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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

杨支柱:悼念包遵信先生

图为包遵信

争自由却遭剥夺自由,愿包先生殿后;写历史而被写进历史,有司马迁驱前。


包遵信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 10 28日离开了人世。他的事迹和文章网上有不少人介绍,虽然在大陆遭到封杀,但从"百度快照"上还可以查到,一个小网站上还有不少悼念文章http://bbs.ldxz.com/dispbbs.asp?boardid=3&ID=2139 )。


我读本科的时候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读"马恩列斯毛邓",也不是很刻苦。虽然包先生为主编之一的"走向未来丛书"当时影响很大,我却只读过几本,印象还不错,但现在几乎都忘了,其中包先生自己写的书我肯定没有读过。我读书跟看电影、电视不看演员表一样,一般不看编委或主编是谁,但作者的名字写在封面或书脊上的,我不会不记得。所以直到1989 年中期,我才从电视上知道包先生的大名。包先生等人在那场风波中,一方面动员学生从广场撤离,一方面呼吁当局克制,为避免流血事件可谓殚精竭虑,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结局众所周知,流血最终未能避免,包先生则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1993 年我到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又称"北大分校")法律系教书,听说包先生因为治病的需要被提前释放,就住在学校旁边的"塔院",跟学校几乎只有一墙之隔。是保外就医、假释还是减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当时我虽然观念上师从龚祥瑞先生和杜钢建先生,但性格却是个标准愤青,因为包先生是名人,我只肯告诉朋友"塔院"怎么走,而不肯跟朋友一道去拜访包先生。


这种心理的形成,跟1988年一次拜访方 - -之先生的经历有关。那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上门拜访方 -- 之先生夫妇。当时打电话很不方便,我跟许多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一样,找人没有先打电话的习惯。我和一个外地来京的同学一道闯到方先生家,方先生请我们坐下后,马上告诉我们他有外国客人十分钟(或者是十五分钟,记不确切了)以后要来,让我们长话短说。方太太给我们倒了茶,我们正谈得投机,方先生却站起身来说时间到了,让我们改日再来,来前先打个电话约时间。我想我们走的时候一定很尴尬,因为事后我曾十分气愤地给方太太李淑贤女士写了一封信,斥责方先生无礼。信的具体内容我也记不清了,想必是说:我同学从外地来一次北京不容易,为什么就不能让我们到另外一个房间跟李老师聊聊或看会儿书,等他送走了外国客人再来接待我们呢?我可能还说过:客人没提出要走时不能主动送客是我们那里小学生都懂的礼貌,方先生怎么还不如小学生呢?李女士读了我的信很震惊,把它转寄给了我那个外地来京的同学,表示不能理解我的反应。后来我同学(他是在城市里长大的)说我的信太过分了,却并没有让我心服。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我自己变成了所谓"网络名人",找我的人多起来,我才理解了方先生当年对我们的态度,知道不懂礼貌的不是方先生而是我自己。


我不去见包先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名人再落魄也不会很悲惨。我上大学以后读过的小说中印象最深的是冯冀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的《拾纸救夫》。1989 年风波中落难的名人中,我打交道最多的是陈兄小平,其实也并不是因为我想结交他这个名人,而是因为我很长时间替龚祥瑞先生跑腿。现在想起来,我也没有给过小平兄任何的帮助,反而站在龚先生的立场伤害过他,他倒是不计前嫌,在我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


1995 年离开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之后不再有人会问我去"塔院"怎么走,我自己则因为意气用事而多次陷入生存困境,包先生彻底从我的视野中消失了。直到2000 年受范亚峰兄的传染做网站,不时从网上看到包先生的消息和文章,才知道包先生一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执着地为理想而奋斗,没有流亡,没有经商,也没有躲进书斋搞所谓"纯学术"。


因为包先生没有公费医疗也没有商业医疗保险,几年前包先生第一次病倒时有朋友出面替包先生募捐,我是知道的。但是因为我当时面临结婚、买房的压力(我没有享受过"房改房"),朋友说我就不用捐了,我想包先生是名人,少我一个捐款的应该影响不大,所以就没有捐。好在老天有眼,包先生居然奇迹般地康复了。


我第一次见到包先生是他病愈之后,在西三旗潇湘府餐厅,一些朋友聚餐,事先我并不知道有包先生出席。第二次见包先生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个旅馆的会议室里,然后一起去吃饭。包先生豁达、热情、随和而机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然我和包先生单独交谈不多,但因为见面前相互读过对方不少文章,谈话甚为默契,大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只是因为第一次见包先生时小女即将出生,后来又没有请保姆,所以总是忙与家务与生计,竟没有去拜访包先生哪怕一次。其实真要挤时间又何尝挤不出,只是觉得包先生尚不算老,以为今后还有的是机会。哪知到了 10 28日,竟然传来噩耗,说是包先生已经走了!


听说包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挽联不甚合适,思考良久,做得挽联一副,送与包先生:"争自由却遭剥夺自由,愿包先生殿后;写历史而被写进历史,有司马迁驱前。"因为不肯舍掉两个"写"字,又对不出两个"争"字,不是很工整,但为了词不害意,也只好如此了。想出这个挽联前,想到过另外几副更工整的,但立意稍差些:


"半世幽囚,志士未竞启蒙业;一生性情,书生不改求真心。"这副是根据友人提供的半联改的,友人给出了个"半生幽囚,书生未竞启蒙业"的上半联。


"梦断八九,京华廿年思想犯;走向未来,人间万古自由心。"这副本是友人的创作,只是原来上联后三个字与下联对仗不工而且也不那么切合包先生的身份,被我改为"思想犯"后就比较贴切了。


"自历史走向未来,从囹圄实践自由。"历史是包先生生前治学的主要领域,"走向未来"是包先生曾经主编的丛书名;"实践自由"是秦晖先生纪念李慎之先生的文章篇名和包括这篇文章在内的一本文集的书名,其实这几个字用在包先生身上比用在李慎之先生身上更合适些。


后天我要参加包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抱憾去见他最后一面。

刘洪波博客:“城市精神”没精神

 朋友告诉我,南方某市正在进行城市精神大讨论。我到网上搜了一下,城市精神的记录有近200万之多,而且东南西北,许多城市已经有了“城市精神”了,于是不免诧异,改革开放着先鞭的地方,“精神”还在讨论阶段,实在有些落后了哩。

   我所在的城市,也是已经有了“精神”的,这个精神倒是没有讨论的,不过据信也是很有说头,而且还很有特点,只是我已经不大记得清说头和特点到底该怎样权 威地表述了。在此之前,我所在的城市还有过一个城市精神,那是经过“大讨论”,然后总结出来的,但我也不记得了。我知道,“城市精神”都是琅琅上口的,却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记不住。当然,这兴许可以证明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市民,竟然连“城市精神”都不记得,不过,要是在市民中考试一下,我不知道合格的市民会占 到多少比例。

  我当然不能为这种不重视精神的现象张目。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城市大概也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按照一种有劲头的说法,城市精神乃是 城市之魂。但我又不能说,不叫出几个琅琅上口的词语,城市就没有魂了。过去没有哪个城市有“城市精神”的归纳,总不能说那时就所有城市都没有魂,更不能说 所有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有魂吧。

  看了很多的“城市精神”,知道都很用了一番心思,也尽量想要各呈其妙的,但往往又像几句口号,不知是在描摹城 市的历史和现实,还是在抒发理想,而且文辞也大有时代气息,多有“一般等价物”之成色。“坚韧不拔,纳新求美,创业实干,和谐共进”,这是某座城市精神 呢,还是某个社区的理念?“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这是城市精神,还是一个工厂的厂训?

  说到厂训,这也是有过一阵风的。 “厂兴我荣,厂衰我耻”,“艰苦创业本色不能忘、高效务实作风不能变、管理创新意识不能丢”,“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林林总总总的大路口号,挂在一 个个企业的门口,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个厂训或者企业精神,好像就不能叫个企业似的。有了厂训,有了企业精神,体统倒是有了,但对于很多企业,又成何体统呢, 不过是跳起来显示了一股粗鄙气而已。

  中国有太多时新的大路语言,这些语言被认为是积极向上的、合乎方向的、很有气概的,它往往被用于一篇高头 讲章的结尾,以生振臂而呼的效果。这样的语言,便是“精神”总结的好原料,厂训也好,城市精神也好,总不脱“进取”、“开拓”、“创新”、“奋斗”、“团 结”、“拼搏”之类了。也好,这显示我们确实是思想高度统一、精神高度一致的。

  世界其它国家的城市是不是也会讨论或得制定一个“城市精神” 呢,我还不清楚,但即使有吧,反正我不知道,这并不妨碍我知道它们的名字,也不妨碍我对这些城市有一个评价,纽约、巴黎、伦敦、东京、威尼斯、戛纳、汉 堡、华沙、平壤、仰光、喀布尔……各有形象,它们的历史和现实,是不是由某种被归纳出来的“城市精神”所左右,我当然也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之 间,确定“城市精神”成了一个风尚?或许是因为它已经是“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考核指标之一”。谁能说城市不该文明、精神不该重视呢,正如人应该愉快,但你 不能直接“抓住愉快不放”,而只能通过一些事情使他变得愉快,是不是。文明的事情、精神的事情,大概也是这样。
   2007-10-24

江棋生:老包,一路走好

图为(左起)莫少平、包遵信、丁子霖、蒋培坤

老包走了,才70岁刚出头。想到从今以后,再也见不到可敬、可亲、可爱的“包包”(刘霞语),再也听不到他率真、痛切、睿智的声音,我悲从中来,哀痛莫名。

2004年2月11日,老包突发脑干出血,但他奇迹般地与死神擦肩而过,不仅挺了过来,且几乎完全康复。今年9月,他患脑血栓住院,我没去看他;我相信生命力极强的老包会安然归来。果然,他于10月22日顺利出院。但是,不幸的、致命的一幕在他出院后第二天发生了,他跌倒在家中卫生间里,造成深度昏迷。送院检查后马上被施以开颅手术,发现右脑大面积出血和脑干出血。之后,他一直处于昏迷之中,没有自主呼吸。院方的意见是:这一次,奇迹将不可能再现。10月27日下午,晓波、祖桦和我到达老包家中,会同显扬老师和晓燕,心情沉重地与老包家人商议后事。当晚,晓波和我还与小浦(浦志强律师)进行了商议。不过,那天及第二天,我都一直没有完全死心,还在企盼老包再次奇迹般地战胜病魔,回到大家身边。

然而,10月28日晚上,祖桦、晓波打来电话,沉痛地告知老包逝去的噩耗,我也随之见到了显扬老师发来的老包不幸病逝的讣告。我的眼神久久定格在刺目惊心的讣告上;它无情无声地告诉我,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员主将永远离去了;八九民运中的中生代意见领袖驾鹤远行了;六四屠杀后继续践行自由民主理念、不屈推进政治变革的活动家与世长辞了;一位挚爱生活、珍惜生命的性情中人,与他所深深眷恋的家人和亲朋怆然永诀了!

