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困境
先看看经济的情况。
最为突出的，自然是胡温政府的宏观调控。对这宏观调控，批评不少，认为其无能，或劳而无功，等等。其实，它的“功”还是有的，至少，它对付“股民”、“基民”，还是有些本事，几番出手，已使得急剧上涨的股市出现大逆转，而且恰恰是在中共十七大进行之际真正见了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其次，对房市的持续调控，似乎也在见效，房价之拐点据说已经出现，有的媒体已急不可待地质问“房产商还能挺多久”了，只是，人们也不能不承认，刚性购房需求依然存在，房价涨势还是有其潜力，况且它如此桀骜不驯的背后，那更强大的力量，却并非宏观调控的对象。
总体而言，宏观调控成效不彰，乃有目共睹，特别是，外贸顺差居高不下，而外汇占款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又使得通货膨胀势头凶猛，无论怎样以“结构性通胀”来敷衍，终究是苍白无力。
有意思的是，中共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人们的解读却颇为不同。《财经》杂志的胡舒立（右图）在《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认为，“在宏观收紧的总趋势下，未来的调控措施将以扩大内需为目标，与深化改革相同步，具有显著的实质性意味”，而“货币政策的作用将有较大提升”则表明“在上一轮调控中饱受批评的行政手段会大幅减少，乃至渐次退出调控舞台，而市场手段成为主流”。但是，台湾《工商时报》却认为，“温家宝在新加坡的‘三防’发言内容为主，预示着大陆宏观调控政策将更趋紧缩，且行政手段将凌驾于市场手段之上”，大陆《财经时报》也认为，“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对信贷数量及节奏调控，彰显‘有形之手’将发挥更大作用”。
其实，在“中国特色”的支配下，宏观调控依靠行政方式，是为常态，所谓行政手段“渐次退出调控舞台”应该说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市场手段成为主流”也为时尚早。这是因为，中国经济中的矛盾，都是其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亦即国有体制占据支配地位的表现。这一矛盾，随着经济发展而正在深化，不实行政治改革和深化经济改革，不仅市场“无形之手”难以奏效，即使行政“有形之手”也能耐有限。
以房市调控而言，正如经济学家陈志武指出的，“国家对土地权的垄断逼着房产开发商都必须跟权力打交道，只有从地方政府才能得到土地，由此引出‘官商勾结’这条单行道”。民众有购置房产的需求，面对不断上涨的房价，他们只能更多地依靠银行贷款，而开发商要拿地要开发房产项目，也同样需要银行贷款。美国次级房贷的情况表明，贷款者与放贷者可以把他们的生意弄到一个何等危险的地方。而中国的情况更有其特殊性，即银行成为矛盾表现的焦点，地权垄断却是深层根源。中共政府死守着“土地国有”，则其宏观调控看上去是遵循着市场原则与逻辑，实际上却正如陈志武指出的那样，“基本上是重复了‘解决高利贷问题的办法是打压放贷者’的逻辑，所以才有‘越调控，房价越高’的结局”。这与韩国左倾的卢武铉政府一方面限制首尔新住屋供给，同时却试图扼阻房地产价格飙涨，看来很是相似。
再看通货膨胀。经济学家周其仁（左图）说，他“看得清楚，钢铁、水泥、电解铝、土地、汽车、房地产一路抓过来，政府很辛苦，但CPI还是上来了”。最有意思的是，政府一手管住油品价格，一手维持着国有企业巨头对石油的垄断，国际油价上涨，内销不如外销，于是国内市场出现“油荒”，垄断企业迫使政府允许油价提高。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谷物方面，用周其仁的话说，“今年中国的谷物居然还是净出口。细节问题很多，但汇率影响是根本的：因为所有出口看起来很合算，进口却很不合算，那还不是谷物净出口？几亿农民进了城，谷物还搞净出口，同时无数专家天天担心‘粮食安全’，这个日子还怎么过？”汇率问题很复杂也要命，但无可讳言，正如周其仁指出的，当下中国的通胀，“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承认，今年以来外汇占款在M2增加额中的比率越来越高，而中国大陆又是被动地以外汇资产来创造人民币，央行只得严格控制信贷额度，但是这样却会压缩企业的融资空间，可能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照分析师谢国忠的看法，“货币升值、薪酬提升、出口增值税补贴减少、明年的利得税提升、劳动合同法等，这些都给出口工业带来很大压力”，而“中国还没有富裕到足以放弃出口工业的程度，因此不能承受对出口工业的进一步施压，货币升值幅度必须适度”。如此左右为难，意味着汇率形成机制迫切需要改革。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面对国际压力时总是说，人民币升值已经够快，而且中国重在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只是，实际矛盾更为尖锐化，其突出 表现为，这种改革拖得越久，或进行得越缓慢，则改革的成本就越高。
中国目前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国有体制与现实生产力性质及其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这一现实中，表现得很清楚，而在改革热情消散、“对外强硬”热情高涨、“货币战争”之类“阴谋论”畅销盛行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艰难，鲜明地体现出现行体制的根深蒂固和盘根错节。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在国有体制支配下进行，就只能对民营企业、对民众投资者逞威风，而对博弈能力渐渐强大的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行政手段越来越显出局限性，市场手段也效果有限，很是尴尬。
