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协商民主”是荒唐的（2008.1.17.）
今天偶然看到去年6月的一篇东西，想起了当时一部分官员或者学者讲到的“协商民主”的问题。
据说，这种提法是西方有人觉得，在“投票民主”后，少数人还是会被多数人压制，所以，应当研究一下“协商民主”的问题。显然，所谓“协商民主”不可能取消“投票民主”。因为如果没有人民的投票，也就根本没有民主。
这可能是西方人企图锦上添花，但是，它立刻被一些中国学者拿来，向中国老百姓行骗，似乎是中国有了“政协”，就有了“协商”，那就是已经有了民主。
为此，当时中央党校一副校长举例时，竟然把文革说成是多数人“起来了”，“而把少数人批斗、关押”，因而文革就是多数人的“专制”。也就是说，多数人专了少数人的政。这是胡说八道！这说明，这个人大概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文革。否则，他就是故意如此。其实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人”专“多数人”的政。当然，文革也不例外。
1966年夏秋，文革中最早的保守派，例如北京劳动模范时传祥一派，就是工人中的“多数”。但是他们后来被“少数人”专政了，而且被专得很凶，时传祥几乎被整死。在上海，王洪文一派的“工总司”（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也是少数。
中国人的多数到哪里去了呢？自1967年初的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和夏季3个月的全国大武斗之后，中国的多数人，实际上已经成了对于文革无奈而烦躁的旁观者，当时被称为“逍遥派”。所以，人民的多数根本就不是专政者。能够进入专政队伍的，或者进行疯狂打砸抢的，还是“极少数人”。而整个文革，分明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等极少数人的专制，怎么能说这时是“多数人”的专制呢？这个人对历史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
这样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连文革的历史都没有弄清楚，怎么办“党”校的？也可想而知了。
在人民根本没有“投票民主”条件下，却讲什么“协商民主”。谁和谁协商？建国后一直到今天，谁和谁协商过？毛泽东和刘少奇协商过吗？邓小平和陈云协商过吗？现在的高官们和“农民工”们协商过吗？劳、资双方协商过吗？中国是有个“政协”这样无用的吃饭机构，难道就真的有了政治各党派“协商”了吗？我看，不要再讲一些哄不住老百姓的可笑的话了。
所以，没有“投票民主”，就没有民主的基础，什么民主的其他形式、像什么“协商民主”根本谈不上。就好比人们手中并没有馒头，却有人“教导”人民说：皮子应当怎样吃，里子应当怎样吃，是做成圆的吃，还是切开来吃？这样的教导，可以说，一点意思都没有。在西洋人手里，已经有“投票民主”了，当然可以研究馒头的不同吃法。但是中国人手里什么也没有，连“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没有，人民能和谁协商？
中国应当拿出民主化的勇气（2008.1.17.）
我们说西方国家当家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要知道，在西方，哪个党想要上台，都要靠选票。在公司，是按股权投票；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要选总统，那就是按人头投票。选票，人手一张，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手里才有的。当然，过去有人说，资本家有“金喇叭”。
不错，但是时至今日，公开的金喇叭，已经不可能了。
在民主国家中，对于公民各种投票权的限制，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想，对于19世纪各种各样的老社会主义者们来说，目前任何西方国家，都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要多，甚至要多得多。
显然，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也就是统治层）的组成，是不需要人民投票来决定的。
那么，到底谁拥护执政党呢？有多少群众拥护呢？根本不知道。而且，越是到后来，离革命时代越远，就越不知道了，似乎也越来越“不敢知道”了。
现在，哪个当家的所谓共产党，敢让人民“秘密投票”呢？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显然，如果要选民来投票，就必须有竞选，必须有执政思想不同的两三个（甚至更多）政治集团来竞选。这样，选民们才可能有个“选择”。
没有竞选的的选举，不是真的“选”举。
但中国目前，“党”已经虚位化，“党内”也没有两三派竞选，还是“上面”说了算。那么，党内民主，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立脚地，就是假的民主。而希望，就在于变成真的党内民主。
