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

杨天石:蒋经国“打虎”为何失败

图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背景是当年的上海滩

一 蒋经国高调“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几项法令和办法,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需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注1 到上海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干部,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注2 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注3 8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注4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见,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注5 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注6  后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有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注7

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注8
二 报纸报道的微妙变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蒋经国为监誓人,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的奸商。注9  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 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其中提到:“据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经警曾于前日至该库检查,并查封该项物资。后因为数过多,乃续于昨日完成查封手续。”

该报未说明消息来源,但据其中“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一语,可知该消息出自该报记者自身的采访。《正言报》创刊于1946年,创办者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任委员、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吴早年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思想进步,后因与军统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销职务,创办《正言报》,批评国民党和政府。该报在上海各报中率先刊登扬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吴绍澍和国民党当局矛盾的体现。

同日《正言报》所发消息中,还根据接近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职员谈话,披露了公司被查封的后续情况: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

扬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报》和当时上海各报都未说明缘由,但是,根据当事人程义宽事后透露,这是杜月笙在儿子被捕后对对蒋经国的“将军”。

程义宽隶属军统,时任经济检察大队长,每天都需要会见蒋经国,汇报情况。据他所说,蒋经国决定召集上海巨商开会,坚要杜月笙出席。杜在会上说:“我的小儿子囤积了6000多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呆,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杜月笙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蒋经国不无尴尬地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后,蒋经国立即派程义宽赴扬子公司执行。注10

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杜月笙要求蒋经国去检查扬子公司,这就等于在他的嘴里硬塞了一块硬骨头。

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标题是《抄获杨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不仅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报道还称:“关于外传警局抄获大批汽车零件、呢绒等物,并非事实”。《大公报》的标题为《扬子建业公司查获一批囤货》,内容亦与《申报》、《新闻报》相近,完全未提查获汽车问题。

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

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

据程义宽回忆,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有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注11 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注12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
三 蒋经国进退维谷
按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在扬子公司查获了如此巨额的囤积物资,自然只有一个办法——审查、扣押、查办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感到,抓不得。

《正言报》、《申报》、《新闻报》的报道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情节,这就是被查封的扬子公司物资在事前已向上海社会局呈报登记。据后来监察院的调查,在蒋经国发布“物资总登记”的命令后,扬子公司确曾向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递交过一份英文货单,虽然手续上略有未合,应该以中文向上海社会局报告,但是,人家总是报告、登记过的呀!

10月2日,蒋经国日记云:“前天发现的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10月9日,蒋经国《反省录》云:“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办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注13

扬子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令侃占24.9万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更加激起各阶层人士的不满,甚至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答。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便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完便不再吭声。贾亦斌当时对蒋经国仍怀有希望,过了几天,再到蒋经国的住处,对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听了贾亦斌的话,便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注14

犯法还是不犯法,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以证据说话,孔令侃按蒋经国的规定,将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事先办理了登记手续,这就让蒋经国感到为难了。
四 蒋介石令《大众夜报》等报停刊
东北战局逐渐转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实行“关门打狗”方针,先围锦州,企图卡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道。由于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飞北平。10月2日,自北平飞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廖耀湘指挥西进兵团,与自葫芦岛北上的东进兵团汇合,增援锦州。10月3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其转致已到上海的宋美龄,告以“兄已由沈阳返平,约数日后回京”,可见,当时蒋介石原无自北平直飞上海的计划。注15  此后,蒋介石逛颐和园,参观卢沟桥,听谭富英的戏,好整以暇,显得并不十分紧迫。10月5日,蒋介石和傅作义同赴天津,至塘沽,登上重庆号军舰,至葫芦岛视察,部署、指挥。10月7日,返回塘沽,重回北平。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先后与侯镜如、陈铁、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却突然乘“中美号”专机,飞抵上海,住进东平路官邸。

蒋介石突然飞抵上海,是蒋经国、孔令侃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

据贾亦斌回忆,宋美龄到上海后,即乘中秋节之机召见蒋经国、孔令侃,企图调解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矛盾,蒋要孔“顾全大局”,孔则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表示:“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注16

蒋介石到上海后,当夜与宋美龄“月下谈心”。同晚见到上海出版的《大众夜报》,其第一版报道为《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必要时并将传讯孔令侃》。

该报称:监察院为彻查该案真相,特派监委两人来沪。该报并配发一篇社评:《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云:

轰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惶。

总理当初所梦想不到的,在革命的阵营中,竟有若干人因缘际会,形成了所谓“豪门资本家”……在国内藉其政治上特殊的关系,经营一切戕贼民生之买卖,如攫取大量外汇以输入口红、尼龙丝袜等奢侈品,获取暴利;囤积操纵,掀动经济风潮;从事投机,扰乱金融等等,不一而足,从不见将其资本投向生产事业,做一丝一毫有益于国家人民之事。而政府一切经济上的政策措施,往往被若辈略施小技,便已破坏无余。

人所共知,其中最著名者为孔氏豪门,此次利 公司孔令侃大囤积案,不过是许多事件中被发现的一件。

政府究竟是要豪门呢?还是要人民?将此处决定。

社评表示:“吾人盼望蒋先生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大义灭亲’,毫无顾忌的对孔令侃大囤积案迅予彻查,铁面无私,惩以应得之罪。”《大众夜报》原名《大英夜报》,创刊于1946年8月,其后台是当时担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宣铁吾和蒋经国关系密切,支持蒋经国实行“经济管制”,报纸上的报道和社评,很可能反映蒋经国的态度。

蒋介石读了《大众夜报》的两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不过当晚还无法发作。

蒋介石到上海的时候,蒋经国正在无锡参加十一个县的经济管制会议,受到群众的包围欢呼。在参观工厂的时候,工人伫立桥头静候,见到蒋经国经过,再次以欢呼送行。蒋经国见到此情此景,“内心十分难受,而且惭愧,眼泪亦想流出来。”注17  当晚9时,蒋经国离锡,12时到达上海。第二天5点30分,天色破晓,蒋经国就急不可耐地拜见蒋介石。其日记称:“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注18  蒋介石的日记则记载说:“经儿自锡来见,在美亭中叙谈,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经济本为复杂难理之事,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鬼诈荟萃之地,其处理不易,可想而知。”二人的日记都没有记载双方讨论孔令侃和扬子公司的情况,显然是一种有意的省略。

蒋介石会见蒋经国之后,先后接见薛岳、宣铁吾、吴国桢、吴开先等人,所谈均为有关沪市“经济管制”事项。接见情况,上海报纸的报道一片祥和,不见半丝风雨,说是“总统先后接见吴国桢、蒋经国、宣铁吾、吴开先、方治、薛岳、俞鸿钧等,对于本市物价及最近经管工作进展状况,垂询颇详,并面谕必须稳定物价,安定民生。”注19  但是,当日蒋介石日记所记却完全相反:“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国〉之包蔽,尤以宣铁吾机关报专事攻讦为甚。余声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声斥其妄”云云,虽仅四字,但不难想见当时蒋介石怒火中烧,严厉斥责的状况。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在军校时就被蒋介石选为贴身侍卫,因忠诚和才干,被提升为办公室侍卫长。抗战期间任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并因蒋经国力荐,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亲自提名,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接着兼任淞沪警备司令。他积极支持蒋经国,曾亲自下令逮捕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又曾带队抓捕杜维屏。注20 对于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和蒋氏父子都有长远而深厚关系的人,蒋介石一时激愤,居然将之归入“反动派”之列,显然不当。

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宣铁吾等辞出后,宋美龄却于当日上午10时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带进官邸,引见蒋介石。据报道:“夫人御黑色旗袍,孔御灰色西装,神态怡然。”注21  这无异在向上海各界示威了。

10月12日,《大众夜报》发表《紧急启事》,声称:“本报为改变组织,整理内部,自本月13日起,暂行停刊,敬希亲爱读者,赐以鉴谅。”一直到10月20日,该报才得以复刊,整整停办了一个星期。

《正言报》最早报道扬子公司被查消息,但是,其后并未发表相关激烈言论。9月30日,地下共产党员王孝和因领导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正言报》发表消息,指责国民党“特刑庭乱杀人!王孝和口眼不闭,一路喊冤。”第二天,在吴绍澍指示下,又发表社论《不要再制造第二个王孝和了》。10月13日,国民党举行“宣传会报”,蒋介石日记云:“对《正言报》吴绍澍等不法言行,气愤不堪,暴怒峻斥,事后自觉无谓,而且吴本人并不在座,轻忽狂言,不惟伤神,且亦自鄙人格。”

大概蒋介石的脾气发得太大,言词过于粗鲁,所以蒋介石自觉不当。但是,有关当局还是下令《正言报》停刊。不过,其主因是该报对王孝和事件所发言论,而扬子公司案则可能只是次因。两因并发,所以惩处分外严厉。前此相关著作将其与《大众夜报》视为同受扬子公司案件之殃,显然失之于简单。
五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
扬子公司案件发生后,在南京的监察院迅速注意到此案,决议派员调查。院长于右任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了监察委员熊在渭与金越光。二人于10月7日抵沪,自12日起,先后访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上海警察局、社会局等处,会见蒋经国,并且询问了孔令侃本人。

10月18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云:

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中正手启。注22

按照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监察院的主要职责在于防范政府机构与官员贪赃枉法,侵害人民权益。蒋介石此电,以保护“商民”和“商营事业”为盾牌,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理由似乎并无不当。然而,孔令侃并非一般商民,而是权贵子弟,扬子公司也并非一般商业机构,而是权贵资本,在当时为社会所指,民怨所归,理应加以处理;而且,即使是普通的商民和商业机构,违反国法,即使不是监察院,其他相应机构也完全可以查究,转交司法机关处理。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不就是要他来调查并处理各类经济问题或案件的吗?蒋介石此电,对于如何处理孔令侃及扬子公司,无一语涉及,相反,却严厉批评监察院“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要吴国桢转嘱孔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在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

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履行过“登记”,不好随意逮捕,但是封存、查核,以便判明其罪或非罪,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蒋介石反对、制止监察委员的调查,而又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其包庇行为就十分明显了。