回眸风云激荡的20世纪80年代,由老包担任过副主编的《读书》杂志,和由他担任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无可争议地是同类书刊中的佼佼者;她们在改变一代人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事功中,作出了十分突出和骄人的贡献。当时,作为一名工科硕士生和大学青年教师的我,在理念的更新和精神的升华上,就曾深深得益于她们。此外,我后来的物理学研究,也正是循着由《走向未来》丛书所推介的老三论——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走向新三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和超循环论,并由耗散结构理论走向对时间反演和空间反演已有定论的质疑和解构的。1988年秋,我成为科学哲学博士生后,曾去北大听过老包的一次讲座,主题是评点、批判新儒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个子不高、语速不慢的包先生,第一次听到他用明显带有安徽口音的普通话论今说古,臧否众儒。

在震撼世界的八九民运中,老包以思想引领者和政治活动家的身份,发出自己来自良知和理性的声音,并以自己的道义担当为历史所铭记。

六四大屠杀后,老包被判刑五年。出狱后,还在所谓剥权期内,他就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再次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1995年春,他在由四十五位国内科学家、学者共同发出的著名的《宽容呼吁书》上签了名。也是在1995年春天,为了商讨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呼吁书事,我第一次去了老包家,第一次和老包有了零距离接触。接下来10多天中,我和晓波、王丹、念春、陈小平、周舵等人数进老包家门,直到呼吁书被最终敲定。

1999年5月我被抓后,老包和章虹见了面;他对我的系狱表示了深切的关注。2003年5月我出狱之后,老包和晓波、祖桦、军宁、小浦等友朋一起,在紫玉饭店为我摆酒接风。

今年6月14日,老包与我、祖桦、莫律师和力雄、唯色夫妇相聚。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老包兴致很高,抽了三支莫律师带去的广西烟,喝了三小杯泸州老窖,并说定后天上午搭莫律师的车,去延庆乡下丁老师暂居地。”
6月16日上午,老包如约搭车前往延庆。我则驾祖桦的车率先上路,乘员有祖桦、晓波和建利。过延庆城区,穿古崖居,最后到下营村时,丁蒋两位老师给予建利和老包特别感人的欢迎。那天,老包的精神特别好,不仅饭桌上颇有胃口,还像半个美食家,饭后也毫无倦意,一直参与大家的叙谈,直到晚上8点方动身返城。当时留下的老包与丁老师、蒋老师和莫律师的合影照上,他真是气色甚佳,很有精气神。瞧着那张照片,谁也不会想到,也不忍心想到,筚路蓝缕立足当下的老包,壮心不已走向未来的老包,竟会在4个多月之后,就和我们生死离别,天各一方。

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包,是在7月7日刘毅和马来西亚姑娘程慧瑜的婚庆喜宴上。我挨着满头白发、满面红光的于浩成先生,陪82岁的于老喝了不少白酒。老包坐在于老的另一边,他克制自己,滴酒不沾;他用祥和宽厚的笑容,表达了对新人的祝福和对后生的奖掖。我记得,当时老包曾好几次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少方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什么时候才能吃到你的喜酒啊?老包还笑着对冠三说,你那个“酒会”里“党代表”太少,等他身体再好一点,他是一定要加入“酒会”的。9月22日,少方和重庆姑娘余贞颖喜结良缘。那时,老包正在协和医院就医,不能亲临致贺;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见,病床上的老包,一定会因此而倍感快意和欣慰。

老包是一心希望自己能多做些事的。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老人定期相聚,也常和中青年促膝交心。他想活到80岁、90岁。他想看到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不过,老包很清楚,那样的未来他或许看不到,但他决不放弃努力,他是生命不息,推动民主化进程不已。

老包走了。可敬可亲可爱的老包走了。老包才70岁,走得太急,走得太早了!我愿强压心中的哀痛,深情地道一声:

老包,一路走好。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中华大地上有志于老包未竟事业的人,做到哪一步才算可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呢?我以为,可以把那一步定在:那些在内心里对一党专政表示厌弃的国人,已经不再迷茫,他们在民间自由民主力量身上的确看到了希望,并敢于公开或半公开地投以敬重和信任的目光。到那个时候,我会无愧于心地、动情地唤一声:

老包,安息吧!

2007年10月31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1月1日播出)

王力雄:中共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2007年10月31日 (图为作者)


中 共之所以不能公开放弃马列毛的说法,即由它带领民众消灭剥削压迫,实现理想社会,是因为中共只有扮演救民于水火的角色,才可以不加解释地“领导一切”,理 所当然地让它的各级书记占据一把手之位,任意的支取国库,无偿地占有包括中南海在内的黄金地产,以及由人民纳税供养的军队必须听从中共指挥等。若是放弃马 列毛贯穿下来的公理,这一切宣称和占有都无法解释,也不会被接受。从这个角度,中共挂在口头的意识形态就不能变。

然而在实践方面,今日中 共早已背离其意识形态,变成了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世俗权力集团。其采纳的资本主义经济手段,与其口头说法完全背道而驰;马列毛宣称要解放的社会主体──工 农大众重新沦落底层;而马列毛发誓要消灭的资产阶级成了社会主人;中共自身则变成国际资本和国内工商界的同盟者与保护人。

对中共说与做之 间不可调和的分裂,邓小平的策略是理论上以“不争论”回避,行动上则是放任言行不一的机会主义。这种策略虽然最为简单易行,却也最不负责。对社会和统治集 团自身都不利。因为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继续遵奉马列毛,国内外资本家即使是捞了好处也不会对其信任;而中共在行动上与马列毛背离,则会被底层民众视为叛卖, 从此不再对其认同。这种口是心非使意识形态丧失真诚,也就失去意识形态对社会的说服力以及对统治的维护。

另一方面,言与行的分裂还等于是给反对者提供武器。目前中国每年多达数万起的底层抗议活动,大都是以中共的意识形态来反对中共当政者的行为,最终势必会延伸到否定中共本身。

(VOA)

金钟:解读十七大权力斗争

——开放杂志200711月号社评

在中共十七大择日既定之际,本栏九月号的文章是〈胡锦涛遇到了麻烦〉。郑重指出,十七大的最大意义是选出十八大的接班人。十月号,本刊捷足先登地肯定「习近平李克强双接班」,新闻稿发出后,中外媒体跟进。现在,十七大闭幕,水落石出。本刊关注和报导的重点一一得到证实。接下来的话题是,解释所发生的事情,并分析未来可能的趋势。这正是本期尽力而为的内容。

  权力斗争,为世上各国政界所难免,中共的专制、封闭与不择手段的权斗,自然引起公众特别的兴趣而成为传媒的热点。十七大接班人选之争,诚然是万众瞩目的新闻,然而其内幕之隐讳复杂,外人难窥其一二。可知的线索显示,习近平取代李克强上位,有两层含意。

一是和上海帮的安危有关。陈良宇以上海帮龙头老大的政治局委员身份,十七大原可窜升常委,觊觎接班大位。他背后的江泽民对于去年胡锦涛连手曾庆红将陈一举击倒而入狱,心怀耿耿。推翻胡的接班方案,乃是江的反击之战。二是强大的太子阵营,不甘在此历史关头大权旁落,各方接受度高的习近平,便成为一时之选。而在这场长达两年,十七大揭晓的王储之争的幕后操作中,实力非凡、先后辅佐江胡两代坐稳江山的曾庆红,折冲樽俎,扮演了无可取代的角色。

  第三代核心江老大,则吃定胡锦涛的唯上驯从心理,在党军要津布防设将,抓紧抓死,以图在其安享余年之前,保证常委班子力量对比大幅度向利己的方向倾斜。他得偿所愿。

这场权力斗争,关系的不仅是派系的利益,还有更深层的传统导向。中共一、二代是革命与战争的世代,第三、四代是技术官僚世代。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工程师治国模式,在毛邓强势的传统下,承受着当代潮流的重大冲击,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而习近平、李克强代表的第五代,是在八十年代气息下成长的一代,他们的视野和胸襟将更贴近时代的要求。他们将在二一二年上台执政十年,直到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那肯定是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政治转型的十年,他们将把中国带往何方?这是隐藏在团派太子党之争的表象后面的共识性问题,也是胡江可以放下分岐达成权力妥协的基础。

  十七大会里会外的种种措施,本期有生动的描述与分析,不仅会外如临大敌,八十万保安人员将北京围得滴水不漏。而且,大会之内的民主自由也限制到文革后的最低点。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在社会经济和国际大幅接轨之后,十七大仍然开成一个高度集权和高度紧张的大会,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这只能暗示中国社会高度的不和谐,发展也是高度的不科学。那么,至少未来五年,人们将看不到政治改革的任何希望。

20071030 香港)

林保华:包遵信的来生

包遵信病逝了。久闻他的健康情况不好﹐似乎是心脏不好﹐但是逝世原因却是脑溢血。

很遗憾﹐从来没有与他见过面。知道他﹐则是八年代他主编走向未来丛书的时候。那时我担任张五常教授的助理研究员﹐八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正在千方百计寻找西方新思潮的时候﹐所以对张教授的经济学理论非常感到兴趣﹐尤其对他以散文手法表达经济学的深奥理论更觉得新鲜。当时不少中国的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到香港﹐与他接触﹐切磋中国的改革开放大业。金观涛刘青峰夫妇也借出国之便﹐在香港与张教授接触﹐并且代表走向未来丛书﹐在国内出版张教授的卖桔者言一书﹐这本书是教授在信报论衡专栏集结而成﹐在香港出版时曾引起轰动。大概是1988年我随教授访与佛利德曼夫妇问北京时﹐也与他们有接触﹐但是没有机会与包遵信见面。

当时中国对出版境外著作审查很严﹐所以这本书由走向未来丛书出版时﹐删掉了若干篇及某些篇章中的敏感句子﹐例如向港英致敬一文﹐因为赞扬英国人对香港的统治﹐有汉奸之嫌而被割爱。决定删掉若干文句时﹐他们找我商量﹐唯恐教授不会同意﹐这是著名学者的一贯立场。岂料我与教授商量时﹐他居然同意了。他认为﹐与其国内年轻人完全无法接触到他的思想﹐不如做适当的妥协。但是他也要维护他的尊严﹐并且不想使它成为先例﹐所以向我表明﹐删归删﹐但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于是﹐这本书后来终于顺利出版了。

六四屠杀以后﹐我在一九九三到一九九五年期间获得恩准可以进入中国﹐期间去了两次北京﹐记得有一次﹐包遵信获释了。但是那时我在北京﹐不敢与异议人士接触﹐只与经济学界人士来往﹐所以也没有去找他。但是一九九五年仍然再次禁止我入境。而包遵信也没有出国﹐所以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包遵信逝世后﹐据北京的朋友说﹐日前他们的一个聚会中﹐有人提出再次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来纪念包遵信。不知道最终是否能够成功﹐也不知道中宣部是否会出来打压﹖但是中国的确到了必须再次启蒙的时候了﹐因为六四白色恐怖而夭折的走向未来丛书﹐应该带着包遵信对未来中国的憧憬而再生。

【特稿】子曰 :吴邦国患肺癌了吗?


图为吴邦国


【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31日】前两天看到一则网路消息,说得是六十六岁的大常委会主任吴邦国曾有过二十多天没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原因,就是患上了肺癌。吴邦国患肺癌了吗?这个简单的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一个来自官方的明白无误的答复。君不见,黄菊自患病到死去,前后一年多时间了,到底患的什么病?有答案吗?没有!入了火化场还是一个“因病久治无效”那句套话。民间都说他是胰腺癌,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治的,还不知道。临死的前两个月还油光粉彩地出席会议,好像给人一副神采奕奕、健康矍铄的模样,岂不知内瓤早空了。让一个行将就木、半死的人如此强撑着出来,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好显示九常委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

今天看报纸,以色列总理奥尔默特也得了癌症,是前列腺癌。可是这位总理在耶路撒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宣布并承认自己罹患了早期前列腺癌,他说,癌症并未危及他的生命,他不会因此辞职的。另外,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和纽约市前市长利亚尼,都曾公开承认过自己患了癌症。这一点,与三个代表的忠实体现者黄菊不同,他是“小车不倒只管推,一直推倒火葬场”,为共产主义事业耗尽了最后一滴血。

现在,又轮到吴邦国了?有没有病?什么病?要知道,你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要是一个小老百姓,癌就癌了,死就死了。你可是中国民意立法机构的总头目,你的生死存亡,可是关乎着中国十三亿人民的社会进步和幸福安康的呀。人民大会堂每逢开会,总是回荡着“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口号,你也不妨向奥尔默特学一把,没病就公开澄清没病;有了小病也可以说明自己能“轻伤不下火线”。千万不能像黄菊那样,如果连自己身体健康状况都不能让天下人知晓,还有什么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可言?最主要的是,中国的领导人包括整个政府的开销,都是靠纳税人的钱来养活的,老百姓在付出血汗之后,有权利问一声自己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咋样了吧?

顺便还想问一声胡哥的身体。当胡哥几年前还在储君的时候,就已经传出他患有糖尿病的消息。糖尿病是富贵病,卧薪尝胆、吃苦耐劳的时候,不治也可;但在志满意得、功成名就的时候,可就需要加点小心了。


2007-10-31

普京之惊:鞠躬尽瘁,还是功成身退?