再一方面，我认为应当认识到，没有民主选举，真的是搞不下去的。
朱镕基的三板斧（2008.1.17.）
朱镕基时期，有三件事是做得很“勇”的。
一是国企工人（也包括若干职员和科技人员）下岗，由国务院下达指标，大刀阔斧，砍得数以千万计的低收入家庭，顿时跌入“生活下降”的陷坑。
二是，国家各个银行完全抛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变成与民争利的、赚人民的钱的一种器具。而且，银行是一个锋利的器具，难怪朱镕基要把它们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
三是朱镕基公然宣布，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说给东南亚国家听的。据说，为了向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让利”，使得它们尽快渡过困难，中国损失了100亿美元的外贸收入，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钱。但我从没听说，国家对国内老百姓也能如此慷慨。这也是“内外有别”。
中国并没有真的“市场竞争”（2008.1.17.）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自由的“资本家的联合”？
我看，大概是他们与“官”的利益一致，可以共同剥一剥“民”。所以，官们也就容纳了它，而且还加以鼓励。
在美国，曾经有“人民资本主义”一说，就是：大家都买股票，都成了投资的股东，大家都是资本家，都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
所以，美国“资本家”的联合与竞争，与中国的似乎不同。尽管中国的股民，据说也达到了1亿人规模。但很少有股民会觉得自己就是个光荣的“资本家”了，似乎不过还是一个倒买倒卖股票的“小股民”罢了。
所以，美国是“公司”之间的竞争。（美国有反托拉斯法）
而中国，则是“老板”之间的竞争。
但是，有了“资本家联合”后，在没有“工人的联合”时，“老板的竞争”，就会逐渐向“老板的联合”的方向运行了。（中国没有反垄断法）
所以，中国好像还根本没有“市场竞争”似的。中国的竞争，主要是在老板和工人之间发生的。
党的政策，政府的政绩，养育了中国的资产阶级。
若用官话来说，就是“培养民营经济”。
民营经济，私营老板，还要“培养”！国家的职能，真是令人说不出话。就是被称为“资产阶级国家”的西方国家，他们的政府也不会说：他们政府的政绩，就是“培养了资本家”！
美国自共和党里根总统之后，尽管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大大向右转了，但是时至今天，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也不敢像中国政府这样，把“新三座大山”肆无忌惮地扣在老百姓头上。说起来，中国的领导，那要勇敢得多了。房改、医改、教改，一个比一个厉害，简直让老百姓招架不住。而且，老百姓再困难，国家根本不怕，这叫做“解放思想”，也叫做“步子迈大一点”、“胆子再大一点”，什么都不要怕，先干了再说。
“四个坚持”是什么？（2008.1.17.）
前不久与一个老朋友通话，偶然说到民主问题。想起了当年盛极一时的提法：是什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其中的一个点，就是“四个坚持”。他问我“四个坚持”是哪4个？
我想了半天，没有凑齐。只记得“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2条。因为1989年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实在太吓人了，好像是无产阶级被专政了……
我们总是喜欢做一些拿数字当“系数”的游戏，也就是拿数字当定语。如什么四个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五爱、三好、三反五反、八荣八耻……，应当还有不少吧。不过，口号刚刚提出来的时候，常常叫得是铿锵作响，但很快，人们就不知道其内容究竟是些什么了。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十景病”的一个变种吧。
朋友说，当“四个坚持”一出来时，他就感觉到它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朋友说，它没有提出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条。这还是我们当年加入少先队的誓词啊，是少先队员将手伸过头顶敬“队礼”的含义。
是啊，那么在设计师看来，究竟什么才“高于一切”呢？我看，还是伟人啊，党啊，专政啊什么的。
早日实现民主选举，对“党”也有好处。
因为，现在，“合法性”问题会逐渐提到人们的心上。
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60年了！那点残存的、战争时期带来的、因人民支持革命战争而表现出的某种“合法性”，到今天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消磨，不存在了。
