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学书园 2026-11-3
近日，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中译本。本书英文版于2020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直译是“成为乔治·奥威尔”（ Becoming George Orwell）。
作者约翰·罗登（John Rodden）研究奥威尔的身后声誉已超过三十年，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1950年死于肺结核、年仅46岁的穷作家，凭什么成了二十世纪被引用最多的名字之一。
罗登的核心判断：奥威尔不是上世纪最杰出的文人，甚至不是同代最好的小说家，但身后影响无可比拟——“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早已进入日常语言，没有第二位作家给现代政治词汇贡献过这么多词。 真正要解释的是这份影响从何而来：冷战各方如何把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征用为反共圣徒“圣乔治”；美国天主教界为何出人意料地推崇一个无神论者；“奥威尔式”（Orwellian）一词如何从冷战一路用到网络战，变成政治攻讦的通用武器。
罗登在序言里直接把时间拨到2017年：特朗普当选后《一九八四》销量暴涨，“另类事实”成为新闻热词——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就是解释这种一波接一波的“奥威尔热”（据原书序言及《泰晤士高等教育》书评）。
贯穿全书的，是一组区分：埃里克·布莱尔是一个具体的人，“奥威尔”是一个被时代不断重塑的公共符号。这本书写的，是前者如何被后者吞没。
下文节选自本书绪论，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绪论
来源 | 《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
本书的基本思路
本书《乔治·奥威尔：生平与书信、传奇与遗产》旨在探讨一个荒诞不经的传奇主题： 作家何以在死后更受世人推崇。作为学者和作家的乔治·奥威尔如何嬗变为一个伟大的象征，即偶像式的“奥威尔”，这一点备受关注。在以下十几章中，我将对奥威尔的“作品”和“效应”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已在《序言》中得以生动呈现，其中提到，媒体狂热追求“另类事实”的行为让作家奥威尔蜕变成令人厌恶的“奥威尔”（回想一下，一名记者将特朗普政府女发言人的那个有名的委婉说法戏称为“乔治·奥威尔式短语”）。
奥威尔与“奥威尔”，以及作品与效应之间的区别也在本书副标题中得以体现。 本书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前六章涉及奥威尔的“生平与书信”，后六章探讨了“奥威尔”的“传奇与遗产”，深入思考了“奥威尔，我的‘奥威尔’”这一话题，并就本人所继承的奥威尔思想衣钵表达了个人见解。我把奥威尔称为“我思想上的老大哥”，而且，说句玩笑话，我本想给本书加上一个副标题 “代言人与心灵的老大哥”。
在依次详述所有主题时，本书首先在 第一部分围绕奥威尔的个人生活和文学成就，多方面聚焦这位堂吉诃德式的英国人的怪异之处，特别关注了他与一位中学同窗终其一生的争论，他从初出茅庐的“埃里克·布莱尔”（ Eric Blair）到散文桂冠得主“乔治·奥威尔”鲜为人知的转变，以及其晚年在小说和非小说作品上的创作成就。
第二部分则从各个方面探讨奥威尔的巨大声誉和丰富遗产。通过叙述奥威尔离世以后所发生的种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件，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前两章通过把奥威尔与另外两位投身左翼运动的同时代法国作家进行对比，发现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之处，明确其作为文学家、知识分子和世界文学人物的地位。正如我们所见，他在有些方面可以与行事古怪、鲜为人知的小说家让·马拉奎斯 （Jean Malaquais），以及作风乖张、异端激进的阿尔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相提并论。（奥威尔的母亲有部分法国血统，而法国是英国之外唯一一个奥威尔长期居住的欧洲国家——除了他在西班牙内战中作为民兵组织成员在加泰罗尼亚前线待过几个月——他快30岁时生活在巴黎，并于1945年作为《观察家报》的战地记者又回到那里。）