作者:刘军宁

图为普京

最近,在“一声炮响”的故乡所上演的一出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戏剧很吸引中国观众的眼球。俄罗斯将要于今年12月2日举行议会选举,之后将于明年3月举行 总统选举。现任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先是突然出人意料地任命了名字几乎从未见诸媒体的祖布科夫为总理,接着又在10月1日参加统一俄罗斯党第八次代表大会 上发言时表示,愿意领导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竞选团参加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并作为议员的第一候选人,但拒绝成为该党成员。他还表示,计划在一定条件 下于2008年出任政府总理。一个刚刚当完沙皇的人现在表示要当臣相,这就是最近发生的令全世界各国人们惊讶不已的“普京之惊”。世界各地的媒体,对此议 论纷纷。


按照现行的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以两届为限。但宪法并没有阻止普京在2012年重新担任俄罗斯总统。这就是说,到2008年,普京在总统的任期结束 后,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是功成身退,还是在总统的职位上鞠躬尽瘁?若选择前者,那事情当然就简单了,像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回家养老即可。但若要是坚 持不退的话,如何办到?况且,宪法对总统任期又有两届的限制。要是普京要是霸王硬上弓为连任修改宪法的任期限制的话,虽然有很多人支持,但是难免要背破坏 宪法的骂名。所以,普京明智地表示将遵守宪法,不再寻求连任。但是,他还表示,他无意离开政治生活,因为他还年轻并且精力充沛,他还想继续为国家效力。他 将尽力帮助他的继任者,他不希望他最近几年的成就被遗忘。这表明,他对宪法制度有所顾忌,但是对权力更留恋无比。


这样,要想不退,只能走曲线连任之路。这就是当完沙皇,当臣相,当完臣相再当沙皇。这样既没有违背宪法,又实现的连任的夙愿。对于这样的惊世之举,有俄罗 斯媒体这样评论,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因“普京之惊”已经变得没有看头,无足轻重了。也有评论说,“普京变成自己的接班人”,何人取代他出任总统也就无关紧要 了。“普京之惊”的关键在于,虽然宪法没有改变,俄罗斯的宪政体制将因此举而变得面目全非。“普京总理”将使克里姆林宫边缘化,让总统成为傀儡,而总理则 成为实质上的国家领袖。不知这是变政,还是宪政?


宪政民主的一个优越性,就是政治的可预知性大大增加。规则是什么,有那些政党和候选人,这些政党和候选人背景,获胜方会从哪些人中间产生,选民们都是大致 知道的,也预期候选人不可能作出挑战法律的惊世之举。候选人一旦当选,人们知道这些人究竟有多大的权力,哪些权力是当权者不能攫取和行使的,哪些政治底线 是不能突破的。如果当权者出格了,会有哪些措施制止他?民主政治是宪法下的常规政治,没有什么惊世之处。普京一再的惊世之举,是俄罗斯的政治生活现状的一 个很好的注脚。没有人知道总统普京在选举前还会干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如愿当上总理之后,还会有什么惊人之举。民主政治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政府的有序 更迭。如果政权更迭偏离了宪法的条文何精神,而且还变得十分难以预测,俄罗斯的本来就很羸弱的宪政民主就岌岌可危了。


“普京之惊”关系到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这就是能干的领袖是否应该“功成身退”如期退休?还是在职位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主张能干的政治家应该在职位上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观点认为,如果强迫一个能干的领袖退休,换上来的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那怎么办?为人做事总应该追求完美吧?否则岂不是半途而废吗?能干 的政治家本来就十分难得,如果很有幸碰到一位,还不把他的能力全部“榨干”?


但是主张功成身退的观点认为,即使遇到平庸的政治家当政也不可怕,甚至更好。平庸的政治家有平庸的好处,可以降低民众对领袖的期望值。越平庸的政治家对民 众的欺骗性和蛊惑性就越小。要特别留心的不是平庸的政治家,而是那些极有个人魅力的、“能干的”政治家。如果对政治家的任期加以限制,来了野心家也没关 系,任满之后也要身退。野心家的野心也就难以得逞了。最怕的就是来了恶棍,没有限任制,赶也赶不走他。为了避免这种最坏的情形,即使是伟大的政治家,任满 后也要把他赶走。民众应该不信任任何政治家,不盲从任何伟大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制度必须允许民众说政治家的坏话,甚至无中生有的坏话,甚至是说伟大的政治 家的坏话,去反对他们,批评他们。


有人会说,难道领袖不是越伟大越完美越好吗?难道伟大的领袖不是民众的福份吗?我以为,政治领袖最好是中等智慧的人。这样的人当政,谁都可以发现他的错。 没有人会把他当红太阳。他所掌握的权力就不再具有神秘性和最高性,领袖也将暴露出其公仆的身份。没有红太阳的国家,才是民众之福。如果一个领袖伟大到人人 都把他当红太阳、当救星和舵手,那么,每一个个体就停止发光了,就停止思维了,就迷失了方向了。我的看法是,领袖“伟大”非人民之福。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伟 大领袖,尤其是自封的伟大领袖,这十有八九是个坏消息。若是他们有什么惊人之举,民众终将付出代价。


对比“普京之惊”,中国这些年在政治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由于饱受鞠躬尽瘁之苦,功成身退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限任制的制度安排逐步得到确立。此中的意义将会在岁月的推移中日益显现出来。


原文载于《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10月25日

傅国涌在新浪博客上被删的文章

新浪博客管理员的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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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包遵信先生

傅国涌


图为傅国涌


1027晚上,我在故乡温州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得知包遵信先生病危,此前有朋友曾说起包先生的病,我内心里还是希望他能挺过去。昨天接到一条消息,包先生已过世,终年仅70岁。


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很少有人没有听说过“包遵信”的大名,这个名字是和“走向未来”、《读书》连在一起的,特别是小开本、白封皮黑字的“走向未来”丛书,虽然有点粗糙,但确实影响了一代人,可以说包遵信先生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物。他著述不多,影响很大,原因就在于他曾站在时代的前面,在80年代的年轻人心目中,他是一个长者,一个先驱,一个启蒙者,一个领路的人。所以,当18年前地动山摇的风波乍起,他就被卷进去了,而且卷得很深,最后锒铛入狱。在我的记忆中,他是最早站出来支持学生的知识分子之一,当许多“长胡子的人”还在保持沉默、观望的时候,那年421日黄昏,由他领衔的一封知识分子公开信就带着淋漓的墨迹贴在了北大、人大等高校内。


在此之前,其实他已经参与了两次知识界联署要求民主的公开信,一是呼应方励之释放魏京生的那封33人公开信,一是以自然科学家为主、提出民主要求的42人联名信。他和发出呐喊的一代大学生站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后来看到他为王丹狱中回忆录写的序言,题目好像就是《我们为我们的正义所鼓舞》。18年前,他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他身上的激情并没有消退。这种激情不仅在他身上,在80年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身上都能找到,那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物质上的清贫挡不住知识分子对精神自由的热烈追求,无论在作家、人文学者还是自然科学家当中,都还不乏敢言者。80年代最值得我们怀念的地方也许就在这里。


“六四”改变了一个民族的走向,也改写了许多人的命运,包遵信先生从知识界的风云人物一夜之间沦为阶下囚,他留在国内被捕入狱,并被判刑5年,属于为那场民族灾难承担了责任的少数几个著名知识分子之一。作为历史学者,他留下了一本可信的八九回忆录《未完成的涅槃》。我只看到过错误百出的盗版本,他亲身的经历都写在里面,没有修饰,没有夸张,是史家的笔法。


我与包遵信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1996年的夏天,我路过北京,打电话给他,想去看他,他表示欢迎,详细告诉我他的住址,怎么坐公交车,上楼怎么找,好像还有点复杂的。按他的指点,我顺利找到了他当时住的家,他的书房兼客厅,有点局促,一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密密麻麻的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深蓝色的硬封皮,一套白封皮的《梁漱溟全集》。书架很高,沙发与书架挨得很近,坐下来仿佛坐在一排书山之下,有点儿压抑。那天下午,谈了很多话,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谈了一些读书方面的事,以及他当时的处境,文章,身体,等等。他好象也问了一些我的情况。我始终记得那天他招待我喝冰镇的桃汁,我喝了一罐,他还要劝我喝一罐。当然,我还记得包先生的谦和,我试图在他身上找到80年代思想界风云人物的痕迹,整个交谈过程中,他一直显得很冲淡,很超脱,我感觉他没有我们理解的风云人物的那种张扬和跋扈,也没有把荣辱过多的放在心上。说到底,他还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一个有理想主义冲动的知识分子,他对政治的关心也只是从知识分子的定位出发的。离开他家的时候,他还坚持要送我到走廊上。


我从此没有再见过包先生,但他的文章、消息还是一直留意的。上一次去北京,有朋友说那天晚上和包先生等有个小聚,希望我一起去,我因为另外有点事,没有去成。我想,以后总还有机会的。没有想到,11年前和包遵信先生的那次见面成了唯一的一次。18年尘封的岁月,在这片他属于他自己的国土上,他的名字被抹杀了,他的声音被遮蔽了,但是我们这些80年代成长起来的后辈一直记得他,有良心的中国人不会忘记他。在一个朋友的博客上我看到了一张28日晚上拍下北京的月光图,月光残缺而明亮,因为包遵信先生的离去而变得分外凄冷。 20071030


网上回应:

傅国涌
2007-10-30 21:55:35
生也千古,死也千古,走吧包先生;悼也不许,念也不许,痛哉大中国。

[匿名] Benjamin
纪念包先生的同时我们也听到了共**为自己唱响的挽歌!

[匿名] 我心依旧
2007-10-30 23:22:01
傅老师,我们会与您一道沉痛地悼念包@遵@信老师。
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忘记他们,我们将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国民主进程作出贡献的严、方、刘、王、金、戈、包、…………

南木
2007-10-31 04:44:10
实在气愤!这两天怎么到处触霉头,昨天咱家博园被盗,今天近来傅家园,一样的遭遇!
郁闷之气何得散,哈哈,且向泥沼修猪槽。

当猪,或羊,或狗,或牛,如何?!

[匿名] 新浪网友
2007-10-31 09:38:39
被"和谐"了、被“代表”了....

看来,我只要有一束光,就能摧毁这黑暗的世界。

[匿名] 盗跖
2007-10-31 10:31:01
我们这里怎么就不能出一个象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一样有远见的人物??---能够为国家的民主、进步做一点实在的事情或为达成民主、进步做一点必要的准备工作?

幸存者
2007-10-31 12:09:16
傅先生文也被删,这才是中国最真实的现实。中国大陆之不民主,遂无一丝疑意。要的就是这个。让大家都来看看,不必对某党再存一丝幻想。

  • 2007-10-31 13:07:58
    莫名其妙,人都死了,某组织还做这种龌龊的事,良心都被狗吃了——噢,我忘了“他们”可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良心”这种唯心的东东

  • 2007-10-31 14:46:52
    他们到底怕什么????
  • 2007-10-31 16:38:55
    他们怕做狗没薪水领。给那个团体做狗,谁都知道。
    有些时候,严格限制是没有用的,谁都会知道的。如果这种力量一直积累,后果是可怕的
  • 2007-10-31 17:09:35
    傅先生没贺卫方老师面子大,他的贴还在


林保华:香港“汉奸”热

九月下旬香港放映电影色戒汉奸一时成为热门话题。哪里知道余音绕梁未尽﹐又冒出另一个汉奸热潮﹐不同的是前者是历史汉奸﹐后者是现实汉奸。由于现实汉奸的话题铺天盖地﹐惊动了国外﹐以致十月二十九日的华尔街日报报导这个事件﹐缘起于十月十七日刊于华尔街日报、题为中国的奥运机遇的文章。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在这篇文章中呼吁美国总统布什以及国际领袖促使中国在人权,包括新闻、结社及宗教自由方面,作出显著的改善,他甚至反对杯葛北京奥运。文章见报之时,李柱铭身在海外。

文章接着说﹕「李柱铭上周回到香港,政治冲击也随之开始。周五,一系列亲北京报章──包括香港销量最高的『东方日报』以及『明报』和『星岛日报』──不约而同地在头条攻讦李氏(其中『东方日报』更以『李柱铭疯狂卖国』为题);连最具规模的英文报章『南华早报』也藉题大肆鞭挞,指李的言论『会加剧北京担忧香港被利用为外国干预本土的基地的终极恐惧』。」