台湾的老蒋把政权交给小蒋，也是一种家族政治。也是没有合法性的。但因为这种东西是战争时代的延续，人们拿他没有办法的。后来，台湾的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必然的改变。当然，台湾实现民主的方便之处多些，例如人民受到西方民主意识的熏陶，比我们大陆人要多些，而西方的民主经验也更容易传进那个小岛。
我们中国大陆，若是不走民主的道路，还能往哪里走啊？
俄国，曾经是“苏联老大哥”，也已经政治民主化了。中国也应当拿出勇气，拿到历史的主动权，毅然决然把我们亲爱的祖国，改造成千秋万代的民主国家。
苏联撤走专家，究竟为哪般？（2008.1.17.）
西方国家之间，称为盟国。
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则称为“兄弟国家”。
西方国家之间，没有以“兄弟”相称，倒好相处。而共产党们，相互之间称为“兄弟党”，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互称“兄弟国家”。但是，长时间里，中苏两国却是谁也不服谁，最后简直闹到个你死我活，兵戎相见？
赫鲁晓夫曾不解地问毛，为什么西方国家之间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却不行。似乎是美国到处驻军，而毛泽东却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事情大发脾气。
毛泽东认为，事关主权，是不能容忍的。
现在许多国人也坚持认为，这是一个主权问题。
看来，北约各国之间，军事上很容易协调，谁也没有认为美国的驻军是侵犯了盟国的主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当年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在实际上，却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国际上的朋友，当时只剩下了“欧洲一盏社会主义明灯”，不到200万人口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贫穷山国 —— 阿尔巴尼亚。
到了60年代初期，中国所有原来的朋友，都变成了敌人。
因为他们都是“修正主义”，几乎惟有中国一家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果真如此，那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搞得下去吗？
毛泽东确实有他的“原则”的。
为了这个“原则”，他可以把中国刚刚建设到一小半的“大工业经济体系”，毫不犹豫地停下来，作废。
我当时看到，虽然中苏的分歧早就有了，大约在1956年就开始了。但到1960年苏联撤退全部专家图纸，还有4年的时间。按照80年初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的材料的说法，苏联所以一时没有撤走专家，那是把友谊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身上，而不是毛泽东领导集团的身上。美国人的分析有道理。所以，我看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已经商定好的大工业建设，还在继续，苏联也没有把仅1%利息的低息贷款利息提高。
我感到，所谓友谊，虽然已经冷却了，但还在维持着。
后来，分歧公开后，也没有立即发生撤退专家的事。我原以为，1960年6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又对赫鲁晓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是苏联决心撤退专家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时间上，衔接得很紧。但是我后来发现，也不一定。
苏联决定自7月21日至9月1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中止派遣专家900余人；中止执行600个合同，其中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停止或减少了许多设备的供应。据统计，建国以来苏联援建项目共计304个，至1960年上半年，只建成了103项。
无可否认，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遭受了惨重损失。
我想，中国总是骂人家，任何人都会撤走专家的吧。如果我有个邻居，整天在门口骂我，我还会把最好的饭菜赠送给他吗？
但是最近，看到电视节目里歌颂毛泽东的故事。我忽然感到，也可能苏联撤退专家，还有更为直接的原因。故事说，当苏联在会议上咒骂和威胁那个小而不听话的阿尔巴尼亚时，毛泽东召见了苏联大使来见他。但不是在会客室里见面，而是把大使召到他的卧室，毛当时躺在床上，穿着睡衣，对大使很傲慢地说：“我不是请你来的，是召见你来的。你去告诉赫鲁晓夫。你们要是打阿尔巴尼亚，我们不会跑那么老远的地方去打仗，我们可以从近的地方开始。”（大意）
这颇好像慈禧太后下“宣战诏书”的味道。