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目前的表现在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方面，民营企业迅速成长，然而，它们在国有体制重压之下，诸如行业进入门槛、银行贷款限制，以及国有垄断企业挤压等等，这样，它们竭力压低企业生产成本，对生产条件改善、对劳工工资提高普遍地缺乏热情，就有了某种特殊的涵义。
先前，一则台资企业富士康为“血汗工厂”的随意性很大的报导，迅速引起强烈反响，而最近，这家企业与数万名已连续工作八年以上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比新劳动合同法规定十年以上员工才有机会享有此权利来得更为宽松，社会上看来很是平静。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人们对权力无可奈何，对资本的仇视却明显地急剧发展，况且“血汗工厂”的确大量存在，甚至黑砖窑黑煤窑之类都相当普遍，对资本，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当然会有仇视的情绪。然而，随意抨击富士康这样相对善待企业员工的著名企业，会得到强烈的关注，吸引大量的眼球，却实际上对形成企业型社会十分不利──特别是因为，企业漠视员工权利，实际上是政府无视公民权利、工会工贼化的社会环境中很自然的现象。
资料表明，大陆企业2007年工资增长幅度为全球第一，但是在物价指数迅速攀高的影响下，工资增长的效应大为抵消，因而其增长需求还是会很大。这种状况，对于中国的竞争力，是现实的制约，未来企业工资是否还能大幅度增长，可拭目以待。
另一方面，国有垄断企业实力显著增强，在国际市场上收购企业、抢购资源，在“主权财富基金”中也成为主要角色，在国际间甚至引起“全球国有化”的疑虑，然而，得到的收益未必与国民分享，而滥用、贪腐的后果，终究还是要落到纳税人的头上，是这种国有体制“国际竞争力”的特色。
那些国有石油垄断企业很典型，它们不仅有办法迫使油价提高，更有胆量在自己整体赢利的情况下，就其部分业务的政策亏损而连年申请国家补贴，已经为国人所侧目、所嘲笑。同时，这也使人更为注意到，国家财政收入正持续地以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长──这似乎从来就没有什么“过热”或“过快”之嫌，而它的使用和对社会的报告，都任由政府安排，根本不拿纳税人当回事儿。
人们发现，中国政府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占GPD的比例极小，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而其不合理的公共投入则“高居世界第一”，每年浪费掉的公共投入每年超过两万亿。而那些国有企业，不仅有国家财政、金融体系大力支持，还有传统观念及卫道士们祭出诸如“国家安全”之类的保护伞和护身符。它们对付宏观调控的力量，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亦即国有体制居支配地位的典型表现。
最近韩国总统选举中李明博胜出，有评论认为将在韩国开创“企业家（或CEO）治国”的篇章。李明博当选后发表声明指出，他的政府将打造韩国成为“全球性的韩国”，将“营造一种气氛，让企业可以毫无拘束地投资”。针对左倾的卢武铉政府的政策，这位有着企业家经历的政治家保证，将提振经济增长，创造就业，重新活化从州道、中小企业到个体户的经济力。令人感慨的是，中国经济中也已经出现个体经济萎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状况，但这里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体制当道，企业活力、竞争力，以及“自主创新”，都在政府控制之中，“新闻联播”中弥漫着“多亏政府支持”、“感谢政府帮助”气氛，分明独具“中国特色”。
不过，到年末的时候，出现了几起农民宣布其拥有（或收回）土地所有权的事件，都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参与其中。这是真正有意义的进展。面对这样的行动，中共地方当局故作姿态，要求“任何人不得就事件性质乱表态”，要求其下级一定要做好“稳定工作”，但终究还是露出凶相，对农民代表实施镇压措施，陕西华阴市政府公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刑事拘留农民代表。这表明，即使农民要求真正的土地集体所有，也还是会遭到中共政权的反对，甚至镇压。国有体制对农村发展的束缚已是显而易见，而冲破国有体制束缚，看来无法指望政府的改革决心或宏观调控，终究还是要靠民间自己积聚力量。
△政治：机器与人的博弈
现在再来看政治方面。
中共的十七大再次表明，这个党奉行着“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名义上拥有最高权力的全党代表大会也不例外，而实质性的政治进展则是，曾庆红施展权谋以退为进，抑制住“团派”势力的扩张势头，使得“太子党”与“团派”相互抗衡、制约的格局隐然成形，各派系老干部以及自由派、“左派”，则都缺乏政治领袖，暂时只能在一旁虎视眈眈。
毛泽东与邓小平，都有过在党内遭打击、被排挤的经历，在残酷的政治中锤炼出对权术的造诣。在掌握权力之时，他们操纵党机构的力量，也操纵民众的力量，毛泽东可以将党机构打碎了再重建，邓小平对党机构玩不出那样的手段，但他可以先说“民主墙是个好东西”而借助民间力量，再翻手将民间力量打倒在地，本事也不算小。
