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日星期三

俞梅荪:为民舍命 人间大爱——胡耀邦逝世26周年祭


图1,2015年4月15日,胡耀邦26周年祭日,在胡家耀邦客厅,左起,刘瑛(最早知青)、马玫丽(中国青年报老记者)、罗玉清(团中央老同志)、黄天祥和李蓉夫妇(耀邦老部下),胡德华;后排左1俞梅荪。(上午11时摄)
图2,6时半,我从地铁天安门东站出来,见长安街警车林立。
图3,我凝视着耀邦像,久久不能平静。
图4,9至10时,陆续来献花的访民被便衣警员(左3人)拦在会计司胡同大铁门外的北长街上。
图5,10时,被拦在北长街上的访民来到景山前街,故宫护城河边僻静处,展示横幅,缅怀耀邦。背景是故宫角楼。
图6,中午时分,我出了胡家,信步一站,来到景山前街大石作胡同35号上海《世界经济导报》驻京办旧址,门上大锁而没人。我拿出《胡耀邦传》三卷本,其中引用1989年4月24日《导报》第2-6版(记者张伟国)对耀邦去世的报道。

为民舍命  人间大爱
——胡耀邦逝世二十六周年祭
俞梅荪
2015年春节期间,央视播放《转折时期的邓小平》,当我看到剧中胡耀邦为平反冤假错案而奔走的场景,想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惨死的家父得以改正,使我摆脱"黑五类"被歧视的境遇,开始正常工作,我现住的房子就是家父单位落实政策分给的(原住月坛北小街财政部宿舍1957年被收回)。我提请几位师友观看此剧,重温耀邦和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什么我总是想起你,走过冬天的人,渴望温暖,是你打开家门,向未来跨越,自由的空气,是那样新鲜,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用你的身躯,挺起强大的世界……"深情的主题歌,使我沉浸在对耀邦的思念之中。
随后收到耀邦之子胡德华发来《1965:耀邦早春行》(陕西人民出版社)新书评论,读罢使我震撼。
陕西"百日维新"与胡赵新政十年
1964年11月,耀邦上任陕西省委书记,奔走乡里,顶着巨大压力,平反各种冤假错案,为吃不饱饭的广大农民减去沉重的征购负担,放开农贸市场,发展工业;解决了很多原本应解决,却又没人敢解决的"极左"问题。他风尘仆仆三个月,兴利除弊,扶贫帮困,脱贫致富,刚有起色。1965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即"23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开展"四清"运动。为此,耀邦的政绩被中共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党政班子视为"右倾路线错误",批判了三个月,直致耀邦患重病危及生命,被张爱萍将军接回北京,民间戏称耀邦"百日维新"。
1965年秋收,陕西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大幅增长24.96%,农业增长28.96%;仅在耀邦曾8天里跑了7个县的安康地区,粮食产量达10.69亿斤,增产3.69亿斤,改变当地人均口粮每月20斤以下,断粮人口达三万六千人(饿死12人)的贫困局面。前来接重病耀邦回京的张爱萍感慨:"陕西肥了,耀邦瘦了。"
1976年,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冒风险取消农民统购统销的沉重负担,还权于民,连续两年增产共达130亿斤的"要吃粮,找紫阳"盛况,这与11年前耀邦在陕西"超前改革"解放生产力,一脉相承。
1977年起,心系苍生,视民如伤的耀邦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他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力排众议,为历次政治运动的370万件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十倍于林肯解放黑奴的人数),惠及亿万人民,重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把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降到最低点。当年陕西小试锋芒的办法,如今全国推广而大见成效。胡赵新政十年,举国上下勃勃生机,但耀邦却因此又遭党内保守势力围攻,被以"放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被迫辞职于1987年1月。
之后,耀邦很少谈论自己的被非难被冤屈,更忧患国家的前途和民众的疾苦。他抄录马克思的话给刘崇文秘书:"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的,应当努力去理解他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后果。"
耀邦客厅  笔墨书香
4月15日是耀邦仙逝26周年,为避免警员在这所谓敏感日上门监控,清晨5时半我出家门,6时半从地铁天安门东站出来,见长安街警车林立(图2)。为避免经由天安门被盘查,则反向转大圈,绕行南池子大街、故宫、景山前街,至北长街。
8时,我走进北长街,沿街五百米内两侧五步一岗的警员约80人戒备森严。会计司胡同口的大铁门虚掩,警员驻守。回想去年和前年的耀邦祭日,我前往都被警员拦截,推搡,未能到胡府。于是,我拐入故宫西华门护城河边稍息,回到街上发现警员走开了,我迅即走进胡同。
8时半,我进入胡府,来到客厅,正好胡德平迎面出来,拉着我的手说:"你(寄)的材料我看了,延安整风那段写得好。"(材料是《耀邦对立法规划的批示》和《顾明忆周恩来》,顾明在延安与耀邦同事)。他鼓励我继续发掘法治史料,说是要赶往陈野苹百年诞辰会去。(陈野苹中组部原常务副部长,曾协助耀邦纠正冤假错案。)
耀邦家的客厅保持原状,正面桌上的耀邦青铜像,金色基座雕刻着党徽,两旁摆放着向日葵和玫瑰花,地上摆满花篮,侧墙上耀邦和李昭夫妇画像。联体书柜摆满藏书,涉猎颇广。在书架上我看到《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美国两党制度解析》、《密特朗政府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与自由》、《国际法》、《历代刑法考》(4卷)、《台湾府志》(3卷)等书。耀邦爱读书,每到一地,先要翻看《县志》历史沿革,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关注世界政治经济走向,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迈向世界文明。我凝视着墙上耀邦的大图像,感受他在这个房间里留下其生命最后的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情怀,久久未能平静。(图3)
追忆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几位胡家的朋友和学者已在客厅。"百年耀邦"摄制组全程记录当日场景,应编导采访,我谈起当年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的规划工作,感知耀邦。1982年耀邦对《"六·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145个法)批示:"没有法不行,但太多太繁也要走向反面。法,要鼓励正当的积极性,要限制和制裁错误的、反动的积极性。"1985年7月,我执笔《"七·五"立法规划草案》(要制定300个法)。耀邦认为"立法太多,人们记不过来,无法维权。"而严厉批评。当时我认为耀邦不懂立法。
1994年,我被中共上海《文汇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盗印中南海机要文件,向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告密,栽赃陷害。我身陷囹圄,被禁看法律,被公、检、法人员"依法"任意宰割,枉法加害,在牢门砰然关上的瞬间,猛醒耀邦"以民为本,简法护民"立法观的远见卓识。
法治贯彻落实的前提是,必须大力向公民普及而使其掌握,必须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必须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制约。如今,各种法律法规成千上万件,法律从业人员百万之众,俨然成了新兴的高利行业。"去打官司吧!"竟然成了许多司法人员或强势群体违法乱纪,持强凌弱的挡箭牌,有钱有势者打得起官司,嬴得了官司,法律成了司法人员寻租和博弈,欺压百姓的工具,民众反而无所适从。官商勾结,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盛行,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更加无法保障,而走向反面。
谁说耀邦不懂立法?他深刻认识到,在人治向法治的转折时期,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让民众掌握法律,捍卫自身权益不受侵害。(注1)
"小个子扳倒大个子"
9时起,耀邦身边工作人员陆续到来,92岁黄天祥(耀邦在川北的老部下)、84岁高勇(耀邦在团中央的秘书)、81岁李汉平(任职36年的警卫秘书),大家聊起耀邦,恍如昨日,短短几句,体现耀邦率真坦诚的人格魅力,感染众人。
钱江(人民日报记者)等学者介绍研究耀邦的新进展,大家谈论2015年11月耀邦百年冥诞,透着人们的关切和社会环境的冷暖春意。耀邦曾下放劳动的河南信阳黄湖农场送来花篮和相关史料。胡德华夫妇热情地为每人端上热茶,94岁李昭老人因昨日接待来宾,夜里未休息好,未能看望大家。
80岁刘瑛(最早知青,黑龙江省友谊县人大主任退休)自豪地谈起1950年14岁从北京女三中和同学赴黑龙江友谊农场支边,成为我国最早的康拜因拖拉机手。1957年7月,团中央书记耀邦率领我国青年代表团1200人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大会,随团成员刘瑛说:"耀邦的大会发言,展示新中国青年建设国家,发展友谊,交流经验,争取世界和平的愿望。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我的手都拍疼了。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谢列平激动地把耀邦举起来。第二天,苏联《真理报》头版标题《中国小个子扳倒苏联大个子》。多年后,'小个子扳倒大个子'被换成了'邓小平扳倒赫鲁晓夫'的另一个版本了。"(注2)
1957年7月,耀邦率青年代表团从苏联回国,途经新疆打电话,得知团中央机关50多人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还有"中右"近百人;《中国青年报》就有17人。他大吃一惊,当即指示刹车,等他回来再说。后来,耀邦为被发配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送行说:"同志们……我坚信咱们还有共事的机会,你们改造好了回来时,我给你们开欢迎会。"之后的数年,耀邦一直关心和设法善待他们。
1977年底,耀邦就任中组部长,推动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其中为蒙冤20余年的55万右派分子的平反,他竭尽全力冲破各种阻力,后因邓小平(当年全国反右派运动总指挥)仍坚持"反右派运动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故只给一纸"改正"通知,有限恢复基本名誉,未能彻底平反和经济补偿。1989年4月5日,耀邦向李锐谈起此事仍感遗憾。十天后,耀邦去世,成了他的临终遗言。(注3)