这样的“外交”，可以说，简直是一种对于客人的侮辱。要显示大国风范，也没有这样干的吧。但是，大概毛泽东认为这是他特有的风度，故意这样的。
据那个电视节目说，一个月后，苏联撤回了所有在华的专家。
后来，过了几年，毛泽东号召在全世界组成最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这个“既定国策”一直延续到邓小平在1979年对越南的边界战争。再后来，外交上改变为“韬光养晦”了，大概停止了这个“反苏统一战线”的政策。直到80年代末期，也就是著名的1989年，才实现了所谓“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然而，那个苏联，却很快就消失了。
关于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2008.1.17.）
据说，所谓外国记者的“自由采访”，到2008年奥运会结束时为止。
我真的不明白，我们的官员有时就是明明白白地反对民主！连口头上的、假装的民主都没有！
如果连外国记者都不能自由采访，这算什么事啊？？国家难道是“官家”开的作坊吗？中国人民都是作坊里的奴隶吗？不可能是这样的！那凭什么连和外国记者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自夸是“唯物主义”，好像全世界都不唯物，只有我们中国唯物。
中国还有“实事求是”的成语，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圣诫。
但我们不要把自己变成好像是世上最不“唯物”的国家。要知道，绝大多数人民都是热爱这片土地的，绝不会平白无故地污辱它。
把民主还给人民（2008.1.17.）
中国官员们就是不懂，在一个所谓法治国家，在一个所谓宪政国家，权力应当“分立”的道理。也可能他们不是不懂，而是毛泽东、邓小平给他们留下的就是这么个“政治摊子”，就是个“一小伙人专制”的政治制度。后来者们，乐在其中，因此乐不思改。
从历史上看，独裁权力下中国的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始于文革，成于改革；至今，仍然可以说还风头正劲，还没有任何弱化的趋势或迹象。
这就是困难所在。
因为这种政治专制制度，谁捞到了，就好处无边，因此官吏绝不会轻易撒手。
如果中国改变为“权力分立”制度（三权分立、或者五权分立），这些弄到了各种国家权力的人们，就无法维持“一小伙人说了算”、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制度了。那他们会不会干呢？当然很难，但也不能说全没希望。
今天，“一元化领导”的毒素，已经流毒中国全身。这个制度，能给贪官污吏带来大好处，因此这个制度，也才会正像毛泽东自己形容的“茅屎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但是今天，所谓“党”的领导，并不和7000万党员有多大关系，甚至没有什么关系，只和极少的“各级领导官员”有关。
所以，这种一元化领导的基础，并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强大。
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的时候，人民是多么支持啊！使人民能自动拥到大街上去支持，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当苏共后来垮台的时候，那全是一付“气数已尽”的萎靡衰败模样。千百万党员有什么用？像水渗进干涸的土地，消失得没了踪影，那么庞大的苏共垮台，竟然没有什么党员，再去为党的存在而“战斗”了。
我们应当认识这种历史的辩证法。
规律，是抗拒不了的。
不如顺其方向，因势利导，或许能走出一片新的天地。
因为那才是“中国人民”的天地。
人民，才是最神圣的。
建国之后，我们中国什么都喜欢讲个“人民”二字。举凡有公共性质的机构，也大都有“人民”的称呼。请看：中央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解放军、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就仿佛中国的一切都是“人民”的。
甚至就是防空，也要说是“人民防空”，所以，咱们的防空洞，又有点奇特地被称作“人防工程”，而不是直接叫做防空设施。
如果我们是真的尊重“人民”的，就应当把民主还给他们。
中国应当拿出民主化的勇气（2008.1.17.）
我们说西方国家当家的是“资产阶级政党”。但是要知道，在西方，哪个党想要上台，都要靠选票。在公司，是按股权投票；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要选总统，那就是按人头投票。选票，人手一张，可不是只有“资产阶级”手里才有的。当然，过去有人说，资本家有“金喇叭”。
不错，但是时至今日，公开的金喇叭，已经不可能了。
在民主国家中，对于公民各种投票权的限制，也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想，对于19世纪各种各样的老社会主义者们来说，目前任何西方国家，都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要多，甚至要多得多。