江泽民与胡锦涛没有经历过凶险的政治博弈，不是革命家式的政治家，而是工程师型的政治家。不过，江泽民有曾庆红辅佐，其背后，则是中共的政治智慧由“太子党”而传承，而发扬光大。在80年代之初，中共高层已达成了“太子党”接班掌握权力的共识，但其间遭遇了抵制，经历了曲折，其趋势隐退，现在又卷土重来。有了这一番曲折，“太子党”掌权与“家天下”之间，尽管有许多相同，却也就有了更多的区别。
胡锦涛与曾庆红之间，看来是有合作，但缺乏更进一步的亲密关系，而“团派”能够学到中共的政治智慧，也大概多为学得皮毛，缺乏“太子党”那样从“贵族”生活经历中把握其精髓的能力。这样，胡锦涛与“团派”时常显露出权力扩张的声势，到了关键时刻，却总是在对手面前退而求其次。于是，“团派”的崛起制约了“太子党”，而“太子党”在“团派”表现无能之际又反过来显示了自己的力量。
同时，从胡耀邦、赵紫阳，到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未能真正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现象一再出现，而越到后来，其背后的个人专权愈益虚化，党机构终于显露出它的力量。换句话说，当掌握权力的政治家缺乏魄力和智慧支配党机构，与毛泽东玩弄党机构于股掌之上形成鲜明对照，则党机构就会合乎逻辑地显示其支配力量。
从更长的过程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凌驾于共产党之上的个人专制，与共产党的创业历史有很大关系，而党政机器的官僚化终将成为大势之所趋，政治家与官僚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规范。“团派”干部在官僚机器中熏陶成长，往往多官僚气而少政治家品质，而“太子党”来自共产党贵族，反而更能表现出政治家风范，在需要政治家出来与官僚机器相互制衡之际，“太子党”能显示出某种优势，也就毫不奇怪了。
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的社会里，这种制衡状态很自然，也很容易具有某种“超稳定”的惯性。要走出这种“超稳定”，就要有新的因素。
在改革开放之初，有极少数的中共官员开始意识到，未来社会的主角将是企业家，政治家将退居次要地位。到90年代初，一方面，中共不得不接受和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中共坚持给市场经济戴上“社会主义”的帽子，给“社会主义”则加上“中国特色”，在维持政治垄断（专制）的前提下维持住了经济中的行政性垄断。这样，改革之初十来年间有所缓和的社会基本矛盾，又急剧地尖锐化起来。权力与资本的交易养育了特殊的权势阶层，但如此发展的恶果都算在“市场经济”帐上，推到自由派的头上，其莫大的好处，则全抓在这个权势阶层手里，而欺软怕硬的“左派”，也愤愤然地对自由派大肆攻击，对改革全盘否定，连带地，刚刚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作为“新资产阶级”而遭到仇视。
资本家与企业家这两种身份，最初是合一的，到了资本主义的中期，才开始有明显分离，同时也仍密切相关联。而中国，国有经济在数十年间打断了企业家生长的连续性，国有企业领导实际上属于干部阶层，企业掌握在干部手里，听命于政府及其计划，到现在，官员出掌企业，企业干部回任官员，仍为常态。同时，企业家在市场化改革中如死灰复燃般出现，他们往往小心翼翼地回避“资本家”的那一面，与传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现象恰恰相反──当然，这逃不过“左派”的火眼金睛，他们推波助澜地促成了全盘否定改革、反对市场化的社会气氛，而这就使得中国企业家的生长之路格外地险恶起来。
这样，政府控制市场，政治家领导企业家，显示出顽强的韧性。企业家阶层的重新崛起未能对社会形成应有的冲击，反而被社会的怀旧倾向所制约、所压倒。在欧美社会，政治家成为政府首脑而任用工商界人士组阁，早已是惯例，而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
这种情况下，政治机器受市场的影响是通过与资本的交易，专制与腐败亲密地结合起来，就成为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中国特色”的政治，也就是，普遍的专制，普遍的腐败，其中的政治逻辑，是普遍的依靠关系的官场规则。
“太子党”显示出血脉关系，“团派”突出的是其特殊政治关系，看上去，后者似乎进步一些，人们也很容易对“团派”抱着期望。但是，“团派”人们深受党文化影响或束缚，而“太子党”却因为其特殊的关系而对党文化有其特殊的把握，这使他们的举动有了某种不可测的性质。
但是，对于共产党的未来，这两大势力目前看来，都因为缺乏独具魅力的领袖，同时缺乏相应的时势，而难有作为。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陈云各具魅力，而“文革”刚刚失败，束缚相对较松散，使得一批较开明的高级干部有所作为，形成“邓胡赵”体制。现在则不同，显示出政治才干与智慧的似乎唯有曾庆红，但他树敌很多，魅力打了折扣，且其本来就身居幕后，到十七大之际被迫再以身退而为“太子党”谋得进取之势。同时，国有体制更强大的支配之势已经形成，中共高层明显地要竟相显示“强硬”或“保守”才能在政治上有作为，恰与改革开放之初相反。
如此看来，国有体制下经济自由的限度，需要更多的实证，需要民众更多地从其体验中领悟，而共产党专制下的权力机制，中共十七大期间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已厌倦了它的封闭与黑暗，但要形成对其改造的普遍性冲动，看来也还需要时间。
△观念：“补课论”与“初级阶段”
观念方面，正好读到李志宁的文章《中国“资本主义补课”一说，该下课了》，感觉它或许有相当的代表性，值得推敲一番。
