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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蒋介石、蒋经国父子，背景是当年的上海滩 |
一 蒋经国高调“打虎”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几项法令和办法，宣布发行金圆券，实行限价，规定各地物价必需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提高，同时限期收兑民间所藏金银、外币。8月20日，行政院特设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上海、天津、广州三个督导区。上海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9月9日，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囤积论。
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注1 到上海后，蒋经国即在中央银行设置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调来1948年成立的国防部戡乱建国总队作为基本干部，以亲信王升（少将）指挥，企图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以铁腕手段实行经济管制，打击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行为。蒋经国声称，这是一种“社会性质的革命运动”，要“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注2 戡建队宣称：将“以伸张正义的作法，严惩囤积居奇的奸商、污吏，稳定民生必需品的供应”，同时希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获得广大民众的共鸣和支持”。注3 8月下旬，王升从戡建队员中选拔精明成员成立“经济管理工作队”，与新成立的经济警察大队联合办公，拥有检查仓库、货栈、账目，直接带走违纪人员，查抄货物等各种权力。8月29日，成立“人民服务站”，设立检举箱，鼓励各界检举。其后，蒋经国先后扣押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及杜月笙之子、鸿兴证券号负责人杜维屏等“老虎”，转交法庭审理。
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4日，蒋介石召见上海市长吴国桢，吴担心蒋经国的做法有问题，蒋介石不以为然，日记称：“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惟忌者亦必益甚，此为民之事，只有牺牲我父子，不能再有所顾忌，惟天父必能尽察也。”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虽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注4 当日，蒋介石日记云：“经儿由上海来报告经济管制情形。往日所有黑市与囤积等弊多有我党政当局为首，言之痛心。但由此彻查，所有上海黑幕皆得发见，实堪欣幸。”11日，蒋介石得悉上海“物价平稳，黑市几乎消灭”，认为蒋经国克服了经济上的“滔天大祸”，为“戡乱”奠定基业，高兴地感谢上帝的“保佑”，在日记中表示“不胜感祷之至”！注5 14日，蒋经国奉命再次回南京报告。蒋介石告以“食鼠之猫不威”的古训，要他“多做实事，少发议论”，以免他人指责。注6 后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转告蒋介石，美国有人认为蒋经国在上海的作风，“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到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蒋介石得悉后，一笑置之。注7
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注8
二 报纸报道的微妙变化
自9月12日起，戡建大队号召上海年满18岁至35岁的青年参加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与奸商、污吏斗争。报名者25428人，获批准者12339人。9月25日，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成立，举行入队宣誓，蒋经国为监誓人，要求队员协助政府肃清上海的奸商。注9 同日，蒋经国决定在上海实行物资总登记，限令各工厂及商家，于当月30日前将所存原料及制造品向同业公会登记，报告社会局，逾期即在全市普查，凡未经登记的商品、原料，一概没收。
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儿子孔令侃及其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 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277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其中提到：“据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经警曾于前日至该库检查，并查封该项物资。后因为数过多，乃续于昨日完成查封手续。”
该报未说明消息来源，但据其中“该库及邻近住居者语记者”一语，可知该消息出自该报记者自身的采访。《正言报》创刊于1946年，创办者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任委员、社会局局长的吴绍澍。吴早年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思想进步，后因与军统和杜月笙矛盾，被撤销职务，创办《正言报》，批评国民党和政府。该报在上海各报中率先刊登扬子公司被查的消息，正是吴绍澍和国民党当局矛盾的体现。