除了媒体外﹐中共在香港的外围组织民建联的前任及现任主席都冲锋陷阵﹐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曾宪梓更恶狠狠的痛斥李柱铭是汉奸叛徒,连中国人的血性也没有,疯狂到极点﹐死性不改,十分可悲。电视反复播出他的恶形恶状。体育界则有声讨李汉奸之举﹐接着特区政府官员也参与批判。在这以前﹐香港特首曾荫权刚刚因为发表民主发展到极端就会出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言论做出道歉﹐真正的文革大批判却降临到香港了。

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文革与民主无关﹐而是独裁者运动群众的形式。正是胡锦涛在十七大讲话中有一句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的最高指示﹐于是李柱铭成了活靶子。中国向老外承诺举办奥运会改善人权不是勾结外国势力﹐民众提出要求则是汉奸卖国贼﹗民主党自己被打得懵头转向﹐其他小友党却非常清醒﹐例如刘慧卿的前线﹐黄毓民梁国雄的社民联都出来声援李柱铭。刘慧卿二○○三年在台湾表示尊重台湾人民选择自己前途时﹐就被当汉奸批斗几个月﹐当时只有个别人出来声援。

其实所谓汉奸﹐就是香港的坚定民主派﹐而爱国则是借用民族主义疯狂反对民主的专制派及投机分子。华尔街日报说﹕攻讦民主派的事件,也在台湾被广泛报导,更会进一步削弱台湾人接受香港『一国两制』作为统一模式的信心,令北京好梦难圆。台湾民众在明年的选举中更应该明白要把选票投给共党眼中的汉奸台独﹐才能保住台湾的民主自由。

2007年10月30日星期二

方觉:消除对李克强同志的虚构

李克强(右)前往辽西矿难现场


存在着一些关于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的虚构。


那些虚构不符合李克强的真实政治倾向,不符合中共领导层的真实政治安排,不符合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对李克强的真实政治评价。


1980年底北京大学出现了初步的校园民主。此前李克强作为法律系学生已去外省实习,两个月的短暂的校园民主结束后,他才返回学校,没有参与其事。


1983年秋天,中共高层的保守派大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中央常委、团中央学校部部长。他特意到母校北京大学举办“反对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的座谈会。那时我对李克强讲:“反对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是一股维持不了很长时间的政治逆流和意识形态倒退,不必在这方面下功夫。


1985年的“9·18”(即1931年9月18日日本同中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的纪念日),北京大学发生了以“反对日本”和“反对腐败”为两个基本口号的学生抗议。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学校团工作,因而参加了对那次学生抗议的处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兼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主管对那次学生抗议的处置。那时李克强对我谈到:在李鹏主持的一次处置学生抗议的高层会议上,他对李克强的发言很欣赏。会议结束时,李副总理大声说:“请李克强同志留下”。随后,李鹏与李克强就如何处置学生抗议做了单独谈话,形成了更为一致的意见。


1986年底,中国一些大学又出现了学生抗议,既批评中国大学管理不善,也批评中国缺乏民主。当时李克强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仍然分管学校团工作,因而又一次参加了对学生抗议的处置。那时李克强和我讨论过学生抗议,他认为学生抗议是幼稚的,是重复性的。他支持中共高层处置1986年底学生抗议的做法,他在团中央表态拥护中共领导层接受胡耀邦19871月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19894月中国再次发生了学生抗议。当时李克强还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是分管学校团工作,还是参加对学生抗议的处置。那年5月李克强给我打电话,谈到:他和中共高层反复劝说抗议的学生返回学校,但是激进的学生们执意不听。1989年“6·4事件”后,李克强在团中央明确赞成“党中央制止政治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正确决策和果断行动


1993年李克强得以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除了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干部工作的胡锦涛友谊深厚,另一个“重要优点”,就是在“6·4事件”等“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从而得到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对其升迁的首肯。


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李克强被列入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但是在差额选举中李克强落选。这反映出中共多数高级官员对缺乏业绩的“团干部”的快速升迁相当不满,甚至连区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也不愿意给“团干部”。这是“党心所向”。


1998年7月起李克强先后出任河南省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共辽宁省委书记,从来没有在改革开放上有过优秀表现,从来没有在良好治理上有过优秀表现,从来没有在反对腐败上有过优秀表现,从来没有得到过当地民众的热切拥护,从来没有得到过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


2006年5月,我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会的一位高级工作人员讨论中国问题。这位美国人对李克强的评论是:他同胡锦涛一样,什么都不做。


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只是依赖团派关系和官僚机器快速升迁,不大像是“政治新星”,倒像是自身不发光的“官场月亮”。


按照中共领导层的安排,李克强将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务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经济。国务院对政治方向、高层人事、军队工作、外交事务、公安工作和国家安全工作,都没有决定权。今后李克强的政治作用是有限的。


李克强的实际专业背景是法学学士。他后来取得的“经济学博士”,是通过“中国特色”的“在职博士生课程”,不是正规博士。因此,李克强在管理经济的国务院工作,还需要继续补上经济学的一课。李克强1982年大学毕业后,连续从事了长达16年的职业共青团工作,把43岁前的宝贵时光奉献给了空洞僵化的共青团事业”,所以更需要补上宏观经济实际操作的一课,才可能在国务院正常上岗。补上这两课的任务是繁重的。希望李克强同志遵循胡锦涛总书记的号召:“学习、学习、再学习”,“聚精会神搞建设”。


有一种说法:中共“十七大”确定了“习近平、李克强双接班方案”。中共中央只可能有一位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可能有一位国家主席,中共怎么会有“双接班”?中国怎么会有两个“最高领导人”?中共领导层多数成员倾向于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在5年后的“十八大”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十七大”为此作了准备:由习近平分管党务,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中共“十七大”及十七届一中全会没有“双接班方案”。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习近平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当时耿飚同志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因而习近平熟悉中国军队领导体系的运转。那时习近平是现役军人。习近平的这一军队经历和军队经验,是其他第五代领导人不具备的。中国军队也支持习近平5年后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


未来中国的政治走向,同政治虚构无关。


20071030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特稿】严家祺:痛悼包遵信

图为包遵信1989年在北京大学演讲(俞梅荪提供)


【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30日】在包遵信去世前一天,我得了重感冒。10月28日早上6时,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27日傍晚6时,在包遵信去世的时候,我正发着高烧。几个小时后我接到刘晓波电话,悉知包遵信去世,我觉得我也要死去一般。1989年我和他一起写了几篇抨击邓小平、李鹏的文章,因为被港台报纸刊出,成了我们“反革命”的“铁证”,加上我们同时被邀担任“知识分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又同时被社会科学院开除公职和党籍,使我们的命运连在一起。

“六四”开枪前一、二小时,我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民主大学”成立大会,我想到的是会有1976年那样的“清场”,而完全没有估计到会发生大屠杀。6月3日晚上,我是11时演讲后离开广场的,后来知道远处已开枪,但广场当时听不到。当我知道1989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通缉“知识分子联合会”的总召集人公告后,我决定逃到香港,而包遵信却遭到逮捕,从此,包遵信与我的“生命树”出现不同“分叉”,我逃脱了专制主义的魔爪,他开始遭受残酷的迫害。

包遵信和我牵头的《五一七宣言》是包遵信5月17日中午拿到广场的,而邓小平决定“戒严”是在5月17日上午在他家举行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五一七宣言》指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刺痛了邓小平,与邓小平决定“戒严”并没有关系,但却使包遵信被判重刑。

香港《当代》月刊刊登了一篇关于包遵信的报道,说他出狱后两次去信司法部长蔡诚,要求恢复公职。我见到这篇报道后,写了一封信给汝信。汝信是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我同他很熟,希望他把这封信转交胡绳和历史所所长李学勤,请他们“在恢复包遵信公职问题上高抬贵手”,但石沉大海。

我来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了两年访问学者,后来靠写文为生,没有其他工作。包遵信希望来美国。我给许倬云教授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说读过他的《素心五愿》,请他为包遵信到香港或美国作访问学者一事帮忙。《素心五愿》中的一“愿”是“不求为贵”,但我还是要“求”他帮忙。许倬云教授给我的回信中说:“我推荐到邀请,并非难事,大陆也十分可能送神出门,然后不准他回去。”如到美国,“若勉强留下,长年累月,如何找到一年又一年的财务支持?为此,我也不能有着力之处。包先生高风亮节,我至为钦佩,只是我不能作为德不卒之事,使他来美后进退两难,直言相告,请能原谅。”许倬云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有杰出成就的大学者。我从他这封信懂得了“为德不卒”的含义。

包遵信去世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好友遍布两岸三地和美国,我们为他沉痛哀悼,也望包遵信的夫人王淑龄女士节哀。

包遵信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他之所以在1989年走上这一步,与他对中国专制主义的认识和身体力行的精神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担任《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现任北京市长的王岐山是包遵信领导下的一个编委。希望王岐山市长能对包遵信的家属有所关照。友谊高于政治,没有一位大政治家不懂得这一点。
2007•10•30于病中
(图为作者

梁京:假话、大话与空话

图:江泽民与胡锦涛是一脉相承,还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凡搞政治的人,很难不说假话、大话和空话。但好的政治家都知道,要尽可能少讲假话、大话与空话,因为假话说明你无耻,大话说明你无知,而空话则说明你无能。不管你是否赞同邓小平的政治主张,他最让人感到敬佩的,就是敢讲真话的政治风格。

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敢讲真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有希望,如果一个国家充斥著假话、大话和空话,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出了严重问题,预示著大的社会灾难。


江泽民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假话时代。假话时代最典型的社会特征就是指鹿为马,而“三个代表”就是江泽民指鹿为马的经典之作。共产党一日不把这四个字从官方文件和表述中抹掉,中国人就无日不被国际社会所耻笑。


胡锦涛虽然没有胆量去掉“三个代表”的假话,但他的风格是加大了大话尤其是空话的力度。“和平崛起”和“科学发展”是大话的力作,而“和谐社会”则是空话的巅峰。


说一些大家都愿意听的大话和空话,是不是对说假话的一种进步?是不是能够对社会有一定的好处?这是我近来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引发我思考的是一位外国朋友,他读了胡锦涛十七大的报告很高兴,因为他认为胡锦涛说的都是“正确的东西”。


胡锦涛确实说了不少正确的东西,尤其是与五年前他刚上台相比,他更多地谈到民主,更多地强调公平与正义。但是,还有一些正确的东西他并没有说,比如他说民主却不谈宪政,他说公正却不强调法治,他说社会和谐却不谈公民自治。


有人会说,胡锦涛回避这些问题,是因为提出这些问题的时机还不到。一些正确的东西,如果在时机不到的时候就说出来,其后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那么,胡锦涛究竟是因为时机不成熟不说呢,还是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接受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呢?


