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3日星期一

吴祚来:比京剧进课堂更为迫切的是什么?

京剧进课堂,它很快遭遇两大难题,一是师资问题,另一是地域性问题,一些城市要让每位音乐教师都会唱京剧,这样的规定是不是科学合理?另外就是各地方言与文化传统不同,都来学京剧,是不是违反教育规律与艺术规律?

  日本教育界在上世纪末看到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中日益淡薄,自2001年开始在青少年中大力倡导传统艺术进课堂活动,他们的做法值得借鉴。一是在 教材中增加传统文化内容,让学生知道哪些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譬如能乐、歌舞伎、太鼓,但并没有强求让师生们都身体力行,而是让他们知道并懂得欣 赏,只有欣赏了,喜欢了,下一步才是让他们表演或演唱。譬如保证中小学生每学期都有一次免费进音乐厅或剧院欣赏传统艺术的机会,还有就是假期里剧院为学生 们提供演出场地与听艺术讲座的条件。

  我曾接触过研究日本艺术教育的学者,也接触过日本艺术教育方面的教授,总的感受是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更重视让孩子们动手,譬如社区里的陶艺制作室,还有与手工制作相关的材料,孩子们通过游艺就可以在课余时间里学到很多与艺术相关的内容。

  所以,比京剧更应该进课堂的,应该是传统手工艺方面的教育,譬如剪纸,譬如制陶,甚至织毛衣,还有园艺、厨艺等等,我们通过媒体看到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节日里在农民家里包饺子,而且还与陕西民间艺人一起剪纸,其实这都是对传统对民间手工的一种敬意。一个孩子会唱京剧或会唱民间小调固然会给生活增添 情趣,但一个孩子如果会剪纸装点自家门窗、学校教室,会给家人包一餐饺子,难道不是更具生活情趣与意义?京剧艺术才200多年,剪纸艺术有多少年了?陶艺 有多少时代了?中国人会包饺子又有多少世纪了?

  从培养孩子全面发展角度看,与手工一样重要的还有学生们的自组织能力与语言交流能力,我们看到各种学习班里,孩子们都在整齐划一地学习知识,背 诵经典诗文,但我们在哪里能看到,教师与家长们及孩子们一起交流对话甚至辩论?我们在学校或学生业余活动中,我们有没有看到孩子们在自发形成组织,对做志 愿者或做其他公益活动与兴趣活动?我们成人要想一想,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形成一种模式与惯性,将孩子看成被动接受者与成人的意志实现者,而 没有从孩子心性发展角度来给孩子们一些真正有益的东西?

  也就是动手能力、审美能力、交流能力与自组织能力。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科学知识,进入教材都应该针对孩子们身心发展,并适应孩子们身心发展 需要。我们不能因为某一种内容对社会有用,对成人们觉得有用而一厢情愿地强行加入教材,这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不尊重,也是对教育规律的悖反。

  在对孩子们进行传统教育、知识教育、能力教育方面,教育部门应该有一个整体思维,教育要以儿童为主体,为中心,要适应孩子身心发展需要、世界与未来发展需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与价值追求!

  (原载《广州日报》,吴祚来 中国艺术研究院)

陈志武驳秦晖:《南方周末》从启蒙沦为“二花脸”

作者:朱健国

1、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这个“中国奇迹”,是一个需要各方专家和民众共同参与研究的复杂问题。但是,《南方周末》近来分三期连续发表了 秦晖的二万四千字的长文《“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却一直没有发表相关对立观点文章。这种号称“公共平台”实则“一元化”的办报方针,使读者难以“兼 听则明”,也使秦晖该文的局限得不到及时的争鸣与修正。
图为陈志武

或许,在《南方周末》看来,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的秦晖,是大陆学界认可的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其力作《“中国奇 迹”的形成与未来》的正确性无可置疑,完全可以作为主旋律一锤定音,无须争鸣与批评。不幸,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没有读到与秦晖相反观点文章时,我 也以为秦晖的“中国奇迹论”算得有理有据,不偏不倚,自圆其说。然而,读罢《经济观察报》关于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访谈《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作者李利 民),才猛醒:秦晖“中国奇迹论”貌似公允,实则囿于一叶,多有片面,似乎在以小骂大帮忙的“二丑艺术”夸大“中国渐进优势”,淡化“中国体制劣势”,扩 大“全球学美国,美国学中国”的官方臆想,变相认可“低人权”、“低自由”、“腐败是第一生产力”,多有为肉食者粉饰太平之嫌。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智者千虑难免一失,写过许多金玉良言的秦晖有一篇谬论,不奇怪,不可怕,可怕的是立志让人们“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却不知 为何,只欣赏推崇秦晖的“中苏比较论”和“短时期比较”,而对陈志武教授之类的“中美比较观”及“长历史段研究”避之千里唯恐不远。

2、

比较秦晖、陈志武两位知名教授的“中国奇迹论”,可以发现,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的主要局限有三点:

其一,仅仅在六十年的“中苏比较”历史背景下研究“中国奇迹”。
秦晖的整个论述,是建立在“中国奇迹”与“东欧(前苏联)困境”的比较下的,所谓“中国奇迹”,是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三顺差”,“中国表现出来的‘竞争 力’恐怕是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贸易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爆炸式的增长,GDP爆炸式的增长,城市化也是爆炸式的增长。全球资本涌入中国,中国生产的商品 涌向全球。”虽然他没有仅仅就三十年论三十年,将视线扩展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前的二十八年,但整个历史眼光也仍然只在六十年之内;所谓“东欧困境”,主要指 1980年以来的苏联主导下的东欧之变,虽然将背景扩展到“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之前几十年的“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年代,联系到“斯大林 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仍然也只有五六十年的历史视野。

这种“纵向止于新中国,横向止于前苏联”的狭隘视野,自然容易盲人摸象。事实上,“中国奇迹”绝非仅仅是中国三十年或六十年的中苏变迁结果,而是世界一百多年科学技术飞跃发展和国际贸易关系变化的综合影响所致。这一点从后面介绍的陈志武观点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其二,秦晖对“中国奇迹”的研究,虽然跳出了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所谓“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却陷入以财富多少论英雄的“纯经济论”——秦晖虽然对“东 欧的‘激进转轨’不如中国的‘渐进转轨’”,并不完全接受,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因从农业时代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直接跨入市场经济,起 点低所以效益特别显着;中东欧的变革,是从工业时代的“有计划的命令经济”或“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进入市场经济,起点高,增益自然不太明显;但是,他在 完成这一成功的研究之后,却迅速进入一个误区——以财富多少论英雄:“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 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那些‘唱衰中国’的人已经输了,而看好中国的观点得到了证实。”

这就如同一些市井之人,“笑贫不笑娼”,尊匪不尊民——对于一些地痞恶棍以明抢暗偷走私洗钱行贿腐败和污染环境透支子孙饭而暴富,也照样致敬称臣。

如鱼饮水,中国老百姓最清楚“中国奇迹”的暴富秘诀。“中国奇迹”的确经历了秦晖所说的三阶段:1978(也可延伸到1975)至1989年是第一轮改 革,1992年到2000年是第二轮改革,2001年至今是第三轮改革。但第一波改革之所以深得人心,基本上全体人民都是受益者,主要原因并非是秦晖所 说:因为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所以一改革就出现“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所谓“双重效率增 益”,秦晖没有明言,可能是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方式共举带来的效益,所谓“负帕累托”,秦晖称“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 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改革前的胡闹’为后 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 “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 ——这一说法固然有其新鲜感,但“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并非处于“怎么干都比以前好”——比方说,如果按照华国锋在文革结束后的三年里的“两个凡是”路 线,显然只能徘徊不前,比文革好不到哪儿去。人所共知,1978至1989年第一波改革成功的真正的原因,是初步实行了“民主改革”,其“民主改革”的主 要特征有:

思想解放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至下的“奉旨解放思想”。这从深圳特区是由袁庚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提出办蛇口开发区而引起可以证明,也从安徽小岗村 22户农民秘密分田到户带动全国农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可见。一句话,第一波改革是由百姓的意志得到庙堂高层的认可而进行的“民主改革”,唯其如此,努力 扩大人权与自由度的第一波改革才是人们至今怀念的真正的思想解放之改革。秦晖将这一关键的“阶段性民主因素”曲解为“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 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客观上掩护了后来(第二波改革、第三波改革)以废黜“民主改革”转为“官主改革”的专制回潮复辟。好像中国改革开 放三十年中,从来就不因为民主增量而有所推动。

对于第一波改革中,邓小平一度真心认可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赵紫阳两任开明总书记力推民主增量,“右派吏部”李锐竭力保护改革干部,“三宽中宣部长”朱厚泽淡化党文化宣传等影响经济改革的重要政治因素,秦晖一概视而不见,只是津津乐道其“无代价增益”。

