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观奇：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出路在民主，实现民主的关键在多党。

一、一个非常革命的命题

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是针对谢韬先生最近的 “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一命题而来的，更是针对中国的现实而来的。这里的 ‘救中国” ，是就解决中国现实的危机而言的。就像许多同志吶喊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和主要历史任务

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危险在哪里？三十年来，我毫不动摇地认为，危险就在错误路线，就在官僚特权垄断资本阶层，就在带有浓厚封建性的专制、等级、特权政治体制。这三者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是合一的，也就是说，实质是一个问题。正是从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出发，我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革命的命题。

分析当代中国的历史，正是在错误路线的控制下，专制的、等级的、特权的政治体制得以不断加深和发展，并导致产生了、发展着一个官僚特权垄断资本的新阶级。中国正在步步改变颜色，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当前中国一切问题的重心，就在政治体制。

不仅眼前的历史是证明，建国后我们国家发生的历史悲剧也是证明，自斯大林以来政治体制的弊端，乃至最后导致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垮台的悲剧，更是证明。

正是针对这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专制、等级、特权的政治体制及其带来的致命弊端，我提出我们面临的历史任务，实际还要包括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主义革命的内容，也就是说还要努力尽快走出中世纪，真正踏上社会主义的征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专政体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大障碍。走出中世纪，走向民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才有生气，才有希望。这一步跨不过去，我们只有注定落后，不管GDP是多少，都不能改变整个社会性质的落后。现在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不只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在干扰我们，而是更为腐朽的愚昧文化、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等等五光十色的陈旧文化在干扰我们。这是与不和谐的经济发展相统一的整个社会的不和谐。

要想改变这一切，依赖我们争取民主的斗争。有了民主，我们就有了矫正路线、政策的武器，我们就能按照人民的意愿改变社会的一切不良现状。当然，最好的情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能够端正路线，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中世纪，走向民主。只要路线正确，是可以逐步做好的。但是，也要做。作法就是彻底改革，不说彻底二字不行。这一步绕不过去。如果坚持错误路线，那就失去了这个可能，那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我们总在等，但是如果什么也等不到，我们的耐心，不是和历史的要求，民族的希望，不相称了吗？

近代历史从来是靠人民群众的主动的历史活动实现变革的，从来不靠恩赐。欧美近代民主，全是靠斗争得来的。看来我们也不能例外，尤其是，我们是在一个东方的发展中国度里争取劳动人民的彻底的民主。其难度可想而知。

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彻底的民主，是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通常说、实际也是，那是虚伪的民主。但历史实际是，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连一点虚伪的民主也不给。实行过的是，变了质的、带浓厚封建性的专制。这不是一个狡辩的问题，是一个是否尊重事实的问题。正像李锐、谢韬先生都正确指出过的，如果毛主席能受到制衡和监督，我们有些历史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是我们民族的巨大不幸，这使我们民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悲剧不能重演，民主必须建立。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除了站在专制最高层的享有特权的权贵们。

三、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甚至主要不是暴力，而是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直接管理自己的国家。我在1975年，就从恩格斯的 “分工是阶级划分的基础” 讲起，论证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可能，进而宣传列宁的这一教导。组织派我去做学习 “主席理论指示” 的辅导报告。没有稿子，讲了三小时，今天也看不出有多大的错误(有录音稿)，但遭到省委书记白如冰同志的镇压，并牵连山东大学华山等三位党委书记和许多同志停职检查，罪过就是对我斗争不力，最后导致省委工作组进驻山东大学，害得山大不得安宁。但历史最终证明，真理在我手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大真理。只有在封建泥潭里思维惯了的人，才无法认识这一十分简单的真理。民主原来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要义，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阶级性质不会蜕变。

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的性质时说：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这就是说，公社和旧的国家机器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政府，是整个劳动群众的政府，因此，这样的政府执政，才能使劳动获得解放。拿这个标准衡量现在我们的国家机器，其问题是再清楚不过了。