越 来越多的事实说明,胡锦涛不可能,也不准备接受宪政民主和公民自治这些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别的不说,让李长春这样冥顽不灵的中共党棍,继续把持意 识形态和文化教育的控制大权,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前提下,胡锦涛多说一些民主和公正的空话,是不是聊胜于无,有益而无害呢?换句话说,加大好听的空话的 力度是不是一种对社会没有风险的政治策略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这种空话究竟导致了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如果一个政治领导人最终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么继续加大好听的空话的力度,只能是加速社会危机的发展。


中 国社会正面临这样的危险。胡锦涛加大空话的力度有这样几个背景,一个是国际社会日益增长的道义压力,另一个就是中国百姓日益觉醒的民权意识,再有一个就是 “政令不出中南海”,胡锦涛日益失去对庞大官僚阶层的控制。在这样的背景下,胡锦涛加大好听空话的力度,就必然在专制政权公开宣称的价值与官僚生存所必需 信奉的价值之间制造出越来越大的鸿沟,而历史证明,这个鸿沟的扩大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我们翻一下慈禧去世前几年,清政府颁 布的新政法令,就不难发现那里面有一些东西比现在胡锦涛说的还要“正确”,我们现在还知道,当年阎锡山,李宗仁等“反动军阀”所进行的农村基层改革和建 设,也一度比中共现在的“新农村建设”还要先进,但是,这些都没有避免中国陷入大动乱。胡锦涛加大空话的力度,很可能帮助他再混五年,共产党靠强大的国家 机器和现代科技,也许还可以继续“坚持”下去,但中国社会将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呢?出身农民的著名作家贾平凹,最近感叹中共对农民的歧视已经把两代农民变 成了“废人”,共产党还要把多少代中国人变成废人,才能够幡然悔悟,而不再“坚定不移”地高举那面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大旗呢?(RFA)

牟传珩:《律师法》修改设陷阱

——中国法制遭遇大倒退


10 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刚刚通过新修订的《律师法》中,特别增加了"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代理辩护意见时,不得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和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条款。修订后的《律师法》将于 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由此以来,律师在法庭上发表代理辩护意见时,随时都可能被冠以"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和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名堂陷人入罪,使之成为当局任意打压维权律师的合法借口。此举是由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律师参与对异见人士、法轮功学员与维权代表的大胆辩护而进行的"请君入瓮"政治设计。此种政治设计,明确否定了中国律师法庭豁免权,也即国际通行的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其实中国律师界和法学理论界早已开始呼吁律师应享有辩护豁免权。早在 1991年3月11 日司法部报送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送审稿)第23条中就明确规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进行辩护时发表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这实际上就是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但在《律师法》的起草、论证过程中,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一直遭到官权抵制,不仅未能最终写进《律师法》,如今反而又增加了"不得"条款。这标志着中国法制进程中的一次名符其实的大倒退。全国人大如此立法,明显是要拒绝与国际社会的法律制度接轨。



律师的法庭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发言时,其依法所执行的职务行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即不得因律师依法在法庭上的言论或向法院提供的书面材料而被拘留、逮捕;任何机关和个人也不得以其他方式打击、迫害律师或追究律师的法律责任。这也就是说,律师只要是依照法律办案,即使其言论越线,这种执业行为或职务行为本身也不受法律制裁。这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为重要。这种豁免,即律师的人身权利在任何条件下不因律师执业或执行职务本身的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与制裁。所谓豁免权,是针对违法犯罪而言的,是有关民事、刑事责任的免除。没有违法或犯罪,也就根本谈不上豁免的问题。律师的法庭豁免权主要是言论豁免权,也即在法庭上依法执行职务时的言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时,由于其行为主体具有特定身份,而且行为又是在其执行身份角色的过程中实施的,从而不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权利。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言论的豁免;使用豁免的阶段则限定在庭审过程中。法律赋予律师辩护豁免权,即意味着律师在法庭上进行辩护时,无论言辞如何,是恶言或是善意、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负法律责任,尤其不负刑事责任。刑事辩护豁免权仅是属于律师职责风险的保障,是律师履行职责的需要,而不是律师的特权。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已成为国际上的通行规定。 1990年9月联合国就已通过《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公约,在《保证律师履行职责的措施》一节中第20条规定:"律师对于其书面或口头辩护时发表的有关言论或作为职责任务出现于某一法院、法庭或其他法律或行政当局之前所发表的有关言论,应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 对于律师刑事辩护豁免制度,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律,如:法国1881年《刑事诉讼法》第41条规定:"不得对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院提交的诉讼文书提起诽谤、侮辱或藐视法庭的诉讼。"《卢森堡刑法典》第452条第 1款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或向法庭提交的诉讼文书,只要与诉讼或诉讼当事人有关,就不能对它提起任何刑事诉讼。"德国法律规定:"法院对律师的处罚权力不能超过其维持良好的审判秩序的权力。"1959年8月1日制订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律师条例》第七篇"地区仲裁法院的诉讼"第 117 条规定:"不得因执行地区仲裁法院的程序而拘留、逮捕或审讯律师。也不得为鉴定律师的精神状况而将其送往精神病院。"《英格兰和威尔士出庭律师行为准则》规定:"律师在法庭上的发言必须真实和准确。在通常情况下,律师对他在法庭辩论中的言论享有豁免权。"荷兰有关法律规定:"对于以口头发言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藐视法庭、轻谩或者侮辱诉讼当事人、证人的律师,首席法官可以给予警告和批评。但是,首席法官无权给律师惩戒处分……因为,这是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的职权。"日本刑事诉讼制度中亦规定,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不受法律追究;即使律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为一位有罪的被告人作无罪辩护,也不能追究律师的任何法律责任。美国等其它国家也都对律师的刑事豁免从立法上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规定。此外,在中国香港地区所颁行的《香港事务律师执业行为操守指引》、《香港大律师执业行为守则》和《香港事务律师职业指令( 1990)》等有关章节中,也都明确规定职业大律师和事务律师在出庭代理诉讼时,对第三者不负诽谤罪法律责任。这些律师刑事豁免规定说明:对于律师法庭豁免已经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同。律师法庭豁免是保障人权的一种制度设计。


在中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尤为重要。因为在这片"红色记忆"的土地上,一向没有人权立法和律师制度的传统,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代人诉讼被认为是低下的职业,历代统治阶级的司法制度中都没有这种职业设计。特别是在在刑事诉讼中,官方一直不承认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被告人在诉讼开始就被推定为罪犯,毫无辩护权利可言,而他人为被告人辩护更为官权所不能容忍。即使是改革开放恢复律师制度后,这种观念仍影响至今,在司法实践中根深蒂固,不时借助各种条件和场合表现出来,以至于律师执业风险太大。如果法律不赋予律师法庭辩护豁免权,就不足以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特别是在刑事辩护中的人身权利。今日中国,律师无论在刑事诉讼中还是其它诉讼活动中,因依法执业而遭到打击迫害的事例屡见不鲜,有的还相当严重。且不说近年来高智晟、李和平、李建强等一批维权律师因涉及政治案件被判、被打和遭到律师证不予注册等处罚与打压,即使那些非政治案件的律师辩护,每年也至少遭遇十几起乃至几十起被非法拘留、逮捕以及驱逐出庭的事件。由杜钢建、李轩所著的《中国律师的当代命运》(法律出版社 1997年11月版)一书就透露:律师有在执业中被人陷害而锒铛入狱的;有因发表不同意见被法院工作人员非法拘禁的;也有因代理案件被对方当事人毁容的,甚至被抠出眼珠的。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2006年发布报告说,根据大陆官方全国律师协会的数据,中国大陆目前就有超过五百位律师被拘押和骚扰,这个现象和中国官方的依法治国的许诺相去甚远。由此现实,也就决定了中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律师作为辩护人参加刑事诉讼活动,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司法民主与人权落实的最重要体现。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律师的刑事辩护活动是律师所代表和维护的"私权"(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与"公权 "(国家的刑事追诉权)在法律范围内的对抗与博弈。律师的刑事辩护权,建立在国家的司法制度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并可委托律师为其辩护这一人权原理基础之上的。它是根置于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在国家司法权判定其是否有罪并应受如何惩罚之前,都有权自我辩护或委托辩护的原则之上的。这一普世法律原则,是世界各国在经历了黑暗的欧洲中世纪和中国封建时代及二次世界大战野蛮践踏人权的暴行后得出的深刻教训。中国自有"红色记忆"来,人权极度被蔑视已给社会带来严重灾难。改革开放后,官方才逐步实施在刑事诉讼中视被告人以诉讼主体对待,但公权力仍过分强大,并不受制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律师因为当事人的私权而于国家公诉机关对抗,随时都有可能因对方启动追诉权而使自己沦为被追诉者,那么很难会有律师去与司法机关对抗,也很少会有律师真正愿意大胆敢言,担任高风险的刑事案件辩护人。由此以来,刑事辩护制度岂不是名不符实。可见,刑事诉讼的性质本身,便决定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应该享有豁免权,这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人身自由的制度保障,也是刑事诉讼辩护制度得以存续的制度性前提。


然而,中共海吹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的"十七大"刚刚闭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通过如此否定律师法庭豁免权,拒绝普世文明的《律师法》新修订,中国法制进程还会有什么希望?

貌强:老战友的心底话

老战友温博士(Prof. Dr. Win)是清迈大学教授,欧洲委员会欧洲学院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学者,流亡美国的缅甸联邦民族联合政府的前顾问,亚洲论坛的助理编辑,缅甸文摘的赞助者。

最近,老战友心情特别差。他极度暴躁、愤怒、伤心、忧郁。他百感交集。他有很多心底话,不吐不快。下列断断续续的非正式纪录,姑且定性为发牢骚。若有差错,该归罪于在下貌强听错记错写错。

首先,老战友悲哀地说:貌强兄弟!你完全知道:

* 军政府自你上大学的1962年独裁统治开始,一直痛恨大学生时常引发与推动民主运动。所以除了时常开枪、杀戮、开除、拘捕 “闹事”学生之外,将军们动辄就关闭国内大专院校,还特意把院校迁往交通不便、资源不足的偏僻之地,同时尽可能降低教学质量——好让大学生智商,比他们高不出多少。

* 我们一群有爱国心与献身精神的学者,连同乐善好施的社会贤达,在泰国清迈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共同创立了众土族国际公开大学 All Ethnic Inter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AEIOU Programme)。

* 我们培育出一批批年轻有为大学生,朝气蓬勃——就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个个热爱学习科技知识,热衷于实践与推广民主制度,同时人人无不深恶痛绝种族清洗与独裁专制制度。

* 我们深信:军政府虽然最怕青年掌握了知识与民主,但当民主降临缅甸时,掌握
了知识与民主的这批青年,将是你我民主缅甸的栋梁。

* 然而,可悲的是,众土族国际公开大学 All Ethnic Inter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AEIOU Programme),不久可能关门了——经费严重短缺呀!


老战友与我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无语,然后是一阵长吁短叹。

接着,

老战友无比愤怒地说:看那缅甸军政府屠杀自己人民的镜头——尤其僧侣袈裟被粗暴脱除,然后用军鞋猛踢,用枪托直撞,满头满身鲜血淋漓地被推上军车。被拘捕的僧侣与民众,其死活与去向,谁都不清楚。

老战友深感悲愤: 西方衮衮诸公,要嘛冲着电视内的缅甸狰狞军将门尖叫与怒骂,要嘛跟随非政府组织NGO去抗议示威………除此之外,毫无实际有效的行动。

老战友眼里充满泪水,他代替西方工商界高喊:“杀吧!殴吧!追捕吧!监禁吧!我们当作都没看到,我们要的只是缅甸的廉价能源与便宜劳动力!” 。

老战友睥睨着电视屏幕说:貌强兄弟!你看,法国总统万里迢迢“邀请”流亡美国的“缅甸联邦民族联合政府”总理盛温博士(Dr.Sein Win)来到花都巴黎,目的只是在这电视机前告诉他“法国再也不会让国民去缅甸投资了”。貌强兄弟!你看,总统时而抬头,时而沉思,有时左顾,有时右盼,集喜、怒、哀、乐于一身——这场出色表演,全在争取选票与民心。

貌强兄弟!你知道吗?在欧洲,法国是第一个到缅甸的投资者,也是最大的投资国。

老战友转告我Total石油公司主席对法国新闻社说的话:“我们Total每年提供缅甸军政府约4亿美元,作为石油的开采”。

老战友接着说:

貌强兄弟!你知道吗?为了铺设石油管道,缅甸军政府强制拆迁多少土族村庄?烧光了多少贫下中农茅房?多少土族村民流离失所,到处流浪?多少土族村民离乡别井,家破人亡?多少土族抗拒者,被冠之以种种莫须有罪名而遭到迫害与拘禁?………人权严重受到侵犯呀!

貌强兄弟!你知道吗?法国政府很希望世界明白:他的外长Bernard Kouchner 是医生无国界MSF(Medicins Sans Frontieres)与世界医生(Medicins du Monde)的创立者,外长非常关心水深火热中的缅甸人民,外长常为有关缅甸的书本写序言。

然而,貌强兄弟!你知道吗?在他荣任法国外长之前,他高薪受雇而为Total石油公司撰写调查报告,力述铺设缅甸到泰国的输油管道,并无任何侵犯人权的迹象。他也时常鼓励法国工商界前往缅甸投资。

貌强兄弟!你知道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大清洗,卢旺达、苏丹等国进行种族大屠杀——完完全全像缅甸一样,究竟联合国做了些什么?

貌强兄弟!你一定不肯相信:联合国仅仅袖手旁观而已!唉!北极万年冰川虽然不断在解冻,然而唯利是图的世界太寒冷了!