10月20日,吴国桢复电蒋介石云:

查此案前系由督导员办事处径饬警局办理,奉钧座电后,经与经国兄洽定三项办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监察委员,检查该公司业务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据违反取缔日用品囤积居奇条例之职权,警局前派会同查勘人员即日撤回;(二)该公司可以无当地行政人员在场为理由,拒绝查账,不必正面与该委员等发生争执;(三)监察委员熊在渭与天翼先生关系极深,职定访天翼先生,请其转达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是否有当,敬请示遵。注23

从此电可以看出,吴国桢收到蒋介石10月18日的电报后,和蒋经国商量后定出三项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以超越职权为理由,撤出警察局“会同查勘人员”,同时指示扬子建业公司“拒绝查账”,并企图利用熊式辉(天翼)和熊在渭的“极深”关系,劝熊在渭“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根据这三项办法,徇私、包庇尽在其中,而又一切合法,没有丝毫破绽。

次日,蒋介石复电云:“号电悉,可照来电之意进行,如至不得已时,仍应照中前电办理。”注24 可见,蒋介石批准了三项办法,而将自己18日电所述作为最终办法。

关于蒋、吴之间为扬子建业公司案往来通电情况,后来吴国桢回忆说:

过了两星期,什么也没发生,蒋经国无能为力。此后我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他已下令应由我处理此案。我回电说,从一开始我就向阁下说明过,我对此事不负责任,而且所有其他的案件也是别人处理的,我认为此案不应由我处理。三天后蒋夫人给我来长途电话,说委员长正在打另一份电报,命我直接处理此案,因此我最好还是照办。注25

此回忆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宋美龄介入孔令侃案的直接证据。

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日记云:“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

扬子公司案激起了监察委员们对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声讨热情,蒋介石本来认为,中国国情和西方不同,“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只能“自讨苦痛”。注26  早在10月16日,他就在日记中批评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不守纪律,和党,和政府,包括他这个“领袖”矛盾、对立,日记说:

数月以来,战事不利,经济拮据,外交艰窘,因之立法、监察各院之党员更形无法无天,不仅事事违反纪律,与中央党政处处立于反对地位,而且一人一党,每一党员皆欲自作领导,自有主张,直接领袖,而其对领袖意旨与命令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并对余之言论吹毛求疵,恶意曲解,不但丧失领袖威信在所不顾,而且无形中间接协助共匪,以摧毁党政,亦所不恤,几乎令余无所措手足。

10月23日,立法院举行时局谈话会,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发言说:“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该立委责问当时的翁文灏内阁:“是否能将政情澄清,否则请他下台!”注27

立法委员的情绪如此,监察委员的情绪自然更不在其下。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尤以监察委员对宋、孔之攻讦,纠缠诬蔑,不顾大局,为匪作伥,此种卑劣无智之民意机构,更令人悲痛灰心也。”其实,民国时代的立法院大体上相当于西方的议会,监察院更是孙中山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构,其制衡、质询、批评甚至抨击政府的各级机构和成员乃是职责所在,蒋介石不能容忍其监督,不仅说明他对这种民主方式不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尽管他有时候虽然高唱“民主”,而其实有类于叶公好龙。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他还有一定的度量,没有对这些放言高论者采取惩罚措施,报纸上也还可以将他们的言论登出来。
六 蒋经国辞职离沪
蒋介石阻止调查,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事情自然也难于推动。10月16日,蒋经国在《反省录》中承认:“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蒋介石下令阻止监察院调查的当日,蒋经国约吴国桢、宣铁吾等讨论目前经济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自称:“今日在精神上受到极严重的压迫,未安睡。”注28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蒋经国既感到行政院方面的动摇,也感到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10月27日日记云:“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在则不如前了。”

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办法解决。国民党用高压手段“限价”,严禁物价上涨,这就逼得上海和各地商界用“拒售”的办法来对付,从而形成更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10月24日,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长时间讨论经济问题,日记云:“情形日非,商铺空室藏货,人民排队挤购,尤以粮食缺乏为可虑耳!”同日,蒋经国早起到理发店理发,听到的都是“排队买不到东西”这许多话。注29  这种“买不到东西”的情况不仅严重影响到上海、南京的市民生活,甚至也影响到了蒋介石。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2岁生日,蒋纬国夫妇和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夫妇前来祝寿,蒋介石居然办不出一席稍微像样的饭菜来,日记云:“晚课后纬儿及华秀等夫妻来祝寿,聚餐便饭,以买不到食物也。”连为蒋介石服务的侍从们都不能为蒋买到食物,市场上物资匮乏情况可想而知。

10月28日,蒋经国到南京参加经济管制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会议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价。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价,粮食按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煤、糖、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蒋经国原来主张坚决守住“八一九”的限价防线,至此彻底崩溃。当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11月6日,正式发布消息,辞去督导员职务。从即日起,蒋经国可以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他到督导员办公室走了一圈,“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注30  此后,他情绪消极,借酒浇愁,一边喝酒,一边焚烧文件,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在焚烧之列,贾亦斌问故,蒋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注31

蒋经国以铁腕手段控制物价,在一段时期内有效,并且得到一般平民百姓的拥护,但是,一旦“限价”令取消,物价立即如断线风筝,扶摇直上,平民百姓受到更大的痛苦。11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自限价取消,经国辞去管制督导员后,上海物价已日渐实涨四五倍。”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本意在解决经济危机,不料却陷入更大的危机中。

11月15日,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发表声明:

关于扬子建业公司囤货事件,兹已将该案调查处理经过,连同警局检查报告及该公司囤货一并呈报行政院,督导处并规定该公司所囤工业原料及日用必需品由主管机关按照限价配给各厂家、商号,已转饬市府及主管当局办理。注32

这份声明无异提前宣告,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无罪。
七 监察院公布对扬子公司的《纠举书》
尽管蒋介石阻止监察院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但是,他当时还不拥有“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力,因此,熊在渭、金越光的调查一直在持续进行。孔令侃方面,由于有姨丈蒋介石和姨母宋美龄的撑腰,有恃无恐,拒不交出货物进出总账、分户账及结汇等重要账册,与熊、金二人接谈过一次后即避不见面,仅由财务处副处长出面敷衍,声称“公司创设未久,账项不全,且全盘账目清查颇为繁复,未便交出”。同时,上海市政府等有关方面也不能积极配合。尽管如此,熊、金两位监察委员仍然完成调查,写出长达1.2万字的《纠举书》。

《纠举书》提出:扬子公司囤有西药、颜料、化妆品、玻璃质日用品等,共三四千箱;另有与扬子公司关系密切之利 所存新小汽车75辆、卡车10辆。以现货从低估计,约合金圆券二千万元以上,折合法币六十万亿元,约合其第二年注册资本的6万倍,“要非该公司总经理孔令侃具有特殊权势,巧取豪夺,谁能相信?”

《纠举书》列举扬子公司1947年以来的营业额,计算该公司应向国家交纳的巨大税款数字,指出该公司实际所交,仅及千分之五六,特种营业税只交了金圆券132元4角7分。“其中与税务机关有无勾结,固不可知,然该公司仗势逃税,则实为明显”。

《纠举书》还提出:该公司存货,大多为民国三十五年、三十六年购进,迄今尚未抛售应市,其中食糖、煤油,均在一年以上,“自难谓为非囤积居奇之行为”。又指出:在这些存货中,属于禁止进口或暂时禁止进口者达二十余种,“其破坏法令,图谋私利,殆无疑义”。

《纠举书》并将矛头指向孔祥熙,指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进口的“卡地洛克”汽车与扬子公司另一批6吨以上的“飞爱特”汽车,输出入管理委员会都表示未发进口许可证,那么,“江海关何以准其进口?”如非“与该江海关主管人员勾结,何能登岸?”

《纠举书》认为,孔令侃“仗势违法、逃税走私、囤积牟利各罪俱全,自应予以严惩”,建议函请行政院转饬工商部,吊销扬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停止其营业,“至其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

此外,《纠举书》并提出,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俞叔平、经警大队长程义宽,及上海市直接税局局长黄祖培、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委霍宝树、江海关税务司张勇年等,均“有玩忽职务之处”,一并纠举。注33

该《纠举书》经监察委员刘延涛、王向辰、王澍临三人审查成立,于12月21日,送交行政院处理。

《纠举书》送交行政院之日,离蒋介石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的日子已经不远。自然,此后《纠举书》即进入国民党内习以为常的公文旅行流程。
八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的情节迅速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它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危机。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此事成为傅对蒋“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注34  贾亦斌在向蒋经国劝谏不成后也对他最后失望,“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注35 1949年4月,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共。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社论说:

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末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人们已经很难分清,这些言论和当时中共批判国民党的言论有多大区别了。

国民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弥漫的这种不满、怨愤,蒋介石自然是清楚的。不妨看他这一时期的日记:

11月3日:“宣传会报,为孔令侃牵累非浅也。”
11月5日:“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11月9日:“本日谣诼更甚,牵涉妻事。”
11月10日:“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窦,牵累不少。”
11月11日:“本日为孔庸之事及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
11月12日:“今日谣诼繁兴,甚于卅三年之时,并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

这些传言、攻讦、谣诼的内容,今天已难一一阐述清楚。徐永昌日记云:“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爷不法囤积等问题,蒋夫人速其访沪解围云云。”注36  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则回忆说:“我风闻这天蒋公为了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案,在夫人的要求下召见经国先生,垂询上海金融管制执行情形,经国先生本要法办经营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令侃,因而搁置。”注37 徐的日记、周的回忆,都说明蒋介石、宋美龄干预扬子公司案一事流传之迅速和广泛。至于贾亦斌在回忆录中所说,蒋介石曾在10月9日痛骂蒋经国:“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中来了!”要他立即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又曾召见上海文武官员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贾亦斌并非在现场目击耳闻的当事人,他的这些回忆和蒋介石的身份、性格与语言风格不合,显然属于传言、谣诼之类。