公社是以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民主为基础的，公社的代表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选举并有权撤换的。基于这一点，正如恩格斯在《导言》里指出的，“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 马克思把普选制下的对公社委员的选举和撤换的权利，以及公社委员的工资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这两点看作是巴黎公社的重大原则。马克思说得对： “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大家知道，企业正像个人一样，在实际的业务活动中总是能够把适当的人放到适当的位置上去，即使有时会犯错误，也总能很快就纠正过来。” 这就是 “个人选择” 的民主的价值。这和我们这里所谓的 “一搞民主就会乱”，甚至 “会把坏人选上去” 的热昏逻辑，构成鲜明对比。而公社代表的工资数额的限制，不仅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 “补充直接经济剥削的第二重剥削” 的深刻批判，更是对时下 “高薪养廉” 谬论的完全否定。

巴黎的革命，把旧的剥削阶级的国家权力，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旧的国家机器是社会的主人，新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是社会的公仆。这是一个本质的区别。

我们的领导喜欢专制，我们的人民惧怕专制。拖着几千年专制的尾巴，趴在青天大老爷的脚下，怎么也走不出中世纪。直到今天，主人和公仆的位置还在颠倒着。当我们看着那一幕幕可笑的神气十足的官僚登场作戏时，我们不能不为我们民族感到悲哀，不能不为无产阶级专政蒙羞感到惭愧。比起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巴黎英雄们，我们太落后了。甚至连知道和普通战士一样，排队打饭——尽管是做做样子——的小布什都不如。

列宁不一样。列宁在夺取政权前，就潜心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建国后，列宁坚决贯彻巴黎公社选举和委员拿相当于工人工资的两个原则，以致有的苏维埃人民委员的生活极为贫困，不得不经过特殊批准给予提高。

列宁牢牢把握一条，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者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管理者是劳动者阶级。由于文化的落后，在不得不实行代议制的情况下，也时刻没有忘记，这是代替劳动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为了防止苏维埃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列宁不断斗争，不断改革。他不停顿地批评官僚主义; 他搞了清党; 他创建了工农监察院和党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并力图加大这一机构的权力; 临终前还把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皮达可夫等最高领导人的优点和缺点，十分准确地交待给党……如他所说，他执政的五年，是从事战争、保卫苏维埃的五年，但是，也是不断改善国家机器的五年。可惜，如他痛感的，这五年是 “空忙”。列宁感到了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困难，尤其是发展并保持这一国家机器不变颜色更难。

列宁早死，他无法对他身后的历史负责。不要攻击列宁。列宁的红色恐怖是应付白色恐怖而来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阶级斗争残酷性的特点。正像直到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大地上，竟然有山西洪洞县的奴隶制剥削和压迫的方式存在。你能不替人民申冤、判他死刑吗？ 读读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吧，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怀着极大的义愤，为英勇战斗的巴黎工人辩护的。在这里，事实和道理已经不重要，决定结论的是立场。正如马克思所写： “全世界的资产阶级看见在战斗结束后进行的大屠杀，心里感到高兴，而看到人们 ‘亵渎’ 砖瓦和灰泥却愤怒万分!” 多么正确啊。这就叫阶级观点、阶级分析。

四、我们建立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国家机器

列宁之后的事情，大家都清楚了。自斯大林以来，从俄国到东欧，到亚洲，到处都搞了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我定义为封建性社会主义。曾经取得过伟大的成就，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归功于社会主义; 也发生过灾难，次要的、但也是惨重的，归罪于封建主义。我在许多文章和书中都分析过，这不是斯大林或毛泽东的个人的灾难—— 虽说不能推诿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其一，我们这些国家都是不发达国家，没有经过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没有在民主共和国的环境里生活过。其二，我们这些国家都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国，农民的数量和影响如同汪洋大海。就是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影响的依然存在，有些新生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家，虽然自诩为新自由主义，并颇为摆谱，但那处处流露的小农心理，还是昭然若揭的。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历史到处都在进步。民主的大潮不可阻挡，因为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南朝鲜不是进步了吗？ 印尼不是进步了吗？菲律宾不是进步了吗？我们的台湾省不是也进步了吗？ 到处都在合乎规律地进步，虽然他们都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取代了专制，但这毕竟是历史的进步。