同日《正言报》所发消息中，还根据接近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职员谈话，披露了公司被查封的后续情况：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
扬子公司的被查封，《正言报》和当时上海各报都未说明缘由，但是，根据当事人程义宽事后透露，这是杜月笙在儿子被捕后对对蒋经国的“将军”。
程义宽隶属军统，时任经济检察大队长，每天都需要会见蒋经国，汇报情况。据他所说，蒋经国决定召集上海巨商开会，坚要杜月笙出席。杜在会上说：“我的小儿子囤积了6000多元的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呆，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杜月笙的话，合情合理，无懈可击，蒋经国不无尴尬地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在送走杜月笙之后，蒋经国立即派程义宽赴扬子公司执行。注10
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霭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杜月笙要求蒋经国去检查扬子公司，这就等于在他的嘴里硬塞了一块硬骨头。
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标题是《抄获杨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不仅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报道还称：“关于外传警局抄获大批汽车零件、呢绒等物，并非事实”。《大公报》的标题为《扬子建业公司查获一批囤货》，内容亦与《申报》、《新闻报》相近，完全未提查获汽车问题。
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
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
据程义宽回忆，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有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注11 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注12 《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
三 蒋经国进退维谷
按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在扬子公司查获了如此巨额的囤积物资，自然只有一个办法——审查、扣押、查办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感到，抓不得。
《正言报》、《申报》、《新闻报》的报道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情节，这就是被查封的扬子公司物资在事前已向上海社会局呈报登记。据后来监察院的调查，在蒋经国发布“物资总登记”的命令后，扬子公司确曾向经济管制督导员办公室递交过一份英文货单，虽然手续上略有未合，应该以中文向上海社会局报告，但是，人家总是报告、登记过的呀！
10月2日，蒋经国日记云：“前天发现的扬子公司仓库里面所囤积的货物，都非日用品，而外面则扩大其事，使得此事不易处理，真是头痛。”
10月9日，蒋经国《反省录》云：“本星期的工作环境，是工作以来最困难的一段，希望这是一个转机。除了物价不易管制以外，再加上扬子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办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凡是不沉着的人，是挡不住的。”注13
扬子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1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10亿元，分为100万股，孔令侃占24.9万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更加激起各阶层人士的不满，甚至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答。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便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完便不再吭声。贾亦斌当时对蒋经国仍怀有希望，过了几天，再到蒋经国的住处，对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听了贾亦斌的话，便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注14
犯法还是不犯法，需要通过法律程序，以证据说话，孔令侃按蒋经国的规定，将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事先办理了登记手续，这就让蒋经国感到为难了。
四 蒋介石令《大众夜报》等报停刊
东北战局逐渐转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实行“关门打狗”方针，先围锦州，企图卡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道。由于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飞北平。10月2日，自北平飞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廖耀湘指挥西进兵团，与自葫芦岛北上的东进兵团汇合，增援锦州。10月3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其转致已到上海的宋美龄，告以“兄已由沈阳返平，约数日后回京”，可见，当时蒋介石原无自北平直飞上海的计划。注15 此后，蒋介石逛颐和园，参观卢沟桥，听谭富英的戏，好整以暇，显得并不十分紧迫。10月5日，蒋介石和傅作义同赴天津，至塘沽，登上重庆号军舰，至葫芦岛视察，部署、指挥。10月7日，返回塘沽，重回北平。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先后与侯镜如、陈铁、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却突然乘“中美号”专机，飞抵上海，住进东平路官邸。