其三,在全然无视民主增量对第一波改革的关键作用,以及第二波改革借助了第一波改革民主增量建立的民意对改革旗帜的支持惯性,秦晖进而认定“中国奇迹”的 主要原因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这是赤裸裸地为专制和腐败唱赞歌。在秦晖眼里,只见权钱交易带来的高效益,而不见其高效益 的真正依托是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三十年的飞速进步和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变化对“中国奇迹”的重要影响,更不论“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是建立在对环境 污染透支和对工农草根的残酷压榨剥夺的抢钱、偷钱、挪用之上。

秦晖说: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

秦晖在这里首先以经济学的术语“帕累托改进”抛弃了自由民主宪政对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以秦晖的解释,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 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这就是说,“帕累托改进”其实是一种结局结果,并非方法和路径——秦晖在这里似乎本末倒置,他故意不谈是什么才能导致 “帕累托改进”,如何才能加快“帕累托改进”——毫无疑问,正是自由民主宪政才能产生和保持“帕累托改进”。

秦晖不是不明白,西方经济学早已论证,“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 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用科斯的话说,就是用自由契约的企业,而不是用奴隶制来降低“交易费用”)。或者说,它是要降低全社会为维持交 易体制而付出的总费用,而不仅仅是用压制一部分人的办法为另一些人节省“出价”。但是秦晖仍然要为中国“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之 “交易成本”变形评功摆好。当然,秦晖会说自己是在以实践来检验真理——今日事实上中国经济出现了“中国奇迹”,“国际上左右两派经济学现在都在唱中国的 赞歌”,为何不能承认专制也有益于经济发展呢?秦晖深信:在封闭的状态下,这种命令经济对注重创造性的现代自由经济不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低人权”极大扼 杀了人们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但是在全球化、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但又没有人权全球化的背景下,就有了这样一种可能:自由经济的创造可以被缺乏创造性但善于模 仿的强权经济比较容易地接过来,再依靠强权的优势把它“高效率”地产出。于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就可能出现:福利国家竞争不过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竞争不 过低人权国家。

秦晖最终嘲讽西方想学中国而不得:“发达国家,在中国的‘竞争力’面前也存在着‘左派无法减自由,右派无法降福利’的‘困境’。” 现代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

3、

事实果真如秦晖所论?陈志武对秦晖的上述观点给予了有力一驳。据《对改革路径的再思考》一文,陈志武主张在秦晖观点之外重新思考“中国奇迹”,要在从一百 多年的生产力变化和国际秩序变迁来研究“中国奇迹”的真正动因,以“中美比较观”及“长历史段研究”方法认清中国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中国奇 迹”是改革释放“后发优势”的结果,但又因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的跛足改革而面临严重的“后发劣势”,“中国奇迹”可能崩溃于“后发劣势”。其要点有十 ——

1、“后发优势”——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中国通过“改革”(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充分利用了后发的“优势”部分所致。仅仅“改革”和“开 放”是难以造成这些成就的,因为晚清、民国时期是私有市场经济(所以,那时不需要做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且也是“开放”(尽管晚清是被迫“开 放”),可是那时的“改革开放”没有产生这种经济成功。如果说今天的成功是因为“人多力量大”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站不住脚,原因是1830年时中国 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二,而今天只占五分之一。

2、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说机遇来自于世界,具体讲来自西方,而非源自中国。 “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根据英国着 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全世界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两千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从19世纪到20世纪,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发展?到1880年,工业革命已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全面进入新的高潮,特别是从那以后,电气技术、汽车技术、飞机技术、电话技术相 继出现,1940年代后又出现电脑和互联网,生产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根本性突破。工业制造技术越来越成熟,使其跨国界移植不成问题,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 术的发展使这种跨国移植又变得可行。这些发展从根本上使世界人均GDP自1880年后发生飞速增长。这是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即能快 速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工业革命背景就不会有中国的成就。

3、中国GDP的80%以上都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比如,中石油一家公司去年的利润就将近2000亿元人民币,营业额超过8000亿,对中国GDP贡 献一万亿以上(包括间接贡献)。仔细想一想,中石油给中国GDP的贡献是源自哪里?这一万亿的产出,在100年以前是不可能有的。换句话说,100年前的 晚清政府,不管它有多能干,也不可能出现中石油这样的大企业。因为汽车业是1900年之后才开始,汽车的普及是石油业的前提。而相比之下,到1978年中 国“改革开放”的时候,石油行业在全球已经很大, 1978年以后,中国很快就出现了中石油、中石化以及中海油这些大能源企业,现在这三家企业加在一起对中国GDP的贡献占10%左右。电力行业等等也是 19世纪后发展起来的。


4、今日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从国际秩序变迁角度看,情况也如此。1914年之前,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秩序是以海 军实力为基础,你没有海军势力,你就不能发展世际贸易。换句话说,晚清政府即使想把当时的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也不可能,因为先要有自己强大的海军。但是, 二战之后,新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主体,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要有许多律师,而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这也就是为什么1978年邓小平说让中国改革开放,在中 国没有强大海军的情况下,马上就可以开展国际贸易。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维系全球贸易秩序和产权秩序靠的是规则,而不是靠炮舰武力。于是,即使没有强大海 军,也不妨碍中国从事大规模对外贸易,让中国变为世界工厂。

5、“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存——在讨论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只把注意力关注在中国的纵向发展上,看今天的中国跟过去比怎样,这样当然看 到奇迹。但是,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 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了。越是往后才加入全球贸易、资本全球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行业的 国家,在增长速度方面就越有优势。到目前,中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对建立并维系世界秩序的贡献却很少,低于五分之一,但,这些并没 妨碍中国利用别人建立的技术和世界秩序发展。所以,“后发优势”实在太强了,以至于变成了“劣势”!正因为模仿也能一夜暴富,使大家容易产生错觉,好像政 治改革做不做、法治有没有、国有经济比重低不低、政府干预少不少、对权力有无实质性制衡,都不重要,因为反正经济能快速发展。甚至还推出所谓的“北京共 识”。得出“北京共识”这一结论本身就足以说明“后发劣势”的严重性。

6、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国有经济要完全民营化。前些年大家对产权私有化、对国家退出经济的认识很到位,但是,在2001年加入WTO 之后,中国国有、私有的企业都在增长,于是,一些学者和官员开始感到资产由谁所有不重要了,国家相对于社会、相对于私人的界限在哪里也不重要了。我必须强 调,如果只是靠模仿、靠出口制造来增长经济,国有企业或许也行,过去这些年的现实表现可能是如此。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依赖出口市场带动了,实际上 今后的出口市场空间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无限地拓展了,必须靠内需、靠内生的增长动力。而国有制从本质上在抑制中国内需的增长。今天许多人抱怨中国经济增长 这么快,但普通大众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不见得有太多改变,他们没有足够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7、最大的资本家是国家——大家喜欢把注意力放在分配制度上,说资本家拿的太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资本家是谁?是国家,具体讲,是国资委和财政 部。在中国经济仍然以国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增长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富,而老百姓拿的是极少部分,这不仅抑制内需增长,而且扭曲产业结构。社会中的贫富 差距的确在扩大,但国家与民间之间的贫富差距以远远更夸张的速度在扩大。以美国为例,过去10年里,美国家庭累计资产升值总额为35万亿美元。资产性财富 增长跟劳动收入储蓄的比例差不多是22:1。由此,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把劳动收入基本都花掉,存下的钱很少,因为有了这么多的资产性财富增长以 后,美国人不需要去储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消费内需这么高,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美国所有的生产性资产是私有、土地也是私有,这些资产收入和增值都直 接属于私人,通过资本化、金融化的发展使美国人可以把土地、生产性资产随时可以变现,随时能转换成消费或者再投资。私有制,使美国人的消费增长不仅跟劳动 收入直接挂钩,更重要的是,也直接跟资产性收入、跟资产增值挂钩,在资产性财富和私人消费间的距离几乎是零。私有制是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

8、中国国家资产性财富增值与百姓利益无关——相比之下,在土地公有、主要生产性资产也国有的制度安排下,中国的老百姓消费跟土地增值、跟资产性财富增 值、跟资产性收入没有关系。如果中国的GDP按年均10%的快速增长的话,土地和资产的价值应该在以超过10%的速度在长,可是,这些增值对国内家庭的需 求增长几乎没有影响,因为那些资产和土地都不是私人的,是个人所没法花或做再投资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 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按 13亿人口算,人均国有资产财富6万元。假如这些资产价值每年照GDP的速度增长,一年会增7.8万亿元,这部分财富增值如果分到个人头上,那么每个中国 人的年收入就多6千元。资产性收入呢?即使不考虑土地收入、不考虑地方国有企业的收入,仅央企去年的利润就为9800亿元,分到13亿人头上,这又多了 753元。每户5口人家每年又多了3765元!但是,我们知道,这每家每年可以有的33765元的资产增值和收入只可以想象,但因为是国有而拿不到手,更 是无法由私人花的。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国有制、公有制在中国经济中唱主角,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内需就远低于本来可以有的水平,未来的增长还必须依赖出口市 场。私有制之下,资产增值和资产收入可以转变成新的内需增长,而在国有制之下,这链条就给卡住了。