接下来的几章解释了奥威尔死后成名的方式和原因，特别是惊世骇俗的“奥威尔传奇”与神话般的典型形象“圣乔治”·奥威尔（''St. George'' Orwell）的诞生。其后两章简要介绍了奥威尔死后的境遇，既光芒四射，又被无情抹黑，一直徘徊在光明与黑暗之间。首先，人们推崇他是“虔诚的不可知论者”和宗教同路人（尽管他对天主教素怀敌意，但对于许多天主教知识分子来说，他的确几近圣者）。而转眼间，他又变成了与“老大哥”一样的妖魔，成了“奥威尔式”的世界末日预言家，能够预言即将发生的无休止的冷战或者网络战争。
从书中讲述的历史片段可以看出，奥威尔死后依然饱受非议，我们由此见证了世界史上的传奇与遗产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则把目光从国际舞台上的这些场景中移开，站在个人的角度，深入思考了奥威尔对我本人的政治观和道德观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本章的结尾部分，推测其遗产的未来走向，即“奥威尔和‘奥威尔’将何去何从？”
“双重”麻烦
但是，“奥威尔”这个阴魂不散、幽灵般的存在是谁——或者是什么？奥威尔与“奥威尔”、其作品与效应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奥威尔”是作家奥威尔本人的同父异母兄弟。“奥威尔”这个幽灵如影随形般藏身于奥威尔身上，经常扮演作家奥威尔；反过来说，在公共舆论中，奥威尔通常被误认为“奥威尔”。这对血脉相连的兄弟，自作家忍受病痛、耗尽心血完成《1984》的那天起，就已紧密相连、难分难解，这种（选择性的）亲密关系经常让他俩很容易被混为一谈。“分身”（doppelgänger），尤其是身份错位问题反复出现，贯穿本书始终。但这与其说是历史上的乔治·奥威尔遇见幽灵“奥威尔”的问题，倒不如说是21世纪的我们偶然遇见“奥威尔”并且——震惊地发现——在“对方”身上瞥见了我们自己。我们与分身“奥威尔”的遭遇是一次犹如漫游怪诞之境时的离奇经历。蓦然之间，我们以一种陌生的方式瞥见了自己的影子——就像弗兰肯斯坦博士（Dr. Frankenstein）在那个被自己赋予生命的怪物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被吓得魂不附体。
接下来的几章中，我提请大家注意另一个“奥威尔”的多种表现形式，以及它与奥威尔这个人和作家的复杂关系。对其保持警惕可让我们在大众心理剧的喧闹声中保持清醒，因为“奥威尔”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或者一位海德先生 （Mr. Hyde）——扰乱并模糊了我们作为公正的“光明之子”（Children of Light）的自负形象。“奥威尔”把镜子倾斜着举起来对着我们，从而激起我们无休止的沉思和自我拷问：我们真的是启蒙自由主义的伟大继承者，有资格推进自由、扩大平等、培养博爱吗？这是我们文化神经官能症的表现，这种审视恰好暴露了我们后事实、后现代者身份的不稳定性。
让我们回到奥威尔本人与作家奥威尔和幽灵“奥威尔”之间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来看，乔治·奥威尔被黑暗、卑鄙的“奥威尔”幻象赋予了双重含义，这当然是不幸的。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二者也指向了作家奥威尔自身的双重性格，他不仅是清新质朴的散文精品的作者，也是“新语”和《1984》中政党口号的创造者。因此，奥威尔的文学艺术才华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内心的“奥威尔”，即使我们可能会听到他说：“《1984》，这就是我！”
然而，即使我们承认这一点，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奥威尔在舰队街（Fleet Street）的一家酒吧遇到了他的幽灵之身，很可能认不出自己——就像我们在“奥威尔”身上认不出自己一样。英国散文桂冠得主和聒噪的“新语”“鸭讲者”（duckspeaker）之间有着天壤之别，二者根本无法比较。奥威尔的形象看上去似乎与高贵的“标准英语捍卫者”毫无关系。尽管其色调纷繁多样、低沉灰暗，但《1984》仍可能是奥威尔最真实的自传，也是二战后时期最具启发性的传记。
我在研究中经常发现， “奥威尔”——这个无法估量的人物内涵极为丰富。在这方面，奥威尔或“奥威尔”要求我们将其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来处理——可以说，这是一部由奥威尔本人和纪念他、熟悉他的文学同人们共同创作的小说。他们的回忆录清楚地表明，奥威尔（和埃里克·布莱尔）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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