83岁沈宝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编辑部原主任,耀邦倚重的笔杆子)向我谈起,1977年7月,耀邦创办《理论动态》,打破政治禁锢,把颠倒的是非观念再颠倒过来。沈宝祥十多次到富强胡同6号耀邦的家中开会,不断执笔呼唤思想解放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其中1978年5月6日下午,在耀邦家的讨论会上,耀邦亲手改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文献,四日后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提醒"理论问题要慎重",耀邦反驳"理论问题要勇敢!"
沈宝祥深情地说:"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6号是普通的四合院,因耀邦的长期居住,运筹帷幄,革故鼎新,处理解决党和国家在转折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增加了意义。不久前,我又到富强胡同怀念耀邦,有厚重的历史感。1980年耀邦就任总书记,搬家至中南海隔壁的会计司胡同25号。"
国之兴也  视民如伤
临近中午,大家向耀邦铜像三鞠躬而告辞。胡德华大哥把我留下,取来整包《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三卷本)送给我。此书由张黎群等五位耀邦老部下撰写,记录耀邦一生心路历程和坎坷经历,是一部治国活动史,历时15年,120万字,2004年完成,送至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第一卷,从耀邦出生至1976年7月"文革"尚未结束,由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后两卷,从耀邦致力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被选为总书记,至被下台经过,再至去世经过。作者根据审读要求,两度删改,两度送审,没有回复,致函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刚仍无果;2008年致函中办新主任令计划,至今无果。在漫长的等待中,五位作者中的张黎群等四位相继去世,两位序言作者于光远、胡绩伟也已去世。
我出胡府,在北长街上遇到几位访民得知,上午陆续来献花的各地访民约60人,都被警员拦在大铁门外的街上,有的拿出"怀念耀邦"横幅,被警员没收,驱赶,但没有像去年那样被带走关押。他们悻悻离去,有的至景山前街故宫护城河边僻静处,展示横幅缅怀耀邦。有访民说:"耀邦一心为民,却被非难而下台,含冤病逝,我们纪念他,也是为他喊冤,只有他平反了,国家才能走向法治,我们百姓才有希望啊!"(图4、5)
回首1977年起,耀邦面对访民如潮,积案如山的艰难局面,竭尽全力,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还在家中热情接待登门喊冤的各地访民。1978年9月20日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耀邦强调:"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只要是错了,就要纠正,就要平反。"(注4)
耀邦下达了这一艰巨的硬任务,各级信访部门行动起来,积极协助党政机关纠正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致使信访部门的职能和政绩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但如今,官场腐败,强征强拆,欺行霸市,广大弱势群体依法维权上访,各级信访部门层层敷衍,警方暴力截访打压,为虎作伥;访民求告无门,血泪斑斑;成千上万的各地访民长期滞留北京,成了社会问题。每逢耀邦纪念日,走投无路的访民前来祭拜,缅怀耀邦,成了精神寄托,更是对法治的向往。
耀邦14岁参加共青团,为民求解放,从革命的红小鬼,到身居党政要职,历经战火的出生入死,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迫害。他深刻认识到,总结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治体制的经验教训,变法图强,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他带着这个无以释怀的心结,走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今天,为何党之大奸,国之巨贪,践踏法治之凶竟然出现在党内最高层,且还形成了固化的特殊利益集团,贫富分化也到极限。想想耀邦曾说:'千万不要鱼肉百姓',他如活到今日,能不愤怒吗?"(胡德平语)(注5)
《左传,哀公元年》有言:"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士芥,是其祸也。"(释义:国家的兴起,是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一样加以抚慰,这就是它的福德;它的灭亡,把百姓视作粪土草芥,这是它的灾祸。)
耀邦为民舍命,他活在人民的心里。
(2015年6月3日修订)
注释:
注1,摘自《俞梅荪:追忆胡耀邦"简法护民"的立法观》
注2,谢列平(1918-1994),长期担任苏联共青团书记,1958年起,任克格勃主席,致力纠正冤假错案;1961年当选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二号人物,为官清廉,反特权反贪腐,实行仁政;后来被下台,贫病抑郁而去世,命运与耀邦类似。(百度百科)
注3,摘自《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原载《怀念耀邦》第4集,亚太国际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96-302页。
注4,摘自《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三卷,第380页。
注5,摘自《胡德平:〈1965:耀邦早春行〉读后散论》,原载《中国民商》2014年第9期。
师友读后来信:
●91岁石天河(四川反右受难者、离休作家)为耀邦同志逝世26周年纪念敬撰《耀邦颂》:
巍巍耀邦,邦之栋梁。立身正直,处世堂皇。
不争虚名,不为虎怅。不崇偶像,不畏凶顽。
惟民所望,惟世所倡。临深履薄,绝不彷徨。
十年浩劫,惨苦亲尝。拨乱反正,敢作敢当。
万千冤案,奋力推翻。声张正义,执法如山。
惩治衙内,冒险犯难。个人利害,置之道旁。
国家兴衰,赤膊上场。宁下地狱,岂避刀山。
明辨真理,透视经幡。实践验证,炼出金钢。
摒弃特权,不讲排场。千里万里,沐雨践霜。
求民之瘼,痛国之殇。推进改革,去弊图强。
一生清廉,冰玉辉光。百年华夏,第一忠良。
●90岁许有为(北京师范大学反右受难者,安徽离休教授):小俞呀,我们大家怎能不怀念耀邦呢?他是那么好的人,那么朝气蓬勃、永远年轻。对于我这个新中国第一批老共青团员来说,耀邦是我们永远的团中央书记。我想起1956年在北师大中文系念书,在全校共青团代表大会上,执行主席传来了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激动人心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耀邦竟然来到我们中间,亲自向我们阐述向科学进军的伟大意义,鼓励我们刻苦学习,占领科学高地。会后,我作为学生积极分子,受中文系党总支、团总支委托,创办了中文系学生科研期刊《谷风》,发表同学们的科研论文、诗歌、小说、理论动态等等,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不久,风云突变,一场反右派运动,使得大批老、中、青优秀知识分子遭灭顶之灾,我在其中。
之后的20年,我经受了种种苦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九死一生,最后又在1979年的耀邦执政时期得到改正。"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们没有失足,而是执政者失了足,造成祖国和人民的苦难。我们无罪,耀邦无罪,他们是有罪的。
耀邦,耀邦,魂兮归来!
●82岁朱光: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内数一数二的伟人之一。
●81岁刘凤麟(清华大学反右受难者,长期以修鞋为生):胡耀邦是红朝一代圣主明君,他为370万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将所谓的"牛鬼蛇神"还原成人!我们552877名获得"改正"的右派分子,不再惨遭迫害!胡耀邦光明磊落的人生轨迹,昭示"活在人心便永生"的真谛!用枪杆子打造的伟大、遗臭万年的"丰功伟绩"是见不得炙热阳光,更经受不住人性、正义、历史的审视!
历史不能假设,但我挥之不去的暇想,如果没有人坚持"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的蛮橫干预,我获得的就不只是没有经济补偿的一纸"改正"空文,而今也不会在依法维权被打压中度日如年!
●77岁陶渭熊(四川反右受难者):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千万受迫害者重见天日,我是受惠者而铭记。耀邦的"简法护民"思想,道出了法治的根本目的,那就是限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今天的"法治"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各种场合,各种文件里,好像我们已经"法治"了。但是,强拆强迁、暴力截访、城管打人、枉判思想者,乃至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这一切道出"法治"就是"以法整人!"公权横行,民权无保障。这与耀邦思想的差别何止天壤!更与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
●74岁姚燮庭:看如今,官场腐败,贫富两极,社会矛盾重重,成了鲜明对照。相比之下,现状是"官员肥了,人民瘦了。"这与耀邦在世时,形成强烈反差。当今政治体制改革,弘扬法治精神,倡导"依法治国",就是要求执政当局沿着耀邦的足迹走下去,以民为本、依法执政,这才是正道!
●孔国平(北京某出版社退休编审):胡耀邦是中国科学院的老领导,我是科学院培养的博士,现住的科学院宿舍便是在他关怀下修建的。作为77级大学生,我看到在胡耀邦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的冤案、错案几乎都平反了,包括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大人物,也包括张志新、林昭等民间志士。80年代中期,他倡导自由、民主,政治改革的曙光出现了,不料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被迫辞职两年后病故。政改未成身先死,长使百姓泪满襟!我和王渝生博士同去他家吊唁,胡德华含着眼泪说:"爸爸用生命唤起人民的觉醒,代价太大了!"26年过去了,言犹在耳。
●周敏:公道自在人心!人民将来只会记得爱人民的领袖,而不是那些伟大的领袖。
●谢明:耀邦是人民的良心,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纵览中国》2015-06-02首发

