与一个老朋友通话,偶然说到民主问题。想起了当年盛极一时的提法:是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其中的一个点,就是“四个坚持”。他问我“四个坚持”是哪4个?

  我想了半天,没有凑齐。只记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2条。因为1989年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实在太吓人了,好像是无产阶级被专政了……

  我们总是喜欢做一些拿数字当“系数”的游戏,也就是拿数字当定语。如什么四个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五爱、三好、三反五反、八荣八耻……,应当还有不少吧。不过,口号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常常叫得是铿锵作响,但很快,人们就不知道其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了。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十景病”的一个变种吧。

  朋友说,当“四个坚持”一出来时,他就感觉到它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朋友说,它没有提出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条。这还是我们当年加入少先队的誓词啊,是少先队员将手伸过头顶敬“队礼”的含义。

  是啊,那么在设计师看来,究竟什么才“高于一切”呢?我看,还是伟人啊,党啊,专政啊什么的。

  早日实现民主选举,对“党”也有好处。

  因为,现在,“合法性”问题会逐渐提到人们的心上。

  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60年了!那点残存的、战争时期带来的、因人民支持革命战争而表现出的某种“合法性”,到今天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消磨,不存在了。

  台湾的老蒋把政权交给小蒋,也是一种家族政治。也是没有合法性的。但因为这种东西是战争时代的延续,人们拿他没有办法的。后来,台湾的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必然的改变。当然,台湾实现民主的方便之处多些,例如人民受到西方民主意识的熏陶,比我们大陆人要多些,而西方的民主经验也更容易传进那个小岛。

  我们中国大陆,若是不走民主的道路,还能往哪里走啊?

  俄国,曾经是“苏联老大哥”,也已经政治民主化了。中国也应当拿出勇气,拿到历史的主动权,毅然决然把我们亲爱的祖国,改造成千秋万代的民主国家。

苏联撤走专家,究竟为哪般?2008.1.17.

  西方国家之间,称为盟国。

  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则称为“兄弟国家”。

  西方国家之间,没有以“兄弟”相称,倒好相处。而共产党们,相互之间称为“兄弟党”,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互称“兄弟国家”。但是,长时间里,中苏两国却是谁也不服谁,最后简直闹到个你死我活,兵戎相见?

  赫鲁晓夫曾不解地问毛,为什么西方国家之间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不行。似乎是美国到处驻军,而毛泽东却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事情大发脾气。

  毛泽东认为,事关主权,是不能容忍的。

  现在许多国人也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

  看来,北约各国之间,军事上很容易协调,谁也没有认为美国的驻军是侵犯了盟国的主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当年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在实际上,却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国际上的朋友,当时只剩下了“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不到200万人口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贫穷山国 —— 阿尔巴尼亚。

  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所有原来的朋友,都变成了敌人。

  因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几乎惟有中国一家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果真如此,那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搞得下去吗?

  毛泽东确实有他的“原则”的。

  为了这个“原则”,他可以把中国刚刚建设到一小半的“大工业经济体系”,毫不犹豫地停下来,作废。

  我当时看到,虽然中苏的分歧早就有了,大约在1956年就开始了。但到1960年苏联撤退全部专家图纸,还有4年的时间。按照80年初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的材料的说法,苏联所以一时没有撤走专家,那是把友谊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而不是毛泽东领导集团的身上。美国人的分析有道理。所以,我看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已经商定好的大工业建设,还在继续,苏联也没有把仅1%利息的低息贷款利息提高。

  我感到,所谓友谊,虽然已经冷却了,但还在维持着。

  后来,分歧公开后,也没有立即发生撤退专家的事。我原以为,19606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又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是苏联决心撤退专家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时间上,衔接得很紧。但是我后来发现,也不一定。

  苏联决定自721日至91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中止派遣专家900余人;中止执行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或减少了许多设备的供应。据统计,建国以来苏联援建项目共计304个,至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了103项。

  无可否认,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遭受了惨重损失。

  我想,中国总是骂人家,任何人都会撤走专家的吧。如果我有个邻居,整天在门口骂我,我还会把最好的饭菜赠送给他吗?