蒋介石突然飞抵上海，是蒋经国、孔令侃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
据贾亦斌回忆，宋美龄到上海后，即乘中秋节之机召见蒋经国、孔令侃，企图调解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矛盾，蒋要孔“顾全大局”，孔则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表示：“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注16
蒋介石到上海后，当夜与宋美龄“月下谈心”。同晚见到上海出版的《大众夜报》，其第一版报道为《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必要时并将传讯孔令侃》。
该报称：监察院为彻查该案真相，特派监委两人来沪。该报并配发一篇社评：《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云：
轰动一时的沪上豪门大囤积案似有烟消云散之势，方在人民心中栽下了的对政府的一点“信仰”之幼芽，恐将因此而连根拔去，同时亦可能给当前的经管工作以致命的打击，瞻望前途，不胜忧惶。
总理当初所梦想不到的，在革命的阵营中，竟有若干人因缘际会，形成了所谓“豪门资本家”……在国内藉其政治上特殊的关系，经营一切戕贼民生之买卖，如攫取大量外汇以输入口红、尼龙丝袜等奢侈品，获取暴利；囤积操纵，掀动经济风潮；从事投机，扰乱金融等等，不一而足，从不见将其资本投向生产事业，做一丝一毫有益于国家人民之事。而政府一切经济上的政策措施，往往被若辈略施小技，便已破坏无余。
人所共知，其中最著名者为孔氏豪门，此次利 公司孔令侃大囤积案，不过是许多事件中被发现的一件。
政府究竟是要豪门呢？还是要人民？将此处决定。
社评表示：“吾人盼望蒋先生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主张‘大义灭亲’，毫无顾忌的对孔令侃大囤积案迅予彻查，铁面无私，惩以应得之罪。”《大众夜报》原名《大英夜报》，创刊于1946年8月，其后台是当时担任上海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宣铁吾和蒋经国关系密切，支持蒋经国实行“经济管制”，报纸上的报道和社评，很可能反映蒋经国的态度。
蒋介石读了《大众夜报》的两篇文章后，非常生气，不过当晚还无法发作。
蒋介石到上海的时候，蒋经国正在无锡参加十一个县的经济管制会议，受到群众的包围欢呼。在参观工厂的时候，工人伫立桥头静候，见到蒋经国经过，再次以欢呼送行。蒋经国见到此情此景，“内心十分难受，而且惭愧，眼泪亦想流出来。”注17 当晚9时，蒋经国离锡，12时到达上海。第二天5点30分，天色破晓，蒋经国就急不可耐地拜见蒋介石。其日记称：“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注18 蒋介石的日记则记载说：“经儿自锡来见，在美亭中叙谈，听取其上海经济管制经过之报告。经济本为复杂难理之事，而上海之难，更为全国一切万恶鬼诈荟萃之地，其处理不易，可想而知。”二人的日记都没有记载双方讨论孔令侃和扬子公司的情况，显然是一种有意的省略。
蒋介石会见蒋经国之后，先后接见薛岳、宣铁吾、吴国桢、吴开先等人，所谈均为有关沪市“经济管制”事项。接见情况，上海报纸的报道一片祥和，不见半丝风雨，说是“总统先后接见吴国桢、蒋经国、宣铁吾、吴开先、方治、薛岳、俞鸿钧等，对于本市物价及最近经管工作进展状况，垂询颇详，并面谕必须稳定物价，安定民生。”注19 但是，当日蒋介石日记所记却完全相反：“对于孔令侃问题，反动派更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否则即谓经〈国〉之包蔽，尤以宣铁吾机关报专事攻讦为甚。余声斥其妄，令其自动停刊。”“声斥其妄”云云，虽仅四字，但不难想见当时蒋介石怒火中烧，严厉斥责的状况。
宣铁吾，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在军校时就被蒋介石选为贴身侍卫，因忠诚和才干，被提升为办公室侍卫长。抗战期间任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并因蒋经国力荐，兼任三青团浙江省筹备主任。抗战胜利后，被蒋介石亲自提名，出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接着兼任淞沪警备司令。他积极支持蒋经国，曾亲自下令逮捕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又曾带队抓捕杜维屏。注20 对于这样一个忠心耿耿，和蒋氏父子都有长远而深厚关系的人，蒋介石一时激愤，居然将之归入“反动派”之列，显然不当。
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宣铁吾等辞出后，宋美龄却于当日上午10时亲自驾车将孔令侃带进官邸，引见蒋介石。据报道：“夫人御黑色旗袍，孔御灰色西装，神态怡然。”注21 这无异在向上海各界示威了。
10月12日，《大众夜报》发表《紧急启事》，声称：“本报为改变组织，整理内部，自本月13日起，暂行停刊，敬希亲爱读者，赐以鉴谅。”一直到10月20日，该报才得以复刊，整整停办了一个星期。
《正言报》最早报道扬子公司被查消息，但是，其后并未发表相关激烈言论。9月30日，地下共产党员王孝和因领导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运动，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正言报》发表消息，指责国民党“特刑庭乱杀人！王孝和口眼不闭，一路喊冤。”第二天，在吴绍澍指示下，又发表社论《不要再制造第二个王孝和了》。10月13日，国民党举行“宣传会报”，蒋介石日记云：“对《正言报》吴绍澍等不法言行，气愤不堪，暴怒峻斥，事后自觉无谓，而且吴本人并不在座，轻忽狂言，不惟伤神，且亦自鄙人格。”