2015年6月1日星期一

黄一龙:自下地狱的那人上天了

作者按:此文曾以《那个自缚下地狱的人上天国了》为题发表在大陆本月的《随笔》3期上,由于写作时间较早(3月6日)以及层层审查等原因,其中重要情节未能阐述,乃于日前增改后以现题送上,希能弥补不足。


严秀(曾彦修)先生于4月3日逝世的消息,是曾伯炎兄电话告诉我的。我们这两个在以严秀等鲁迅传人为代表的当代杂文界里实习的老年新生,不仅是他的铁杆粉丝且有幸得他青睐,而且还因先后就读于历史名校成都石室中学,算是他的同窗,所以闻讯之后顿感痛失师长。经向京中友人朱铁志君探询,得知他在辞世前曾对后事有所安排,除一切从简外,遗体和器官一概捐作医用和教学,这自然也免除了他作为党国高干去八宝山与同僚们按级别排序入住安身了。只是听说他长期领导的人民出版社计划于6日为他举行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到5日突然通知取消;仅仅过了一天,那通知取消告别仪式的上级突然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总书记习近平要对曾老致送花圈,那通电话在那所衙门里引起的波涛对有关面孔造成的畸变,一定极具观赏价值;而形势也自然随之再变:决定于9日举行仪式,刘云山、赵乐际、刘奇葆等沉痛哀悼的花圈也纷纷跟着总书记来了;送花圈的更有前任"国级"高官等等等等。这番戏剧性的变化所传达的信息,恐怕不是"备极哀荣"一类的陈词所能传达的,那原因好像涉及什么机密,且不说它。
虽然严秀以出版元老和文坛巨擘知名于世,但我首先回想起的却是他作为"曾彦修同志"的高干业绩,那在我党历史上似尚无先例。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担任人民出版社实际领导人的他成为领导反右的五人小组组长(无副组长),掌握全社政治生杀大权。可是他竟把自己当做本社头号右派列入名单向上峰交账。在伯炎托我和他共同署名的唁文和挽联里,我把此事当成了主要内容之一:

恭送严秀学长西行
出版界耆宿、杂文界大师曾彦修(严秀)同志于本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他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正职胡绳为挂名)期间,顶着让全国按比例划右派的命令,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落入苦海二十余年。先生为文坚持鲁迅风骨,冷对强权,热掖后进,令人没齿难忘,定将垂范千古。他早年就读四川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前身)高普11班,是我们的学长。我们以他为荣,力求配作他的学弟。
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
不倦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
后学黄一龙、曾伯炎敬挽
2015年3月3日

唁文里说他把自己绑下地狱的壮举是"为保护无辜同人,把自己划成右派去顶替",本是朋辈共识,可是在他晚年的自传性随笔《平生六记》里,却说"有关'反右'问题的,对我传说很多,虽均认为我是自动报名的,但与真相仍差很远",而谦虚地另作解释,说那时他已被上峰怀疑,那样做不过是迫不得已。但细查那迫不得已所传达的"真相",乃是他虽身任全社反右总管而"上面"却早有迹象对他极不信任,他"无非是老运动员了,知道在劫难逃,还不如自报或可以减少麻烦与损失。"那所谓"麻烦与损失",首先就是五人小组里坚不同意他自划右派的那四位,"上面在观察我,越拖事情越大,你们也会被卷进去。……一旦一个'反党集团'下来,整个单位就成粉末了。"为了那四位,更为了"整个单位",他自动下地狱了。这个"真相"和挽联说他"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其实并无区别。
不仅反右运动,纵观先生一生,他虽多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即使领导阶级斗争搞运动,他也从不求"一抓就灵"却反其道而行之,利用职权去解救无辜的弱者。据《平生六记》记载,县里土改当领队,他体谅民间对逃荒灾民收留丫头讨为小妾的历史问题,"不告不理";从宽处理穷困村民集体抢劫路人的旧案,但不去请示高级领导陶铸,"错了我们顶住不要紧,反正我们是小干部无关紧要,一扯上陶铸,就是路线问题了。"任《南方日报》社长期间正值镇反运动,某夜知道政法部门并未报告中央华南分局而定于次日大规模地处决一百四十余名"反革命",送来见报的罪名均为空洞的"一贯反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因此连夜报告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与政法官员面折廷争,迫使对方暂停执行且允报社人员前去帮助"补充资料"——虽然他"无权过问"能否使个把幸运者因此捡回一条命。从1955年由批判胡风引起的"内部肃反"运动起,他即担任人民出版社领导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在他的领导下,"这次'肃反',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是给一批人解除了疑问。"须知在当时,全国上下"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治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时期以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机关学校内部大约160万人一度成为"审查对象"受到冲击(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内容计算);在笔者本人所在的小机关青年团成都市委,在中共市委派来任五人小组组长的宣传部副部长指挥下,居然从五十来个干部里面弄出一个"胡风分子"、四个反革命嫌疑分子,加以严密看管日夜斗争,中间还曾有鼻子有眼地宣布,曾有一名"光头蓝布衫"的人到机关进行特务联系,那名"胡风分子"又从胡风骨干分子阿垅那里领到过一把手枪藏在家里,于是又是抄家找枪,又是遍查亲友,结果枪无踪影,一位嫌疑分子的农民小脚妻子却吓得上吊自杀了。比较起来,严秀所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在海内无异凤毛麟角、沙漠绿洲了。更为难得的是,1957年以后他顶着"摘帽右派"的帽子去参加"四清",做审查历史问题的"资料员",居然在"一个政治很复杂的工厂"里把"三十来个被怀疑有各种政治问题的,全弄清楚了:一个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他认为他"一生真正谈得上做了一件工作的,就是这件事"。须知那时他自己不仅不是什么领导,已经排在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之列,却坦然去为几十个人"弄清楚"是否反革命的政治问题,那哪里是什么"一件工作",那是玩命!——正如他在《平生六记》的前记里所说,"那是拼着我的生命"呀!所有这些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中难于找出它例的作为,无非表明当事者的独特的主观人格,而与他所处的客观环境包括受到的政治压力无关。
这独特的人格,其实来源于他自少年时期弃学从政起就秉承的五四反独裁专制求民主自由的传统,对于"前三十年"神化领袖践踏斯文分裂国民制造敌人的"运动政治",从来格格不入。他的种种"迫不得已",都是迫于自己道德操守;简单地说,在那个以"整人"为纲的环境下,他只能"反其道而行之":不整人!他说"对任何人的生命和声誉,均应该予以无比尊重,这是人与非人的界线"(《平生六记》)。他不愿做"非人",所以当他以"微觉此生未整人"(《九十自励》)自况时,他是无比自豪的。而正因他能够以真正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而告别人间,他的去处自然只能是天上——那个绝不收留畜牲的地方。
2015年3月6日于不设防居,5月27日改定

附记:本文开始所说作者受到严秀先生"青睐",是某日偶然从网上看到他在2003年初有一封致《杂文月刊》的信,涉及我,如下:"我有一个想法,你们可否邀请一批杂文作者到你刊开两天会,你们可以提出一个邀请名单,我也可以替你们参谋一下(有邵燕祥、牧惠、李普、陈四益、戴煌、王春瑜、刘征、曾彦修等),邀请十来个人到石家庄市开两天会,取消一切仪式,绝不要任何首长接见,更不要任何的参观游览,现在的假西柏坡(黄按:当年迁自延安的中共中央旧址"真西北坡"已于1958年淹没于当时修建的岗南水库之下,现有的假址纪念馆建于1971年。)也不要去,不看电影,不参加晚会,一切虚浮的东西全部砍掉,只务实:座谈。每人可以留下一篇文章。更不要通知报馆电视台,弄得不胜其烦,胡吹乱叫,人人反感。外地建议象征性地请两位大家来,一是上海的何满子,二是广州的章明,或再加上成都的黄一龙。开完会即走人。不作任何十几年来虚张声势、铺张浪费、自我吹嘘的小丑表演,有你们做出一个老老实实、朴朴素素的样子来,这会提高你们的威信。" 其中把我附于诸"大家"之后,自是小可的无尚殊荣。不过把此信附在此处,原因乃是他的"会议文化"见解太精彩了,希望再加传播:"取消一切仪式,绝不要任何首长接见,更不要任何参观游览,一切虚浮的东西全部砍掉,只务实,座谈"!如果我国多一些和大一些做此指示的首长,国家将会减少多少损失,我们现在也大可不必为她的富强做梦了吧?