显然，苏中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也就是统治层）的组成，是不需要人民投票来决定的。
那么，到底谁拥护执政党呢？有多少群众拥护呢？根本不知道。而且，越是到后来，离革命时代越远，就越不知道了，似乎也越来越“不敢知道”了。
现在，哪个当家的所谓共产党，敢让人民“秘密投票”呢？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显然，如果要选民来投票，就必须有竞选，必须有执政思想不同的两三个（甚至更多）政治集团来竞选。这样，选民们才可能有个“选择”。
没有竞选的的选举，不是真的“选”举。
但中国目前，“党”已经虚位化，“党内”也没有两三派竞选，还是“上面”说了算。那么，党内民主，也就没有了起码的立脚地，就是假的民主。而希望，就在于变成真的党内民主。
再一方面，我认为应当认识到，没有民主选举，真的是搞不下去的。
早日实现民主选举，对“党”也有好处。
因为，现在，“合法性”问题会逐渐提到人们的心上。
现在，战争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甲子”。60年了！那点残存的、战争时期带来的、因人民支持革命战争而表现出的某种“合法性”，到今天也已经随着时间的消磨，不存在了。
台湾的老蒋把政权交给小蒋，也是一种家族政治。也是没有合法性的。但因为这种东西是战争时代的延续，人们拿他没有办法的。后来，台湾的民主化，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必然的改变。当然，台湾实现民主的方便之处多些，例如人民受到西方民主意识的熏陶，比我们大陆人要多些，而西方的民主经验也更容易传进那个小岛。
我们中国大陆，若是不走民主的道路，还能往哪里走啊？
俄国，曾经是“苏联老大哥”，也已经政治民主化了。中国也应当拿出勇气，拿到历史的主动权，毅然决然把我们亲爱的祖国，改造成千秋万代的民主国家。
什么叫“党内生活不正常”？（2008.1.17.）
以前，经常听到“党内生活不正常”这样一句经典描述。
什么叫“党内生活不正常”？怎么才是“正常”？建国前和建国后，我们中共有多少时间是党内生活“正常”的？
而正常或不正常，到底有什么实质意义，我们不清楚。
一到出了问题，如1959年的庐山会议，现今就说“当时党内生活不正常”。
但是发动大跃进的时节，总不能说“党内生活不正常”吧？不还是发生了人仰马翻、伤筋动骨的大跃进吗？看起来，就是“正常”，也不行。
现在看来，1957-1958年初，应当是“党内生活不正常”，毛泽东发起了“反反冒进”，逼得周恩来直做检查。1959-1962年庐山会议到八届十中全会，也应当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时候。文革前后11年时间也要算“党内生活不正常”吧？这么一算，“毛泽东时代”共计27年，竟然起码有17年是“党内生活不正常”的，占了多数时间，而“正常”是少数时间。天哪！正常，之所以叫“正常”，那就是因为“这种状态”占的时间长，是为正常。如果“不正常”的时间反而更长一些，那这还算是汉语么？
其实，依我看，中国从来没有“党内民主”过。所以，对于我们党来说，党内不民主，才是“正常”的。
直到今天。
这是制度决定的。
毛泽东在国民党压迫下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应当知道被压迫的滋味，他应当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待到他自己去压迫别人的时候，中国就变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一个人的性质，真是难以琢磨。
看来，独裁的地位，就能够把人变坏，而且变得很坏。
正是由于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所以，无论是刘、周、彭德怀、张闻天……，还是梁漱溟、马寅初……，谁也止不住伟大领袖的任何愚蠢决策和决定。
独裁的传统，到了邓小平时代，丝毫没有改变。本来，例如陈云这样的元老，有能力、有资格，应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在我党，似乎谁要是“第一把手”那就一定要大权独揽。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独裁体制”。
依我看，中国只要“改革”了第一把手的独裁制度，就会出现根本好转。
没有权力“分立”的法制，中国的一把手就会永远是皇帝、或者像皇帝一样。
那样，中国政治就根本无法“根本好转“。
莫名其妙的术语（2008.1.17.）
中国的经济情况到底怎么样？从官家的口里，总是不错的。别指望这些人能够重视“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习惯，几十年一贯制，很难听到官家批评自己。50年代周恩来搞“反冒进”，批评是那样小心翼翼，还是惹得毛泽东雷霆震怒。1962年刘少奇批评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太不小心翼翼了，最后竟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了惨重的代价。