大概蒋介石的脾气发得太大，言词过于粗鲁，所以蒋介石自觉不当。但是，有关当局还是下令《正言报》停刊。不过，其主因是该报对王孝和事件所发言论，而扬子公司案则可能只是次因。两因并发，所以惩处分外严厉。前此相关著作将其与《大众夜报》视为同受扬子公司案件之殃，显然失之于简单。
五 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
扬子公司案件发生后，在南京的监察院迅速注意到此案，决议派员调查。院长于右任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了监察委员熊在渭与金越光。二人于10月7日抵沪，自12日起，先后访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上海警察局、社会局等处，会见蒋经国，并且询问了孔令侃本人。
10月18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云：
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中正手启。注22
按照1946年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监察院的主要职责在于防范政府机构与官员贪赃枉法，侵害人民权益。蒋介石此电，以保护“商民”和“商营事业”为盾牌，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理由似乎并无不当。然而，孔令侃并非一般商民，而是权贵子弟，扬子公司也并非一般商业机构，而是权贵资本，在当时为社会所指，民怨所归，理应加以处理；而且，即使是普通的商民和商业机构，违反国法，即使不是监察院，其他相应机构也完全可以查究，转交司法机关处理。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不就是要他来调查并处理各类经济问题或案件的吗？蒋介石此电，对于如何处理孔令侃及扬子公司，无一语涉及，相反，却严厉批评监察院“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要吴国桢转嘱孔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在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
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履行过“登记”，不好随意逮捕，但是封存、查核，以便判明其罪或非罪，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蒋介石反对、制止监察委员的调查，而又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其包庇行为就十分明显了。
10月20日，吴国桢复电蒋介石云：
查此案前系由督导员办事处径饬警局办理，奉钧座电后，经与经国兄洽定三项办法：(一)警局即日通知监察委员，检查该公司业务全部超越警局只能根据违反取缔日用品囤积居奇条例之职权，警局前派会同查勘人员即日撤回；(二)该公司可以无当地行政人员在场为理由，拒绝查账，不必正面与该委员等发生争执；(三)监察委员熊在渭与天翼先生关系极深，职定访天翼先生，请其转达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是否有当，敬请示遵。注23
从此电可以看出，吴国桢收到蒋介石10月18日的电报后，和蒋经国商量后定出三项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以超越职权为理由，撤出警察局“会同查勘人员”，同时指示扬子建业公司“拒绝查账”，并企图利用熊式辉（天翼）和熊在渭的“极深”关系，劝熊在渭“不作超越法律范围之检查”。根据这三项办法，徇私、包庇尽在其中，而又一切合法，没有丝毫破绽。
次日，蒋介石复电云：“号电悉，可照来电之意进行，如至不得已时，仍应照中前电办理。”注24 可见，蒋介石批准了三项办法，而将自己18日电所述作为最终办法。
关于蒋、吴之间为扬子建业公司案往来通电情况，后来吴国桢回忆说：
过了两星期，什么也没发生，蒋经国无能为力。此后我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北平发来的电报，电报里说他已下令应由我处理此案。我回电说，从一开始我就向阁下说明过，我对此事不负责任，而且所有其他的案件也是别人处理的，我认为此案不应由我处理。三天后蒋夫人给我来长途电话，说委员长正在打另一份电报，命我直接处理此案，因此我最好还是照办。注25
此回忆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提供了宋美龄介入孔令侃案的直接证据。
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日记云：“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
扬子公司案激起了监察委员们对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声讨热情，蒋介石本来认为，中国国情和西方不同，“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只能“自讨苦痛”。注26 早在10月16日，他就在日记中批评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不守纪律，和党，和政府，包括他这个“领袖”矛盾、对立，日记说：
数月以来，战事不利，经济拮据，外交艰窘，因之立法、监察各院之党员更形无法无天，不仅事事违反纪律，与中央党政处处立于反对地位，而且一人一党，每一党员皆欲自作领导，自有主张，直接领袖，而其对领袖意旨与命令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并对余之言论吹毛求疵，恶意曲解，不但丧失领袖威信在所不顾，而且无形中间接协助共匪，以摧毁党政，亦所不恤，几乎令余无所措手足。