最后，轮到我们了。就民主问题而言，大陆比台湾落后。这妨碍了两岸统一，并给台独以口实。生活在现代，谁不讨厌中世纪的专制呢？

事到如今，一个如此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还要讨论什么是无产阶级民主，如何建立无产阶级民主，这真是对我们民族的侮辱，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侮辱。然而，专制只要权力和利益，是不要廉耻的。就像中国政府的那份不顾廉耻的人权白皮书，它哪里是在反驳资产阶级的污蔑，那分明是自我诬蔑，自我丑化，是把中华民族说成是只要一口饭吃、而不要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猪狗。这不是给人以尊严的人权白皮书，而是让人气愤的专制白皮书。

我们必须争得民主。而且必须争得无产阶级的民主——人类历史上最彻底、最高形式的民主。争得无产阶级民主之日，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胜利之时。

五、民主的落脚点在人民做主

人民群众的最根本的权利是管理国家的权利，国家执政者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民主的落脚点就在这里，就在民主，人民当家做主，主宰国家，主宰官吏，主宰一切。人民是主人，人民在主事，真正把民主二字的深刻意义落实下来，而不流于一句空话。

为了使人民民主的国家不至于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从制度上，把]国家官员掌握在劳动人民手中，体现最终是 “人民管理制”(马克思用语)。马克思说： “用等级授权制去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的精神的。” 我们经常使用的组织部的授权制的问题正在这里。采取普选制，并始终让人民握有选举和撤换代表、官员的权力，这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点。

这里有一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就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和共产党的领导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通俗点说，就是人民大？ 还是党大？ 我认为，就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而言，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共产党的领导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在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所承认、所选举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有效的。没有凝固不变的、永远是天然领导这一说。任何公民，在法律的范围里，都有权利从政治上、言论上提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见，不存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顶祸害了中国人民的臭帽子。

把从人民手中错误篡夺的权力还给人民。人民自己管理国家，人民通过自己的代表自己管理自己，这就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动摇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少数执政者，只是做为人民的代表，在履行人民的意愿。干得不好，随时人民都有权请他下来，而在他执政的整过过程中，都要受到人民的监督。这正如列宁说的： “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择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小的步骤。群众应当有权提拔任何工人群众担任领导职务。但是这丝毫不等于集体的劳动过程可以不要一定的领导，不要明确的规定领导者的责任，不要由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建立起来的严格制度。”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94页。)再也没有青天大老爷，因为不用青天大老爷。人民掌管一切，人民最彻底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办事，比青天还青天。这是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民主，又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也就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到那时，我们才有理由、有可能，嘲笑资产阶级民主，而以自己的真正属于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民主而骄傲。毫无疑义，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就是剥削阶级，只要宪法允许其存在，他就有权同样享受民主。

正是从这些意义上说，争取民主、建立民主是一个非常进步的、非常革命的、无产阶级属性的命题，而不是通常动辄上纲所说的，一讲民主，一闹民主，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你用封建专制的思想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你还是不能摆脱历史判定你的反动性。

当今世界上的民主，包括人权，主要是资产阶级属性的。但这不应该影响我们谈论民主，谈论更彻底的民主。正像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把人权、正义、平等这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的概念，赋予了彻底的科学的解释一样，民主也是这样。在没有获得政权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应该把资产阶级民主作为争取政权的手段; 在已经获得政权的条件下，无产阶级更应该把人民民主作为保卫自己政权，保护自己权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手段。

六、社会主义民主有待理论和实践上的创造

夺取政权，我们在经历了无数曲折之后，获得了胜利。保卫政权，反对武装干涉，我们也曾获得了胜利，接下来，在巩固政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时，我们遇到了挫折。历史无情地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民主原则，巴黎公社、苏维埃留下的实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并没有阻挡住无产阶级政党和国家蜕化变质，也没有阻挡住无产阶级国家重新变成为社会的主人，更没有阻挡住苏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后失败。

要解决问题就要先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现在在理论上要搞清楚的是，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可以说都是同义语)。因为从苏联到东欧的共产党，都曾搞过政治体制改革，都曾思考过、实验过如何解决人民民主的问题，但是没能解决问题，最终失败。在我们这里，不仅没有实际的认真的行动，而且连谈论都很忌讳。这不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列宁说：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备最彻底的 ‘民主’ 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回答。”(《列宁全集》，第25卷，第404_405页。) 我们现在正是应该遵照列宁的意见办。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这是马恩列没有想到的。在这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里，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在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情况下，在前资本主义遗存或多或少存在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变颜色，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需要新的理论回答。