现在，中国的官家，生怕有一点声音说，中国的经济情况有问题。国家统计局官员出来说，中国的经济虽然有些“偏快”，但是还没有“过热”。中国的官方为了圆谎，实在是有些“绞尽脑汁”的本领。以前，说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些如“积极”、“稳健”的形容词，就很难解了，好像还有个“萎靡的财政政策”和“冒失的货币政策”似的。现在呢，还是这样，本来“过热”两字就已经令人不知究竟何意，却又来了个新术语“偏快”，真是令我们这些普通人头脑肿胀，这都算是些什么经济“术语”啊？
所以，中国的官员们，如果说第一能干的事情就是贪污，那第二就是胡编乱造些形容词了。他们也是一些“文学巨匠”了。
其实，他们的目的，还是让人一看就知。就是要告诉中国人民：在我们官员们的领导下，中国的一切都很好！很好！很好！
例如，官家说，虽然猪肉有些涨价，但是没有通货膨胀；虽然太湖有污染，但经过紧急治理，已经明显改善、明显好转……。
我们永远不可能从官家嘴里听到警报。
人民不知道“警报”也就算了，官员们自己心里清楚不清楚啊？
不知道。
什么叫“宪政国家”？（2008.1.17.）
什么叫“宪政国家”？宪政国家就是宪法至上，没有什么“党至上”、没有“党领导一切”这样的格式。
其实，党也很难领导一切，因为任何表面看来“统一”的党，都免不了要分裂的。而分裂才是正常的，分裂就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不分裂，才是不正常的。
勉强维持着不分裂，也就是使国家政治不能走向正常。但是不可能永远。汉密尔顿和杰佛逊的分裂，使美国出现200多年来稳定的社会民主制度。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分裂，也造就了俄国的民主制度。
因此，分裂，就能产生推动历史的功勋作用。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苏中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成了个符号，成了一个特殊的符号而已。事情并不表明：苏中就是“社会主义”，而其他国家都被贬斥为“资本主义”，就说清了问题。
苏联最终“终结”的历史，证明了“符号”是毫无意义的。
在中国，这个符号其实也没有意义。例如过去，当伟大领袖要打倒刘少奇时，就说刘少奇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总后台”。好像“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符号，代表了一切最恶的东西。
而现在呢，情况翻了个个儿。
在国家领导人的心中，在不少民众的心中，“资本主义”这个符号，实际上又开始成了一种香气四溢的东西。但大家不说这个词，而是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等符号来代替它，以免把过去的老的符号搞坏了，弄得自己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
看来，什么事情，都还是需要一种“解释”的。
人们需要一种说得过去的理论，来支撑自己。
也所以，说理，也成了一种斗争。
我以前说过，目前，中国吹鼓手们的文章，也已江郎才尽，已说不出个新花样了。不管他们说些什么套话，也只能让人们烦躁。但是，国家宣传部门的那种说惯了的腔调，已经刻进他们僵化的脑袋里，怎么都改变不了了。
当年，建国以前，当老百姓们听惯了“国民党的套话”时，忽然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也的确会让人们心头一震，觉得有理，愿意听。但是现在，时过境迁，时间已度过半个多世纪，就是改革算起，也已经30年了。所以，再新鲜的东西，也已经成了一堆“烂白菜帮子”了，不愿意再听了。可以说人们早已被“共产党的套话”弄得不胜其烦，甚至达到听了就反胃的程度。
也所以，如果国家真的想做“宣传”工作的话，不改改腔调，也已经只能结果适得其反，让人民更看不上那帮子宣传家们了。
什么都听“市场”的吗？（2008.1.17.）
目前中国经济生活的问题，我看，根本不在于什么“市场”、“计划”之类。
学者们这样说，大概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便把大家思想都搞糊涂。让人们误以为，或者是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是光明前途；否则，就要回到过去的“计划经济”，那是一个缺吃少穿的经济呀！
但这是吓唬人的话。
我早就说过，其实，过去的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已经消失了；就是想回，也是回不去的。
因为，造成当年的“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已经没有了。
而且，说计划经济就意味着贫困，这也是不合逻辑的。
计划本身并不会带来“贫困”，若有贫困，也是那些占据了“做计划”的官位的“人”，会以自己的愚蠢带来人民的贫困。而中国的事实是，正是那最有权威的伟大领袖，以突然发动的“大跃进”和绵延十年的“文革”，把原来的计划弄得乱七八糟，经济也才发生了大混乱，人民生活也陷入极度贫困。
所以，即使以批判“计划经济”为生的中国经济学家，也根本没打中要害。