既然是传言、谣诼,自然不可能很准确,模糊失真,甚至夸大、扭曲都在所难免。传言中可能有同情蒋经国,指责宋美龄的内容,因此,宋美龄觉得很委屈。11月27日夜,国民党和政府已经风雨飘摇,宋美龄赴美乞援,行前之夜,蒋介石发现宋美龄突然啼泣不止,日记记载说:

午夜醒时,妻又悲切不置。彼称国家为何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称彼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决无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惜别凄语,感慨无穷,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所能表达其万一。

可能宋美龄当时对蒋经国确有真挚“爱护”之意,也可能在蒋、宋、孔三家的关系中,传言中宋美龄的作用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是,衡以本文所举上述例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徇私包庇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的基本事实应无疑义。

传言、谣诼有很大的杀伤力,基本符合事实的传言,其杀伤力就更大。在扬子公司问题上,人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蒋经国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掌控当时社会、国家的“豪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容易转化为打倒“豪门”、推翻“豪门”的革命情绪的。

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注38  1945年,亲自审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注39  到了扬子公司问题上,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注释:
注1 《蒋介石日记》,1948年7月2日,美国胡佛档案馆藏,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注2 《申报》,1848年9月13日-16日。
注3 王章陵:《蒋经国上海打虎记》,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20页。
注4 蒋经国:《沪滨日记》,见《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注5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1日。
注6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4日。
注7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1日。
注8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9日。
注9 王章陵:《蒋经国上海打虎记》,第38页
注10 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版203页。
注11 参见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第203页。
注12 《大公报》,1948年10月2日。
注13 蒋经国:《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4、188页。
注14 《贾亦斌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162页。
注15 《事略稿本》,1948年10月3日。
注16 《贾亦斌回忆录》,第163页。
注17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7-188页。
注18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8页。
注19 《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
注20 《宣铁吾:国民党内的好人》,www.eeloves.com/memorials- show/id/312324
注21 《大众夜报》,1948年10月9日。
注22 《蒋介石致吴国桢电》,《档案与史学》,1989年第2期。
注23 《吴国桢致蒋介石电》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8-00002-015。
注24 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334-079。
注25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注26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7日。
注27 《立委昨检讨时局》,《大公报》(上海版),1948年10月24日。
注28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92页。
注29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94页。
注30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200页。
注31 《贾亦斌回忆录》,第165页。
注32 《中央日报》(上海版),1948年11月16日。
注33 《监委对扬子公司纠举书》,《申报》,1948年12月22-26日。
注34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
注35 《贾亦斌回忆录》,第165页。
注36 《徐永昌日记》1948年9月13日台北中研院影印版第9册第139页。
注37 《蒋公与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4页。
注38 笔者当另文阐述。
注39 参见拙作《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集,香港版及大陆版。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九月号

2013年9月10日星期二

郑义:三峡工程的两场魔术

图:2000年李鹏家族在北戴河的合影
图片:游客观赏三峡大坝(法新社)
图片:游客观赏三峡大坝(法新社)
前不久,8月份,香港《成报》发表了一篇对水利专家、环境专家王维洛博士的专访。王维洛指出,最近一个时期,长江中下游出现了极端反常的气候。先是五十年不遇的大旱,旱得长江成了一条水沟,航运中断;中国最大的两个湖泊,鄱阳湖和洞庭湖,湖底裸露,可以走汽车,长出了一人多高的荒草,还可以放牧牛羊。紧接着这两天暴雨、洪水成灾,许多地区直接从大旱转变成大涝,就跟按了个电钮一样。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指向三峡大坝,认为正是这个庞然大物造成了这些生态灾难。
极端性气候与地震跟三峡大坝有多大关系,尚有待于深入研究。但是,长江干流水位太低,变成了一条大水沟,以及鄱阳湖、洞庭湖旱得底朝天,无疑是三峡大坝的罪过。王维洛认为"专家们曾经预言的灾难后果,现在一一都出来了,都捂不住了。好处现在看来只剩下一个,就是发电。但是发电的收入全都被李鹏等权贵家族所垄断,而比这个发电效益巨大到无法比拟的灾难,却是都由无辜的百姓承担了。"
关于这个唯一的发电利益,还可以多说几句。当初反对三峡工程的专家们认为三峡工程在经济上不可行,投资巨大,得不偿失。据王维洛估算,在建成后的十年之内,无论利息怎样低,三峡工程的经济效益均为负;就算使用年限长达一百年,只要利率高于6.9%,其经济效益仍然为负。葛洲坝工程早已是前车之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明明是赔本买卖的工程居然找到了资金,顺利开工上马。
那么,这笔巨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摊派,从老百姓口袋里掏出来的。每一度电加价几厘钱,除了不用电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被强迫捐了款。这一笔钱,加上葛洲坝电厂逐年上交的利润,合起来叫作"三峡基金"。原来说,只要三峡一发电,就可以用电费来满足建设资金的需要,但他们完全食言了,不仅发电后继续徵收三峡基金,完工之后还在徵收,只不过是换了个名称,把"三峡基金"改成"重大水利工程基金"。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魔术,令人在眼花缭乱头昏脑胀之间就中了他们的招。但是,更精彩的还在后面:
官方曾经承诺,三峡工程应该在完工第二年偿还全部建设资金,其中包括老百姓17年来"借给"三峡的1378亿元"基金"。但是他们又食言了:他们拒不还债,他们说,三峡工程的所有发电能力现在成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财产,与老百姓无关了。魔术是这样变的:2002年,也就是应该还钱的前一年,他们抢先成立了"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了发电机组。也就是说,三峡工程百害一利的发电能力,尽为这个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成了他们的私产,与老百姓和国家一刀两断,再无任何关系了。当然,三峡工程之害还得继续由百姓和国家来买单。比如上游严重淤积,下游湖泊河道乾涸,洪水的威胁,堤防崩塌,航运不便等等,损失通通由人民承担了。说他们巧取豪夺是轻了,简直就是明火执仗!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有谁见过这种大手笔、大无耻的公开抢劫吗?没有!主谋是谁呢?合理的猜测是李鹏。主要操盘手是谁呢?李鹏之子、电业大王李小鹏。
早就有人力倡在三峡铸造一尊李鹏的跪像,以伸张正义,以警戒后世。现在看起来,恐怕应该是群像了。那些在三峡上马中做出过重大的个人性贡献的人,以及那些把三峡工程化公为私牟取了泼天暴利的人,都应该在哪里有一席之地。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FA

高新:文革“恶攻罪”沉渣泛起

【原题:已经犯有"恶攻罪"夏业良教授难逃此劫】
图:夏业良教授

近日,关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先生因为犯有"恶攻罪"而被校方给以除名之威胁的消息正在广为传播,说的是最近结束在美国的学术研究回到北京的夏教授主动对外披露说,在他返京之前即已经被北大校方告之,九月份将有一个由多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他的去留进行投票,也就是说,他可能被北大除名,原因是有人举报他在海外发表了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嘲笑习近平的"中国梦"的言论,并且对中共新领导层的"反宪政"提出批评,指出"反宪政就是反人类"。
除了北大当局,中共政法当局内的重要人物之一,刚刚被提升为公安部副部长但仍然还兼任北京市委常委及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傅政华也已经对外公开宣称:利用网络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现行体制的,情节轻微的予以公开警告,情节严重的要严厉打击。
一位已经退役的前解放军中校军官撰文说,傅正华的这番言论让网上的批评者不寒而栗,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因言获罪,即所谓"恶攻罪"。这位网友回忆说:刚刚粉碎"四人帮"时我在军队保卫部工作,国家进入"拨乱反正"期后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尤其是所谓的"恶攻案"。
什么叫"恶攻案"?全称叫做"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伟大的共产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案件。只要你的言论和文字触及了上述四项中的一项,就构成犯罪,而且是重大犯罪,要从严从快从重打击!1968年,中央公安部发了个"六条",将"恶攻案"的对象扩大到周总理、江青等6人,凡是攻击周、江等6人的也算是"恶攻"犯罪。
当时国家还没有刑法,主要是依据建国初期的《镇反条列》和后来的《公安6条》,由党委(军队)和地方革委会开会研究后就判刑,罪名是"反革命罪",简称恶攻罪,一般判处3--15年徒刑,情节恶劣,影响极坏的,可以判处死刑!没有申诉,没有复查,没有律师,开完会就收监;定了死刑的,第2天拉出去游街示众,直接毙了。
"文革"期间发生了大量"恶攻案",大批百姓和党内、军内同志受到错误打击。怎么才算是犯了"恶攻罪"呢?按当时标准和做法,只要说过一句话或写了一个句子,就可以定罪。
打倒"四人帮"后,全国第17次公安工作会议就公安战线拨乱反正、特别是纠正"恶攻案"等"文革"遗毒做了重要部署;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也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对所谓"恶攻罪"进行了严厉批驳。我当时参加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根据中央指示,凡是"恶攻案"一律全面推倒,彻底平反!1980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诞生,在法律上彻底否定了所谓"恶攻罪"。
这位网友说,30年过去了,国家有了长足的进步,法制也在走向健全和成熟,突然听到有人重提"恶攻罪",异常惊讶!而且说这话的不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老百姓,而是执法机构的头头!这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读罢如上网文就会明白,事实上夏业良教授正是犯了"恶攻罪"。夏业良教授曾说过,本来大家对新一届领导人有很高的期望,是因为过去的十年所谓的"胡温新政"整个地破产了,但现在看来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新政,就是两大倒退,在意识形态上的倒退和在经济上的大倒退----国进民退,让本来最有活力贡献最大的民营经济陷入僵局。政治上比胡温时期更加倒退的典型表现就是"文革"化的语言思维做法现在又死灰复燃了。薄熙来在重庆的时候我就说了: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坚决阻击的话,将来"文革"就会死灰复燃的。有人说我这是杞人忧天,根本不可能的,中国老百姓绝对不喜欢"文革","文革"怎么会死灰复燃呢?但现在的现实,大家难道没有看到吗?"文革"的那套语言模式现在又逐渐回来了,很多地方又开始搞学习马克思主义那套,搞政治学习。如果谁讲了一句"错"话,马上逮住你的小辫子。中央最近打击所谓"造谣"、"传谣",这都是从语言上就给你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不允许你随便说话了。最高领导人老是引用毛泽东的语录,难道这不能说明他的思维是受什么左右的吗?这一切都反映出不仅思想保守,而且是全面倒退,连邓小平当年开放的魄力都没有。
夏业良教授肯定是十分清楚他所在的北京大学与 "文革"十年浩劫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秘密关系,一九六六年宣布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发出的当月下旬,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北大食堂张贴的"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赞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引发全国性造反运动,次日康生到北京大学支援聂元梓,赞扬其发表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两个月后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自此,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
正因为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起到过如此恶劣的作用,所以邓小平对她恨之入骨,二次复出之后立刻下令将其逮捕下狱,继而又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名判处她17年徒刑。
曾经风云一时的聂元梓如今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虽然往事不堪回首,但仍然能够令她聊以自慰的是,她生命中最辉煌、最重要时段中所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才倍出",其中又以北京大学的现任党委书记朱善璐为"杰出代表"。北大校方提供的朱善璐简历中记载,此人与他的"学长",现任中共社会科学院院长兼党组书记王伟光一样,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之前即已经是党的基层政工干部,入校后即在系内的学生党组织内担任领导职务,毕业后即在中共政坛上步步高升、一路辉煌,这种被习近平政权最为放心的所谓"政治上强"的干部所执掌北京大学容不得夏业良教授对习近平总书记所做的"中国梦"公开表示质疑,本来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更何况他还"恶毒攻击"过另外一位现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刘云山同志。别忘了朱善璐前年被委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重任正是始自刘云山的提名。
中国大陆境内的自由派人士大都还记得,大概是在二零零九年年中左右,夏教授大胆发表了《致中宣部长刘云山的一封公开信》,指责当时中共政权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控制所有人文社科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指南和研究经费。并指责中宣部,"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如此大胆敢言博得海内外一片赞誉,夏业良教授因此而于当年至二零一一年连续三年被评为海内外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继而发生的故事就是朱善璐被刘云山委派接掌北大党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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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习近平学习如何赢得文明世界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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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5日,俄国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见面。(法新社图片)
习近平在G20峰会的处女秀,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因为这次峰会给习近平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学习如何赢得文明世界的尊重。