从历史的教训来看，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归根结底是靠民主，是靠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器的把握。但是，问题在于，要有形式。不同国家的不同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不管叫什么，都没有阻挡住党和国家的蜕化变质。这就是说，这些形式还不能完全适应它应承担的历史任务。

七、防止蜕变的最有利武器是多党制

什么样的民主形式、民主制度，才能最好地最有效地体现民主的制衡力量和制约作用呢？多党制。一般地说，多党制原来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式。在马恩列毛的理论里，没有对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多党制的论述。巴黎公社实际是两大派即蒲鲁东主义派和布郎基主义派构成的。苏维埃代表委员会曾经是多党的，后来社会党人自己退了出去。

在我们这里，有所谓民主党派，八个。也有方针，“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监督谈不上，共存是依赖。五七年，有人想要权，但被打了下去。这些民主党派实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政治活动的花瓶，其高层领导，还要叫全国人民养着。更况他们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党派。

所以，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实际不存在多党制。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一家，而且是永远居于领导地位、操纵全部政治的一党专政。从实践上来说，无产阶级专政还没有实行过多党制。但是，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一党执政，发展到一党专制，是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是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历史倒退。

相当一部分农民出身的人，认为一党专政合情合理，其根据就是所谓 “老子打天下，就该坐天下”，而这正是完完全全的封建专制思想。毛主席痛斥这种思想，文革中，他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说： “好同志都牺牲了，我们活下来的都是渣子。” 天下是人民群众打下来的，是无数先烈拿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打下天下，是为了人民，当然也属于人民。以 “坐天下” 为目的投身革命的人，却拒绝还政于民，而且不允许人民组党参政，这是长期不考虑多党制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方面的原因。这种对人民参政权利的剥夺，对人民管理国家权利的剥夺，是完全违反人民民主专政的本来意义的。

分析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能不承认，一党执政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必然要走向一党专制。本来是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集体专政，限于历史文化条件，只好以代议制的形式，请共产党员代表人民执政。但是，一旦权在手，就把它凝固化。代表不再代表人民，而是代表自己、代表上级，开始和人民对立。从公仆僭越为主人。主人反而处于无权的地位。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曾经存在过的历史事实。这就说明有共性，有规律性。这种政权形式，是和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则相对立的，是历史的倒退，而且是退回到封建社会的一套去了。于是，一系列历史悲剧才由此发生。因为是在专制的形式下发生的，所以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下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发生了，而且情形特别惨烈。这些残酷迫害，遭到一切善良的人们的痛斥，它给共产主义运动抹了黑。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不是创造出更高形式的自由、民主、人权，结果变成没有任何的自由、民主、人权，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对人民的背叛，是历史的倒退。这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对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现在，在中国，任何一个关心政治、关心自己命运的老百姓都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单一共产党执政的领导方式不行，而其它的例如工会等等形式也不足以达到制衡的目的。真正要想达到民主，唯一可行的、有效的办法就是多党制。多党平等，多党共存，多党制衡。

这里的多党，主要是指多个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的党，也不排除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组党。正是这个 “多” 字，可以保证更多的劳动人民群众，通过组织起来的、有力量、有权力的自己的政党，去实现对政权的管理和监督。不一定照搬资产阶级的两党制，你上我下，我上你下，我们可以一党、也可以多党联合执政，更可以多党一起制衡、监督。

如果说，民主是个好东西，那我要补充一句，多党也是个好东西。正是这个 “多” 字，能够更好地把少数执政者放在多数管理者的控制之中。用 “多” 字制衡 “一” 字，用 “多” 字克服 “一” 字。这将是非常有效的防止社会的仆人变成社会的主人的法宝。

八、辩说无产阶级多党制

我们有的领导人看不到，或不愿看到，不愿承认，这些老百姓早已透彻了解的简单道理，而且动辄唬人说，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的一套。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利益带来的偏见。利益不会思考，只有本能。我们却要用脑筋想一想这个实际是完全的、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说也奇怪，在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下，多党制是允许的，怎么到了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下，多党制却要被禁止呢？ 奇谈怪论，骗人的，而且骗了我们几十年。