10月23日，立法院举行时局谈话会，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发言说：“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该立委责问当时的翁文灏内阁：“是否能将政情澄清，否则请他下台！”注27
立法委员的情绪如此，监察委员的情绪自然更不在其下。10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尤以监察委员对宋、孔之攻讦，纠缠诬蔑，不顾大局，为匪作伥，此种卑劣无智之民意机构，更令人悲痛灰心也。”其实，民国时代的立法院大体上相当于西方的议会，监察院更是孙中山设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机构，其制衡、质询、批评甚至抨击政府的各级机构和成员乃是职责所在，蒋介石不能容忍其监督，不仅说明他对这种民主方式不习惯，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尽管他有时候虽然高唱“民主”，而其实有类于叶公好龙。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他还有一定的度量，没有对这些放言高论者采取惩罚措施，报纸上也还可以将他们的言论登出来。
六 蒋经国辞职离沪
蒋介石阻止调查，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事情自然也难于推动。10月16日，蒋经国在《反省录》中承认：“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蒋介石下令阻止监察院调查的当日，蒋经国约吴国桢、宣铁吾等讨论目前经济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自称：“今日在精神上受到极严重的压迫，未安睡。”注28
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蒋经国既感到行政院方面的动摇，也感到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10月27日日记云：“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在则不如前了。”
经济问题只能用经济办法解决。国民党用高压手段“限价”，严禁物价上涨，这就逼得上海和各地商界用“拒售”的办法来对付，从而形成更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10月24日，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翁文灏长时间讨论经济问题，日记云：“情形日非，商铺空室藏货，人民排队挤购，尤以粮食缺乏为可虑耳！”同日，蒋经国早起到理发店理发，听到的都是“排队买不到东西”这许多话。注29 这种“买不到东西”的情况不仅严重影响到上海、南京的市民生活，甚至也影响到了蒋介石。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62岁生日，蒋纬国夫妇和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夫妇前来祝寿，蒋介石居然办不出一席稍微像样的饭菜来，日记云：“晚课后纬儿及华秀等夫妻来祝寿，聚餐便饭，以买不到食物也。”连为蒋介石服务的侍从们都不能为蒋买到食物，市场上物资匮乏情况可想而知。
10月28日，蒋经国到南京参加经济管制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会议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价。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价，粮食按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煤、糖、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蒋经国原来主张坚决守住“八一九”的限价防线，至此彻底崩溃。当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11月6日，正式发布消息，辞去督导员职务。从即日起，蒋经国可以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他到督导员办公室走了一圈，“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注30 此后，他情绪消极，借酒浇愁，一边喝酒，一边焚烧文件，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在焚烧之列，贾亦斌问故，蒋答：“亡国了，还请什么客？”注31
蒋经国以铁腕手段控制物价，在一段时期内有效，并且得到一般平民百姓的拥护，但是，一旦“限价”令取消，物价立即如断线风筝，扶摇直上，平民百姓受到更大的痛苦。11月8日，蒋介石日记云：“自限价取消，经国辞去管制督导员后，上海物价已日渐实涨四五倍。”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本意在解决经济危机，不料却陷入更大的危机中。
11月15日，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发表声明：
关于扬子建业公司囤货事件，兹已将该案调查处理经过，连同警局检查报告及该公司囤货一并呈报行政院，督导处并规定该公司所囤工业原料及日用必需品由主管机关按照限价配给各厂家、商号，已转饬市府及主管当局办理。注32
这份声明无异提前宣告，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无罪。
七 监察院公布对扬子公司的《纠举书》
尽管蒋介石阻止监察院对扬子公司进行调查，但是，他当时还不拥有“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权力，因此，熊在渭、金越光的调查一直在持续进行。孔令侃方面，由于有姨丈蒋介石和姨母宋美龄的撑腰，有恃无恐，拒不交出货物进出总账、分户账及结汇等重要账册，与熊、金二人接谈过一次后即避不见面，仅由财务处副处长出面敷衍，声称“公司创设未久，账项不全，且全盘账目清查颇为繁复，未便交出”。同时，上海市政府等有关方面也不能积极配合。尽管如此，熊、金两位监察委员仍然完成调查，写出长达1.2万字的《纠举书》。