在那些有机会直接和习近平打交道的外国领导人眼中,中国的这位红色新君主究竟是一个什么形象?他们显然不会告诉公众,因为这个问题过于敏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各种微妙细节,从言外之音,尤其是从难以掩饰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中获取一些信息,进行猜想。

我猜想,他们一定感受到了习近平与他的两位前任明显不同。在个人层面,习近平要自信得多,自然得多。这不仅有个性原因,更有家世背景。习近平是一个红二代,红二代从小对国家就有"主人翁"意识,这是江泽民和胡锦涛无论如何学不来的。正因如此,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乎的是面子,而不是尊严。但习近平不同,他更在意赢得对方真心尊重,更在意个人尊严与国家尊严的一致。文明世界的领导人当然更愿意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但是,习近平毕竟对外部世界知之不足,他上台以来的种种言行,尤其是他在钓鱼岛争端上的强势举措,明显给人留下了不够成熟和稳健的印象。这个涉世不深的新皇帝,有很强的荣誉感,这既可以是大好事,也可能很危险。

正因为看到了习的性格特点,李显龙继承他的父亲,选择了对习近平直言不讳的策略。不久前,李显龙讲了一句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不敢讲的大实话:"中国或得到钓鱼岛,但会输掉名誉和世界地位"。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3_08/21/28866477_0.shtml 这句话很重,但并没有影响李显龙访华并受到礼遇。习近平显示了他的气度,但他有没有接受李显龙的忠告和斡旋,开始缓和中日关系?从这次G20峰会上习没有回避与安倍进行接触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此次G20峰会的东道主是普京,可以想像,习近平一定会悉心关注普京如何来应对这样的大场面。习近平并不掩饰他对普京的由衷钦佩,但普京究竟怎么看普京?

普京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确实为维护俄国的国家尊严,包括维护苏联那一段历史的尊严作出了有成效的努力。不过,普京对一个问题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不能因此而与文明世界做对,而要坚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为此,普京坚持在文明世界的游戏规则范围内,在文明世界的大是大非的范围内与西方国家博弈。换句话说,普京宁肯在文明的游戏中扮演一个不那么舒服,不太讨人喜欢的角色,也不选择与文明世界为敌。

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似乎并没有想的很清楚,而是让人感到,他认为普京和自己是一边的,因为底色都是红的,是和蓝色的自由世界对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G20峰会的经历,特别是普京与自由世界各国首脑的交往细节,可能有助于帮助他看清楚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普京虽然与美国和西方,包括与日本有很多分歧,俄国与中国虽然有很多利益互补,但他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政治家,他懂得俄国的国家利益与文明世界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

文明世界并没有忘记,也不会原谅德日法西斯在二战的罪行,但文明世界更清楚,如今这两个民族已经洗心革面,是文明世界最忠诚、最可靠的成员。而中国的立场和取向则并不是那么清楚。各国对中国的尊重,包括给中国北京奥运的机会,包含著对中国巨大的期望,期望中国加入到文明世界之中。但到现在,中共当局,包括习近平本人对一些最基本的文明底线问题,态度总是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想在钓鱼岛以及其他主权争议中得到广泛同情和支持是非常困难的,想让世界相信日本或者安倍之辈是坏人也是很难的。东京得到了第二次主办奥运的机会,而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却急于把东京出局的愿望当新闻来报道。这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不正常的心态,也说明他们不能理解,中国的国力再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好恶和是非判断强加给别人。

习近平还有时间和机会学习如何赢得文明世界的尊重,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任期才刚刚开始,而且因为,中国选择历史的哪一边对所有人都实在太重要。文明世界不愿意放弃耐心,也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期望:这个人的品格最终能让他作出正确的选择。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李直:棒打「草根大老虎」能保江山不變色?


審薄大戲落幕後,中國大陸的反腐勢頭似乎未有窮期:中石油的一窩碩鼠被中共最高紀律檢查機關端了出來。這就從某種程度上兌現了習近平要「打大老虎」的施政許諾。
不過,人們可以注意到,除在胡錦濤任上案發的薄熙來案以外,從中共18大閉幕後不久即被收拾的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始,直到最近被雙規的現任國資委主任、前任國企巨鱷——中石油董事長蔣潔敏,乃至包括與此相關的所有官員、富豪,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他們的草根性。
此所謂草根性,就是在這些人中,誰都沒有紅色父輩的蔭澤,誰都沒有先賦的權力根基;他們能至今日之位,完全是憑其個人在官場中長期揣摩觀察、摸爬滾打、見機行事的奮鬥成果。這些貪官污吏,既是中共官場產出的產品,反過來又是當今官場形態的塑造者,堪稱官場的一體兩面。
從這些人的個人履歷中,人們很容易找出這些人的共性:窮苦家庭出身,從最基層起步。這種人若想出人頭地,必先有出眾的能力。這種能力,是解決基層的棘手問題,被上級官員注意到的必備條件。當然,這種人,也絕對是聰明人。因為他們必須很快發現出眾的能力並非步步高升的充分條件,善於同流、敢於合汙才是取得上級信任和提拔的訣竅所在。否則,他們就只能停步在基層小吏的位置上,成為解決具體問題的能人。
至此,原來中共紅一代官場上的「一起扛過槍、一起渡過江」的升遷規則演繹到現在,遂成為「一起分過贓、一起嫖過娼」的升官潛規則,正所謂「和領導幹一百件好事,不如和領導幹一件壞事」、「你腐敗,我放心」。因此,這些出身草根的貪官污吏,雖然並非無辜,但其隨波逐流、見風使舵、前腐後繼的本領,則完全是在先其而在的中共官場腐敗環境的浸染中,被進化出來的為官之本能。
不過,雖然腐敗盛行於中共官場,但相對而言,出身草根的官員卻常常由於沒有深厚的根基而成為中共反腐行動中的易碎品。這一點,在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紅二代掌權以來尤為明顯。在紅二代眼中,這些草根出身的腐敗官員,無疑是敗壞紅色基業、斷送紅色江山的賊臣逆子。要打大老虎,不拿這些人開刀,拿誰開刀?
在現時情勢下,反腐敗之於中共,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反腐敗固然能贏得民心,但是反腐敗當中所揭露出來的官員的腐敗奇蹟,卻足以抵消反腐敗行動所要達成的正面效果,並可能暴露出滋生官場腐敗的制度背景。而這正是中共在反腐敗問題上投鼠忌器、首鼠兩端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共高層在選擇薄熙來罪行時的最重要依據。
其實,「草根大老虎」的胃口完全得自於紅二代大老虎的胃口。紅二代大老虎、前中石化董事長陳同海創下的月交際費200萬元人民幣、一次性受賄1億6000萬人民幣的紀錄,至今無人能破。陳同海之後,除因權力鬥爭而被起底腐敗的薄熙來以外,紅二代尚無前腐後繼的案例。無案例,並不能反映紅二代的實際狀況。這就如同薄熙來,如果不是已經家丁化的「王捕頭」把事情鬧到美國人那裡,薄熙來將幾無懸念地正在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上負責著中共的反腐大業。顯然,在薄熙來那裡,如果不是出於權力鬥爭的需要,草根出身的腐敗官員,也同樣會成為他全力打擊的對象。

(作者為大陸政治觀察人士)

——世界新聞網

2013年9月9日星期一

林忌:中共在2020东京奥运的笑话

东京56年后再次赢得奥运举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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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宣布在报导中一厢情愿地宣布东京在申请2020年奥运会主办国失利,被淘汰出局。(图片来源:林忌)
日本东京申办2020年的奥运会成功,第一轮日本东京居首,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及西班牙的马德里同票,因而要作附加淘汰投票;党媒中央电视台即时在直播片段加入中文说明,指东京已被汹汰出局,投票中伊斯坦堡击败了马德里,党媒新华社把这个附加淘汰投票当成了「决胜局」,即时报导伊斯坦堡夺得了2020年奥运的主办权,连累《长沙晚报》,因为采用了新华社的「乌龙报导」,几十万份报纸要重印。

网民反问中共近期所谓「严打网络造谣」以及「传递虚假讯息」的运动,质问中共公安部为何不采取行动,去打击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报导假新闻呢?