没有人敢说无产阶级民主不准自由结社，没有一部宪法敢不写上结社自由。因为这在当代已是举世公认的公民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但是，我们这里来了个不准结党。你一结党，就说是资产阶级的一套，甚至说是犯了 “颠覆国家罪”。其实，结党不就是结社的一种形式吗？宪法写上了的，为什么不执行？ 这些话，不自欺，只欺人，目的是不让别人结党，以损害自己一党专制的政治、经济利益和思想垄断权。

这真是咄咄怪事，同样是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却只允许这一部分人组成共产党，而不允许另一部分人再去组织共产党或其它劳动党。难道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不平等的吗？即便说宪法写上了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但也没写上其它人就无权再组织另外的共产党？ 更况，如果你这个共产党变修了，成了假共产党，无产阶级难道不能组织真共产党和你斗争吗？ 那无产阶级专政，不真成了你们这个帮派手里的专制工具了吗？宪法没变，党变了，变修了，这时最重要的恰恰是，重新组党，清除变质的党，夺回被他们窃取的权力。这正是捍卫宪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可见捍卫组党的权利，不但不违反宪法，不但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倒是捍卫宪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被颠倒的歪理现在非正过来不可了。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天下者，人民的天下; 国家者，人民的国家; 政治者，人民的政治。人民是天下的主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政治的主人。人民有绝对的权力，把天下、把国家、把政治管起来。管理要有工具，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政党。只要承认人民群众对于国家的管理权，自然而然地就会承认人民群众掌握政治工具——政党的组党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两手空空，要保护自己，靠什么？ 靠组织，靠政党。列宁说，无产阶级在为自身解放的斗争过程中唯一可靠的武器就是组织，这个道理，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依然适用。我们争这个组党权，争这个多党制，不是为了个人野心，不是为了个人私利，恰恰相反，是面对国家机器变色，劳动人民重新受苦，才觉悟起来，才想起了马列毛的教导，才想起了这个武器，才明白了这原来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普通真理。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夺取政权，同样，人民群众也有权运用一切手段保护政权。别说组党，就是动用武装起义夺权和护权都是天经地义的。人民的政权属于人民，人民是最高的权威。马克思主义革命导师一再教导我们，在历史转变的紧要关头，千万不能迷信剥削阶级的法律。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毛主席力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是造反有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就要造反，就要出孙悟空。人民国家人民管，出了问题人民反。

现在看来，一旦等到出了问题，靠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不是一个好的有利的形式，文革的失败，提供了教训。多党制是个好办法。这是对资产阶级政治遗产的批判继承。因为从他们那里可以看到、认识到，多党制没有造成乱，反而有利于资产阶级集思广益，调整政策，协调劳资关系，达到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稳定，最终有利于资产阶级。这，值得学习。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多党制，可以在制衡中，真正找到发展政治、经济的最好的途径，真正及时反映劳动人民的要求，以有利的政策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真正体现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性质。要说四个坚持，多党制是四个坚持的保证。三十多年的历史一再昭示，正是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拥护者，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拥护者，才是真正的不变色的共产党领导的拥护者。因为这四个坚持，和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最怕丢掉四个坚持的是人民群众。让这样的人民群众自由组党，不是给四个坚持提供保证吗？怎么能扯到资产阶级观点上去呢？

多党制，以及随之而来的执政权的多党竞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一党专政、党权神圣的彻底否定。呆在一个党权党授、党权终身、不受监督的位子上的感觉和呆在一个权力民授、权力民收、时时监督的位子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存在决定意识，不用多说 “执政为民’ 之类的空话，他只要不是一个白痴，就知道该怎么做。多少年讲反修防修，没有找到好办法，总结历史教训，不拒绝向资产阶级学习，原来多党制对共产党也是很有用的，不独为资产阶级服务。