9、《劳动合同法》也体现“后发劣势”——新中国1950年代将私有财产和私有土地进行全面国有化的时候,给老百姓有个这样的许诺:你把你的土地和财产都 归公、给国家,这是你的付出,但你今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小孩教育都由国家包了。那是一种对称的交易。可是,过去30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把老百 姓的工作、住房、医疗、教育等责任丢回给了老百姓个人,国家基本不管了,但,在另一方面,国家却没有把当年国有化过来的私人财产和土地还给老百姓。这等于 是说,搞了50年的国有经济,到最后,老百姓把财产丢掉了,给了国家,但自己的生活却还是要自己负责。

10、中美国民福利之巨大差异在于中国百姓对政府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在当前这些国有资产没有私有化、还掌握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中国公民是否就真的得到 很多政府福利呢?我们可看看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的介绍,2007年在这三项上的总开支约 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 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 美元(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人年收入的六分之一)。不管按绝对数字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 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 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 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低于美国。这种“后发劣势”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 大,地方各级立法机构,还有媒体和其他监督机制,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问责很少,只有每年十天的全国“两会”时候大家象征性地举举手,就把5万亿人民币的财 政预算通过了。这些预算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是不是有些地方应该多花,有些方面要少花?是不是该把更多的钱从行政开支以及其他浪费性开支中转移到老百姓的福 利上,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投入?


4、

至此人们可以看出,虽然我们不是经济学家,对秦、陈二教授文中的专业术语不可能全明白,但是有一条,任何一个读者可以感觉到:秦晖从中苏比较看“中国奇 迹”,有利于中国官府洋洋得意,说出了官府想说而不会说的话,帮了官府一个极大的忙。不论秦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它将使大陆官府更有有信心继续坚持“低 人权”、“低自由”、“腐败是第一生产力”的中国特色。

而陈志武的从中美比较看“中国奇迹”,则让中国人看到“中国奇迹”的脆弱和危险,居安思危,奋起改革,通过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国有资产私有化,加大科技研发步伐,迅速改变中国后发劣势。

当然,客观地说,秦晖的“中国奇迹论”并不是那种一味歌颂政府的蠢文,它对官府也有些很机智的反讽,但那反讽多透出心底对权势的屈服与维护,常常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名文《二丑艺术》——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 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 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 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秦晖到底是不是沦为“二花脸”?尚待进一步“留医观察”,而《南方周末》是不是堕落为“二丑艺术”刊物,则似乎证据颇多,即从其近日新辟“中国经济黄金五 年”系列专版——将环境高污染、政治高腐败、贫富高悬殊的近五年颂为“黄金五年”,可见一斑,可见其迎秦晖远陈志武之绝非偶然,可见其对权势曲意逢迎之良 苦用心。

人曾不懂何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大结盟,透过《南方周末》“迎秦远陈”之“二丑艺术”,大可明了——千方百计以名利将一些经济精英、知识精 英诱入《南方周末》为政治精英当“三陪”,让其或发表“二丑艺术”,或被迫当花瓶,或无奈作“沉默的羔羊”……如此这般,那些精英之外的亿万草民,就不用 在乎了,草民纵然再多意见,除了“到厕所去提意见”,又奈我若何?何况,草民们大多买不起涨价后的《南方周末》,《南方周末》的读者对象早已从初期的蓝领 升级为白领、金领,早与农民工拜拜了,早已从启蒙变为“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的“二丑艺术”。

传说政治精英们现在常常表扬《南方周末》,说《南方周末》为“稳定压倒一切”作出了突出贡献,有三种精英的大结盟,是何等巩固的铁三角,强者通吃,中国的 绝大多数可利用资源尽在三种精英大结盟的成功把持之中,三种精英的大结盟已经掌握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优势,在这样的三种精英大结盟下,中国政局应当是高枕无 忧了。“大鱼如此团结,小鱼小虾还能翻浪?

不过,如果还记得历史,当知道,当年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并非“三种精英”,“坑灰未泠山东乱,刘项原来不精英”!

“二花脸”和“二丑艺术”,从来不能真正保驾护航,起死回生!

2008年 2月29日 于深圳 早叫庐
作者电子信箱:zaojl@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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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冉云飞:冉氏新闻评论周刊(47)

一:南街真相:红色亿元村靠贷款发展欠债十亿。http://city.hz0752.com/w/cn/200802/21251.shtml毛 泽东领导的大乌托邦以无辜死亡几千万人,经济弄到崩溃,几乎所有人丧失自由的失败告终,而南街村继续打这样的牌想以此印证共产极权的正当性,到头不过是恶 梦重来。换言之,南街村的领导者无非是用毛思想作为包装,用极权思想作衬里,摆脱一切相关之制约,来行一切不义之实。文章中披露出的领导者以权谋私到令人 吃惊的地步,用股份制将公家财产私有化,而让民众接受洗脑教育,而不知他们诡行之实。最可笑的是,毛的女儿李敏还捐款十万元(这十万元怎么来的应该查一 查)给这个善弄诡行的意识形态村,也许李敏虽然知道这一切,但这个村毕竟披的毛思想,在这一点上他们能达成最大的共识。一个资不抵债的意识形态烂摊子,这 样的怪胎当然只有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政权都不受制约的环境下诞生。像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实验,他们只是小范围内自愿则自我实验,而不是像南街村烧银行的 钱,并控制所在地人之思想,来进行小白鼠式的实验。南街村这样的实验,只不过是在一个极权社会,做一个更加荒唐更加极权的奴役人之试验而已。这样的试验, 居然没有多少人能用常识将其揭穿,难怪极权与愚民的悲剧天天在中国上演。

二:中国的政府规模有多大? 12亿农民才养得起。http://www.stnn.cc/china/200802/t20080225_737044.html中 国各级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已是中国不加以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导致的行政运转不力的癌症。行政机构的精简,从八十年代以降已进行了六次,全数以失败 告终。一方面,中国官方机构利益盘根错节,二来有法不依,三来机构重叠,四来陈旧的兵役制度带来的军队转业军人安置压力(除了转业军人,所有人的就业均无 真正保障),五是新增无谓的机构以驭民(众多的网警便是用纳税人的骨头熬纳税人的油,而剥夺纳税人之自由),等等,使我们不可以对大政府的小化,或者说纳 税人负税之重的减轻,抱有太大的信心。一个政府处处以限制民众之诸种自由为能事,必然是一个人员众多,行事苛酷,效率低下的大政府。这样的大政府,必然让 纳税人不堪重负,而不堪重负,你必然反弹,你反弹,他必然需要众多的人来加以压制,形成官员及公务员臃肿下的恶性循环。经济学家陈志武说出了许多经济学家 不愿说出的人话,值得敬佩。

三:南方电缆时评:铁塔电杆质量标准低 提高导线质量也无济于事。http://www.china-wire.net/xwzx/shownews.asp?id=4283前中共政府高官、学者邓拓曾经说过,凡是天灾,无不在很大程度上因人祸造成,并因人祸之救助不力,而继续使天灾的损失扩大。同理,1998年 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阿玛蒂亚森说过,民主制度下能够在灾难肆虐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受损规模,比如因灾荒而导致大规模人口死亡的事,绝不可能在民主国家 发生,印度就是很好的例子。每次灾难发生过后,不经民选的政府,深知民众虽是深受愚弄,但他们能感受到政府救灾的不力没有效率,于他们统治的合法性有所动 摇。所以在灾后,不是去探讨灾难是怎样发生的,救助不力,效率低下是什么原因?不是去问相关机构及相关官员之责,而是去自我表扬,用一些他们本该做而且还 做得不好的人事,来充当英雄,把悲剧搞成喜剧,从而逃脱纳税人对他们的责难。电缆方面电杆老化是这次冰雪之灾电力损毁的主因,而电缆质量是否真的令人放心 了呢?恐怕未必。我认为这次冰雪之灾,相关部门及其责任人,应该受到惩处,以谢国人。

四:北京大规模检查暂住证 办证群众爆棚。http://news.cctv.com/20080228/104228.shtml我 说过,我并不抽象地反对奥运会。如果奥运会真能给民众带来就业上的便利、商业上的机会,而且能够在开奥运会的过程中有效地制止贪官污吏与诸方面商人的勾 结,同时又能保证人之权利最大化,我是并不反对的。但借奥运会来让许多小集团的从中谋利,从而剥夺他人的权利,如言论自由、迁徙自由、私有财产等,那是我 们不能接受的。办暂住证的管理方式本身就荒唐无比——早就有人说,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什么我暂住在中国?——而且利用奥运要来临之机,大规模地限制民众的 诸种自由,这样爆棚的情形与大规模的治安整治(但愿不要重复八三年害人的严打之恶梦,何况严打的概念本身违法)相配套,突显的不是亲民之举,反而是借商业 体育,政府玩政治秀,转移民生视线。

五:政协委员:为奥运供水 数百万农民无水种地。http://www.stnn.cc/china/200802/t20080229_739804.html看 到这样的新闻,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是他们常常自鸣得意的“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什么是大事呢?就是能给官方通过压制民众带来的和谐,能给官方 最大程度带来利益而民众顺带有点汤喝,能够给他们苛酷的表面蒙上一层和温面纱的面子工程,就是他们要集中一切力量要办的大事。既然集中且办的是大事,那么 不管资源属于谁,不管资源配置的效率,不管是否违法,只要手中有权就集中起来,而大事呢当然是以排斥乃至侵害小事作为前提的。官方及官员的利益是大事,而 民众的利益当然是小事,所以侵害小事侵害他人之人权就不足为奇了。而且他们会用国家利益这顶帽子来将侵夺他人之利益神圣化。开一个奥运会的“利益”, 为什么不能和众多民众利益和谐共处呢?