李文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提出质疑，认为“资本主义补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双胞怪胎”，主张“跳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老概念，而使用‘政治民主’和‘独裁专制’的新标准”。
不可否认，李文有其道理，然而，其基本逻辑却又似曾相识：政治制度最重要，而且，从“总是习惯性地站在工人阶级角度”，而抨击“‘改制’啊，‘产权’啊，都是为资产者考虑和设计”。
不要忘记，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走向专制的基本逻辑。当年，中共取得了政权，它在毛泽东领导下，放弃了它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置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展开于不顾，匆匆忙忙转向社会主义，以政权之力、以工农劳动者的名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已否定的“不断革命”的新的版本，而这也就使得“资本主义补课”具有了现实的需要。应该指出的是，“资本主义补课”从来都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主张，而只是一部分开明的中共人士与许多民间学者的看法。
就在前不久，谢韬提出“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遭到“左派”猛烈抨击，著名的民间“左派”理论家“老田”撰文的题目就是《从方励之的“经济补课论”到“政治补课论”：“谢韬牌”的民主社会主义解析》。在“老田”看来，谢韬“敏锐地意识到：现在中国的强势集团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在理论上，也就是“原来把马克思主义按照经济决定论路向界定为‘发展生产力’已经不太起作用了，或者不够了，需要按照‘政治决定论’的路径进行新的界定，按照谢韬先生的说法，这个新路径就是辛子陵经过详细考证的‘民主社会主义’”。可以看到，“左派”不能不承认，“资本主义补课”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依据，但他们认为，它是将马克思主义“成功地歪曲为‘发展生产力’”。
实际上，“资本主义补课”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即不否定中共“社会主义改造”成功，也就不否定中共的“社会主义”现实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既然承认中国社会发展还很落后，则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或曰“资本主义补课”，就有了合理性。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支配之下，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开明的看法，并且有其实际意义。
那么，依据马克思学说，又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等人当年的确一度有过“不断革命”的主张，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有明确的表述，不过，这终究与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悖。于是，他们在为社会主义学说提供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第一步之后，走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步，即否定“不断革命”。他们将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多数人的革命”，而“不断革命”，实质上是在“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还刚刚展开之际就“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多数人的革命”。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身后出现了修正主义的强烈倾向，考茨基迫于压力而出错，匆忙地宣布了“革命的新时代”，使“不断革命”又有了发展空间，也就使得此后的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等等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有了某种理论支持。