多党制好象多了一双双眼睛，盯着执政者是否在忠诚地、正确地为人民服务，一有毛病，党眼、党言、党权立刻出动，给予有效检查。避免了错误，防止了腐败。天天打扫卫生，避免了算总帐，避免了大的震动。其实，五七年右派就说过这类意见了，如同我在《论毛泽东历史思想》一书中、李锐在《上书》中相同表达过的一个意见，早要听他们的正确意见就好了。把执政者管起来的好办法就是多党制。这使我想起了小布什的一段话，大意是，人类至今最大的创造，不是那些重大的科技发明，而是把自己的总统放在了笼子里为自己服务。这位我并不喜欢的美国总统，还真讲出了现代政治的精粹。难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不如这个小布什开窍，又以 “虚伪的资产阶级谎言” 挡驾？我们应该做得更好。多党制就是这个笼子的骨架。我们也要把执政者放进去，避免他胡作非为搞腐败，最后害了国家、人民，也害了自己。

提出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应该实行多党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思想，否定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应该实行多党制，实质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思想。

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的多党制，不是照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多党制。有学习，有借鉴，但不是照抄。这里的根本区别在于，我们要搞的多党制，是工农劳动群众为基础的多党制，本质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党，主要都是劳动人民的党。在目前的历史阶段，虽然不能排除允许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但不是主要的、基本的。当然，这一点是在竞争中实现的，这就有难度，这一切都依靠共产党自己的正确从而争取到了群众，实现共产党的执政权。依靠正确的路线、政策，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保护无产阶级专政，保护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利益，这样的共产党才无愧于自己的称号，才算把四个坚持落实了下来。

九、在多党制下实行分权制衡

我们的前人早就探讨过这些问题，而且很有创见。首推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孙先生了不起，他有三民主义，又有五权宪法，主张分权制衡，都是伟大创造。三民主义是搞民主革命，比较彻底的民主革命。而一旦革命成功，如果建国，就想到了把国家置于人民监督之下，实行 “权能分立”。人民手里握有选举，罢免，创制，覆决四权，是所谓民权。国家管理，分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五权分立，互相制衡，是所谓治权。孙先生把权力分成民权和治权，有道理。民权是治权的基础，治权受民权的制约。这本身就是一种制衡。这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政治遗产，过去重视学习不够，更谈不上落实，现在应该重新认识。孙先生学习西方，又不拘泥于西方，不迷信西方，而且敢于超越西方，“节制资本” 即是了不起的先见之明。孙先生一切从中国实际和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所获真知甚多，而且很新鲜，甚至超前。这是孙先生特别伟大的地方。

三权分立，还是五权分立，不是本质，本质是权力制衡。例如新闻、出版、言论自由，也是一大权，也要独立。这些形式问题、制度问题，都可以商量，靠人民群众集思广益，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前人的政治遗产，多方面寻求合适的政体形式。我想，没有永恒的尽善尽美的体制，一切都以历史条件为转移，时代在变，制度随之也会变，最重要的是制衡原则的确立。就我们的教训而言，最重要的一条是不能一党独大，一党专制，以党代政，毫无制衡。现行的体制，是这一弊端在制度上的反映，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

路线、政策，可以是任何一个党提出的，但必须在人大通过，才能拿到政府去执行，现在的事情正相反。执政党有了路线、政策，然后拿到人大去走一个过场，接着由政府去执行。有时连这个过场也不走。这哪里有制衡？这就是典型的一党专制，是不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是违背巴黎公社原则的。在这里，人民的权力，这个本来是最高的决定权，被剥夺了。

多党制，首先要防止这件僭越、篡权的事情发生，也能够防止其发生。根本的制衡的力量就在这里。在多党制的制衡下，分权制衡制度才能起作用。一个共产党，通过选举，获得人民支持，成为执政党。这时，执政也罢，领导也罢，是在人大的权力之下实现的，而不是在人大的权力之上实现的。党的领导，体现在它所制定的路线、政策，能获得人大通过，发生效力，得以贯彻，这才体现了领导。共产党的模范先锋作用，是在权力制衡中，通过自己贯彻人大的决议体现出来的，工作得好不好，要由人民鉴定。

现在的党的领导，是通过凌驾在一切组织、包括人大之上体现的，最后的决定权都在党，不是全党，只是政治局，或者党核心。这不是领导，这是专权，实质是篡权。事情的正确的途径本来应该是一切在人大里决定，这叫立法权。但人大的这个立法权从来是形式，代表们唯一的没有权力的权力是举手。