六:教育部今年将在全国10省市区试点开设京剧课。http://edu.qq.com/a/20080221/000002.htm教 愚部(不要说我写错了,在我心目中,教育部就是教愚部)的丑事并不鲜见,与教育有关的闹心事,也相当的多。单是本周内就有重庆小学生开高尔夫球课、教授李 广茂骂另一位教授钟华、选周易进入教材等,可谓指不胜屈。编选教材是个非常讲究科学的事情,但四九年后不仅没有教材编写及教材出版的竞争,学校学生没有教 材选择的自由,使得教育的自由与中立,成为党化教育奴化教育的牺牲品。由于没有真正的竞争,加之教材编写在经济上垄断和思想钳制,所以教育部直接统死教材 便成为常事,这些都是为了愚民教育之需。不特如此,教材编写者因没有竞争,素质低下,对教育采取工具主义的态度,彻底配合愚民教育。京剧选样板戏,是典型 的仇恨的教育,这样的价值紊乱,只会为执政者带来真正的伤害。他们学会了仇恨,最终仇恨的火焰会扑向你,因为现实教会了他们,剥夺其利益的就是你们。在教 育中没有谈判、妥协、合作、宽容、平等、自由之教育,最终像这样不经民选的政府会自食其果,整个社会也因仇恨教育而必然酝酿更多的暴力和血光之灾。这种叶 公好“农”式的对农民起义的赞扬,对武力夺取政权的歌颂,从小植入学生的头脑中,会使整个社会加剧动荡及分裂的成本,你说这教育部不是教愚部,他又是什 么?

七:审计署公告18省市收费公路建设运营管理调查结果。http://news.sohu.com/20080227/n255392505.shtml最 高当轴将国家利益党派化与小集团化,并且利用国家来圣化对民众利益的侵占行为,行业集团则披着国家财产的外衣进行疯狂的部门化,教育部如此,信产部如此, 交通部当然也如此。凡是贪墨者甚多的地方,便是行业利益最为疯狂,油水最多的地方,也是行业利益少受管束的地方,交通部门出现的各种贪墨者可谓夥矣,原因 即在此。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收费公路在中国,这种行业利益的疯狂,只不过是中国众多行业利益疯狂的一斑而已。中国的公路建设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其间的疯 狂收费,可谓举世皆惊。公路建设无非以下几种情形,一是财政拨款,这是纳税人的钱,不应该收费,这样的里程有多少,应该公开;二是银行贷款或者私人投资, 应该有收费年限,在还完贷款,收回投资并且取得一定利益后,应该不收费,或者少收费。即便有些路段依旧收费,也应将收费公开化,收费是否是用于公路的维护 与建设,应该有真正的监督。现在倒好,中国公路收费,成了许多贪官污吏的钱袋子,也成了行业部门利益的小金库。

200833921分于成都

最后编辑时间:2008-03-03 18:53:15 (作者博客)

严家伟:这些左派先生才是在煽动颠覆政府

近年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左毒势力正在猖狂回潮,企图彻底否定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路线,甚至扬言要搞二次“文化大革命”。从为文革的罪恶之花宋彬彬“恢复名誉”,公然在人民大会堂找来央视主播大肆宣扬所谓“八.一八”血腥风采,到最近又把文革中江青炮制的“样板戏”硬塞进中小学音乐课程。都突现出这些“左先生“们蠢蠢欲动的丑态。然而这似乎还只是他们的“牛刀小试”而已,他们的“雄心壮志”,还远不止此。

这些“左先生”中的为首者名叫马宾,是当年中共的一员省部级高官,虽然已是昨日黄花式的过气人物,但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能量不可低估。更加在其周围聚集着一批左家庄的遗老遗少,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残渣馀孽,以及死抱着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歪理邪说不放的死硬顽固派。这些人纠集一团,沆瀣一气,甚至疯狂到公然喊出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让革命的烈火燃烧吧”!等造反口号。甚至更丧心病狂地叫嚷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平反昭雪。并在会上和网上公开漫骂胡锦涛"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莫名其妙地提出一些没有阶级性和革命性的口号和主张,例如什么'以人为本''和平崛起''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等这些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东西"。极左派把马宾的这些极左的胡说八道、汇集成一本小册子,在网上大肆炒作。然而更奇怪的是我们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却不敢找他们来“喝茶”谈话,甚至听之任之。这些左家庄的英雄好汉们,还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城市举行以“缅怀毛主席”为幌子实则为反政府的集会。参加者从200人到1700人不等。会上公然不顾中宣部官员的一再警告,大放厥词并播出文革中的《造反有理》语录歌。而平日封网,禁书,审查新闻,威风八面的中宣部官员,此时也锐气顿失,在“左先生”们的面前也似乎矮了一截。

这里我不禁要问:公开集会要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定了罪的四人帮“平反昭雪”算不算违法行为?公然集会喊出要“打倒”胡温政权算不算煽动颠复国家罪?如果这些都不算,那么有人仅仅因为网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就算有过激言词,人家既未聚众集会,更未公开号召打倒政府,为什么以“煽动颠复政府”治罪?同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可以有双重的法律标准?为什么对“左先生们如此姑息迁就?

这里我更想指出,今日坚决反对胡温政权,要想颠复胡温政府的,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马宾之流的左派。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被一些人视为眼中钉的右派,并不是象马宾之流那样,从根本上反对胡温政权,只是对其某些作法如政治改革滞后,缺乏新闻言论自由等不满意而已。但他们对三十年的开革开放政策,对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提法,基本持肯定态度。而马宾之流的极左派,则是从根本上反对邓小平,江泽民,直至胡温政府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甚至公开集会号召搞二次文化大革命,打倒推翻现政权。对现政权而言,谁敌,谁友,谁才是现政权真正的威胁,难道还不一清二楚吗?然而奇怪的是,并不是要颠复政府,仅仅对政府提出一些批评和建议的右派,被视为洪水猛兽,处处严防死守加以打压。而真正要颠复现政府的极左派,反被优待,宽容,甚至百般姑息,岂非咄咄怪事!

因此,要依法治国,就必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以人为本,就不能官为贵,民为轻,因为你马宾曾是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就可以蔑视国家法律,胡作非为。如果作不到这一点,则何以服众,何能言长治久安。

愿执政者对此应慎重深思!

2008228日完稿

200833日首发《自由圣火》)作者来稿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环球》文章的回复

-- 附录:美国伪智库调查……《环球》杂志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文川)

尊敬的编辑:

篇我们注意到,在2007年12月的《环球》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伪智库调查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的文章,该文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描述,有若干不实之词,容易误导读者。特函提请贵刊注意, 并请予以公布, 这样能展示贵刊的专业作风,同时也方便读者可以做出恰当的判断。

首先,该文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政府部门”。事实上,美国国会虽然给国家民主基金会有一定的拨款,但这是有前提的,即后者必须始终保持为一个独立的非 政府组织。基金会的理事会受两党支持,完全采取私营方式运作,成员并不由政府指派;其资助的决定也是独立做出的。国会当局将美国纳税公民的资金拨给美国国 家民主基金会时强调,虽然该基金会的运作应与美国长期的总体利益保持一致,但其所做的资助决定则须与美国政府机构的短期需要和目的独立开来,而不能成为后 者的工具。目前,两党都很支持给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拨款,而最初对该基金会怀有疑虑的国会议员现在也非常支持。

其次,该文章声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第二中情局”并与美国国务院、中情局和美国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这些内容是不对的,且曲解了基金会的实际与目标。 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清楚地列明了它的资助项目与其目的,并公布在其网站上(www.ned.org),任何人都可随时查阅。该基金会旨在 加强其他国家的民主团体和机构的力量,这不仅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希望和理念,同时这些理念也植根于普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所支持的 民主价值,也正是中国自身宪法里所规定的。