王德邦:后极权时代对孩子心灵造成的伤害——一个八九学生的隐痛

二十六年了!我的家庭和子女所承受的苦难,远不如刘贤斌、陈西、陈卫、赵常青、郭飞雄、杨天水等等同仁多,更无法与那些当年长卧于长安街头的英烈和天安门母亲们的家庭相比。每每我看到自己孩子面临的困境,想到那些身陷牢狱者的孩子们的痛苦无助,内心那种锥心刺骨的痛,真是无以言表!当然,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孩童,在这漫长的二十六年中,又是怎样的煎熬?!……苍天啊,这个民族不能再如此在罪恶中苟延了!必须正视八九一代的诉求,平反八九事件,给死者以告慰,给生者以说法,恢复八九一代人的正常生活。否则,中国社会邪气弥漫,正气不彰,灾难不断,和解无望,危若累卵!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丁子霖与丈夫蒋培坤教授2011年6月  作者Phebie Thum - 自己的作品。


2015年2月2日,天安门母亲群体举办了年度聚餐。聚餐前,家属举行默哀怀念在六四镇压中失去的子女和亲人。(天安门母亲网页)


"八九"至今,已经二十六年了。二十六年,对个体人生而言,实在是个可谓漫长的岁月。在这二十六年中,我由为人子,进而为人父,肩负起了养儿育女的人生责任。

我深知自己是个平凡的人,也只想过一种平凡的生活。然而,仅仅因为历史的机缘,在1989年春夏那场反腐爱国民主运动中,自己本着良心,遵照多年在学校教育中老师及书本所教导的要坚持正义,要为社会承担责任,而与千千万万的学生一道上街悼念胡耀邦,为胡耀邦生前受到的不公正鸣不平,要求公正评价胡耀邦,进而由悼念上升到反对腐败,争取民主,维护人权。这些诉求当然也是胡耀邦先生生前未竞的心愿。结果竟遭到镇压,许多同龄学生长卧于长安街,而幸存下来的许多学生在二十六年中所遭受的一切,见证了一个自诩崛起、繁荣、强大国度背后的阴暗与懦弱。

我在这二十六年中所经受的大多数事,随着岁月流逝而日渐淡忘,但有几件与孩子有关的事却经常萦绕于心,挥之不去,还不时在某个不经意间刺痛我的神经。

2009年5月初的某一天,孩子放学回来。当我打开门迎接孩子进家时,孩子却没有如往常一样一冲入内,而是在门口停了一下,用眼睛瞪着我看。我当时并不在意,只是催她快进屋,并且自己转身就又回到房间里的电脑前坐下。紧接着,孩子转到了我的身边,靠着电脑桌站下,看了一下我在电脑上打字,就转身离开了。孩子在家中到处转了转,过了一阵,又转到了电脑桌前,并且迟迟地问:"爸爸,今天没什么事吧?"我盯着电脑的双眼没有离开,顺嘴答道:"没事。"孩子听到后似乎显得轻松地走开了。但过了一会,孩子又转到了我的电脑前,盯着我的脸看了看,又问了一句:"爸爸,今天没什么事吧?"到此,我这个呆笨的父亲,也听出了一点异常。于是我将盯着电脑的目光转向孩子,问她:"怎么了?今天有什么情况吗?你怎么反复这样问呢?"孩子犹豫地应答着:"没事就好。"我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于是耐心地拉着孩子的手,轻声地问:"你感觉到家里有什么事吗?碰到什么事了吗?别担心,跟爸爸说说。"在我的追问、鼓励与劝导下,孩子终于说:"今天学校期中考试。第二节课考数学时,我忽然听到学校外面人声嘈杂,还有汽车声与警笛声。我当时想,可能警察又来我们家了,来带我爸爸走了。当时想出来看看,但已经开始考试了,无法出来。于是我仔细听着外面人声,似乎从嘈杂声中听到有爸爸喊我的声音,但又听不太清,不能确定。我当时真难过,很想出来看个究竟,但又害怕老师与同学关注我。过了一会,人声渐渐远去。我又想如果真是带走我爸爸,老师应该会有所反映。当我看看老师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心中想可能不是来抓爸爸的。就这样,我带着犹疑不定的心情,尽快考试完后,马上赶回来看个究竟。"听到此,我一下想起了孩子今天从回家来的一系列反常情形。我久久拉着孩子的手,竟不知如何跟她解说,只是在嘴上机械性地反复念叨:"别担心!孩子,不会有事的。……"

孩子产生如上错觉应该是因为2009年元月9日深夜警察上门抄家并将我带走,给孩子精神上造成的刺激所致。记得当晚孩子刚刚熟睡,一批警察冲进了家中,孩子从睡梦中惊醒,惊恐地看着家中发生的一切,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警察带着扬长而去。这在孩子心中留下了多深的创痕,从这次考试中孩子产生的错觉可以想见。

孩子上学原本是件开心的事,但是经常面临要填写一些表格,其中包括父母的身份、职业。每次填这种表格时,孩子都会回来认真地问我:"爸爸,你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呢?"每每面对这个问题,我都不知如何回答。有几次我告诉孩子,身份就填公民,职业就填自由职业。但是,孩子回来说老师讲没有这个身份,只有干部、工人、农民、商人等。这真使我为难。有一次我就让孩子填上自由撰稿人。记得当天孩子回来还很高兴,说老师看到自由撰稿人后有些惊讶,说这是作家啊。过了几天,孩子回来又说,老师知道爸爸是作家后,让拿几本爸爸写的书给他看看。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自己虽然写过几篇文章,也有几本书中选录过文章入内,但没有专门出过书,现在老师想看看这个学生的作家父亲所写的书,原本也是番善意,但我哪里去拿本书来?而我自己写的那些文章在国内网络转载都困难,常常被删除,想出书真是门都没有。当时面对孩子热盼的双眼,我真不知如何回答。从那以后,再填表时,我就不敢再让孩子填什么自由撰稿人了,只能让他写农民。但是,有一次孩子回来说,老师讲了,是农民就得写出详细的农村地址,还得有农村户口本。这一来,让我又无法说清了。我时常迷惑,自己究竟是个什么身份?该写个什么职业?在这种困扰中,孩子有一次很郑重地建议:"爸爸,你能否去开个小店?或者到什么单位去打工?这样也好填个职业啊。"