为何中共的传媒会犯如此低级错误呢?首先,中国长期执行洗脑教育政策,痛恨「小日本」深入民心,因此一见到附加投票,就想当然尔认为是东京出局,然后狂喜的心情就击倒了理智,未经核实就抢先「报喜」;其次,中国人口众多,十三亿中所谓的少数「尖子」的假象,加上一些中共党安排往海外机关工作潜伏为中共服务的高学历传媒人,令人误以为中国传媒已经全面和世界接轨;事实上,追求为党宣传服胜的机关单位,留下的都只是一群没有独立思考的木偶,外文水准之低劣,一再闹出笑话,如把Twitter上假冒美国「叛谍」史诺登的笑话,当作「独家消息」──如美国登月是假冒来报导,令人贻笑大方。

中共传媒既听不懂直播的外文,更没有为申办奥运的程序做功课──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时,中国传媒在第三轮见北京一度领先,误会北京已赢得奥运主办权而欣喜若狂,随后才发现真正胜出者是澳洲雪梨,同一个错误犯上两次,再次证明中共传媒人质素之低落。

更荒谬的是党媒环球时报,在2008年北京奥运时写「奥运政治化,西方将食恶果;五年后的今日社评却双重标准,把东京奥运拉上政治了:「中韩就可以借世界舆论对奥运会的特殊关注,把日本对待二战历史的顽固和嚣张展现给全世界,让全球公众都看看,官方对二战战犯施以重礼的国家,究竟适不适合举办弘扬和平的奥运会。」

万幸有互联网,找出陈年的旧闻,不但可以比较五年前中国传媒以至评论人,如何声嘶力竭,呼吁全世界各国要把政治和体育分开;全球华人更被中共利用,呼吁不要借奥运来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喎;加拿大籍的前中国运动员李华华,当年甚至写公开信给加拿大总理呼吁体育和政治要分开;怎么大家今次默不作声,不写信去谴责环球时报了?

究竟体育是不是政治?看看七十年代末的中共文宣,大声疾呼「体育就是政治」,为了和美国联盟对付苏联,中国竟然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杯葛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当年的大公报更谴责香港奥委会坚持「体育与政治分开」;如今2020的东京奥运会,这些五年前大声疾呼要分开体育和政治的中国传媒以及评论人,如何又再施展「变脸」绝技「搬龙门」,由「体育就系政治」变成「体育和政治应该分开」再转回「体育就系政治」?实在令人拭目以待!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2013年9月7日星期六

李怡:我們不要這樣的「新香港人」

图:入境處縱火案,上訴改囚八年的施君龍,出獄後居於廣州,現時經營一茶樓,他說仍希望取得港人身份。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實際已大權在握的鄧小平正式訪問美國。1月30日上午,鄧小平和卡特總統會談,重點討論雙邊關係。卡特提出了中國管制人民出境的人權問題,鄧小平對卡特說:「如果你要我輸送1,000萬中國人到美國來,那我是十分樂意的。」卡特立即啞口無言。美國以移民立國,按理不應拒絕世界各地的移民,但美國經過二百多年,已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和價值觀,因此現在對外來移民就有相當嚴謹的限制。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和毛孟靜發起籌款刊登反赤化兼要梁振英下台的廣告,惹來中共媒體口誅筆伐,也成為民主派內部爭論的焦點。原發起人之一工黨張超雄,因不滿廣告有歧視新移民之嫌,因此退出署名。《大公報》昨天發表評論,為香港需要新移民撐腰,說「香港發展需要新香港人,這是因為香港百多年前開埠,從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繁華都市,大量的人口及人才的出現是外來移民,正是不同時期不斷進入香港的這些『新香港人』,成為推動香港都市發展的力量。」文章說香港700萬人口中的四成以上是外來人口,即使過半數香港人在香港出生及成長,大多也是自1945年後由中國內地的新移民後代。按這個邏輯,美國總統當然不應該拒絕1,000萬中國人移民美國啦。
不過,當時鑑於對外國記者新聞採訪的限制,接下來卡特總統的回應沒有被報道。後來卡特在日記中寫道,當時他對鄧說:「既然他要給我提供1,000萬中國人,那我將給他提供1萬名新聞記者。他放聲大笑,並立即表示謝絕。」
卡特這句話,可以說是擊中了中國的要害,使鄧小平立即謝絕。因為對專權政治的中國來說,1萬名記者所造成對政權的威脅,絕對比中國向美國輸出1,000萬人的危害更大。自由社會需要媒體的監督,而專權政治卻最怕新聞自由不斷揭發政權的醜惡。美國開國元勳、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說過:「如果政府和報紙兩者之間只能有一個存在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在中國,根本不須猶豫,因為沒有獨立媒體存在,也不容存在。
沒有獨立媒體存在的社會,專權政治在沒有監督之下運作,使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化。老百姓在專制統治下,不是奴隸就是奴才,而在專制權力顧不到的地方為了生存就不得不成為見縫就鑽的刁民。一個自由社會對於來自專權社會的刁民,有移民規限是理所當然的。卡特對輸出1,000萬中國人自然敬謝不敏。不過30多年前的中國人,公德雖缺,私德還是有的,故那時代來香港的大陸移民,大都能融入香港的價值系統中,欣賞並珍惜在香港享受到的自由和法治。然而,經過這二、三十年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金錢、權力及二者結合成為大陸社會的唯一價值標準。公德固然蕩然,私德也不存在了。一切能想像的與不能想像的荒唐事情都會發生。最近薄熙來大審,報紙刊登了許多匪夷所思的報道,筆者一位曾經極關心中國新聞的朋友對這些報道全都否定,認為全不可信。一位6歲男童被挖了雙眼,官方說是他的伯娘幹的,其後又報道這伯娘投井自殺身死。網上許多人懷疑這是又一樁「被自殺」事件。而官府摘器官也早不是新聞。
近年香港接收的大陸移民,有很大機會是一些既無公德又無私德的人。他們當中很多人只求近利而不重視香港傳統核心價值,於是我們看到親共政團的鐵票越來越多,我們看到有種票有種人,我們看到愛字頭團體突然冒現,我們看到梁振英騙民粹的謊言也有市民受落。香港社會的品質越來越不堪,難道跟這些「新香港人」無關嗎?
昨天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耿春亞出席電台節目時,對於有港人不滿內地人的舉止行為,他認為踎在地上是文化,香港人應有能力尊重文化,外傭周日也在中環席地而坐,故港人應對其他文化予以尊重。這位在香港創業的殷商,是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如果我們要尊重踎在地上的「文化」,是否也要尊重隨地吐痰、大小便的文化?也許我們更應尊重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愛字頭文化。
我們不歡迎包括耿春亞在內的所謂「新香港人」。但既來了,我們也沒有辦法。但至少香港要維持兩制,就要力爭日後大陸來港者的審批權。沒有審批權,施君龍這樣的罪犯都可以移民來港。香港將徹底成為中國大陸的城市了。

——蘋論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9月6日星期五

胡少江:胡教授的“新马屁”

图为胡鞍钢

一向为中国政府所青睐的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在歌颂中国现有政治和社会制度上又有"创新"。不久前,他曾在官方媒体上抛出"中国的人民社会优于西方的公民社会"的观点。这一观点直接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反对"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主张相呼应,被人们看作是胡鞍钢为官方意识形态吹喇叭的一个经典,遭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及网民们的嘲笑。但是胡教授似乎并不在意网民说些什么,因为他真正在意的是官方的态度。

在得到官方媒体的首肯之后,胡教授再接再励,最近又在媒体上宣传他的另一个 "研究"心得,那就是:"中国的集体领导体制优于美国的总统制"。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一年多以前,胡教授曾经以更吸引人们眼球的说法宣传同样的观点,当时他将中国的政治领导体制称之为九位政治局常委组成的"集体总统制"。大概是感觉到"集体"和"总统"两个概念的不协调,他在一年后将概念回归到更容易为中国官方认可的"集体领导制"。

大多数读过胡鞍钢的文章的人会意识到,如同胡的其他"研究"一样,他所提倡的关于"集体领导体制"的观点学术成分太少,拍马屁的色彩太浓。例如,他在文中提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而这个好的常委会是"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类似的论述在他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事实上,这样的论述已经完全偏离了一个学者对政治制度的客观分析,而沦为对当政领导人的赤裸裸的吹捧。

看来胡鞍钢的"研究"是极为容易的。因为它既不需要论点和论据之间的逻辑联系和理论阐述,也不需要任何有客观数据、有历史事件支撑的科学证明,甚至对研究对像本身的描述也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例如,他在文章中断言,"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在这样一个结论性的观点中,他既没有对于所谓的"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和"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机构"等概念给出定义,也没有就他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进行客观描述。

在读了胡的文章后,我对胡的无知不得不感到诧异。他的无知表现在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肤浅认识和相互矛盾的描述。例如,在批评西方制度时,一方面他指责"美国总统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对外决策几乎是由个人作出的。他的决策失误,就要由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而他个人的损失只是不再担任总统而已";另一方面又指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其权力机构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它可能会互相制衡、制约,但它也可能会互相掣肘"。似乎他一点也没有感到这二者之间在观点上的相互冲突。

他对中国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的理解也仅仅停留在"望文生义"的水平上。他将现有的所谓集体领导体制归结为"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人们不会忘记,邓小平一个人推翻了三位党的主席和总书记、指定了两位四届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的这些决策横跨二十年、影响三十年。这些做法与胡鞍钢所说的"集体领交接班制度"风马牛不相及。至于胡鞍钢提到的"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等等概念更是令人不知所云。这些都表明,胡鞍钢不仅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也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格丘山: 中国农民的苦难史诗──玫瑰坝