再还有,《环球》杂志上的这篇文章还指责美国的一些组织――并暗示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且企图暗中推翻查韦斯在委内 瑞拉建立的左翼政府,这些指控都是错误的。在中欧、东欧, 和中亚发生的人民运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些抗议行动,以回应有争议的选举。指称美国――并暗示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这些要求自 由和公正选举的公民抗议的幕后黑手,其弦外之音是说这些国家的人民没有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这种指控显然也是错误的。

最后,《环球》杂志的这篇文章,还包括了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委内瑞拉的资助方面的不实之词,及其在该国的目的方面的无稽之谈。例如,该文提到,美国 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了一个名为“民主协调”的组织;但事实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没有资助过该组织,同时,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关联的机构都没有对该 组织提供过任何资金赞助。在2003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曾资助一个名为“请加入”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有关宪法中公民投票程序的教育并鼓励公民参与投 票。在签名收集的过程中,“请加入”始终扮演了一个观察员的角色;事实上,签名也是由“国家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收集的。在这方面,“请加入”只是帮助 公民参与到宪法规定的程序中,这一宪法程序也是受到国际社会和查韦斯政府认可的。其它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其实还与支持查韦斯的遍布全国各地的 组织共事。

总而言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并不寻求颠覆别国政府,事实上,本基金会是为了支持这些国家而赞助增强政府进程的透明性和负责性的项目。该基金会资助的本土 组织,依靠自己的力量,推进政府开放,问责制,和法治、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及其它民主价值,这些价值也同样是中国宪法自身包含的原则。

谨此布达

Jane Riley Jacobsen
公共事务部主任,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1025 F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004
1-202-378-9700

--2/28/08


附录:美国伪智库调查

新华网 ( 2007-12-26 14:23:24 ) 来源: 《环球》杂志

在颠覆别国政权方面,美国一直是双管齐下,软硬兼施。对付伊拉克,美国用的是赤裸裸的硬霸权,而相比之下,通过资助、扶植对象国反对派、策动颠覆的招数,则是近年来被美国用得最多的“软手法”。

手握这些“软刀子”的,常常是一些披着“智库”外衣、却由政府资助的民间机构。从东欧、拉美,到最近的缅甸,一起起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风波背后,都隐约闪烁着这些号称“第二中情局”的机构的身影。

那么,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它们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惯用手法有哪些呢?《环球》杂志的独家报道将为您揭开蒙在这些美国“伪智库”脸上的面纱。

第二中情局在行动

文川

美国策划和参与“颜色革命”,是通过一系列乔装成智库和基金会的非政府机构进行的。这一类“伪智库”大多由美国政府出钱资助,名为智库,其实不过是替政府执行颠覆使命的工具罢了。

这类机构在美国为数不少,林林总总,相互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是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领导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爱因斯坦研究所。

“第二中情局”的真面目——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译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的,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该基金会形式上是私人运作,但其实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国务院、中情局和国际开发署配合行动,有“第二中情局”之称。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自成体系,有4个相关机构:共和党的国际共和研究所、民主党的全国民主研究所、美国商会国际私人企业中心及劳联和产联的国际劳工团 结美国中心。此外,还有许多所谓非政府组织受其资助,包括《民主杂志》、世界民主运动、国际民主研究论坛、里根-法塞尔奖学金项目及国际媒体援助中心等 等。

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倡议成立专门机构,以在全球“推广民主”。次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授权法》,拨款3130万美元成立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 金会,并规定其总部设在华盛顿。该基金会的任务,主要是做一些中情局因美国法律禁止而不得从事的活动,比如支持别国政党。

该基金会每年从政府预算中获得拨款,被包括在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预算当中。在2004财政年度,它的收入为8010万美元,其中7925万美元来自政府 拨款,只有少数来自其他基金会捐赠。而向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捐钱的3个基金会,其实也是政府的合同商。因此,从经费来源上看,这一基金会是十足的政府 机构。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从性质上说是超党派组织,它每年从国会获得拨款一半分配给其下4个相关机构;另一半则拨给向其申请经费的境外组织。

该基金会长期由卡尔格什曼领导,此人曾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高级顾问和美国社会民主党的执行干事。基金会现任和前任董事中的名人包括“911”事件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主席李汉密尔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比尔弗里斯特和着名保守派理论家迈克尔福山等。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网络遍及全球,行事方式与中情局十分相似,它支持的对象是全世界的右翼和代表大企业利益的政治组织。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艾伦温斯坦就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就是25年前中情局曾经做过的事情。”

经典案例——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参与境外颠覆的经典案例是委内瑞拉。自1999年查韦斯在委内瑞拉建立左翼政府后,美国千方百计企图颠覆这一政权,其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基金会通过设在美国驻委大使馆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和由美使馆控制的三个“私人”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三家办事处同几十家委内瑞拉机构、政党和组织进行联系,向它们提供活动资金。

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在委主要活动是通过提供资金、活动场所和邀请访美等手段,支持政治反对派推翻查韦斯政权及其政党联盟,包括向反对派政党、非政府组 织、媒体、研究机构、大学、工会和企业主提供资金、培训人员、提出建议、进行领导等,对查韦斯政权实行“静悄悄的干涉”计划。 该计划有短期、中期和长期明确的目标。它始于克林顿政府时期,布什执政以来,这项计划得到加强。在接受该基金会资助的组织和个人中,有一些直接参与了 2002年的未遂政变、2003年石油业大罢工和2004年企图罢免查韦斯的公民表决。但这三次阴谋均未成功。

据美国媒体披露,该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组织——争取自由经济知识传播中心和民主协调,提供了113万美元,资助其“建立委内瑞拉共识”计划,用作举行 研讨会、开展活动的经费。民主协调在获得经费后,制定了“国家共识计划”即过渡计划,计划的目标是推翻查韦斯政府,建立过渡政府。委反对派另一个组织“请 加入”组织获得5万美元资助,专门用来征集反对查韦斯的人的签名,想通过2004年全民公决投票来罢免查韦斯,但遭到失败。

在去年大选中,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又千方百计企图阻挠查韦斯再次当选总统,又再次失败。

金融炒家帮衬政府——开放社会研究所

与美国政府成立的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不同,开放社会研究所是由国际金融炒家乔治索罗斯创办的,与他旗下的索罗斯基金会其实是一个机构、两块招牌的关系,总部都在纽约。此外,索罗斯还设立了“西非开放社会倡议”和“南部非洲开放社会倡议”这两个相关项目。

尽管不是出自美国政府“嫡系”,但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全球“推广民主”、颠覆政权方面的目标与美国政府不谋而合,并经常与政府机构相互配合。

目前,索罗斯基金会在欧洲、亚洲、拉美和非洲都设有分会,但名号各有不同。这一基金会的活动已延伸到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运作模式通常都是由开放社会研究所提出计划,然后由各地的索罗斯基金会负责实施,两个机构一年的花费分别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

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对外宣称,其宗旨是“致力于建设和维持开放社会的基础结构和公共设施”。但批评者指出,“开放社会”不过是一个招牌,援助和 扶贫也不过是装饰门面。索罗斯的真实意图是向那些“不够民主”的国家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掀起“民主浪潮”,通过国家政权更迭为自己的金融投机 鸣锣开道。因为根据他的理论,一个“封闭”的社会缺乏金融投资的机会,只有“开放”了,才能让他发财。

经典案例——

索罗斯出生在东欧,在美国发迹后时刻不忘“改造故乡”。苏联解体后,他的基金会便开始在独联体国家投棋布子:

1990年,该基金会在乌克兰创建国际复兴基金会,大搞“民主渗透”。截至2004年,共投入经费8200万美元,除了在首都基辅设立基金会总部外,还在 24个地区开设了分支机构;基金会1992年进入摩尔多瓦,推广西方价值观;1993年选中在西方有“中亚民主岛”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重点扶持该国的独 立媒体,并以卫生、文化、教育等领域为突破口,迅速扩大影响;1994年进军格鲁吉亚,正式跻身外高加索;1995年,索罗斯将自己的触角伸向中亚大国哈 萨克斯坦,试图将其作为进军中亚的桥头堡;1996年打入乌兹别克斯坦。鉴于外高加索的战略地位,1997年,索罗斯基金会将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入其全 球网络。

在俄罗斯,不但设有索罗斯基金会分会,还有近10个所谓研究机构。开放社会研究所-索罗斯基金会在独联体国家活动的目的都是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为建立亲美政权服务。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橙色革命”。美国议员透露说,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乌克兰开放社会研究所在发动“橙色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当上总 理的尤先科就是该研究所的董事会成员。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黄色革命”。实际上,索罗斯基金会下属的吉尔吉斯斯坦开放社会研究所早就为在吉推行 “民主”做了大量工作。

“老牌颠覆专家”——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总部也在华盛顿,并在大约12个国家设有分部。该组织最出名的是每年发布对各国民主自由状况的年度评估报告。自由之家创办于1941年,是美国老牌的“颠覆专家”。