  但是最近,看到电视节目里歌颂毛泽东的故事。我忽然感到,也可能苏联撤退专家,还有更为直接的原因。故事说,当苏联在会议上咒骂和威胁那个小而不听话的阿尔巴尼亚时,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来见他。但不是在会客室里见面,而是把大使召到他的卧室,毛当时躺在床上,穿着睡衣,对大使很傲慢地说:“我不是请你来的,是召见你来的。你去告诉赫鲁晓夫。你们要是打阿尔巴尼亚,我们不会跑那么老远的地方去打仗,我们可以从近的地方开始。”(大意)

  这颇好像慈禧太后下“宣战诏书”的味道。

  这样的“外交”,可以说,简直是一种对于客人的侮辱。要显示大国风范,也没有这样干的吧。但是,大概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特有的风度,故意这样的。

  据那个电视节目说,一个月后,苏联撤回了所有在华的专家。

  后来,过了几年,毛泽东号召在全世界组成最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这个“既定国策”一直延续到邓小平在1979年对越南的边界战争。再后来,外交上改变为“韬光养晦”了,大概停止了这个“反苏统一战线”的政策。直到80年代末期,也就是著名的1989年,才实现了所谓“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然而,那个苏联,却很快就消失了。

关于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2008.1.17.

  据说,所谓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到2008年奥运会结束时为止。

  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官员有时就是明明白白地反对民主!连口头上的、假装的民主都没有!

  如果连外国记者都不能自由采访,这算什么事啊??国家难道是“官家”开的作坊吗?中国人民都是作坊里的奴隶吗?不可能是这样的!那凭什么连和外国记者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自夸是“唯物主义”,好像全世界都不唯物,只有我们中国唯物。

  中国还有“实事求是”的成语,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圣诫。

  但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好像是世上最不“唯物”的国家。要知道,绝大多数人民都是热爱这片土地的,绝不会平白无故地污辱它。

把民主还给人民2008.1.17.

  中国官员们就是不懂,在一个所谓法治国家,在一个所谓宪政国家,权力应当“分立”的道理。也可能他们不是不懂,而是毛泽东、邓小平给他们留下的就是这么个“政治摊子”,就是个“一小伙人专制”的政治制度。后来者们,乐在其中,因此乐不思改。

  从历史上看,独裁权力下中国的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始于文革,成于改革;至今,仍然可以说还风头正劲,还没有任何弱化的趋势或迹象。

  这就是困难所在。

  因为这种政治专制制度,谁捞到了,就好处无边,因此官吏绝不会轻易撒手。

  如果中国改变为“权力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或者五权分立),这些弄到了各种国家权力的人们,就无法维持“一小伙人说了算”、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制度了。那他们会不会干呢?当然很难,但也不能说全没希望。

  今天,“一元化领导”的毒素,已经流毒中国全身。这个制度,能给贪官污吏带来大好处,因此这个制度,也才会正像毛泽东自己形容的“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但是今天,所谓“党”的领导,并不和7000万党员有多大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关系,只和极少的“各级领导官员”有关。

  所以,这种一元化领导的基础,并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强大。

  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的时候,人民是多么支持啊!使人民能自动拥到大街上去支持,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当苏共后来垮台的时候,那全是一付“气数已尽”的萎靡衰败模样。千百万党员有什么用?像水渗进干涸的土地,消失得没了踪影,那么庞大的苏共垮台,竟然没有什么党员,再去为党的存在而“战斗”了。

  我们应当认识这种历史的辩证法。

  规律,是抗拒不了的。

  不如顺其方向,因势利导,或许能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因为那才是“中国人民”的天地。

  人民,才是最神圣的。

  建国之后,我们中国什么都喜欢讲个“人民”二字。举凡有公共性质的机构,也大都有“人民”的称呼。请看:中央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解放军、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就仿佛中国的一切都是“人民”的。

  甚至就是防空,也要说是“人民防空”,所以,咱们的防空洞,又有点奇特地被称作“人防工程”,而不是直接叫做防空设施。

  如果我们是真的尊重“人民”的,就应当把民主还给他们。

中国应当拿出民主化的勇气2008.1.17.