是的,我不是没有考虑开个什么小店,或者到什么公司应聘打工。我曾经就到公司打过十年的工,但是后来老板跟我讲的一席话,让我打消了继续打工的念头。记得有一次老板跟我私下聊天时说:"你的工资不能涨高。这是有关方面明确要求的。"当时我听到这个话,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转念一想也许是老板找个借口不加工资而已。但是,后来我在听到体制内一个朋友也说出类似的话:"对八九那批学生,当局早就定好的。让大家饿不死,但活不好。做生意的受控制,不能发财。打工的工资当然也不会太高。"再后来,我在一次与国保交谈中,听到对方无意间流露说:"你们还想过得怎样?饿不死就该知足了。"这种种的信息,让我相信那个老板所言并非胡编,于是我从此就放弃了打工的念想,当然自己开店做生意也就更不敢尝试。如此一来,就使得孩子每次填表时,都愁眉苦脸,宛如碰到无解的难题,面对表格发楞,不知如何下笔。每每这种时候,我的心真是在滴血,我经常锥心自问:"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啊?我让孩子跟着受这份罪。我究竟犯了什么错呢?"。

是啊,如我等从八九年过来的学生,不过是本着一份做人的良心,表达一份忧国的真诚,承担一份社会的责任,说了几句真话,难道这不是国家一再教育我们要如此吗?难道替胡耀邦鸣不平有罪?难道中国腐败不该反?难道中国民主不该落实?难道中国人权不应保障?这些诉求无论于法于理都没有什么罪错啊,也符合中国政府一再对外宣称的理念与对我们这些学生的要求啊,怎么就遭到这种对待,并长达二十六年,且未来还了无尽头。如此对待一代人,还连累到下一代人,这是个什么社会?这还有一点天理人性吗?

然而,苦难显然没有尽头,孩子的梦魇也没有结束。2013年6月9日,我妻子与亲戚在桂林合资建房,当局以绝不允许我到桂林居住为目的,强力推毁了房屋,并将我妻子绑架殴打致伤。记得当天我妻子回家痛哭着诉说所发生的一切时,孩子在傍边陪着流泪,并且一再哭着安慰劝导她母亲说:"我们别再参与建房了。"这件事过后不久,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到孩子双眼红肿,十分困倦的样子,于是就问孩子:晚上怎么没睡好?结果孩子很沮丧地说:"昨晚我又梦到他们来推毁我们的房子了。我想拦,拦不住。我想跑,又跑不动。那真是痛苦。后来惊醒了,再也无法入睡。"

闻听此言,我长叹一声,……

二十六年了!说实在的,我的家庭和子女所承受的苦难,远不如刘贤斌、陈西、陈卫、赵常青、郭飞雄、杨天水等等同仁多,更无法与那些当年长卧于长安街头的英烈和天安门母亲们的家庭相比。每每我看到自己孩子面临的困境,想到那些身陷牢狱者的孩子们的痛苦无助,内心那种锥心刺骨的痛,真是无以言表!当然,那些当年失去孩子的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孩童,在这漫长的二十六年中,又是怎样的煎熬?!……

从我一家的遭遇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后极权统治对孩子心灵的伤害。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车祸去世的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苍天啊,这个民族不能再如此在罪恶中苟延了!必须正视八九一代的诉求,平反八九事件,给死者以告慰,给生者以说法,恢复八九一代人的正常生活。否则,中国社会邪气弥漫,正气不彰,灾难不断,和解无望,危若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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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民主中国》

茉莉:等待女儿——忆我的父亲

我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一瞬是父亲给予的。那是五十年代末,我被父母全托在邵东县幼儿园。一个周末的黄昏,爸爸来接我回他教书的邵东一中。灿烂的夕阳里,爸爸居然在路边茅草小屋顶上掏下一个白色的鸟蛋来。小小的我,双手捧着那个无比珍贵的鸟蛋,乐得快要发晕了。对个子高高能掏到鸟蛋的爸爸,我童稚的心里充满了崇拜之情。

幼时如金子般耀眼的时光,转眼就黯然失色。自六十年代大饥荒、文革以来,个性高傲的父亲在残酷的政治高压下长期沉默寡言,忍辱负重。一九八九年我被判刑入狱,出狱后被逼流亡,父亲一次又一次地为女儿申诉,毫不畏惧地指控李鹏等中国当权者侵犯人权。

二十余年,父亲一直痴痴地等待女儿归来。直到九十五岁,满怀期待的父亲终于油尽灯枯。不孝的我没有回国探亲、送葬,但父亲在临死之前留言,仍然将唯一的女儿视为他的骄傲。

无论怎样远离父母,死亡让父母重新占据孩子的感情世界。当父母的存在成为瑞典语中的过去时态,难以抑止的怀念与感恩之情,如潮水般涌上来。记忆是我唯一的回归途径,我只能以点点滴滴的回忆,去对抗骨肉长期分离的家庭悲剧。
父亲莫志达去世前的留影

                                              
 @ 穿越时空的一组历史蒙太奇

在遥远的北欧点燃一支又一支蜡烛,我念念叨叨地和父亲告别。又一个给我生命的人走了,我的思绪回到人生的起点。在飞速发展的时代,现代性让我们一味面对未来,使得遗忘如烟雾一般弥漫,淹没了很多宝贵的记忆。那些过去了的幸福和痛苦,如同前辈植物里淌下的晶莹琥珀,埋藏在海底,需要去用心打捞。

打捞记忆带出了一组蒙太奇,因为年岁久远,那原本生动的图景大都成了黑白色。在他人看来再渺小不过的往昔故事,在我却是自己成其为自己的根源。无论我和父亲有多大的代沟,他是在精神上给我影响最大的亲人。

我童年时第一次看到父亲露出畏缩惊惧的神情,那是六十年代初的一个傍晚,父亲拿着一个旧布袋,带着我去到学校旁的一块绿豆地里。他弯着腰,像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摘起豆荚来。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个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乡下的亲戚跑来求一口食物活命,父亲把食堂里限量的钵饭端给家人吃,自己因饥饿患了水肿病。本是书生的他,只好私下开一块土地种点绿豆以充饥。

1964年的四清运动后,父亲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从县城中学清洗出去,调到一个叫肖家冲的偏僻山区。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已在城镇小学受到歧视,因出身不好被撤了少先队文娱委员之职,母亲因此让我跟着父亲到那个山区去。父亲遭贬罚之地,一度成了我的天堂,我在肖家冲和乡村女孩一起钻山洞、采野花。