问题的关键就在“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不断革命”的基本错误，是它被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的政治举动所迷惑，以为资本主义的劳资矛盾将不断激化，只要革命政党的“少数人”带领工人起来革命，就可以打倒资产阶级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革命已在展开，它使马克思等人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承认自己不对，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而言很自然：错了就是错了，修正错误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后来的共产党人来说，要他们承认错误，就越来越变得困难起来，特别是在他们掌握政权以后，承认错误简直需要莫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否定了“不断革命”，但马克思不反对工人在政治上“立即向前大步迈进”，因为工人毕竟需要在政治发展，需要为管理未来的社会做实际的准备。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意味着马克思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人们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有其虚伪性。这是有道理的。新民主主义起源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一场论战，左翼学者的研究为它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依据别人的学术成果，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并且，以他的才华，对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的描述，应该说是很出色的。然而，这种对别人的理论的发挥对他而言或许并不真正重要，他本人更多地是一位政治家，他的抱负是凭借掌握政权而改造中国社会，即所谓“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于是，他断然地放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而问题也就来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资本主义还是正当地存在，而中断了新民主主义，就有“资本主义补课”的问题了。
显然，所谓“资本主义补课”，其合理性在于，还是要正视“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即使共产党掌了权，即使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却无法改变“新条件”还是需要“漫长发展过程”这一现实。然而，在这一现实之上，人们有巨大的行动空间，可以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不错，在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文件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接近“资本主义补课”的观念，因为对中共而言，其“社会主义”不能否定，那就只能在它的下面作文章。
在落后的经济与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学说相悖，于是，中共的理论家们就要开动脑筋，提供他们的解释。刘少奇、邓小平掌握着党机器，他们欣赏的理论解释是所谓“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委婉表述则是所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共至今还是坚持着这样认为。而普列汉诺夫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际，就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出，这种矛盾体现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但是“其冲突的激烈程度不比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小，甚至还要大”。毛泽东也意识到这种表述在理论上不妥，因而在中共八大作出相关决议之后他又表示反对这个决议，但是他在理论上毕竟造诣浅得多，提不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边是“社会主义”不容否定，一边是“资本主义补课”具合理性，走到其边缘，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它的矛盾当然就是，经济基础在相当程度上接受“资本主义补课”，但国有体制要继续坚持，而上层建筑中共产党专权不得改变，因而政治改革不能不滞后，“资本主义补课”对国有体制和上层建筑的影响，只能以最扭曲、最黑暗的方式发生。
以笔者看来，马克思学说的缺陷有二，一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环境制约缺乏关注和分析，一是对于资本家与企业家的合一，缺乏深入的分析。
马克思逝世之际，熊彼得出生。他是又一位以“人”为经济学体系之中心的经济学家，不过与马克思不同，他更为关注的不是工人，而是企业家。笔者有时感觉，马克思否定了“不断革命”，倘若他有更多的时间，当会更多地关注企业家，对其做更深入的分析。这当然只是一种感觉，一种猜测，然而，看到那么多自诩站在工人立场的言论，不禁想到，既然关注工人，关注工人利益，为什么对于工人组织在其中的企业，对于企业家，不能更为现实地做些分析么？
（原载《动向》2008年1-2月号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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