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执政近三十年,倒行逆施,谁反对就残暴镇压谁,结果把一度非洲最富裕的国家沦为一贫如洗,民不聊生——又是跟缅甸完完全全一样。貌强兄弟!你相信吗?这祸国殃民、残暴无能的政权,却一度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

貌强兄弟!你我记忆犹新:当年山姆叔叔不顾大家反对,一意孤行地派兵去攻打伊拉克与阿富汗,当时全世界指责他仅仅是为了石油而出兵侵略,我记得你也在亚洲周刊与华文媒体撰文大加鞭伐。然而,那时山姆叔叔却大义凛然!他仰天大叫:美利坚合众国100% 是为民主、为自由、为正义、为人权而出兵为民除害的——即使当地人民并没有邀请!

现在,缅甸各族人民惨遭法西斯军政府的压迫与屠杀,已长达半世纪了。全国人民虽然进行文的武的各式各样反抗,但成效不彰,死亡惨重。绝望之余,天天遥望着高举自由、民主、人权的美利坚合众国山姆叔叔,日日夜夜无条件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山姆叔叔派兵缅甸为民除害。

救缅美军要组织一个拥有西式一人一票民意的缅甸民主政府吗?

不瞒你说:在1990年缅甸全国大选中,获85% 压倒性选票的全国民主联盟NLD与掸邦各族联盟SNLD,就在缅甸境内;胜选的国会议员团,就在缅甸境内;获全国各民主党派与众土族力量拥护的昂山素姬,也在缅甸境内;全国被压迫人民,个个俱在缅甸境内。敬爱的美利坚合众国山姆叔叔!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哟!

貌强兄弟!你相信吗?谁也没想到山姆叔叔一反常态,充分显示 “七上八下”,“顾虑重重”,一句话:雷声虽大,雨点全无。

民间盛传缅甸历史第四大帝——丹瑞之语录:“让朕笑问:缅甸石油,有伊拉克那么多吗?侵略缅甸,有伊拉克那么容易吗?划算吗?……..道义?嘿嘿!多少钱一斤?人为财死,乌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些不是他们资本主义老祖宗的自由市场经济铁教条吗?”

唉!貌强兄弟!难道这语录并非伪造?

貌强兄弟!你看伟大的山姆叔叔,他正在展现 “深怕世人误会美利坚合众国不是奋力为民主、为自由、为正义、为人权,因而不敢派兵主持正义” 的一幅无可奈何怪模样——这真叫我哭笑不得。

老战友陷入无限痛苦了:“貌强兄弟!是你的老战友一厢情愿吗?120% 的一厢情愿吗?清楚记得欧盟-缅甸办公室主任韩永贵(Harn Yawnghwe)早就提醒过:要提防世界级出色演员们光耍嘴皮哟!”。

貌强兄弟!你的老战友又回头深深埋怨与愤恨另一东方文明古国印度了:满以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能做出应有的贡献,然而却痛心地见到他跟中国俄国走在一起了。

唉!貌强兄弟!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山姆叔叔不肯出兵为民除害;而无德无能的联合国做事,却每件事都迟几拍——军政府已屠杀了那么多人,他才派甘巴里去缅甸。等甘巴里大驾光临杀戮现场时,明明那边早已血流成河,尸堆如山,但却没见到半点血迹,也看不见一具死尸,只# 265;野蛮军队笑容可掬,狞笑将军们双手合十。喔!原来军政府早已烧光了所有尸体,洗干了一切血迹 …………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2007年10月30日
(作者:貌强 Maung Chan 缅甸华族)

孙文广:就候选人提名请问校领导

—参选之五

(按:这是已经贴在校园中的竞选海报)

山东大学的选举应该公开透明,接受监督,应该尊重选民的选举权,提名权。

10月 27日公布了山东大学选区的区人大代表167个候选人的一榜名单。

就此请问校领导。

1)在这些候选人中有几个是离退休人员?这167个候选人中有谁公开表示过愿意代表弱势群体、离退休人员,愿意为他们讲话?

2)这167个人员是怎样产生的?有多少离退休人员参加过推选会议,听取文件,填写选票?有多少离退休人员接到过要求参加会议的电话或在电话中被上面示意了一些名字?有多少人在电话中接到过候选人的如“二女一男,一党员”等的提示?

3)有多少退离休人员,没有接到参加提名会议的通知?有多少人没有收到有关上级的电话询问?

4)有多少大学生(适龄)没有接到参加候选人提名的通知?大学生、研究生在当前山大选区中占多大比例?参加推荐者占多少比例?大学生的选举权、提名权、被选举权是否受到尊重?对大学生、研究生有哪此院系组织了推荐活动?有哪些院系没举行任何活动?

5)大学生中产生的候选人在哪儿?有几个?

6)请公布山大有选举权的人员数目(按院系分),这次参加推荐会议有多少人?电话询问有多少人?

7)山大有选举权的大学生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参加了推荐会议,占多大比例?

8)你们是否尊重了离退休人员和大学生的选举推荐权?

2007年10月28日于山东大学

保留三日 31日前勿覆盖

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发出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孙文广:山大候选人提名中的不公平现象

(按:这是贴在校园中的竞选海报)

山大历城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提名一榜167人名单已公布,但是提名过程有很多不公平现象,如:

1) 对大学生很不公平。

大学生是山大选区中最大的选民群体,但是据了解,很多大学生没被通知参加选民小组会,没有对候选人提名,投票,这实际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提名权,这对大学生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区人大代表直选,是目前中国唯一的直接民主形式,五年一次,十分难得,校领导应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让大学生行使公民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也是一次难得的实践。要鼓励学生参与这次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人大选举,让他们参与各个阶段的选举活动,使他们增长知识,增长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应该鼓励有志向的山大学生参加竞选。

现在选民小组的基层单元,教师为系,学生为班,教师的系有的很小只有十几个人。而学生的班级则有四十到六十人,现在规定每个单元可推出三个候选人,这对学生也不公平。

改进办法之一是,教师提名以院为单位进行海选,根据人数比例提出前几名,学生的年级为单位海选。

2)对民主党派不公。

选举法规定“各政党……可以联名或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校领导制定的“选举工作日程”中有“10月22日下午3:00”,“东校区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第二次会议,布置提名代表候选人工作(邀请各民主党派、工会、团委、妇委会负责人参加)”。结果民主党派、工会等也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最后全校民主党派没有一个提出候选人,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3)对退离休教工不公平。

全校退离休教工中的多数没有接到参加提名会议的通知,没有参加提名过程,这对他们很不公平,在选举权上退休和在职是一样的。

4)选举中男性遭到不公平对待。

不少单位选举工作人员向选民提出要推选“二女一男”做为参选人,对一个男性占主体的山大来说,做为男人我感到不公平,有歧视男性的现象。

5)对非党员的不公平。

有的选举领导者向选民建议,在推荐候选人时要选一个或二个中共党员的建议,是对非党员的不公平。

6)收受信息不公平。

很多人直到10月中旬还不知道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这回事,更不用说“选举日程”。山大领导能够看到的文件,一般教工、学生看不到。直到今天在山东大学东区我还看不到一处有关的张贴物和宣传横幅。

7)对无职权者不公。

有不少院系利用电话向教工征求候选人提名,并且在电话中传达上级的有偏好的精神,在电话中提出一位校领导的名字,允许这种推荐方式,是对无职无权者的不公平。而且电话征询也使得选民失去了听取文件传达的机会。

山大管理学院孙文广2007年10月30日

三日内勿覆盖 保留到11月3日

2007年10月31日星期三发山东大学

李平:异见学者包遵信的实心眼

周日病逝的内地著名学者包遵信先生,将于本周末在北京举殡。作为一名异见学者、公共知识分子,论名气,包遵信似乎排不上号,互联网上能确认的他的照 片,只有八九年民运时的黑白照;论对民运的贡献,虽然也有人称他为幕后黑手,但当时真正被当局定性为黑手的只有刘晓波、陈子明、王军涛等人。

然而,不论人在北京的刘晓波博士,还是被放逐海外的学生领袖王丹,都推崇包遵信1980年代在中国思想蒙运动中的功绩,推崇他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对一代人的影响。

异见作家余杰视包遵信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海外“议报”网则关注包遵信病逝可能引发的六四悲情。

至于当年包遵信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授的丁学良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形容:“老包‘太土’,形象土,心眼也土,大 概从来就没有学会这年头时兴的‘出口转内销’的技巧──在外国大吹自己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然后回到中国再大吹外国人如何重视自己在中国的影响。”

包遵信的实心眼,给圈内人的印象深刻。异见作家王德邦回忆说,在一次聚会时,他一高兴脱口而出:“中国实现民主不会太远,估计十年八年就会到来。”结果,包老非常认真地追问:“你有甚么根据这么乐观?我看要比你说的长得多。”这一问,尽显一个学者的严谨。

包遵信在六四惨案后被判囚五年,出狱后仍致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发展。翻读他近年的书简,最令笔者感慨的是,他仍然未脱忧国忧民的“士大夫”情怀,既 有对“知识界的普遍失语,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严重遮蔽”的痛心,也有“对公民个人自由与权利有真切实在的保障、对政府的权力有明确的界限和有效的制衡”的 宪政思考。

“宪政民主是中国最好选择”

作为历史学者,包遵信曾深入研究中共1940年代领导的民主运动,因此呼吁“反对专制集权总是要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他坚信:“宪政民主尽管在中国走了很长的曲折道路,还是最好的选择,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信心和耐心,坚持不懈的努力。”

唉,如今还主张宪政民主的实心眼学者,能有几个呢?

(苹果日报)

施化:富人和穷人的对立

图:中国贫富差别日益扩大

刚刚被推选出来的第十七届中共新领导班子,面对的是一个贫富两极极端分化的人口大国。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在亚洲排行第一。不是说穷人比尼泊尔孟加拉阿富汗更穷,而是说富的那部分人太富,总体水平已经在世界领先。除了美国之外,现在中国的亿万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根据定期统计数字的福布斯杂志,美国有300多名亿万富翁,印度有36名,日本有24名,中国则有108名。而基尼指数已经达到0.45,逼近0.5的警戒线。不少研究中国现状的分析家已经开始说,中国当今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小部分精英和广大社会底层的矛盾。意思也就是指富人和穷人的矛盾。这又回到了解放前。

好像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共产党闹革命的时候,进行过阶级分析,确定了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富人和穷人的矛盾。富人代表压迫阶级,穷人代表被压迫阶级。为什么付出了千百万烈士的鲜血,革命到今天,一点进步都没有呢?这里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不把错误的地方找出来,就没有办法解决贫富对立问题。就不得不考虑,是不是还要再付出下一次千百万人命的惊天代价?并且,还要付出几次千百万人命的惊天代价?