  我们说西方国家当家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要知道,在西方,哪个党想要上台,都要靠选票。在公司,是按股权投票;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要选总统,那就是按人头投票。选票,人手一张,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手里才有的。当然,过去有人说,资本家有“金喇叭”。

  不错,但是时至今日,公开的金喇叭,已经不可能了。

  在民主国家中,对于公民各种投票权的限制,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想,对于19世纪各种各样的老社会主义者们来说,目前任何西方国家,都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要多,甚至要多得多。

  显然,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也就是统治层)的组成,是不需要人民投票来决定的。

  那么,到底谁拥护执政党呢?有多少群众拥护呢?根本不知道。而且,越是到后来,离革命时代越远,就越不知道了,似乎也越来越“不敢知道”了。

  现在,哪个当家的所谓共产党,敢让人民“秘密投票”呢?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显然,如果要选民来投票,就必须有竞选,必须有执政思想不同的两三个(甚至更多)政治集团来竞选。这样,选民们才可能有个“选择”。

  没有竞选的的选举,不是真的“选”举。

  但中国目前,“党”已经虚位化,“党内”也没有两三派竞选,还是“上面”说了算。那么,党内民主,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立脚地,就是假的民主。而希望,就在于变成真的党内民主。

  再一方面,我认为应当认识到,没有民主选举,真的是搞不下去的。

  早日实现民主选举,对“党”也有好处。

  因为,现在,“合法性”问题会逐渐提到人们的心上。

  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60年了!那点残存的、战争时期带来的、因人民支持革命战争而表现出的某种“合法性”,到今天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消磨,不存在了。

  台湾的老蒋把政权交给小蒋,也是一种家族政治。也是没有合法性的。但因为这种东西是战争时代的延续,人们拿他没有办法的。后来,台湾的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必然的改变。当然,台湾实现民主的方便之处多些,例如人民受到西方民主意识的熏陶,比我们大陆人要多些,而西方的民主经验也更容易传进那个小岛。

  我们中国大陆,若是不走民主的道路,还能往哪里走啊?

  俄国,曾经是“苏联老大哥”,也已经政治民主化了。中国也应当拿出勇气,拿到历史的主动权,毅然决然把我们亲爱的祖国,改造成千秋万代的民主国家。

什么叫“党内生活不正常”?2008.1.17.

  以前,经常听到“党内生活不正常”这样一句经典描述。

  什么叫“党内生活不正常”?怎么才是“正常”?建国前和建国后,我们中共有多少时间是党内生活“正常”的?

  而正常或不正常,到底有什么实质意义,我们不清楚。

  一到出了问题,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现今就说“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

  但是发动大跃进的时节,总不能说“党内生活不正常”吧?不还是发生了人仰马翻、伤筋动骨的大跃进吗?看起来,就是“正常”,也不行。

  现在看来,1957-1958年初,应当是“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发起了“反反冒进”,逼得周恩来直做检查。1959-1962年庐山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也应当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时候。文革前后11年时间也要算“党内生活不正常”吧?这么一算,“毛泽东时代”共计27年,竟然起码有17年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占了多数时间,而“正常”是少数时间。天哪!正常,之所以叫“正常”,那就是因为“这种状态”占的时间长,是为正常。如果“不正常”的时间反而更长一些,那这还算是汉语么?

  其实,依我看,中国从来没有“党内民主”过。所以,对于我们党来说,党内不民主,才是“正常”的。

  直到今天。

  这是制度决定的。

  毛泽东在国民党压迫下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应当知道被压迫的滋味,他应当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待到他自己去压迫别人的时候,中国就变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一个人的性质,真是难以琢磨。

  看来,独裁的地位,就能够把人变坏,而且变得很坏。

  正是由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所以,无论是刘、周、彭德怀、张闻天……,还是梁漱溟、马寅初……,谁也止不住伟大领袖的任何愚蠢决策和决定。

  独裁的传统,到了邓小平时代,丝毫没有改变。本来,例如陈云这样的元老,有能力、有资格,应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在我党,似乎谁要是“第一把手”那就一定要大权独揽。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独裁体制”。

  依我看,中国只要“改革”了第一把手的独裁制度,就会出现根本好转

  没有权力“分立的法制,中国的一把手就会永远是皇帝、或者像皇帝一样。

  那样,中国政治就根本无法“根本好转“。

莫名其妙的术语2008.1.17.

  中国的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从官家的口里,总是不错的。别指望这些人能够重视“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几十年一贯制,很难听到官家批评自己。50年代周恩来搞“反冒进”,批评是那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毛泽东雷霆震怒。1962年刘少奇批评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太不小心翼翼了,最后竟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了惨重的代价。

  现在,中国的官家,生怕有一点声音说,中国的经济情况有问题。国家统计局官员出来说,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些“偏快”,但是还没有“过热”。中国的官方为了圆谎,实在是有些“绞尽脑汁”的本领。以前,说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如“积极”、“稳健”的形容词,就很难解了,好像还有个“萎靡的财政政策”和“冒失的货币政策”似的。现在呢,还是这样,本来“过热”两字就已经令人不知究竟何意,却又来了个新术语“偏快”,真是令我们这些普通人头脑肿胀,这都算是些什么经济“术语”啊?