在中世纪，法国路易十四有一句名言、也是真言，叫做： 朕即国家。在我国，更是代代相续，皇帝的话是 “圣旨’，直到 “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搞了无产阶级专政，自斯大林之后，许多领袖歪曲了人民对他们的尊重和热爱，也搞起了 “个人崇拜”，在我国，则把主席神话、 主席的话绝对真理化，“句句是真理”。结果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专政，变成了党专制，失去了任何制衡。

现在要政治体制改革，首要就要破这个党专制。这不是反党，这是保卫党，保卫党不变色，保卫党的路线不出问题，保卫党不脱离人民群众，保卫党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人民服务，受人民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像主席说的，挽救一大批新时代的刘青山、张子善——即可憎的陈希同、陈良宇、胡长清、成克杰之流。

突破党专制的唯一的法宝是多党制，只有多党制才能打破一党独大，一党独尊。都是劳动人民的党，平起平做，互相制衡，互相监督。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陈毅同志有新诗曰： “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他有原子弹，大家都有原子弹，谁也不敢使用原子弹。” 老总的诗好不好，我不懂，但讲的道理却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制衡。党的地位摆正了，三权也罢，五权、六权也罢，才有可能实现。多党制是分权制衡的保证。

现在共产党的干部，从地方到中央，都是工作位子，要全国人民发工资，就说开党代表大会，使用大会堂，都要全国人民掏腰包，这都是党凌驾于行政之上的表现，如果党搞多了，都要人民养着，人民受得了吗？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一些习以为常的事，其实不正常。

好多同志爱讲宪政，我同意。但是，现在中国的事是，你得先找到实行宪政的可能，才能落实宪政。对于分权制衡也是同样道理，我们要先找到分权制衡的可能，再说办法。

可能在哪里？ 我强调多党制。这是针对问题的要害而来的突破点。不然的话，又会扯皮，明明一党专制，但也可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也有人大、政协反映人民的利益、要求，也是分权制衡，我们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云云。甚至给你戴上 “反党”、 “自由化”、“搞颠覆”的帽子。这样扯下去，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李锐先生在《上书》中，再次提出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这些意见都是制衡的具体措施。它需要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不能存在一党专制。先把一党专制从神坛上请下来，有了平等的发言权，再商量具体如何实行分权制衡。连平起平做的权力还没得到，能谈什么呢？不打破一党专制，何来分权制衡？分权制衡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专制，包括一党专制，从而实现权力放在人民手中，如孙先生所主张的，治权归属民权。这就是全部事情的落脚点。马恩论述巴黎公社，列宁论述苏维埃，落脚点也在这里。民主，真正的民主，是人民当家做主。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政治，等等，所有说法的全部意义都在这里。

十、民主尚需时间、民主尚要奋斗

这标题并不是我愿意写的，我等了一下，等十七大。自上而下的改革，总是便捷一点。

据说刘冰雁先生几年前感慨地说： 民主不是离我们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是啊，民主一时还不能到来。别说我们这里腐败，‘发言人”说了，全世界没有不腐败的。怎么选了一些这么伟大的发言人。萨达姆的发言人自愧不如吧。

眼下时髦的话是 “告别革命”。我正相反，鼓吹革命，因为，我痛感，在中国，不是革命精神多了，而是奴隶性多了。这或许就是数千年的专制主义压出的 “民族性”，也或许就是鲁迅毕生为之奋战的 “国民性”。

左派、右派别打了，请你们去复习一下恩格斯的教导。恩格斯在晚年，一再告诫德国党的领导人，在德国是专制统治，因此，要在党纲上写上，争取民主共和国，这是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争取发展的武器，不能设想，德国可以越过民主制，直接从专制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也面临着这样的任务，走出中世纪，建立民主制度，到那时，真正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民主专政才有可能。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说的一大堆好话才有可能真正落实。

基于此，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出路在民主，实现民主的关键在多党。民主尚远，民主不靠恩赐，我们还是团结奋斗吧。尤其青年一代，振作起来啊，国家是你们的，未来是你们的。

2007年10月15日于马克思的家乡洪斯吕克

（巫山湖推荐并对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