受到臧小林先生惠赠的小说《玫瑰坝》, 我只是漫不经心地翻开,想读几页就打住,
因为我已经多年不读中国书,尤其是中国小说了。


一个从小就嗜书如命的人,上小学时省下早饭钱去买书,坐在小人书摊上看画书忘
了回家,老了搬家除书外什么都可以扔,到今天不看中国书,感到无书可看,这个
痛苦的历程,真是一言难尽。  


其实在毛泽东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明目张胆将文学变成共产党的宣
传工具时,我并没有感到这个政策与我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候,五十年代的书店
里还充满了老舍,茅盾,郁达夫,徐志摩等旧文人的作品和解放前留下的各种翻译
小说,透过这些窗口我仍旧可以看到中国古代、近代社会和世界文化的基本面貌。
而且那时候的出版商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他们的业务水平仍旧在对中国文化发生
影响,从很多出版物中都能感到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鉴赏力。


但是事情在悄悄地变化,那些描写解放后社会的文学作品已经开始在变成共产党政
策的宣传品了。这些作品成了一个公式,先是写在共产党的政策发布前的社会怎样
糟糕,人们已经无法忍受了,这时候共产党的政策像及时雨一样降临了,于是社会
大变化,人们开始在对共产党无限感激的心情下过起幸福的生活。而书里的人物千
变一律,哪本书都可以套来套去,无论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
浩然的《金光大道》 等等都在重复这个公式。这些作品并不要时间的见证,因为
共产党本身政策的变化,就宣布了它们的死刑,所有这些宣传品现在都成了堆在图
书馆里的废纸,一堆没有人去问津的被人遗忘的垃圾。


人们可惜的并不是这些作品的垃圾化,而是由于它们霸占,倾销,控制了中国文坛,
使中国从四九年以来社会的真正面貌变成了空白。没有一本书敢于去记载,描写中
国人的实际情况。 也正是在这半个世纪里,中国人遭受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苦难和
浩劫,光饿死的农民就有几千万。至今不要说没有留下名字和死的情况,而且确实
的人数也弄不清,误差竟然在千万级,二千万? 三千万? 还有人说四千万。这真
是一个不负责任到极点的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脸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国
家里人命连商品都不如,因为商品还有货主去保护,而这个国家底层人民的生命得
不到任何保护,这样巨大数目的人死亡了,至今连个最起码的数字交代和责任反省
都没有。


随着上一代人慢慢地死去,了解这些情况的人会愈来愈少。人们不禁要想,难道中
国人的那段历史,尤其是受苦最深的农民的苦难生活,就这样被共产党隐瞒了?然
后被当代人遗忘了?最后对后代人不仅成为空白,而且成为根本不存在和从来没有
发生过的事情?从中国目前乌烟瘴气的文化和出版物来看这个趋势是几乎肯定的,
从充塞老干部传记,美女作家乱编乱造,升职提薪需知,皇宫皇帝秘史,鲁迅全集,
发财捷径,对成人童话鼻祖金庸和少女怀春鼻祖琼瑶的挫劣模仿,为了哄骗文学奖
而塑造的奇形怪状的叫做中国农民的怪物 ,或者对其他港台商业文化粗制滥造的模
仿等等当代中国文化垃圾场上,人们看不到一点真正反映中国人民实际命运,感情
和生活的东西。


当这个歌党媚权的公式被应用一次,十次,百次的时候,这个社会不会有感觉。但
是当这个公式被应用十年,二十年,以至一个时代的时候,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思想
死去了。于是出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空白,一个断层,于是这个民族悄悄地演变成一
个只有物欲和只讲谎话的物种,当然这个物种自己还浑然不知,因为他们没有思想
和精神。 等到这个公式已经被人们淡化,不再被人们热用的时候,这个由谎言生成
的物种却无法还原了,他们从应政治需要的谎言垃圾堆中, 被转让到各种胡编乱造
和色欲名利的商品文化中去沉沦,去纸醉金迷,去醉生梦死,这大概就是中国二十
一世纪初的文化国情。


如果中共统治的前三十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杀死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那么
毛泽东死后的三十年,就不是光共产党这个屠夫了,由共产党文化生成的只知物欲
和专讲谎话的物种已经由共产党培育出来了,他们也加入了对中国文化大屠杀的行
列。这种大屠杀不但表现在整体民族中真正学者和作家的绝种,表现在整体民族的
不读书, 或者阅读兴趣的低下和商品化,而且也表现在共产党制度中诞生的出版商
除了特有的政治敏锐外,已经缺乏对于作品优劣的判断力。比这可能更坏的是他们
根本就没有想去判断优劣,而只对作品出版能给他们带来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
关系利益感到兴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足够的理由去责怪中国的出版商,在官员贪
污腐化,医生敲榨勒索,商人造假和全民堕落的时代,为什么出版商就要独善其身?
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像别人一样用他们的职业手段去谋求自己的利益?应该说中国文
化的现状,包括出版商的现状正是现代中国社会这颗堕落树上应该结出来的果实。



这是一块失去了思想、精神的土地,一个没有灵魂的物种和国土,他们已经不知道
自己的位置,而理所当然地以为他们的祖先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是和他们一样的。
他们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类就是只说谎话和只求物欲的生灵,所以当他们戴着劳
莱士,穿着圣¨洛朗,开着法拉力逛来逛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体验到羞耻感,
却是认为自己正坐在地球的顶峰上领带着本世纪世界的潮流。

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带着对这个民族的鄙夷去读《玫瑰坝》的, 谁知出乎我自己
意料的,我竟然看下去了,因为它完全出乎我的估计之外,不是我设想应该遇到的东西。
那种英雄化了的共产党,或者恶魔化了的共产党,或者美女作家的幻想,或者一个
个文痞为了耸人听闻而生编硬造的人物,这些都没有出现,而代之于这些,我竟然
在这本书中看到了活生生的中国人,与书本已经久违了的中国人啊,尤其看到了在中
国苦难中饱经煎熬的中国农民。看了三分之一,我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在我的
博客上写下:

伟大的中共农民史诗-玫瑰坝

我一直在等待中国出现一部伟大的
不是谩骂的
彻底揭开共产党统治画皮的小说。

我一直怀疑中国人有没有能力将它写出来。

当我读玫瑰坝到一半时,我感觉它来了。

这几句话引起《明镜》主持何频先生的注意,他委托我对谢宝瑜先生做一个访谈,
这样就产生了读者现在读的这篇文章。我很认真地写这篇文章,写得很慢,很艰苦,
因为面对这样一本讲真话的书,如果我讲不出真话的时候,最好是沉默。

作者谢先生谦虚地说我的评价是过誉,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个解释,为什么我这么说,
尤其要说清楚为什么它是一部史诗。

一部史诗必须符合二个条件:一是必须鸿篇巨制;二是必须忠于真实。

首先我们论述它是鸿篇巨制,《玫瑰坝》确实是气势宏伟壮观的大手笔。


从篇幅上讲中国四大名著《水浒》五十六万字,《红楼梦》七十三万字,《三国演
义》八十万字,《西游记》八十六万字,而《玫瑰坝》六十一万字,所以是名符其
实的鸿篇巨制。从规模上讲玫瑰坝从土改开始,历经互助组、合作社、反右、大炼
钢、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年人灾、社教、一直到文化革命结束,跨越了毛泽东主
政时的全部历史时期,不可谓不是气势磅礴。

现在我们论述为什么说它忠于真实,而且真实到惊心触目。

对一个已经与真实脱离了半个多世纪的民族去谈忠于真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记得我在旧文《为什么这块土地只长一种草? 》中写过这么一段话,

“七十年代年的一个夜晚,我在山海关火车站换火车。肮脏、 拥挤、吵闹的候车室
内充满了劣质烟草的气味,几个香烟夹在耳朵上的人坐在地下打牌。一个母亲坐在
凳子上打盹:她的胸口敞开着;孩子在干瘪下垂的奶子上吸奶。一个精神病人站在
进口处,手指着天空,头仰着,半天也不动。我想如果我将这个景象照下来,登到
报纸上,人们一定说这是抗日战争时的景像。如果我说不对,这是解放后的真实景
像,人们一定说我诬蔑新社会。

问题出在哪里呢?人们已经看惯了报纸上,电影中,照片中出现的新社会和人,而
不认识实际的新社会和人了。”

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人恐怕会非常难以理解和想象对于一个已经被与真实隔离,而在
谎言中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要重新看到真实和认识真实会有多么艰难,而对于
一个中国作家要去写出这个真实无疑更是比一般中国人看懂真实更是雪上加霜了。
他们可以写出圣贤中国人,或者妖魔中国人,就是无法碰到真实的自己和真实的中
国人。

而谢先生是怎样越过这些悬崖陡壁的? 因为在共产党的歌颂模式的对面,对于大部
分对共产党的统治有着反感的中国人来说都有着一个强烈的诱惑,那就是在共产党
的神庙的对面,建筑一栋与它完全相反的魔窟,而作者可以在这个魔窟中意淫这些
阳间的上帝,释放所有被压在心间对共产党的不满以至仇恨,从而感到解脱。在这
两座大山之间,对于爱憎分明的中国人来说,连一条羊肠小道都不存在。当他们在
叫喊所谓的写中间人物时,他们还是迷失在上帝和魔鬼的阴霾中找不到窗口,而只
是幻想将上帝和魔鬼合到一起,再一除为二,生成他们的人物和故事。即便在这样
的困境中,他们或者歌颂,或者仇恨,或者教育别人,或者耸人听闻,就是不想重
返真实,写真真实实的人和事情。