虽然号称“独立智库”,但自由之家四分之三的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早在冷战时代,它就支持过苏联和波兰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如今,它的触角不仅普遍及独联体和东欧,还在中东、中亚和拉美设立了据点。

自由之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理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商人、工会代表、新闻记者等。前中情局局长伍斯利曾任理事会主席。目前理事会成员中包括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

由于自由之家经常发表报告对别国品头论足,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不满。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些报告完全以美国的一己之见为标准,充满了偏见。

而该组织更重要的任务,是在一些国家推动“人权”和“自由”,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据悉,目前该组织的“工作重点”是朝鲜和非洲。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该组织是受到美国国务院资助、在伊朗进行“秘密活动”的几个机构之一。

对于颠覆别国政权的使命,自由之家倒并不讳言。该组织在一篇所谓研究报告中称,“颠覆政权的催化剂在于广泛和非暴力的公民反抗,具体手段包括抵制商品、大规模抗议、封锁、罢工和违抗命令,从而削弱专制政权的合法性和他们的支持者,包括军队的忠诚度。”

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教授乔姆斯基早在1988年就指出,自由之家与中情局、自由欧洲电台等官方机构沆瀣一气,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国际右翼势力扮演宣传工具的角色。

经典案例——

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动动乱,总统阿卡耶夫苦心经营15年的政治基础在一个月之内就被彻底颠覆。据美国媒体批露,自由之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重要新闻》是吉反对派主办的一份报纸,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动荡之际,该报至少接受了美国政府7万美元的资助,并由自由之家在吉分会下设的印刷厂出版。 在阿卡耶夫下令掐断自由之家分会电力服务的次日,美国驻吉使馆便向自由之家紧急支持了两台发电机,发电机上清楚地标注着“美国政府财产”的字样。

在吉议会选举前夕,《我的重要新闻》刊载了一座修建中的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的照片。此举立即在吉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激起了民众对阿卡耶夫政府的不满。当时反对派领导人在自由之家资助下,成卡车地运送报纸在全国范围内免费分发。

缅甸乱局背后的“操盘手”——爱因斯坦研究所

这个冠名“爱因斯坦”的研究所乍一听好像是个科研机构,但实际上是一个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以在全球策划不流血“软政变”着称的机构。

爱因斯坦研究所的创始人吉恩夏普是研究“通过非暴力反抗颠覆政权”的专家。他和该研究所所长、美军退休上校赫尔维为全球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培训。塞尔 维亚、津巴布韦、委内瑞拉、缅甸、乌克兰等国的持不同政见者都曾受过该机构的“教诲”,并在这些国家的政治风暴中加以运用。

法国记者梅珊曾经写过《爱因斯坦研究所-中情局制造的非暴力运动》一书,对该组织如何通过“非暴力反抗”进行“软政变”进行了详细披露。爱因斯坦研究所的经费来自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归根到底也是出自政府拨款。

据悉,该组织定期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出意识形态进攻的策略报告和计划,然后由研究所下设的“人权基金会”、“民主价值基金会”及“宗教自由基金会”等多个 子机构实施。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以及近年来的“颜色革命”当中,都有该组织的影子。目前,它的工作重点是缅甸。

经典案例——

据媒体披露,在最近缅甸发生的所谓“藏红色革命”当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创始人夏普其实是一系列反政府活动的“总导演”。

爱因斯坦研究所自1989年开始便在缅甸活动。据悉美国政府曾一次性拨给该所5200万美元作为缅甸专用经费。该研究所现任所长赫尔维是美国前驻仰光使馆的武官,也是中情局特工,对颠覆政权十分有经验。

1989年,在赫尔维引荐下,夏普来到缅甸,为当地反政府人士提供“非暴力反抗”方面的训练。在此次缅甸动乱中,爱因斯坦研究所借着多年来建立的网络和人脉兴风作浪,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配合行动。

“伪智库”声名狼藉

这些“伪智库”不仅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许多抗议。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4年前在国会痛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的作为,指其以 “推广民主”为名推行美国少数利益集团的主张,自身管理不善,贪污现象严重,不但浪费美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反而在国际上给美国处处树敌,并呼吁国会取缔这 一组织。

一些美国自由派学者、律师和活动家更是创立了国际民主基金会,与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针锋相对。他们指出,“民主在美国已陷入急剧恶化的可悲境地,但美 国政府却以全国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等组织为依托,在海外大肆从事自诩为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民主等触目惊心的伪善活动”。相反,他们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援和促 进美国自身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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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舟:认识自己的认识能力,是中国成功的前提

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主要依靠自己的认识能力。而人类的认识能力在理论 上虽然可以说是无限的,而在生活实践中却只能逐步展开,也就是说,虽然理论上讲人类应该能够认识世界的本质,但是在生活实践中却只能经验地透过认识一层又 一层世界表象逐步接近认识世界的本质。因而,在经验中不断展开认识能力,纠正已有认识的偏颇,逐步深入认识世界,就成为人类认识发展史的基本特征,一如哈 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中所说:“人们对外部世界所持的观点,永远是他要予以克服的一个阶段”。“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忙于修改人们所持有 的世界图式,在它看来,这种图式永远只是暂时性的”。

人类的认识在对已取得的认识成果不断否定中稳步发展,近代以来的西方科 学体现得尤其鲜明。其实,以地中海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历来如此。突破埃及文明对死后不朽的执着之后,继起的巴比伦文明更加重视生前的享乐,突破巴 比伦文明对生前享乐的追求,继起的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更尊重理性和信仰。

所谓理性,就是人对自己认识能力的更自觉地认识,:不仅认识到人的认识 能力的无限可能性,努力寻找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世界的本质,而且认识到人的认识能力的绝对局限性,承认已有的智慧其实一钱不值,必须永远坚持不懈的努力 追求新知识,直达认识世界的本质。雅典人的理性觉醒,开启了意识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质,思想决定生活的文明新时代,世界在人类面前逐渐由混沌变得清晰起 来,自由的雅典人发明的民主政制,自由的雅典人取得的科学成就,一千多年后,成为发源于西欧的人类近代史的直接推动力量。

所谓信仰,就是人随着认识能力发展为自己找到的精神支柱。就像理性是人 对自己认识能力的绝对局限性的认识一样,信仰实际上是人对自己精神力量有限性的认识。人的精神力量有限,无限的世界的本质遥远,有限的人在追求无限的世界 的本质,需要精神支援,坚忍不拔的犹太人聪明地把无限世界的本质定为崇拜的目标,有限的精神以无限的精神为支柱,希腊人有些软弱的理性坚强起来,意识决定 存在,精神决定物质,思想决定生活,结出愈来愈多的胜利果实,终于把人类由农耕游牧时代,引导到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一体化时代;正在把地球的主 人变为开发太空的勇士。

与西方自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以来意识决定存在,精神决定物质,思想决 定生活的传统不同,中国的认识能力没有发展,既没有对人的认识能力的理性认识,也没有寻找必需的精神支柱,依然处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生活决定 思想的阶段。日出日落,天圆地方,是中国永远的世界观,“民以食为天”,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人生观,从秦始皇帝陵到清朝皇帝的东西陵,厚葬之风不断;从阿房 宫到颐和园,享乐之习日炽;中国文化和思想不是认识未知世界的利器,而是适应已知世界的谋生工具。适应世界的结果是,既适应了强秦、大汉、盛唐、宋、元、 明、清一次又一次转瞬即逝的锦绣繁华,也适应了秦末、汉末、唐末、宋末、元末、明末、清末一次又一次惨绝人寰的浩劫灾难,适应得一次又一次在锦绣繁华的废 墟上重建锦绣繁华。

或曰,这些都成历史,中国早已今非昔比。其实不然。中国对世界的新认 识,并不是自己的认识能力发展的胜利果实,而是拾人牙惠——别人认识能力发展的累累硕果。中国的认识能力变化不大,天安门广场上不是还有陈列尸体的水晶棺 么?大中城市不是布满了楼堂馆所、洗头房、洗脚房么?“摸着石头过河”,不是要闭上认识世界的眼睛,跟着感觉走去适应世界么?解决温饱的小康社会,不是 “民以食为天”的现代版《桃花源》么?二千年前雅典人就已卓有成效地运用的自由民主,几百年来发达国家成功运用的宪政法制,中国只用作幌子,摇来晃去,欺 世盗名,千方百计,软拖硬磨,根本不懂得“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能说中国的认识能力提高了?中国跟过去不同了?

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说得好,“毫无疑问,哲学是人类知识的顶峰,是一切 科学都努力以赴的目标。因而,科学中的每一进步,在某种意义上讲,都向着哲学前进。科学毫无疑问,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艺术,对人类的智慧来说,它当然促进了 这些艺术。但是,生活的一切艺术又是什么?动物本性的一切享受,不能与人类谋求幸福艺术相比——这是一种只有借助教育才能获得的艺术,只有借助哲学,才能 使人谋求幸福的艺术臻于完美!相比之下,科学的真理对哲学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建筑的材料而已!”