《纠举书》提出：扬子公司囤有西药、颜料、化妆品、玻璃质日用品等，共三四千箱；另有与扬子公司关系密切之利 所存新小汽车75辆、卡车10辆。以现货从低估计，约合金圆券二千万元以上，折合法币六十万亿元，约合其第二年注册资本的6万倍，“要非该公司总经理孔令侃具有特殊权势，巧取豪夺，谁能相信？”
《纠举书》列举扬子公司1947年以来的营业额，计算该公司应向国家交纳的巨大税款数字，指出该公司实际所交，仅及千分之五六，特种营业税只交了金圆券132元4角7分。“其中与税务机关有无勾结，固不可知，然该公司仗势逃税，则实为明显”。
《纠举书》还提出：该公司存货，大多为民国三十五年、三十六年购进，迄今尚未抛售应市，其中食糖、煤油，均在一年以上，“自难谓为非囤积居奇之行为”。又指出：在这些存货中，属于禁止进口或暂时禁止进口者达二十余种，“其破坏法令，图谋私利，殆无疑义”。
《纠举书》并将矛头指向孔祥熙，指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进口的“卡地洛克”汽车与扬子公司另一批6吨以上的“飞爱特”汽车，输出入管理委员会都表示未发进口许可证，那么，“江海关何以准其进口？”如非“与该江海关主管人员勾结，何能登岸？”
《纠举书》认为，孔令侃“仗势违法、逃税走私、囤积牟利各罪俱全，自应予以严惩”，建议函请行政院转饬工商部，吊销扬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停止其营业，“至其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
此外，《纠举书》并提出，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察局长俞叔平、经警大队长程义宽，及上海市直接税局局长黄祖培、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主委霍宝树、江海关税务司张勇年等，均“有玩忽职务之处”，一并纠举。注33
该《纠举书》经监察委员刘延涛、王向辰、王澍临三人审查成立，于12月21日，送交行政院处理。
《纠举书》送交行政院之日，离蒋介石宣布下野，将总统职务交由李宗仁代理的日子已经不远。自然，此后《纠举书》即进入国民党内习以为常的公文旅行流程。
八 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的情节迅速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它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危机。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此事成为傅对蒋“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注34 贾亦斌在向蒋经国劝谏不成后也对他最后失望，“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注35 1949年4月，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共。
1948年11月4日，《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社论说：
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全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末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
《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人们已经很难分清，这些言论和当时中共批判国民党的言论有多大区别了。
国民党内和社会上普遍弥漫的这种不满、怨愤，蒋介石自然是清楚的。不妨看他这一时期的日记：
11月3日：“宣传会报，为孔令侃牵累非浅也。”
11月5日：“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动摇，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11月9日：“本日谣诼更甚，牵涉妻事。”
11月10日：“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窦，牵累不少。”
11月11日：“本日为孔庸之事及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
11月12日：“今日谣诼繁兴，甚于卅三年之时，并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
这些传言、攻讦、谣诼的内容，今天已难一一阐述清楚。徐永昌日记云：“闻蒋先生日前亟亟到沪，十之八九因孔大少爷不法囤积等问题，蒋夫人速其访沪解围云云。”注36 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则回忆说：“我风闻这天蒋公为了扬子公司囤积居奇案，在夫人的要求下召见经国先生，垂询上海金融管制执行情形，经国先生本要法办经营扬子公司的负责人孔令侃，因而搁置。”注37 徐的日记、周的回忆，都说明蒋介石、宋美龄干预扬子公司案一事流传之迅速和广泛。至于贾亦斌在回忆录中所说，蒋介石曾在10月9日痛骂蒋经国：“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中来了！”要他立即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又曾召见上海文武官员说：“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又能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贾亦斌并非在现场目击耳闻的当事人，他的这些回忆和蒋介石的身份、性格与语言风格不合，显然属于传言、谣诼之类。
既然是传言、谣诼，自然不可能很准确，模糊失真，甚至夸大、扭曲都在所难免。传言中可能有同情蒋经国，指责宋美龄的内容，因此，宋美龄觉得很委屈。11月27日夜，国民党和政府已经风雨飘摇，宋美龄赴美乞援，行前之夜，蒋介石发现宋美龄突然啼泣不止，日记记载说：