但是谢天谢地,我们总算等到了一个谢宝瑜,他将自己紧紧的绑在真实的柱子上。


谢宝瑜先生非常智慧地选了一个令他无法脱离真实的主人公冯东明,这个主人公不
是共产党的英雄,也不是反对共产党的英雄,而是一个崇拜共产党却得不到共产党
信任的,努力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小知识分子。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真实,因为在
共产党的文化王国里和反对共产党的文化王国里找不到他的地位,他甚至根本就不
应该存在。当谢先生将这个人物带给读者时,读者很自然就跟他进入了中国真正的
社会,随主人公对共产党的困惑而困惑,随主人公对社会的彷惶而彷惶。主人公在
这里的位置是如此谦卑,而不是像所有严肃的中国书中的主人公(共产党的和非共产
党的)带着手术刀来对社会指手划脚,然后准备动手术。这个主人公的位置确定了本
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当然要说清这个特点可非三言二语。首先我们不能想象
在这样一本描写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史书中,作者不去将共产党的宗旨和动机给读者
做一个忠实的交代。如果没有这个部分,这本书不要说不能称为史诗,而充其量也
只能算做作者的自说自语,一部中国风格的单向批判书而已。但是另一方面,如果
要做这个交代却本书面临着两个足以使它灭顶之灾的陷阱,第一个陷阱是差不多
所有反共作者都难以逃避的将共产党妖魔化,如果谢先生也重蹈这个覆辙,那么本
书的价值也就像我们在网络上常见的反共论文了。第二个陷阱是由于共产党这套道
理本身非常枯燥干瘪,对这样一系列政治运动理论的长篇复述会使这本书变得特别
无味,以至无人能读下去。而现在这两个陷阱却由冯东明这么一个特殊人物的出现
而巧妙的越过了,他对共产党的崇拜,他在自己不能理解共产党政策时候的自责,
他为理解共产党、解释共产党所作的不懈努力,自然而然地将共产党从执政以来一
个个政策的来龙去脉和道理交代得淋漓尽致。这个交代使谢先生的脚牢牢地站在坚
实的大地上,一个非常公正和实事求是的立场上,共产党并不是妖魔,不是生而俱
来专门折磨中国人的。而且听起来他们想要做的事还是想造福人民的,但是最后他
们做的事情却给中国人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这是为什么呢?作者另外一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成功就在他没有将自己的理念,答案和说教塞给大家,而躲过了一个使本书
落入一种新宣传物的命运,而这种命运对于共产党下长大的中国人去写书是几乎不
可避免的。谢先生只是将真实带给了读者,让大家自己去面对真正的真实,自己去
求索为什么。真实和真理之间的区别就在于面对真实的书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他自
己的真理,而面对真理的书只有一个真理,那就是作者的真理。


但是要是说作者在这本巨著中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和恶行完全没有批判和表达自己的
态度,那就错了,只是这种批判和态度作者不是用理念和说教来完成的,而是用事
实和结果来表现的。尽管书中也常常用女主人公陈素芬朴实直觉的一句话,轻轻拨
打这种貌似有理的共产党政策理论的七寸。虽然是轻轻,往往令人不能忘记,感觉
胜似批判的洋洋万字大文。但是作者真正的批判还不是在这里。事实上他的整本书,
都是在为完成一个致命的批判做准备,那就是用冯东明的经历,一个对共产党无限
信任,而得不到共产党信任的人的经历, 一个每次将对政策不理解都归之于自己水
平不够,一个每次受到打击都归之于自己没有改造好的人的经历,一个对共产党虔
诚到诚惶诚恐的人的经历,在将故事向前推进,而为最后的打击做准备。而这个准
备从本书的开始就在进行,一直到冯东明知道陈素芬死了的时候,这个对共产党信
任得这么虔诚, 这个在共产党面前谦卑得无以复加的人终于绝望和疯狂地喊出“素
芬,我们一起逃吧,逃到缅甸去,逃出这个整人害人的火炕。”,才爆发出来。令
人不寒而栗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冯东明都没有去骂共产党,没有去责备共产党,而只
是绝望的嘶喊,逃走,远远离开这个党。这个嘶喊出于这么一个终生笃信共产党的
人的口,胜过任何责备,重于任何谩骂,它令人痛楚彻骨,它令人泪迸肠绝。这时
作者用全书蕴蓄的力量对共产党作出了奋不顾身的一击, 到了这里书已达到最高潮,
无法再向前继续,只有结束, 留下无数个为什么和无尽的愤恨给读者。


王守伦是这本书中另外一个令人无法忘记的人。中国自中共执政以来有多少文人和
作品描写了中国农村的干部,只要稍许比较一下他们,就会发现共产党下的御用文
人们应共产党的政策需要塑造的人物是多么虚伪和荒唐。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王守
伦真实到很难用中国人热爱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划线去归类,他的荒淫与其说是
道德败坏,不如说是在一个权力无制约的情形下,人性的完全发泄。这种权力无制
约引起的荒淫不但对于没有受到什么教育的底层农民,就是对于目前已经有了各种
高级学历的共产党高官也是表现得同样透彻,肆无忌惮和肮脏。不同的只是没有受
到教育的底层农民的荒淫离道德更为遥远,而更接近动物的本性。但是也正因为它
更接近动物的本性,它在另外一种情形下也同样表现得比高等道德的持有者更为直
接,因而显出动物的慈性。例如,当玫瑰坝面临着饿死的威胁时,王守伦毫不犹豫
的选择了瞒产。这一旦被发现他会毫无疑问地被共产党送上祭坛作为牺牲。像他的
荒淫一样赤裸裸,他的人性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赤裸裸和不设防的。反过来对于权
力无制约下的道德持有者来说,决不会选择瞒产这种违反党性和将自己置于非常危
险的做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守伦这个个性所以饱满,因为他真实到既不是真正的
共产党,也不是中国任何一种道德系统,礼教系统可以概括包罗的,他只是一个更
接近原始人的本性,一个真正的中国农民,他的故事显示了一个主要靠动物本能生
存的人被放在共产党权力无制约系统中的表现和悲剧,能够写出这样的悲剧也正是
本书真实到惊心触目的又一个例证。

谢先生显然很善于写女性,玫瑰坝中四个主要的女性陈素芬、范淑君、王春花和魏
锦雯个个栩栩如生。陈素芬的自然和善良,范淑君的理性和谨慎,王春花的泼辣和
机灵都令人难以忘怀。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陈素芬,这个人物令我想起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写的马缨花,张
贤亮先生以二十年右派的代价得到了这么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价格不可谓不贵。
无论从美学角度或者人文角度看陈素芬在文学上的深度和意义都超越了马缨花,陈
素芬的性格美在于她的善良,她的与世无争和自然主义几乎到了听天由命的佛学的
深度,到了黄老之学的无为境界,而这个女人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她达到这一
切都出于她本身善良, 自然和内向的天性,正像她对共产党政策的不屑也不来自任
何理念,信仰和教育,而只是出自看问题时的单纯,而这种单纯又出自她的本性。


一个挑战的问题是这个人物在中国农村到底存在吗?尤其在共产党的中国存在吗?
我在农场劳改时,与底层的妇女有过接触。我们到处可以看到范淑君,看到王春花,
看到魏锦雯的影子,但是我确实没有看到陈素芬的迹象。陈素芬在中国文学中的出
现具有极大的美学价值,我一边很喜欢这个人物,另一面又对她的存在没有信心。
陈素芬可能代表着很多有着陶渊明倾向的文人对于理想女人的一种憧憬,在这样的
文人心目中,陈素芬可能已经到了一种完美境界。陈素芬可能存在的一个希望正基
于她没有受到学校教育,中国文人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没有受到学校教育就意味
着没有被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教育毒化,也没有被中国士大夫的道德污染。她兴许就
像中国野地里开的一朵自生自灭的小花。中国毕竟辽阔广袤,希望在某个被共产党
污秽漏掉了冲刷的那么一点小小地角,无声无息地开过这么一朵自然的花,产生了
陈素芬这样一个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不注意的美丽的个性。

谢先生笔下的女性似乎都比男性更为洁净,有些像《红楼梦》说的,女人是水做的。
如果要苛求我对《玫瑰坝》提个希望的话,作为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人,感觉到今
天人在回看那个时代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实际情形。共产党如日中天的时候(反右到
林彪死),从中国神州望去,满目都是强烈要求进步的中国老百姓,而今天这些老百
姓都不承认当年自己充满阶级斗争觉悟和要求进步的样子了。其中女性,尤其受过
教育的女性,在那个时代表现的激进绝对不亚于男子。中国的女性比男子更容易受
正统吸引,而且在信仰一种信念的时候,往往比男子更偏激。与范淑君经历相仿,
但是是自己求得此地位并以此为荣,就像今天以二奶为荣的,被很多其它落后于这
种时代潮流的女子艳涎的巾幅,在这两个紧紧相连的 极端时代中,是女子的主流。


最后谈一下戴福林。

《玫瑰坝》以极大的篇幅描述地主和出身不好的人在共产党统治下受到的非人待遇
和虐待。戴福林这个形象的出现是玫瑰坝这本书的另一个看点。 也许我孤陋寡闻,
在我的印象中,《玫瑰坝》是第一部将注意力投向本人出身于反动阶级,却以比共
产党百倍的疯狂和狠毒去执行共产党政策,“蹂躏”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共产党
的阶级斗争已经很可怕了,经过这些人去“糟蹋”,去“蹂躏”就更惨不忍睹了,
在《玫瑰坝》中对此有非常出色的描述。

戴福林这一人物形象对于中国文学,甚至中国政治的意义可以说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这是千千万万的被压迫和被侮辱的“贱民”,或者“奴隶”为求生存的挣扎和与命
运的背水一战。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常常告诫他的继承人,反动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随时准备
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反动阶级的镇压和
压迫从来没有手软过。可是如果你现在打开共产党领导的档案,也许会大吃一惊:
这个所谓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面的共产党领导人竟然
没有几个是工人农民,而很多是出身不好的。这个情形愈到上层愈清楚,到了最上
层政治局一级恐怕只剩下两种人,太子党和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如果顺这些人上爬
的轨迹循序下去,会发现在它的两旁倒着一排排他的同类。他们就是踩着他们同类
的身体,一节节爬上去的。当然踩出这条路不但要心狠手辣,因为他们的主要政绩
和功劳就是靠折磨和虐待阶级敌人得到的,而且也充满惊险,随时会摔下来,戴福
林就是半截摔下来了。  