每个月有一次,发了工资,父亲就去杀猪的人家买肉吃。每次他拿着用桐叶包着的猪肉,走进做为校舍的祠堂,都要分出一小块肉来送给门口的贫户六嫂。六嫂的小女儿因缺乏营养面黄肌瘦,嗷嗷待哺,一小块猪肉在那个时期是非常稀罕之物。我长大后,凡自己有的东西都不很吝啬,愿意与人分享,这大概是父亲身教的缘故。

到了1968年文革狂热时期,我们连那个宁静的山区小学也不能呆了。我终生难忘的一个镜头是:父亲从公社开会回来,头部带着被造反派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伤口,胸前挂着"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牌子。当时父亲只和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清理自己的东西,我们被命令回原籍劳动改造。我不敢问父亲是怎么回事,只能拿着一对长长的竹竿帐棍,沉默地跟在挑行李的父亲后面,摸着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回老家去。

@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
连绵的回忆伴着泪水,也伴着歌声。我一遍遍地唱英文歌《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我有一个芬芳的名字。因为我们家先有了两个男孩,父亲在我未出生之前,就早早准备了一个女孩的名字:莫莉花。我是一个被父母期盼的女孩,是世人所说的"掌上明珠",但我却时运不济。刚小学毕业就遇上了文革,因为是"黑五类"子女我被禁止升中学,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民办中学就读,才读了七天就被人从教室里赶出去。

我夜夜哭湿枕头,为自己失学的屈辱伤心不已。父亲看到我小小年纪就在乡下插秧割稻、拾柴禾扯猪草,信奉"唯有读书高"的他难过地对人说:"我家莫莉花本来是读博士的料子。"

但父亲不让我继续悲悲切切,他偷偷地教训我,说:当年和他一起在民国时期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的同学,凡是留在大陆没去台湾的,有些人在共产党土改镇反中被枪杀,有些人在反右运动中被监禁,我们家直到文革才被整肃下乡,已经算是幸运的了。有一次我在田间挑塘泥,肩膀挑肿如馒头,父亲看了不以为然地说:"乡下农民世世代代都是这样劳作的。"

在他人更大的苦难面前,我学会坚毅地承受命运。1968年,在父亲的指示下,我找到家乡一间农业中学就读,半天上课,半天在生产队出工。几年后就靠着这张只读了一年的农业中学文凭,我当上民办教师。八十年代开放时代来临,我在父亲的敦促下,一边教书带孩子,一边进修中文系专科和本科。父亲很为我自豪,因为我勤奋努力,从乡村小学简陋的讲台,一直教到大学漂亮的梯形教室。

心理学家会说:一切源自于童年。童年遭受的政治歧视和侮辱,在我心里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到了1989年,身不由己地我卷入了沸腾的民主运动,那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因家庭出身长期被欺压到社会底层的自己,对生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盼望。

在我被邵阳市中级法院开庭公审时,我的父母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1989年12月24日,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案在邵阳市委大礼堂开庭。我为自己做无罪辩,上千听众为我热烈鼓掌。当时我的母亲很恐惧,她一边哭泣,一边轻声地抱怨、责骂我。

而我父亲却很兴奋激动,他与大家一起为我鼓掌,俨然一副胜利者的姿态。民国时期在南京读大学时,年轻好学的父亲曾旁听过一些世纪大案的庭审,他因此比我母亲更有头脑与见识,能认识到这场审判的性质,认识到女儿虽被判刑要送去劳改,但当局在道义上则一败涂地。

在女儿被剥夺权利与自由的困境中,父亲挺直了腰板,站在我身后。很多年后我才在他乡反思时悟出,我在被审判时毫不犹豫地选择维护自己的尊严,拒绝认罪,是因为我命中注定地继承了父亲清高和执着的性格。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从水管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出来的是血。"
 
                                          茉莉流亡北欧波罗的海已经二十余年


◎ "教女护人权",父亲一生的骄傲

在母亲走后三年,父亲也走了。我翻阅他们留下的书信,禁不住泪如泉涌。母亲在留下的遗嘱里声称:"晚年多亏莉花的慷慨赠予,这些年我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她提及我多年来对父母的经济资助,这减少一点我对自己没有尽孝的愧疚感。尽管如此,不能在父母晚年和去世之际探望和照顾他们,仍然是我心中最深的痛。

是否回国探亲,这是我流亡二十二年中一直纠结万分的问题。曾有老乡传话,说有关当局考虑有条件地让我回国探亲。但是,要我接受一种类似施舍的机会,从一个小洞里爬回去,对看重个人尊严甚于生命的我来说,实在是太为难了。我知道有不少同命运的流亡者回去了,但他们不是写了某种类似悔过或保证之类的文字,就是被当局追究抓捕,或友好合作,或被传言招安。我既不能承受那种羞辱,也不想私下接受某种"恩惠"而放弃自己批评中国政府的权利。

母亲不问政治,却清楚地知道当局会使出什么手段,为了我的安全她表态不要我回国。父亲却相反,他一直为我的基本人权抗争。早在我入狱期间,父亲就以亲属名义为我写申诉书,坚称我无罪,并严厉斥责中共当局:"你们在我女儿的判决书上例举的罪状只有区区五句话,却判了她三年刑。"

从2008年起,日渐衰老的父亲盼女心切,不断给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等机构写信,指责他们说:"我女儿莫莉花,被你们无理抓去,又无理判刑。……你院是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人。"他还写信给李鹏、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人,声言要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告他们侵犯人权。

尽管父亲的一封封告状信都石沉大海,但他坚持向那个冷酷无情的国家机器要个说法。他充满信心地告诉我:"等我告倒了他们,你就可以回国了!"无论父亲晚年是否丧失了对现实的认知能力,他的逻辑是清晰的:是那个政权逼得女儿流亡,是他们有罪。他仍然豪情满怀,在一首写给台湾的老同学的信中,他自作挽联一首,其中就有"育才执教鞭"、"教女护人权"等句子。他把我走上为人权抗争的道路视为他的骄傲。

我的父母都活到高龄,但都没有等到女儿回家。一生与父母聚少离多,丧亲之痛使人清醒,让我从虚无之中获得人生的信念。生命的真相犹如海水退后裸露的礁石,我意识到自己继承了父辈的遗传密码,也承载了他们的追求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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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5年六月号