中国在传统上就有均贫富意识。水浒梁山泊的好汉们,之所以被当成英雄而不是土匪,就是因为杀富济贫。贫富对立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挥之不去魔影。穷人爱富又恨富,最恨的是为富不仁。前不久,国内一个经济学家为富人说了一句话,惹来瀚然大波,成为千夫所指。因此,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政治分析家,都不敢小看目前还在增长的贫富对立势头的潜在危险。

除了由于穷人积压不满产生仇恨,使社会动荡不安以外,专家们还认为,劳动力过于低廉,也不利于经济健康增长。也就是说,当企业即便粗放经营,也能维持较高利润率的时候,会缺乏改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动力。由于劳动成本过低,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维持。另外,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高经济增长如果不产生有效财富,就不是奇迹。

战后日本在经历了18年(1955年~1973年)的两位数高增长后,不仅国家经济总实力位列资本主义世界第二,而且人均财富直逼美国(80年代中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类似的情形也发生于亚洲“四小龙”。但是,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GDP即将位列世界三强,但人均财富却不足美国人的一个零头。2006年12月,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发布报告称,美国人均财富为14.4万美元,中国大陆只有2600美元。此外,还有1.3亿人日收入不足1美元(联合国划定的贫困线)。因此,虽然创造高增长,但未能创造有效财富的当今国策,不仅不值得骄傲,还必须深刻反省,立刻叫停。

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不担心不关心贫富悬殊矛盾,显然不是事实。但是他们无能为力。首先,过去的杀富济贫不可能再用一次。再者,动用国家储备来救济贫困,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不可能大面积长期进行。中国的地区差别很大,补助一部分,不补助另一部分,会产生新的矛盾。他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做到的,除了不断的口头保证,只能是一次接一次地流眼泪。胡锦涛在中共17大报告中,提出了更加平均分配财富的计划大纲,比如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强调初次分配要体现公平等。但是这个究竟能不能根本奏效,谁也不知道。更由于,贫富差距悬殊的怪状,是执政党用了二十多年时间,一手酿制出来的,在没有相对压力的情况下,能不能自我纠正,在多大程度上纠正,很值得怀疑。

显然,造成目前穷人过穷,富人过富现状的,既不是穷人的责任,也不是富人的责任,而是国家政府的责任。中国的老百姓,不论在亚洲还是世界,都是最勤奋的人。印度问题的专家指出,印度出现的贫困问题,老百姓懒散也有责任。但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基本不存在好吃懒做的大量盲流群体。中国的富人同样勤奋。如果把富人当中财产来历不明的一小部分剔除掉,中国富人的财富也是劳动所得,没有理由被瓜分。当然他们借助了某种有漏洞的政策,但也不应当负主要责任。比如,中国的前100名首富当中,房地产和证券商人占了一大半。问题主要出在国家政策。在这里,城乡二元化,土地流转制度,国有资产改制,证券市场体制等,都对贫富差距快速加大,起了催化作用。只要政策恰当,暴富现象立刻会终止。富人和穷人之间,没有不可避免的对立。

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国家政策的问题,也不一定出在国家主要领导人身上,而是出在一小部分利益相关者身上。由于政治制度的缺陷,本来应该成为掌舵人的一些国家重要部门主管和省市负责人,却变成了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的隐性法人。并且,这一批人既不受舆论监督,又不受法治制约,还在最高决策层掌握很大的发言权,可以随意否定领导人申报个人财产制度提案。所谓的集体领导,给他们的寻租活动提供了便利。这批高级寻租经纪人,由于党内的派系斗争,又获得强有力的政治支持。是这些人在呼风唤雨,气焰可以压倒党和国家领导人。陈良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中国不再需要一次穷人打倒富人的革命,也不再需要一次文革式的推翻党内资产阶级的群众运动。中国的领导人只要往前走一小步,就把通向光明的大门推开了。这一小步就是体制性结构性的改革。这个改革甚至都不要大张旗鼓地对外宣传,只要实实在在做几项根本性改动就可以。其中必要的一项是改变倒向权势集团的土地和金融政策,另一项是建立在公众舆论基础上的监督机制。过去做这些不但阻力很大,在政治局常委中难以通过,还担有风险。因为很多改革的前车之鉴在那里,只要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从商鞅一直到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场不能不让人却步。十七大以后的局面虽然也只是某种平衡,但比从前好一点。明智的中共新领导人,如果感到势单力薄,又希望大局稳定,就只做不说。到真正正直有骨气的知识精英中间去寻找同盟。

只要给中国的穷人一个平台,不让权势利益集团把穷人的权利统统榨光,富人和穷人的对立不是必然和天然的。中国的穷人可以借这个平台,不靠救济扶贫的社会主义因素,慢慢自己富起来,最终化解对立。

胡平:毛派的尴尬及其前景

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派别林立。其中最尴尬的莫过毛派。今日中国社会,弊病丛生,充满丑陋与罪恶,其根源盖出于中共一党专制,而毛泽东正是这一制度的奠基人。一方面,毛派对现实生活中若干弊病进行了大胆的揭露;但另一方面,他们又美化毛时代,主张用毛的那一套解决问题。这就不能不陷入极大的自相矛盾。


譬如说,毛派正确地指出,今日中国,工农大众处境悲惨,形同奴隶;但同时他们又坚称在毛时代,亿万民众空前觉醒,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这就怪了:亿万空前觉醒的翻身当家的主人怎么会连一次主人的大权都不曾行使,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奴隶了呢?除非他们原来就根本不是什么主人,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权利,也就是说,除非他们本来就是奴隶。奴隶之为奴隶,不一定是处境悲惨,而在于其不由自主,自己的命运不在自己的手里。你可以把毛时代中国工人农民的地位吹得天花乱坠,但你无法否认的是,在毛时代,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是党中央恩赐的。大寨的农民陈永贵当上副总理,沈阳的售货员李素文当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不是靠自己竞选当上的,而是党中央让他们当的;后来的党中央不让他们当了,他们就当不上了。在毛时代,工人,主要是国营企业的工人,有铁饭碗,有公费医疗、单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但是这些福利都是那时的党中央颁布的政策所恩赐的,后来的党中央改变政策了,这些福利说没有就没有了。"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如此而已。

很多毛派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情有独钟。他们说,今天中国走资派当政,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正好证明了文革的正确,证明了文革"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都是正确的"。既然如此,毛派们为什么不高举文革的旗帜,再搞一次文革,造走资派的反,夺走资派的权呢?可惜不能,因为当局要镇压。那么为什么在文革中,群众又能够造反夺权呢?为什么曾经一度,那些大大小小的当权派那么顺从呢?要批斗就批斗,要弯腰就弯腰,要挂黑牌就挂黑牌,不要说他们手下的军队警察在一旁作壁上观,就连他们的贴身警卫也都不出来保驾。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当时,毛泽东掌握了绝对权力,各级当权派和军队警察都是发誓要忠于毛主席。是毛泽东提出要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群众造反夺权,所以各级当权派和军队警察都祇好服从。文革造反是奉旨造反,是狐假虎威;并非群众自身拥有了真正的权利和权力。文革的意义,据说是解决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然而正像这里讲的,发动文革的前提却是中央必须是牢牢地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也就是说中央没有出修正主义。这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吗?且不说毛的文革本身是好是坏,问题是,群众根本无法通过文革这种方式去反对他们想反对的政府。和毛派们说的恰好相反,文革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方式上、策略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是完全错误的,是行不通的。

那么,接下来,毛派们该怎么办呢?过去,毛泽东在党内遇到来自同僚的阻力,就威胁说要"重上井冈山"。其实,毛无非是倚仗着军队在自己手里而强迫他的同僚就范而已。今天的毛派们对此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决不说什么"重上井冈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主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祇是今日之毛派毫无此种打算。早就有人向毛派建议,建议他们另立山头,成立毛派的共产党或曰中国共产党(毛)。可是要这样做,就必须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然而毛派们又是最坚决反对自由化民主化的。照理说,今日毛派既然早已被赶出权力中心,沦为在野派,连公开发表言论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因此哪怕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也该争取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然而许多毛派却仍然坚持把自由民主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这等于作法自毙,自掘坟墓,实属愚不可及。

如此说来,毛派的前景无非两种可能:要么,它继续反自由反民主,这样,它在政治上的地位祇会日趋边缘化;要么,它转而支持自由民主,这便意味着毛派将不再是毛派而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派或民主社会主义派。一直有人断言,在今后的中国,毛派将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但是依我看,这一断言是没有根据的。◆

北京之春2007年11月号

于浩成敬挽包遵信

包遵信老友 千古

一生追求真理,传播真理,堪称启蒙先导;

至死争取自由,捍卫自由,无愧维权英雄。

于浩成敬挽

2007-10-30

陈破空:谁是真汉奸?

10月中旬,香港立法委员、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访问欧美。期间,李柱铭向欧美政界呼吁,利用明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促使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权。李柱铭同时在《华尔街时报》撰文,表达类似观点。李先生的作为,基于他一贯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也基于他对香港和中国始终不渝的责任感。信念执着,言行如一,是真正的爱港爱国人士。

然而,待李先生回到香港,竟遭到左派或亲共人士的围剿。亲共的党派、立法委员、媒体、甚至一些左倾的"普通市民"(未知是否假冒?),一律大做文章,直指李先生为"卖国贼"、"叛徒"

、"汉奸",帽子满天,唾沫横空,狂轰滥炸,气势汹汹,大有要置李先生于死地的架势。其面红耳赤和青面獠牙的愤恨状,仿佛李先生刨了他们的祖坟!

李柱铭在《华尔街时报》撰文,是1017 日,香港左派和亲共人士、连同中共当局,在一个星期里,并无反应。却突然于1025日开始发难,群起围攻。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更是口诛笔伐,铺天盖地。显然,这是一波具有中共特色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其幕后主使,只能来自北京。据说,目的是要影响香港立法院的补选。

论爱港爱国,民主派以是非为标准:善恶对错,不分国界。那些反民主、反人权、反文明的政权,不仅是与本国人民作对,也是与世界人民作对,也即反人类。对这种反人类的政权,唤起和联合人类共讨之,合情合理。

而在左派或亲共人士那里,爱港爱国,以国界为标准:拥护本国政权的,就是"爱国",而不论这个政权好坏;批评本国政权的,就是"卖国",而不论是否在理。依照这一标准,当年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人,都属于"爱国者";今日批评美国政府的美国人,则都属于"卖国者"。

在左派或亲共人士的舆论下,国界以内,不论对错,是不容国界以外过问的。就如,一户人家,对邻居的家庭暴力,不得表示愤慨和批评,更不得干涉和报警。另外 ,家庭中受压的弱者,如果求助于外人,就成了"奸细"。左派或亲共人士定义:如果中国人与外国人谈论本国事务,或要求关注中国事务,就属于"汉奸"。果真如此?那么,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共历155 年,这些左派或者亲共人士,或其父辈,都曾奉英国人为主子,都曾与英国人共商港事,岂非一律都是"汉奸"?

什么是"汉奸"?直接说来,就是"汉人中的奸细",就行为而论,就是"损害中华民族"的人。说到这一层,恐怕没有任何团体与个人堪比中共合格的了。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共割据一方,消极抗日或拒不抗日 ,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合谋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就是铁板钉钉的汉奸行为。

中共篡政后,大规模残害残杀汉人或中国人,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七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对同胞的加害、监禁和杀戮,至今没有停止。即便把历史上所有针对中华民族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共一家。换言之,中共,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欠下的斑斑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汉奸"。

中共是"汉奸",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汉奸",碍难推卸。自己是"汉奸",却骂别人是"汉奸",岂不是"贼喊捉贼"?

什么是"卖国贼"?说到"卖国",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贼,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绝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团体或个人,才有可能"胜任"。

今日中国,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垄断国家土地和矿产资源,向外商廉价批发,谋取私利,是为卖国;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任由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这一切,都是中共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一群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中共是"卖国贼",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卖国贼",碍难推卸。自己是"卖国贼",却骂别人是"卖国贼",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左派人士、香港工联会发言人王国兴,把李柱铭比喻为"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明显缺乏历史常识。需知,吴三桂本人,并非平头百姓,也非只是动口动笔的"议员",却是明朝政府中的高官,手握重权,有国可卖;他引满人入关,灭掉汉人政权,留下千古骂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汉奸"。

王国兴似乎又不知道,明朝政权中,还出了另一个"吴三桂",也是有名的叛徒,叫做"施琅",他身为明朝将军,却做了满清的降臣,并充当满清的马前卒,前往攻打台湾,捣毁盘踞那里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 ----郑明王朝。近年,中共专门拍了电视剧,号称 《施琅大将军》,公然为其歌功颂德。

王国兴拿吴三桂来造句,不仅引喻失当,还犯了中共大忌:依仗苏军后援、也从东北叩关、最后入主中原的中共本身,就是"满清"的翻版;侍奉马列洋教、屠戮华夏儿女的中共人物,都是"吴三桂"和"施琅"的化身。

谁是真汉奸?让我们一一检视香港左派或亲共人士堂而皇之的"批李"言论:

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李柱铭议员跑到外国,借此机会引入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奥运,我感到好气愤。"但谭某对中共欺压弱势群体、为办奥运驱逐饥寒交迫的访民 同胞,却从不"感到气愤"。谭耀宗是真汉奸。工联会会长、并身兼中共"人大"代表的郑耀棠,炮轰:"有人钟意做汉奸,我唔会阻止人!但我必须谴责这些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但郑某对中共"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种种行为,从未予以谴责。郑耀棠 是真汉奸。

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说:"李柱铭的言论,对国家不利,影响了香港民主派与北京的沟通,不利香港的民主发展。"在这里,周梁某将中共混淆为中国,将"与北京的沟通"置为首要,指望民主派变为亲共派,意图削弱香港民主,取消港人治港 。周梁淑怡是真汉奸。民建联前任主席曾钰成说:"李柱铭发表演讲及文章,呼吁外国直接介入,来迫使中国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在这里,曾某敌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政改,反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交流。曾钰成是真汉奸。

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对此声称:"北京主办奥运是国家大事,不应将奥运政治化。 "但唐某没有指出,中共为办奥运,加强监控维权人士,加紧封锁网络,才是"将奥运政治化"。唐英年是真汉奸。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中方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保护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依法保护及发展人权,并会继续取得成果。"事实是,中共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践踏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侵犯和践踏人权,并会继续制造恶果。刘某颠倒黑白、戏弄国人。刘建超是真汉奸。

据了解,李柱铭先生走访欧美时,言辞极尽温和,针对北京奥运,甚至连"施压"、"抵制"、"杯葛"等词汇,都没有用上。面对亲共分子围攻,部分民主派还拿这一点为李先生辩护。其实,即便说到"施压"、"抵制"、"杯葛",又如何?