  所以,中国的官员们,如果说第一能干的事情就是贪污,那第二就是胡编乱造些形容词了。他们也是一些“文学巨匠”了。

  其实,他们的目的,还是让人一看就知。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民:在我们官员们的领导下,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很好!很好!

  例如,官家说,虽然猪肉有些涨价,但是没有通货膨胀;虽然太湖有污染,但经过紧急治理,已经明显改善、明显好转……。

  我们永远不可能从官家嘴里听到警报。

  人民不知道“警报”也就算了,官员们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啊?

  不知道。

什么叫“宪政国家”?2008.1.17.

  什么叫“宪政国家”?宪政国家就是宪法至上,没有什么“党至上”、没有“党领导一切”这样的格式。

  其实,党也很难领导一切,因为任何表面看来“统一”的党,都免不了要分裂的。而分裂才是正常的,分裂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不分裂,才是不正常的。

  勉强维持着不分裂,也就是使国家政治不能走向正常。但是不可能永远。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分裂,使美国出现200多年来稳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分裂,也造就了俄国的民主制度。

  因此,分裂,就能产生推动历史的功勋作用。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苏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个符号,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而已。事情并不表明:苏中就是“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都被贬斥为“资本主义”,就说清了问题。

  苏联最终“终结”的历史,证明了“符号”是毫无意义的。

  在中国,这个符号其实也没有意义。例如过去,当伟大领袖要打倒刘少奇时,就说刘少奇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总后台”。好像“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符号,代表了一切最恶的东西。

  而现在呢,情况翻了个个儿。

  在国家领导人的心中,在不少民众的心中,“资本主义”这个符号,实际上又开始成了一种香气四溢的东西。但大家不说这个词,而是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符号来代替它,以免把过去的老的符号搞坏了,弄得自己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

  看来,什么事情,都还是需要一种“解释”的。

  人们需要一种说得过去的理论,来支撑自己。

  也所以,说理,也成了一种斗争。

  我以前说过,目前,中国吹鼓手们的文章,也已江郎才尽,已说不出个新花样了。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套话,也只能让人们烦躁。但是,国家宣传部门的那种说惯了的腔调,已经刻进他们僵化的脑袋里,怎么都改变不了了。

  当年,建国以前,当老百姓们听惯了“国民党的套话”时,忽然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也的确会让人们心头一震,觉得有理,愿意听。但是现在,时过境迁,时间已度过半个多世纪,就是改革算起,也已经30年了。所以,再新鲜的东西,也已经成了一堆“烂白菜帮子”了,不愿意再听了。可以说人们早已被“共产党的套话”弄得不胜其烦,甚至达到听了就反胃的程度。

  也所以,如果国家真的想做“宣传”工作的话,不改改腔调,也已经只能结果适得其反,让人民更看不上那帮子宣传家们了。

什么都听“市场”的吗?2008.1.17.

  目前中国经济生活的问题,我看,根本不在于什么“市场”、“计划”之类。

  学者们这样说,大概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便把大家思想都搞糊涂。让人们误以为,或者是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是光明前途;否则,就要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是一个缺吃少穿的经济呀!

  但这是吓唬人的话。

  我早就说过,其实,过去的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消失了;就是想回,也是回不去的。

  因为,造成当年的“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已经没有了。

  而且,说计划经济就意味着贫困,这也是不合逻辑的。

  计划本身并不会带来“贫困”,若有贫困,也是那些占据了“做计划”的官位的“人”,会以自己的愚蠢带来人民的贫困。而中国的事实是,正是那最有权威的伟大领袖,以突然发动的“大跃进”和绵延十年的“文革”,把原来的计划弄得乱七八糟,经济也才发生了大混乱,人民生活也陷入极度贫困。

  所以,即使以批判“计划经济”为生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打中要害。

  “计划”本身有什么错?西方国家也在经济生活中实施“计划化”,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力图“计划”出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这是否也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中国经济学家说,什么都要听“市场”的!那么,如果中国的“市场需求”不表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需求,这可怎么办?那不是糟了吗?中国经济学家肯定说,那还是要听市场的!市场至高无上!所以,事情很明白,如果我们什么都听中国经济学家的,人类大概就快完蛋了。