天安门母亲:中国领导人不可能逃避“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责任

——纪念"六四"惨案二十六周年
天安门母亲
支持“天安门母亲”寻求正义

上一世纪末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这场惨案的真相至今仍未大白于天下,惨案的死难者依然含冤于九泉之下,难以安息。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也是整个文明人类的耻辱!
在以往漫长的二十年里,即从上个世纪1995年起,我们这群"六四"惨案的受难者和受难亲属,每年都要秉笔直书,致函"两代会"及国家领导人,声明八九天安门流血惨案,不是政府行为的失当,而是政府对人民的犯罪。我们要求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要求就"六四"遗留问题与政府方面协商、对话。为此我们提出三项诉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名单和死者人数;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这三项概括起来,就是 "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然而,上述要求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回想起上一个世纪,中国无辜死亡了很多人,仅中共统治下就惨死了八千万(也有说六千万)。上个世纪50年代,有一个"土改、镇反",打死、杀害了很多人;50年代末60年代初,有一个"大跃进"(实则为"大饥荒"),又活活饿死了很多人;60年代至70年代,有一个全国性动乱的"十年文革",自杀、他杀了很多人。一直到了世纪末,还发生了一起八九"六四"流血惨案,这是全副武装的野战军开进北京城对学生和市民实行的最残忍的大屠杀,用机枪扫射、用坦克碾压自己的同胞。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严严实实地掩盖着。
"六四"流血事件过后,我们从亲人倒下的地方站立起来,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到一批又一批聚拢来,逐渐形成了"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在漫漫长夜般的黑暗中,抗争,失败,再抗争,再失败……但我们没有停步,没有歇息;每一次失败之后不是绝望和气馁,不是退缩和溃散,而是继续向前走,吸引更多同命运者向着我们的群体走来。
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是个坎儿,"天安门母亲"从整体上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和打压。原先,大家有个约定,自"六四"十周年祭开始,每逢五、十周年之际,在京的难属都要举行"六四"受难者集体祭奠仪式。我们都会带着已故亲人的遗像,聚集在某户难属家中,供上鲜花,焚香点烛,播放哀乐,洒酒哭祭,以此抒发悲情,安抚亡灵。
1999年"六四"十周年,我们在便衣警察严密监控下祭奠成了;
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尽管那年三月遭受了"文化衫事件"的不白之冤,但还是在便衣警察警戒下祭奠成了;
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除了丁子霖夫妇被国安软禁在家不得参加外,其他难属排除干扰毕竟也祭奠成了。
2014年是"六四"惨案二十五周年,我们本来决定五月十六日仍在难属家中举行集体祭奠仪式。然而,自四月清明节之后起至六月十日左右,在京的天安门母亲群体中绝大部分成员都被市公安局、国保大队、所在辖区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上门"谈话",家门口被设岗,外出被跟踪盯梢……这样,原拟举行的集体祭奠,遂胎死腹中,连每年的"六四"祭文在"二十五周年"之际也未能发出。更有甚者,当局对我们之中有的成员还进行了变相抄家:由北京市公安局出面找难属"谈话",从早到晚一整天,直至逼迫其"自动"交出家中电脑里所有存件才罢休。丁子霖夫妇则自五月四日至六月五日被北京国安软禁在外地不得返京,以致他们自1989年以来第一次未能在亡儿冥诞(六月二日)及忌日(六月三日)陪伴其灵前(其亡儿遗骨一直置放在家中),更不用说在家中为亡儿祭奠了。
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监控并没有随着"六四"二十五周年过去而停止,而是转入了"新常态",甚至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在这之前,他们一般通过窃听"天安门母亲"一些主要成员的电话、手机掌握情况,采取措施;然而,自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居然把窃听器置入"天安门母亲"某成员家里,当难属们为共同关心的事情议论纷纷时,他们就直接录下各人谈话的内容,包括当场宣读的文件讨论稿也不放过,然后随即采取威吓措施。对于这种卑劣做法,难属们义愤填膺,纷纷予以谴责。
杀了你的亲人,不给任何交代;你要公道,没有!只有迫害和监控,封住你的嘴,而且越演越烈!
今年三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两代会记者招待会上说:"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不仅要继承前人所创造的成就,也应该担负起前人罪行所带来的历史责任。"这是就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那场侵略战争说的。当年日本人给中国造成了天大的灾难,今天日本政府的领导人理应担负起前人罪行带来的历史责任;那么,同样道理,当年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在自己国家里犯下的一系列人为的乃至杀人的罪行,他们的后继者是否也要担负起由此带来的历史责任呢?这是确定无疑、不可移易的。这就叫做"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以史为鉴"。国人将拭目以待。
不能采取强制性遗忘:凡是对我有利的,就记住;凡是对我有害的,就忘掉。中国从"六四"至今的几届领导人,他们的思维定势,都是对"六四"采取了选择性遗忘。我们要明白无误地告诉今天的领导人:靠强权采取选择性遗忘,只能得逞于一时,人们的噤若寒蝉也不可能维持多久。欠债总是要还的,既躲不过,也赖不掉。
中国政府自从八九"六四"以后的隐瞒和欺骗,使整个社会变成一个空壳,社会的每个角落被一种到处弥漫着的晦暗、冷漠、绝望、堕落所笼罩,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诚信,没有羞耻,没有敬畏,没有忏悔,没有宽容,没有责任,没有同情,没有爱……尤其是"六四"后的青少年,他们从书报杂志上、从网络媒体上,看不到"六四",看不到"六四"死难者,看不到"六四"死难者亲属,看不到"天安门母亲",以至于使得整个"六四"这段历史在他们那里成为一片空白。这究竟是谁之过?!
不要忘了今朝是何年——为何人们要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要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为何台湾每年都要纪念"二二八"镇压事件,韩国每年要纪念"光州屠杀"事件。试问:哪一年,哪一天,中国也将纪念土改、镇反中惨死的无辜者;纪念大饥荒中饿死的平民百姓;纪念"十年文革"中遭虐待、迫害致死的中国公民;纪念"六四"大屠杀中的死难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签名者:
尤维洁 郭丽英 张彦秋 吴丽虹 尹  敏 郝义传 祝枝弟 叶向荣 徐  珏 丁子霖 蒋培坤 张先玲 王范地 周淑庄 李雪文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王广明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树森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王  连 管卫东 高  婕 刘淑琴 王双兰 孙珊萍 张振霞 刘天媛 黄定英 熊  辉 张彩凤 何瑞田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齐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穆怀兰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隋立松 林武云 冯淑兰 付媛媛 孙淑芳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奚永顺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京 李浩泉 赖运迪  周小姣 周运姣 陈永朝 陈永邦 刘永亮 张景利 孙海文 王海林 陆三宝(共129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程淑珍 杜东旭 张桂荣 赵廷杰 陆马生(共37人)
天安门母亲服务团队集体讨论  丁子霖 蒋培坤执笔
2015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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