“计划”本身有什么错？西方国家也在经济生活中实施“计划化”，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力图“计划”出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这是否也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中国经济学家说，什么都要听“市场”的！那么，如果中国的“市场需求”不表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需求，这可怎么办？那不是糟了吗？中国经济学家肯定说，那还是要听市场的！市场至高无上！所以，事情很明白，如果我们什么都听中国经济学家的，人类大概就快完蛋了。
还有，我不明白，难道办事有计划，有目标，富有前瞻性，就一定会带来经济贫困？难道办事无目的、乱闯乱碰，什么计划都没有，就可以富有？这算是个什么逻辑？其实，中国人自己也说不圆。例如，中国曾把“摸着石头过河”这蠢话捧上了天。但就是这句话，也表示了一个目的，就是“过河”，到达另一个岸边，还是要上岸的。但如何“过”？可以脱离法制、行贿受贿、暗箱操作、随便乱来就是了。这样一来，中国就在近30年里，始终泡在河里了，而没有到达彼岸。
始终泡在河里好啊，可以混水摸鱼呀！
贪官污吏们在一条浑河里泡了30年，前赴后继、争先恐后，泡得很舒服啊。
所以，中国经济也始终上不了岸。
不知是否一直要泡到自然资源全部搞光，给后代什么也留不下了为止？
其实在我看来，改革前的经济困难，也是伟大领袖造成的，与“计划和市场”无关。
而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根本不在什么“计划和市场”，而在于贪官污吏！
正是因为中国贪官林立，遍地都是，无限贪欲，才使得中国人民中出现了生活相当困难的弱势群体。
年轻化”是中国公务系统的误区（2008.1.17.）
目前中国的“公权力系统”，广为群众诟病，这是有道理的。整个国家的公务员的形成机制，就有很大问题。
国家对于政府改革，没有多少实质性的高招，于是，一张嘴就说“年轻化”。
“年轻化”成了选拔政府官员的标准，从古到今，没有见过这样奇异的改革。这种“标准”，其实是危害无穷。它只能有利于“上级更好地控制下级”，很难有其他的优点。
中国应当考察一下西方国家的文官政府本身，看看人家，究竟是怎样运作的。
在日本，有专门的“官僚学校”。在日文中官僚是个中性词，不是个贬义词。这种学校培养学生、即未来公务人员的“公务意识”，并掌握各种公务工作原则。日本的国家机关，例如通产省、大藏省什么的公务工作人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公务机关是一样的，并不是专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政府，尽管我们国家硬把它们叫做“资产阶级政府”。他们的“公务人员”，与“政治当权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国家的公务机关有自己的系统，最高的位置是副部长（日本叫次长）。它们是国家的工具。
如果是部长，即政府内阁阁员，那是由“执政党”派来的。
经过全民投票，竞选得胜的党派，在大选后“组阁”。所谓内阁阁员，即总理和各部部长，都是由竞选得胜的党派（例如日本自民党内就有公开的不同派别，当年所谓“角福火山”是指田中角荣和福田赳夫，其实那时是三派，还有一个，名字我忘了）来任命的。
这样，执政党是一届一届竞选，部长们也可能像走马灯一样，经常变动。
国家的公务系统，另是一套工作机构，是为执政党的政策工作的。但是执政党部长们管不了公务系统的人事财会等事务。所以，部长们决不可能有自己的班子，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带着“自己的人”一起调动。这样的好处是，相互之间有一种“权利分立”的味道。因此这样，也是一种相互制约。
中国人呢，本来就是要抓权的，叫作“一把手一把抓”，没有权力的分立，也害怕权力的分立。似乎权力一旦分立，一旦有了“权力的制衡”，就会失去了那个宝贝的“一元化领导”（毛泽东语），那就要天下大乱了。领袖们首先受不了了。连开明的领袖赵紫阳在软禁中也说，中国不能很快就实行多党政治，否则，会出现千百个党，就会乱套（大意）。这种在党内普遍存在的、糊涂而颟顸的治国理念，已经是世界上最为落后的一种了，可以说一点点“民主意识”都没有。
不过，中国自称是“人民政府”，是“无产阶级政权”。
但光是“自称”，到底有什么意思？
90年代，我曾经亲眼看到美国的政府机关，没有门岗，没有传达室，人们随便出入，可以旅游，可以参观，可以上厕所，也可以直接找办事的官员们，非常容易而简便。……
我当时看了大为惊讶。天哪，这就是那个“资产阶级政府”么？
这使我恍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
哦，后来一问，便明白了：原来是，如果政府不让老百姓进去的话，这个政府岂不要倒台么？因为政府是由人民选的！
我99%的时间生活在中国，但是一直到昨天，我看到我们“人民政府”门前的站岗人员的威风，仍旧感到有点哆嗦。
我的胆子太小了，和普通中国人一样。
今天偶然看到去年6月的一篇东西，想起了当时一部分官员或者学者讲到的“协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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