有趣的是就算政治局里全部都变成出身反动阶级的人,也不会像毛泽东说的反动阶
级夺回了失去的天堂。因为这些出身反动阶级的人彼此是不成帮系的,他们的仕途
完全是见不得阳光的个人奋斗。那怕他爬到共产党主席的位置,他们还是小心翼翼
的与他们的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并以与红色家庭的公主联姻为荣。他们是从千千万
万的他们的同类的尸体中爬出来的魔鬼。如果有一天中国的哪个作家能够将这些人
的经历写出来,一定会令世界触目惊心。从这个意义上说,《玫瑰坝》是这个主题
的开拓者。

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用钱收买良知,收买灵魂,收买道德,甚至收买人类文明的灯塔
诺贝尔的时代,得到一本《玫瑰坝》是非常幸运的。《玫瑰坝》的出现对于陷落在
谎话灾难中不可自拔的中国人并不是一个必然,只是一个异数。现在至少我们的子
孙有可能了解超越十亿的中国农民在二十世纪付出了怎样惨重的代价为中国这个民
族赢得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灯红酒绿男贪女淫的泡沫文明,那些冤死的灵魂至少有
了一个归窝。不过《玫瑰坝》的出现离能够被流传下去,被子孙诵读还有非常大的
距离。在中国这么一个正统压制“邪门”的地方,从古到今,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
真知灼见只是大海一滴,大部分都被社会吞噬埋葬了。《玫瑰坝》所以还能有一线
生机,因为它跑到国外来了。但是就是在海外环境中,它毕竟还只在非常少的人中
流传。它能不能被更多的海外人士读到,读到后会不会被爱国志士打假,都是不可
预料的。它离国内人能普遍读到的距离就更遥远了。

但是不管怎样我相信《玫瑰坝》到了今天这个程度,要它无声无息的死亡已经是不
太可能了。





附录:

对谢宝瑜先生的访问


1。 你是怎么想到写这本书的?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历时多久?


答:我是在1998年下半年开始写这本书的。在此之前我每天都过得很紧张,忙着考
这样学位,那样执照。 1998年我拿到会计师执照时突然意识到,自己开业虽然可以
多挣一些钱,却非常辛苦,觉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挣钱似乎是本末倒置,没有
多大意思。那段时期我刚好学会了在电脑上打汉字。有一天,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
一个自己也许也可以写一部小说的念头。开始的打算是写一个革命干部和一个地主
婆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这种爱情很特殊,估计没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经历
的人难以理解,所以决定增加一点历史背景。当时也没有拟个大纲。也许是灵感突
然降临,也许是自己的心中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正等待着宣泄,一下笔,人
物、场景和细节似乎就自己涌了出来。故事似乎有自己的生命,正急于表现自己。
很多时候,我有一种被故事推着走的感觉。有时候睡到半夜,突然被故事里面的一
个人物或者场景惊醒,不写下来,就不能重新入睡。2001年初有了一个初稿,然后
作了一些修改,到 2001年9月就基本完成了。后来稿子一直没有动过,直到2005年
10月准备出版印刷的时候才再次修改了一遍。

2。你的书写完至今天已有十多年了,你能不能说说它出来后经历的困难和你的努力。



答:2001年9月稿子基本完成后打印了两三份,在几个朋友中传看。一个朋友带了一
份稿子去中国大陆帮我联系出版社。据他说,虽然有一些编辑对这个稿子感兴趣,
但是在领导那里通不过。与此同时,我写信去台湾香港等地的一些出版社联系,也
没有得到正面的结果。就这样拖了好几年,后来才接受了一个朋友的建议,在2006年
一月自费出版印刷了这本书。
书印出来后,因为没有发行的渠道,很难找到读者。后来我有幸在网上结识了一些
朋友。感谢这些朋友的大力推介,通过邮购,《玫瑰坝》这本书在海外慢慢地找到
了一些读者。这些读者又成了我的新朋友。他们不仅用种种方法向别的读者推荐这
本书,有的还慷慨解囊,购买多册《玫瑰坝》来赠送给当地图书馆或者自己的亲朋
好友。从前年开始,这本书在中国大陆也有了一些读者。今年年初,在一些朋友的
帮助下,《玫瑰坝》通过苹果公司的iTunes 店出了电子版。非常感谢这些新老朋友。
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大力支持和热情介绍,这本书早就被湮灭了,根本不可能走到
今天的这一步。


3。 你的书中的故事和人物是不是都有原型,从写法看,读者很会认为冯东明是你
自己的影子,但是从岁数看不是,为什么你对他如此了解?


答:《玫瑰坝》是一本小说,其爱情故事是虚构的。书中的人物可以说都有原型,
但不是一对一的原型。书中的一个人物往往综合了现实中的好几个人, 而现实中的
一个人又可以“分身”而加入书中的好几个人物。书中的冯东明当然不是我。我生
于1956年,那时候书中的冯东明已经在玫瑰坝乡当了好几年的副乡长了。 不过,说
冯东明的身上有我的影子也不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一些经
历移植到冯东明的身上去了。同样,我也把自己的一些经历移植给了书中的其他人
物。
我对像冯东明这样的基层干部的确非常了解,这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1972年我初
中肄业后去了县农场当知青。后来我被县农业局“借”去充当“果树技术员”,搞
果树病虫害防治和果树整形修剪之类的技术指导,跑遍了全县的每一个角落,和很
多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普通农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下去跑的时候或者是
住在普通农民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家里,或者是住在公社的客房
里。我们那里当时非常落后,很多地方没有电。天黑之后,大家无事可做,或者聊
天,或者聚集在一起摆龙门阵。这本小说中的很多素材就是在那个时候无意间积累
起来的。例如,一个地主被枪毙的时候不肯下跪的细节就是从一个去公社蹲点的公
安局副局长的口中听来的。 这本书中还有很多细节也是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口里听
来的,算是“道听途说”吧。



4。陈素芬有没有原型,或者完全是塑造的?你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为
什么?


答:同书中的其他人物一样,陈素芬既是虚构的,也有好几个原型。我对这个人物
的确很有感情,也许是因为她的情况和我本人有些相似。陈素芬出生贫寒,却被当
成了一个地主婆,受尽了苦难。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却也成了一个坏的家庭,
我连上高中的资格都被剥夺了。因此,我在写到她的时候,心中往往充满了悲哀,
既为像陈素芬这样的人,也为自己。
我在第一版中对陈素芬的一些处理不是很适当。例如,当冯东明谈起福尔摩斯的时
候,她竟然不知道这么一个小说中的人物。这就误导了读者,给了人们一个她似乎
不识字的印象。其实,小说的前面谈到过,她小时候在邹家的资助下曾经上过学,
她又喜欢读小说,所以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愚昧村妇。我在电子版中采纳了一些朋友
的建议,修改或者删去了这样一些有误导嫌疑的细节。
至于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我认为一个人只要有常识,只要自由地思想,就不难看
出其荒谬之处,这并不需要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也不需要过人的智慧。 就在中共如
日中天的时候,很多农民就看出了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不然他们就不会抵制合
作化,就不会消极怠工,就不会“自发地搞资本主义”。他们只是不敢明目张胆地
说出来而已。很多其他阶层的人也看出了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因此才有那么多
的右派分子,那么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么多的坏分子,那么多的反革命分子。
被共产党迫害过的人有很多是误会,并不是真正的异议人士,但是其中也有很多清
醒的、有真知灼见的人。还有别的很多人也看穿了那一套。他们没有被抓出来,是
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处处谨言慎为,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迷惑人,原因之一是它先给你一个思维的路子,或者可以称为思
维的框架。你要是跟着他的路子思考,接受他的思维框架,这个理论就显得无比正
确,无比英明。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一个思维的陷阱,一但掉进去,就
很难爬出来。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这一代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长期受
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一直在这个框架中思想,要识破这个理论就非常困难。
但是,比我年龄稍大的人从小接受的是旧社会的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来就没有
迷信过共产党的那一套,对于他们来说,要识破这些政策和理论的荒谬并不困难。

关键是要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眼睛看问题,用自己的脑子独立地思考,而不是轻信
任何权威。


5。 写中国农村小说很多, 你在动手写这部书的时候,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你书
中有大量的每个时期共产党对自己政策的解释,和当时流传的口号和理论,这些东
西是在你的记忆中, 还是你收集材料得来的?


答:我在写这部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过要有一个定位,当时只是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不过,我在78年上大学后看过几篇当时很流行的“伤痕文学”,对那些“妈妈错打
孩子”之类的论调很不以为然。当时就想,如果我来写,我决不会为了某种目的而
掩盖事实,曲意奉承。我认为,一个作者写作的时候起码要对得起自己,不能写问
心有愧的文字。
我是在一个边远山区的一个很小的县城里长大的。我就读的小学虽然在县城,里面
的学生却大都是农民的子弟,连学校的作息时间都同农民的作息时间相同。我可以
说是在农民当中长大的,耳濡目染,从小就对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和解释有所了解。
在被“借”去农业局当果树技术员之前,我还被县委农工部抽去为县“农业学大寨
会议”准备一些生产大队的“先进材料”。因为是新手,我不得不事先认真阅读以
前各种会议的“先进材料”,然后再去采访那些大队干部。当了果树技术员后,我
天天都在乡下跑,见得多,听得多,所以对这些政策和解释的印象非常深。由于宣
传机器的狂轰乱炸,当时流传的口号和理论可以说已经“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
中”了。有些口号写下来之后怕记忆有误,在网上查对过,但是记忆基本上是正确
的。



6。你写完玫瑰坝后还写过其它东西吗?今后还有其他写作计划吗?
答:写完《玫瑰坝》后写过一本题 材和结构都跟《玫瑰坝》不同的小说,自己觉得
不大满意,所以准备先把它放一段时间,然后看能不能够把它修改得好一点。到现
在为止还没有其它写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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