难道在汉城奥运会时(1988年),国际社会向韩国当局"施压",迫其实现民主转型,是大错特错?难道在莫斯科奥运会时( 1980年),半数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展开"抵制",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大错特错?难道在柏林奥运会时(1936年),国际和平人士动议"杯葛"(未能成功),以唤醒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的警觉,是大错特错?

凭什么,中国标准,就要有别于世界标准?凭什么,中华民族,就要自外于国际主流?说到底,将中国与文明世界相割裂的言论,就是汉奸言论!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隔绝、认定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是真汉奸!(RFA)

2007年10月29日星期一

李志宁:一个表态大会,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

图为作者李志宁

  

【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30日】我认为,一个大会,是不能真正改变中国的。


  自建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先例。因此,对于“大会”,是不能迷信的。我早说过,中国的大会,是誓师大会,表态大会,而不是“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的大会,这是中国特色,与国外的会议大不相同


  即使发生了变化,也是在大会之外”发生的,而不是在“大会之内”发生。例如113中全会,那只不过是“确认”一下邓的改革的大会。显然,邓的改革政策不是在这一次大会上产生的,而是在会前就产生了。即使有所谓“党内斗争”,那也不是在一个公开的大会上公开地进行的。如果我们的大会,真的变成一个大家畅所欲言、互相辩论、而不是与会者们一说起话来就结结巴巴、争着向“党中央”表态的大会,那就标志着:“党内民主”真的已经来到了。


  人们不能讲自己心里所想的,更不敢到大会上去讲。所以,参加大会的也大都是不敢讲心里话的人。我不明白,这样的大会到底有什么意思?作为统治者,肯定会觉得这样很好,大家都一致了,都很听话了,也就是很和谐了。但是,作为一些真正伟大的治国者,应当对此感到懊丧。记得贞观初年,李世民如果听不到对自己的批评意见,他反而不安心了。但我们建国以后,与此相反,一听到不同的意见,就大为气恼,甚至非得把持不同意见或反对意见者都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他们弄死整死,否则领袖们就不罢休,就不甘心。这种治国水平,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李世民简直无法相比。现今和唐朝初年,大家都是“非民主制度”,但也有优等品与劣等品之别。今天,治国未能与现代文明相匹,反而不如唐初,这个事情,常能令人叹息不止。


  既然谁也不讲不同意见,也不讲批评意见,那么,不奇怪,中国的大会,无论是党的、国家的、政协的……大会,绝对没有一个不是“胜利的大会”。


  怎么会不是“胜利的大会”呢?不可能不胜利。因为,反正怎么着,终归都是胜利的,建国以来,这是从来如此,没有例外。那大跃进搞得那么惨,仍然是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文化大革命弄得那么乱七八糟,九大十大,不还是照样被宣布为“胜利的大会”么!


  再说,我们这个大会,到底是谁胜利了呢?


  不知道。


  大会没有给答案。


  但是,总是有些人胜利了,有些人失败了,这就是历史。


  在我看来,只有出现一个不同意见“辩论的大会”,而且是一个“充分辩论”的大会,中国的“大会”才可能有希望。


  17大是党内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大会么?当然不是。有人在17大上说出了什么“不同意见”吗?我也完全听不见。


  我不明白,如果大家都没有任何“不同意见”,那还要开会干什么?


  这不是浪费精力、也浪费财力物力么?


  会前会中会后,众多“媒体”对于17大,就像捧歌星一样,几乎说尽了肉麻的好话。好像中国的命运,就决定于这么一次大会了。


  但是,实际上,这次大会,与以往中国几乎所有“大会”完全一样,不仅没有任何“不同声音”的争辩,而且没有任何一点对过去的严肃认真的批评,对于过去的错误,也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


  这样的大会,是负责任的吗?


  如果我们看到了大会关怀“人民生活”的用语,那么请别忘记,这样的用语,这样的“关怀”,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了。没有那一任高贵的“领袖”们会说:不用管人民的生活!不用管人民的医疗!只要官员们和“新阶层人士”富起来那就可以了!劳动人民么,那些农民工么,可以风吹雨打,可以住在天桥底下,可以成几百亿元地拖欠他们的工资!


  我想,没有一次大会,会这样“诚实”地说话。但是,这些事情却发生了,而且是长时间地、大面积地发生了。


  看到建国后中国的历次党代表大会,往往令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开这些大会。到底有什么必要?难怪,毛泽东在“八大”以后,长时间停止了这种大会的召开。一是可能他认为开这种会没意思,二是他不愿意再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再讲出些什么他不喜欢听的话。尽管这些人已经小心翼翼了。于是,在1956年召开了中共“八大”之后,一直到1979年才召开“九大”。


  召开了“个人崇拜”顶峰的九大,毛泽东终于乐了,笑得合不拢嘴。


  1956年!我想起苏共20大也是这一年召开的。现在可以看出,这一次大会是在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史上一次非常大会,真是一次非常奇特的大会,也是一次表现了异常勇敢的大会。


  所以,这是一次真正的大会!这样的大会才真有意义。


  历史将会这么说的。


  因为赫鲁晓夫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作了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他的坚持不容易,在整个“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仅就这一点说,他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我们都是长期生活在所谓“社会主义”的人们,我们都知道假话弥漫在全社会的那种滋味。大家都不讲自己心里的话,全都用假话把自己裹起来,这样几十年搞下来,当年所谓“社会主义新人”大都变成了撒谎者。这是所谓“社会主义制度”训练出来的,是专制主义的成果和结晶。人们都不敢讲自己的“心里话”了,这是个很可悲的社会现实。


  可是党的领导者们很喜欢。


  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他们喜欢的有道理,因为这对他们自己有好处。为了这点好处,当“新社会”刚刚把鬼变成人之后,他们再重新把人变成鬼。


  中国的社会主义,成为谎言的社会,人们全都得经历“假话国历险记”。


  我们还是回来看17大上的事情。


  我觉得,响彻会场的“坚持”二字,是比较可怕的东西。


  因为所谓“坚持”,常常不是坚持“正确的”的东西。


  那些合理的、对人民大多数有好处的政策,根本就不用再说“坚持”两字了。维持下去也不难。而只有人民反对的、烦躁的、不合道理的那些政策,往往就需要提出“坚持”两个字来提气,来支撑错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就是如此。


  如果说,还要一代一代“坚持”下去,那实在太可怕了。


  就这样穷者愈穷,富者愈富,恐怕中国人民最终就没有活路了。


  据今年6月间新闻:目前全球拥有100万美元以上资产的人共有950万,而拥有3000万美元以上的超级富豪则接近10万。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是近年富豪人数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增幅分别为7.8%以及15.5%。又据今年10月的新闻,截至2006年底,中国共有34.5万名100万美元以上资产(这些资产还不包括自住的房地产)的富人,数量较2005年增加7.8%。这印证了前一个新闻。而且,我们中国每“百万美元富翁”平均拥有得的产高达500万美元,远高于亚太地区平均330万美元,及全球平均390万美元的水平。


  这也就是中国的“千万富翁”(人民币)的规模,大概也是党中央的骄傲。


  做一个简单的算术,可以算出中国千万富翁”所占有资产为13万亿元。而其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0.00026%,即万分之二点六。而且,中国起码还有1000多万个“百万富翁”,又要占去10多万亿元财富……


  可怜,中国的劳动人民,还能剩下多少一点社会财富的渣滓可得呢?


  但是,中国的执政阶层,仍然给他们“心的伙伴” —— 中国富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作什么“新社会阶层人士”!


  好家伙!他们是新社会阶层人士,我们老百姓,大概都是“旧社会阶层分子”了。是的,我们的确又回到了旧社会,说得没有错。


  现在,中国各种“媒体”正在配合党中央,大做各种“富翁”广告,宣扬各种富翁,想干什么呢?是想让中国人民都爱上富翁吗?大概他们认为,过去所以发生了共产党革命,就是因为那时中国人民都没有爱上富人的关系。现在,可要让中国人民脱胎换骨,要他们甘愿做奴隶,向富豪老板们唱情歌,献爱心,奉献身心。


  再不,就是要气死中国人民。


  天天讲中国有多少多少富翁,让中国的广大劳动者看着富人们生闷气,最好把中国人民的大部分都气死。那财富就会全部落到富翁们头上,就如鲁迅曾经讲过的故事那样,让“美好的中国”就剩下富翁,好看的女的,和卖大饼的。


  中国的富翁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其钱的来路不正。既不是由于科技发明,也不是由于辛勤的劳动,所以,依我看,人民发生“仇富”心理,这才是正常的。否则,若中国人民都衷心赞美富翁,赞美党中央所钟爱的“新社会阶层人士”,不就等于全社会、全民都要赞赏贪污腐败、行贿受贿?那还正常么?


  那么,中国人民还有骨头吗?


  其实,目前那些“吹鼓手文章”,也已经江郎才尽了。目前吹嘘17大的文章也好,吹捧领袖们的文章也好,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句套话,天下的吹捧文章也是一大抄。让人听得耳朵都刺痒。对于我这个老头子来说,只好关起电视,捂起耳朵不去听。但是这样一来,也的确,很多“新鲜”的新闻,我都没有听到。


  再说一个议题。


  我认为,民主,是一种制度,这是不分东西方的。


  当中国人说,由于“中国特色”,中国不能实行西方国家那一套民主制度。那实际上,不是拒绝“西方”二字,而是拒绝民主制度本身。


  道理很简单。东方,自古以来只有专制制度,没有民主制度。


  所以,若讲到民主制度,就只能是指西方的民主制度。


  所以,如果拒绝“西方民主制度”,就是拒绝民主制度。


  但是,无耻的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还要欺骗民众说,我们中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中国还要不断完善”民主制度。老天爷,中国还没有民主制度呢!怎么去“完善”法?


  关于“大会”本身。


  我认为,一次表态大会,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因为这不是一个充分辩论的大会,不是一个公开竞选、秘密投票表决来决定负责人和政策方向的大会。


  所谓“几代领导核心”,也是专制主义思维的提法,而没有一点民主的味道。因此,目前的中国,还是浸透了专制主义思维。


  只有“领导核心”由全党来选举,由候选人来竞选,那才真正有意义。


  例如邓小平,自己说自己是领导核心,那正是“独裁者”说的话。哪里有一点民主气味?和毛泽东一样,他也是不能容忍任何不同意见者(胡耀邦、赵紫阳),也不能容忍任何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1989年天安门事件)。这种领导核心,即使自封的,也会给中国带来无穷后患。


  近些日子,17大前后,关于“中国特色”的宣讲,铺天盖地,实在太倒人胃口了。没有任何不同意见的相互辩难和争论,怎么可能得到真理!就这样,中国的报刊还好意思称自己是“媒体”!媒体,应当是中性的,中国哪里有什么“媒体”,还都是所谓党的“喉舌”罢了。而一个没有“不同意见”相互辩论的党,非要大家都“统一思想”的党,依我看,怎么可能实现民主!


  毛泽东当年还在表面上虚伪地说,要百花齐放,要大辩论什么的。现在倒好,谁都不要讲出不同意见了,就听着“一个声音”猛烈地吆喝好了。

  (200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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