伟大的科学家是在希腊文明和希伯莱文明的熏陶中成长的,他讲的意识决定 存在,精神决定物质,思想决定生活的传统道理,在存在决定意识,物质决定精神,生活决定思想的传统浸润中长大成人的中国人未必会明白,未必愿接受,但无论 如何,总要认识到自己是人,不是动物,因而必须超越“动物本性的一切享受”,过人的幸福生活——物质方面的满足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精神方面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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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344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2008年3月2日星期日

张鸣:燃放鞭炮的民主和人道问题

每年过完春节,关于是否应该燃放烟花爆竹的争论就会出来,大家争不出个名堂,政府也只好禁禁放放,而现在的趋势,基本上是弛禁的局面,可以预计,明年会有 更多的城市开禁,而北京开禁的尺度会更大。开禁的理由,是民意,自从禁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过年没有年味,没有气氛,似乎如此下去,年将不年,国人的 传统,也随之消散。

2007年春节前夕,北京市教委、公安局、消防局在开展了“依法、文明、安全燃放烟花爆竹,共度和谐春节”主题教育活动。

我不否认,如果在全国举行公民投票,估计十有八九是支持开禁的人占多数,如果简单地理解民主,理所当然地应该服从民意,听任老百姓燃放烟花爆竹,但是,我 不认为,过年燃放鞭炮,是一个民主程序可以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像这样的问题,根本不应该用投票或者其它办法考察民意多寡来解决。

春节放鞭炮,是一个很古老的民俗,它本身,蕴含了中国人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驱魔祛邪,求福迎吉的强固心理,也契合了国人大人孩子过年追求热闹的心情,因 此,属于一种具有巨大需求的民俗习惯。但是,这种习俗产生之初,仅仅是放爆竹,没有什么火药,大家听个动静不大的响声而已,后来有了火药,但由于制作技术 粗糙,而且人们的购买力有限,动静也不是很大。记得我们小时候,鞭炮都不很响,比较响的二踢脚,非常少,很多人家都买不起,过年放鞭炮,也就是星星落落。 然而,随着改革以来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买花买炮,不再是个问题,而且好像烟花爆竹业技术也突飞猛进,感觉鞭炮是个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一度有些鞭 炮看起来简直就像手榴弹。因此每到过年,居住十分密集的城市里,放起鞭炮来,简直令人恐怖,在外人看来,完全像是在进行一场真实的战争,爆炸声震耳欲聋, 即使在密封相当好的房间里,两个人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硝烟味,呼吸几难。

放鞭炮放到这个份上,事实上,无论有多少人支持,都不应该了,且不说放的人本身不慎造成的伤害,就算人人都炸不到自己,也不应该。每个人群里,或多或少都 有害怕惊扰的病人和老人,以及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这样强度的爆炸声,已经足以令这些人受到很大的伤害,某些特别敏感的有心脏病的人因此死亡,也不是不可 能。同样害怕爆炸声的还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鸟,以及各种小动物,真不知道,从初一到十五这些天,它们都是怎么过来的,我只知道,郊区很多农家养的鸡,会 因此很多天不下蛋,甚至死掉。

害怕爆炸声的老人、病人和小小的孩子,他们肯定属于少数,但是他们的过安静生活的需求,却是根本性的,这种需求跟一般老百姓的民俗需求,不在一个层次上, 民俗需求,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性需求,只考虑多数人的额外需求,而放任爆竹放肆地轰炸,因而对少数人的生命因此遭受伤害,是不公正的。就像人们不能用投票 的方式决定是否取缔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涉及到人们的生命安全的问题时,即使仅仅涉及的只是少数人,民主也必须在此却步,因为,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问 题。

如果要考虑过年过节的气氛,我倒赞同过年可以放一点响动不大的烟花,让烟花的美丽,点缀节日的天空,当然,最好有一定的组织和控制,防止由燃放烟花导致的火灾。

刘晓竹:中南海的八大胡同

今 日中国,世风日下,朝纲不振,究其原因,上梁不正也。过去,北京有一个娼妓集聚的八大胡同,黑道横行,鸦片遍地。今天,北京有一个政治上的新八大胡同,从 中南海向全国延伸:官场接黑道,警匪一家,无法无天;理论成鸦片,愚昧人民,假大空骗。以下根据《半月谈》等文件资料,归纳列出最高当局的八个问题,简称 中南海八大胡同。

北京前门八大胡同旧址

胡同一:不抓紧个人学习,满足于一知半解,不研究新生事物。集体学习,装点门面。

胡同二:严重脱离群众,不了解民生疾苦,不尊重百姓人权。对贫困群众不关心,对上访冤屈不动心。只准老百姓说好话,听不得批评意见。方法简单,作风粗暴。

胡同三:高高在上,脱离实际,说话飘浮。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操纵媒体,吹吹拍拍,热衷献礼工程,重视形象奥运,劳民伤财,增加老百姓负担。

胡同四: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与民争利。嘴巴上讲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但优良作风早已荡然无存。每到一地,前呼后拥,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

胡同五:只顾自己,不顾大局,只顾亲信,不顾整体。不适当地强调领导地位特殊,希望百姓利益服从领导利益,国家利益服从官僚利益。依法治国,胎死腹中,法制建设,流于形式。

胡同六:胡锦涛心胸狭窄,任人唯亲;温家宝独往独来,包办代替;贺国强无视组织原则和程序,爱搞小动作;周永康唯我独尊,作风霸道。

胡同七:有了权力,忘乎所以,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以及亲信谋取私利的工具,家族聚财,子女利益,助长各级官员以权谋私。

胡同八:缺乏文化品位,生活情趣不登大雅之堂,不检点、不正派。视察时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与下面人沆瀣一气,对权色交易视而不见,放任不管。

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个个胡同到中央,中央就是中南海,八大胡同胡乱来。一句话,中南海八大胡同就是权力腐败的总根源,就是歪风邪气的加油站,就是贪官污吏的协调处,就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春天到了,万物复苏,难道老百姓不应该进行一次民主大扫除吗?

(自由亚洲电台2008.02.29)

章立凡:政治体制,既要改革也要开放

2008这个年份,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异乎寻常。在巨大雪灾之后,奥运开幕之前,正当人们对期待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几乎失去耐心之际,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高调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照中共十三大以来形成的惯例,历届二中全会都是在二三月间召开,不同于绝大多数在秋天召开的全会。这是因为每次二中全会正值人大、政协换届,国务院也要产 生新班子。五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也曾审议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意见》,建议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形成《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提交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今年的二中全会,出台了标题基本相同的两个文件,与上次不同的是:套话有所减少,以“大部制”为蓝图的《国务院机构 改革方案》直接出台,并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时间表。

据现代化理论,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各级管理会出现“科层化”现象,政府机构将变得庞大臃肿且效率低下。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政权官僚化的弊端日益凸显, 社会转型引发的尖锐矛盾,令积重难返的官僚体制穷于应对。即便是从维持执政地位考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修复并提高执政能力,业已成为执政党的当务之急。

两年多以前,笔者曾发表《“节约型社会”首要在“节官”》(2005826日《南方日报》)一文,指出欲倡“节约型社会”,须有“节约型政府”,执政党和政府应首先节约社会管理成本。这个话题在凯迪网络等互联网媒体上引发了热议,《炎黄春秋》等报刊也相继刊发此文。同年1226日,《人民日报》发表钟季岩的文章《关键是建设节约型领导机关》,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需要党政机关率先垂范”。两年半之后,传来了“大部制”即将出台的消息,我的态度是以平常之心乐观其成。

50 代迄今,国务院已先后进行过十次机构改革,不少部委分了又合,合了又分,骈枝机构“翻牌”重出之事屡见不鲜,公务员队伍冗员日增,效能低下的“豪华型政 府”令纳税人不堪重负。形成这种历史惯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人大习惯于充当“橡皮图章”,未能实施有效的监督。在这种背景下,来自民间的舆论监督,以 及执政党以开放态度与民间的互动,就显得很有必要。

十一次机构改革如能成功,对于政府和民间而言都将是“双赢”,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局面早已形成,“权力寻租”的利益共同体盘 根错节,这场自上而下的“变法”必将触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从中央到地方,从高层到中层以降,也各有自己的计算。中国能否在一党执政体制下产生一个公正、 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纳税人不妨拭目以待。

1949年迄今,中国人以二十九年的时间经历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又以三十年的时间感受邓小平开创的改革。我国的国民经济因“改革开放”而起飞,并有望成为经济大国;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体制,却因某些历史原因迟迟没有“改革开放”,影响了中国作为民主大国的崛起。

年前的中共十六届二中全会曾经强调:“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推动我国上层建筑更好地适应经济基础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 和创新,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这也从另一角度明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完全意义上 的政治体制改革。

