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齐戈：一党专制——绕不过去的鬼打墙

胡锦涛代表的中共专制
【新世纪特稿2007年10月17日】中共17大终于在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了，对于这次会议，各种各样的猜测，各种各样的分析，人事问题、第五代领导人的问题；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其实关注的目光最终还是落在政治体制能否改革这个要害上。15日胡锦涛作了政治报告，所有的猜测和分析在这份报告公开后，已经没有更多的意义，因为胡锦涛明白无误地告诉诸位，一党专制这个根本是动不得的。既然如此，中国政治改革的前途渺茫。

对于政治改革，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共一党专制本身。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改革虽然滞后，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触动。八十年代初，中共尝试在高层建立一些政治生活的规则，迫使大批的老干部退休，改变了一些毛时代的政治的做法；除了人事问题的某些措施，“十三大”前后，在制度上进行了弱化党的权力的尝试；就有了党政分开，在某些领域削弱党权的一些措施。虽然收效甚微，但并不能说一点进步都没有。自从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中国政治改革岂止是停滞不前，而是向后退了许多。在全球民主化的浪潮中，苏东的巨变，台湾的解除戒严最终走向民主，韩国的民主化，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本来是推进政治民主的东风，中共却把这一切视作威胁自身统治的敌对势力，并以此为由不断地强化一党专制，并迅速地滑向警察国家的危险境地。

胡锦涛在报告中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把贪污腐败问题提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既表明胡锦涛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这一问题在中共现实生活中的严重性。但问题是，中共如此严重的腐败问题，其根源何在？胡锦涛显然回避了这一问题的要害。众所周知，中共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之所以如此的严重、如此的普遍，其根源无不是中共一党专制把持社会资源、权力高度集中、没有任何社会力量监督管理的结果。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这种在党委领导下的所谓纪律检查，对于贪污腐败问题的解决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对于不断恶化的腐败现象更多是象征性的，而没有真正的制衡和监管作用。

对于一个权力无限制的政权来说，要权力者自己来监管自己无疑是与虎谋皮。只要有效的监管一天没有，这种腐败还将继续恶化，最终将成为置中共于死地的利剑。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治史，有哪个政权是靠一个绝对的权力者来消除腐败的？远的不说，就说明朝朱元璋的反贪，措施不谓不力，手段不谓不毒，结果如何？还不是出了严嵩那样的巨贪。中纪委有朱元璋那样的手段麽？显然没有。按照朱元璋的做法：凡贪赃白银60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剥皮填草，风干尸体，悬挂于衙门座位旁，但明王朝最终仍然陷于腐败泥淖而不拔。可见，就连剥皮填草、风干尸体这等酷刑尚不足以制止的贪污腐败，你那纪检、双规之类的手段又如何？何况现代文明并不会采用那样的酷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提倡苛法峻刑，而是以此来说明权力者自己监督自己是靠不住的，即使你采用最极端的手段，对于最终的结果来说都是无济于事的。

显然，我们应该看看现代政治文明是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中共不是说要学习和吸收全人类先进的经验吗？这些在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早就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地去学习呢？比如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我们并非不知道，而是内心就一百个的不愿意。为什么？你们从来就是绝对权力的崇拜者。邓小平在世时说过，毛在时毛说了说，现在是我说了算（大意），这本身就是个人专权者的自白。他要反对三权分立是理所当然，要赞成那才是怪事。时至今日，中共依然抱着那个一党专制死死不放，你那个特权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能够解决？说几句制度创新，就以为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了？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舍不得那个一党专制。胡锦涛在报告中大讲科学发展观，殊不知，在一党专制下解决权力带来的腐败，对于政治生态来讲则是最不科学的。李东生在新闻发布会上信誓旦旦说：“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没人要你照搬，但你必须学习。既然口口声声讲宪法讲依法治国，这个宪政制度还是你中共发明的不成？你不但不好好学习，还自以为是地搞你的什么特色。什么特色？就是打着民主和人民的幌子，干着结党营私的勾当。你以为一个健全、严密的社会制度是你们几个就可以创造出来的吗？制度的创造和运行，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产生。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上，不同的文明阶段，都伴随着一次深刻的观念革命和制度创新，狩猎文明如此，农耕文明如此，工业文明更是如此。那种脱离时代潮流自以为是的制度创新，客气点说是幼稚无知、头脑发热，不客气说就是坑蒙拐骗、胡说八道！你们能创造一个时代吗？不能！既然不能，有什么制度需要你们创新？毛泽东不可一世，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在话下；他为他的乌托邦制度创新，其结果还是逃不出皇权政治的老套路，无非是照袭秦法、中央集权、独裁专制那套鬼把戏。在掌控皇权专制上，尔等总不会在毛泽东之上？他尚且如此，你们还能玩出什么新名堂？

在现代国家，权力之间的制衡，社会舆论的监督，公众的参与，是防治烂权解决贪污腐败的不二法门，我们却以国情不同、不照搬西方的种种借口拒之于千里之外。而中共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些西方的非主流的东西，怎么又会适合中国国情，并成为中共难以舍弃的挚爱？说穿了，不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中那些只言片语很容易和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传统相匹配，皇权专制在马列主义的包裹下走向了“现代”。中国需要现代化，但不光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政治文明层面的现代化。对于关系到中共生死存亡的腐败问题，一党专制恰好是这一切问题滋长发生的土壤。人们不断地呼唤着政治改革，恰好是看到了只有经济增长的跛脚改革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在现代国家无不以政治文明对付贪污腐败，实行透明政治、透明行政：早在1776年瑞典就开放了政府记录，供民众查询；美国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联邦行政程序法”等，1976年通过的“阳光下政府法”规定，联邦政府的50个机构和委员会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应律师的请求根据法律许可而举行的秘密会议除外；美国的媒体也可几乎无限度地报道所有的人物和事件，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胡锦涛17大的报告中我们并没有看到，就连起码的承诺都没有。对于言论和出版自由，这种现代政治文明的最起码的基础，更是只字不提，讳莫如深。显然，他依然十分迷信他能用洗干净的左手去监督他那只肮脏的右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20年前，蒋经国宣布，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台湾解除戒严，从而结束了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把握住了历史的机遇，争得了政治变革的主动权，并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戒严解除之后，岛上的民众平静而冷淡的背后，一个民主、多元的时代、与专制毫不相容的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包括出版和结社。对于这样一个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现状，蒋经国坦然对之。他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因应这些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的基础上，推动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他也因此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民主宪政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基础，而一党专制则是政治现代化的死敌。当中共在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面前，始终抱着一党专制的落后政治理念不放，为一党之私利而绘制美好的“蓝图”。尤其在中共因贪腐问题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种抱残守缺、死执板法的可笑做法，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是的，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关头，是一个古老的中国走出皇权专制的丛围，奔向现代的伟大时刻。但谁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重要推手呢？

政治改革说了多少年了，但这艰难的一步始终没有迈出去。究其根源，就在于那个老子就是要领导一切、就是要代表诸位的“党天下”从中作祟。一党专制——这个祸害中国快60年的毒瘤，难道真是中共始终难以割爱的挚爱？一堵永远无法绕过的鬼打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