  还有,我不明白,难道办事有计划,有目标,富有前瞻性,就一定会带来经济贫困?难道办事无目的、乱闯乱碰,什么计划都没有,就可以富有?这算是个什么逻辑?其实,中国人自己也说不圆。例如,中国曾把“摸着石头过河”这蠢话捧上了天。但就是这句话,也表示了一个目的,就是“过河”,到达另一个岸边,还是要上岸的。但如何“过”?可以脱离法制、行贿受贿、暗箱操作、随便乱来就是了。这样一来,中国就在近30年里,始终泡在河里了,而没有到达彼岸。

  始终泡在河里好啊,可以混水摸鱼呀!

  贪官污吏们在一条浑河里泡了30年,前赴后继、争先恐后,泡得很舒服啊。

  所以,中国经济也始终上不了岸。

  不知是否一直要泡到自然资源全部搞光,给后代什么也留不下了为止?

  其实在我看来,改革前的经济困难,也是伟大领袖造成的,与“计划和市场”无关。

  而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根本不在什么“计划和市场”,而在于贪官污吏!

  正是因为中国贪官林立,遍地都是,无限贪欲,才使得中国人民中出现了生活相当困难的弱势群体。

年轻化”是中国公务系统的误区2008.1.17.

  目前中国的“公权力系统”,广为群众诟病,这是有道理的。整个国家的公务员的形成机制,就有很大问题。

  国家对于政府改革,没有多少实质性的高招,于是,一张嘴就说“年轻化”。

  “年轻化”成了选拔政府官员的标准,从古到今,没有见过这样奇异的改革。这种“标准”,其实是危害无穷。它只能有利于“上级更好地控制下级”,很难有其他的优点。

  中国应当考察一下西方国家的文官政府本身,看看人家,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在日本,有专门的“官僚学校”。在日文中官僚是个中性词,不是个贬义词。这种学校培养学生、即未来公务人员的“公务意识”,并掌握各种公务工作原则。日本的国家机关,例如通产省、大藏省什么的公务工作人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务机关是一样的,并不是专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尽管我们国家硬把它们叫做“资产阶级政府”。他们的“公务人员”,与“政治当权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的公务机关有自己的系统,最高的位置是副部长(日本叫次长)。它们是国家的工具。

  如果是部长,即政府内阁阁员,那是由“执政党”派来的。

  经过全民投票,竞选得胜的党派,在大选后“组阁”。所谓内阁阁员,即总理和各部部长,都是由竞选得胜的党派(例如日本自民党内就有公开的不同派别,当年所谓“角福火山”是指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其实那时是三派,还有一个,名字我忘了)来任命的。

  这样,执政党是一届一届竞选,部长们也可能像走马灯一样,经常变动。

  国家的公务系统,另是一套工作机构,是为执政党的政策工作的。但是执政党部长们管不了公务系统的人事财会等事务。所以,部长们决不可能有自己的班子,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带着“自己的人”一起调动。这样的好处是,相互之间有一种“权利分立”的味道。因此这样,也是一种相互制约。

  中国人呢,本来就是要抓权的,叫作“一把手一把抓”,没有权力的分立,也害怕权力的分立。似乎权力一旦分立,一旦有了“权力的制衡”,就会失去了那个宝贝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语),那就要天下大乱了。领袖们首先受不了了。连开明的领袖赵紫阳在软禁中也说,中国不能很快就实行多党政治,否则,会出现千百个党,就会乱套(大意)。这种在党内普遍存在的、糊涂而颟顸的治国理念,已经是世界上最为落后的一种了,可以说一点点“民主意识”都没有。

  不过,中国自称是“人民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

  但光是“自称”,到底有什么意思?

  90年代,我曾经亲眼看到美国的政府机关,没有门岗,没有传达室,人们随便出入,可以旅游,可以参观,可以上厕所,也可以直接找办事的官员们,非常容易而简便。……

  我当时看了大为惊讶。天哪,这就是那个“资产阶级政府”么?

  这使我恍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哦,后来一问,便明白了:原来是,如果政府不让老百姓进去的话,这个政府岂不要倒台么?因为政府是由人民选的!

  我99%的时间生活在中国,但是一直到昨天,我看到我们“人民政府”门前的站岗人员的威风,仍旧感到有点哆嗦。

  我的胆子太小了,和普通中国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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