午夜醒时，妻又悲切不置。彼称国家为何陷入今日之悲境，又称彼对经儿之爱护，虽其亲母亦决无此真挚，但恐经儿未能了解深知耳！惜别凄语，感慨无穷，彼为余与国家以及宋、孔之家庭受枉被屈，实有不能言之隐痛，故其悲痛之切，乃非言词所能表达其万一。
可能宋美龄当时对蒋经国确有真挚“爱护”之意，也可能在蒋、宋、孔三家的关系中，传言中宋美龄的作用有不完全准确之处，但是，衡以本文所举上述例证，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徇私包庇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的基本事实应无疑义。
传言、谣诼有很大的杀伤力，基本符合事实的传言，其杀伤力就更大。在扬子公司问题上，人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蒋经国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掌控当时社会、国家的“豪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容易转化为打倒“豪门”、推翻“豪门”的革命情绪的。
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注38 1945年，亲自审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注39 到了扬子公司问题上，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
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注释：
注1 《蒋介石日记》，1948年7月2日，美国胡佛档案馆藏，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
注2 《申报》，1848年9月13日-16日。
注3 王章陵：《蒋经国上海打虎记》，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版，第20页。
注4 蒋经国：《沪滨日记》，见《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
注5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1日。
注6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4日。
注7 《蒋介石日记》，1948年10月31日。
注8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9日。
注9 王章陵：《蒋经国上海打虎记》，第38页
注10 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中国文史出版社版203页。
注11 参见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中国文史资料文库》第6卷，第203页。
注12 《大公报》，1948年10月2日。
注13 蒋经国：《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4、188页。
注14 《贾亦斌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162页。
注15 《事略稿本》，1948年10月3日。
注16 《贾亦斌回忆录》，第163页。
注17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7-188页。
注18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88页。
注19 《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
注20 《宣铁吾：国民党内的好人》，www.eeloves.com/memorials- show/id/312324
注21 《大众夜报》，1948年10月9日。
注22 《蒋介石致吴国桢电》，《档案与史学》，1989年第2期。
注23 《吴国桢致蒋介石电》台北“国史馆”藏002-080108-00002-015。
注24 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334-079。
注25 《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注26 《蒋介石日记》，1948年9月17日。
注27 《立委昨检讨时局》，《大公报》（上海版），1948年10月24日。
注28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92页。
注29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194页。
注30 《沪滨日记》，《蒋经国自述》，第200页。
注31 《贾亦斌回忆录》，第165页。
注32 《中央日报》（上海版），1948年11月16日。
注33 《监委对扬子公司纠举书》，《申报》，1948年12月22-26日。
注34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8页。
注35 《贾亦斌回忆录》，第165页。
注36 《徐永昌日记》1948年9月13日台北中研院影印版第9册第139页。
注37 《蒋公与我》，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4页。
注38 笔者当另文阐述。
注39 参见拙作《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第一集，香港版及大陆版。
——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九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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