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切实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这些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应有之义。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授权,政党的执政能力来自人民的支持,没有全民的参与及公平受益, 就不会有改革的成功。

民主是普世价值,政治体制不仅需要改革,也需要开放。提高政治透明度,打破言论禁区,切实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之公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现宪政下的民主监督和民众参与,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2008
228 风雨读书楼
2008
32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时标题和内容有改动)


【附】:

章立凡:
节约型社会”首要在“节官”

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国策,主张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目前政府通过各新闻媒体,忙不迭地征求节水节电节能源的各种节约点子,宣传声势之劲,颇极一时之盛。

认真学习国策之后,我也想出了一个节约点子——“节官”。

当今中国,冗员才是最大的浪费。试想若官员只有如今的半数,则各级政府大楼或可少盖一半,地皮、建材、人工、能源、日常维护费用等就一概节约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件大好事,但不应仅限于节约经济资源,理当标本兼治。将空调设定于摄氏27度,是可节约不少能源,但究属治标;治本之策,还须从节约社会成本做起。否则你辛辛苦苦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他那里大笔一挥圈地起楼——节约还是赶不上浪费。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194111月, 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的议案有不善的动机。交付 表决时,李先生发言刚毕,毛泽东就站起来,边鼓掌边走到台前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 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 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精兵简政”的议案终获通过,毛泽东为此撰写了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发表于《解放日报》;又在《为人 民服务》的著名讲话中,再度肯定“精兵简政”。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他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两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被严格控制,搞得不少单位啧有怨言。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很快就被突破了。总理周恩来在1954 的一次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二万人增加到八万人。实际上现在是七 万七千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八万七千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二万增加到八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周恩来经 济文选》——《要精简编制》)

治理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八万七千人的中央政府编制算不上一个大数字,但周恩来用了“大堤溃决”四个字来形容,视若洪水猛兽。其后五十年间,干部人数 不仅以几何级数增长,还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官僚体制如同顽固癌细胞,本能地无限自我克隆,你从这边宣布裁撤,他在那边“翻牌”重出江湖。党和政府 家大业大,虽历经多次精简,“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仍停留纸上。

泽东时代“党政不分”,干部常身兼党政两职。八十年代倡导“党政分开”后,各级机构仍保持党政两套班子,形式上党的领导干部一般不兼行政职务,官位数量则 比“党政不分”时代有增无减。中国共产党乃无产阶级之先锋队,不像国民党拥有自置党产。上溯瑞金、延安供给制时代,自夺取天下到于今,中共党务干部为人民 服务,薪给待遇历来由国库支出,不从党费开销。“党政分开”原系建设法制国家的应有之义,但纳税人同时负担两套班子的运转成本,也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中国 特色”。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摆出了一个数字——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据他披露:“1979年,我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2万人;当今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他大声疾呼:“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固然成就骄人,但也在社会上吹起一股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风,其间的领军人物,有不少是专吃主人的“公仆”。据有关报道,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达2000亿。除却公款消费吃喝旅游以及贪污受贿等公权力造成的违纪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国库损失,各种行政不作为、“拍脑门”决策和“政绩工程”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隐性资源浪费,更不知凡几!——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官口膨胀”却未见有相应的铁腕来钳制。目前社会资源的浪费,远不止于官民比例的失调,因官员而付出 的各种社会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高于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社会管理成本加重到民不堪命的程度,恐怕就不是稳定能够压倒一切了。

自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迄今,历史已翻过六十四年,中外政治舞台白云苍狗,社会变迁历历在目:从国民党腐败丢失江山,到中共转轨改革开放;从“苏东波”一夜变天,到“颜色革命”骨牌效应……诸多教条皆已失灵,惟“精兵简政”仍是政治家的金科玉律。

干部有病,群众吃药”,不合节约原理;官数有节,官节有守,百姓自然“以吏为师”。建设“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国策能否奏效,要看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身体力行——首先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欲倡“节约型社会”,须有“节约型政府”。
欲建“节约型政府”,请自“节官廉政”始。

2005
816 风雨读书楼
《南方日报》2005826
《湘声报》200592
《炎黄春秋》2005年第11
《领导文萃》200512

中国人全都“瞎了眼”——孔子真给了中国人“道德”么?

作者:黎鸣

孔 子为什么那么受到中国人的崇拜?因为他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崇尚“道德”的化身,是铸造了中国甚至东方人类“道德”的“偶像”,甚至至今还有人要把孔子和儒家 所提倡的“道德”,向全世界推广,似乎在全人类都在深受“道德沦丧”困扰的今天,只有孔子及其儒家才是拯救全人类“道德”的“救星”。我只能说,这些中国 人实在是无知之极,所以才导致了如此更无知的狂妄。好有一比,绵羊对老虎说,如果你们全都变成了像我这样的绵羊,那时候全世界就全都真正变成有“道德”的 “人”了。中国的历史的确就是如此,中国人真是早就被孔子及其儒家,全都教化成“绵羊”了;可悲的是,中国人并没有因此而变得“道德”了,而是他们永远都 只能在“道德”之下,更甚至永远都丧失了“道德”的能力,并且永远都不知道人类真正的“道德”为何物。今天,一些人竟然以自己所尊奉的“孔子”的“道德” 来向全世界炫耀,其实质,真是完全不知人世间尚有“羞耻”二字。

我 首先把我的结论告诉大家:孔子绝对没有给中国人以“道德”,他只给了中国人以“麻骨散”,以至长期以来,他让中国人几乎全都患上了人格精神的“软骨病”, 甚至精神的“侏儒病”:即把所有中国人自我人格的“骨头”全都弄“麻”了、弄“散”了,他让中国人全都丧失了“自我”人格精神的“骨头”。而丧失了“自 我”人格精神“骨头”的人,是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谈论“道德”的,就如同死抱“奴隶”心态的人们,永远都没有资格和能力去谈论并拥有“主人”的人格精神一 样。

孔子真给了中国人“道德”么?孔子真是中国人崇尚“道德”的“化身”么?在我的同胞看来,这根本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没有孔子,中国人能有“道德”么?(他们不知道,中国人事实上根本就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道德——作者注)

我 今天要告诉我亲爱的同胞,你们全都受了孔子的骗了,不仅你们,而且包括两千多年来我们所有的“祖先”,也全都受骗了。这绝对是一场天大的骗局,也是对真正 “道德”的天大的歪曲。自古至今的中国人,全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或者说中国人全都被孔子骗瞎了眼,全都错认了自己“道德”的祖宗。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下面,我就来告诉你们,请看我一步步为你们作出的分析。

首先谈什么是道德。

在讲理论之前,先讲两个相互对立的寓言:侏儒对巨人说,我不想统治你们,我也不想强奸你们的女人,我更不想杀死你们,因为我是有道德的“侏儒”;反过来是另一个寓言:巨人对侏儒说,我不想统治你们,我也不想强奸你们的女人,我更不想杀死你们,因为我是有道德的“巨人”。

请问,如果上述侏儒的说法和巨人的说法均符合实情,您认为,哪一个说的“话”更赋有“道德”的本义,并从而属于真正有“道德”的人呢?是“侏儒”,还是“巨人”?

我的回答是,巨人所说的“道德”是真实的“道德”,侏儒所说的“道德”不过是夸饰的“狂言”,所以“巨人”是真正有“道德”的人,而“侏儒”不必是,至多是个诡称有“道德”的“懦怯”者,或者说“道德”的“呻吟”者。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道德”必须是“道”中之“得”,也即必须是必然中的可能,而绝不只是应然中的可能,更不只是愿望中的可能,尤其不能是不能中的可能。正 是因此,巨人说的不“统治”、不“强奸”、不“杀死”侏儒,的确是他有能力去做,而却自觉地制止自己,从而不去做,所以他的“道德”是真实的。反之,侏儒 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统治”、去“强奸”、去“杀死”巨人,所以他所谓的“不”和“道德”,是虚假的,他的“不”不过是“不能”、 “无能”的夸饰,而他的“道德”,更多表达的并不是真正高尚的“道德”,而不过是掩饰卑怯的“示弱”,甚至是故作姿态的绝望的“呻吟”和“臣服”。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从理论上来概定什么是真正的“道德”:

  1. 道德是强者,至少是平等者或自由人的人格自律;

  2. 道德是必然真理之下的(可能的)真实,而决不会是仅仅应然愿望之下的(可能的)真实;

  3. 道德是基本人格的底线,它必须由一些最基本而且最具体(可实践)的戒律组成;

  4. 道德是真理人格的绝对命令,道德没有相对性,即:它是无条件的;

  5. 道德是人格的勇气,也是人格的能力或人类内在心灵,或精神的力量;

  6. 完全陷于奴隶(“绵羊”)心态的人们,是自况“畜牲”,没有资格言道德,他们只有“懦怯”的“呻吟”和“臣服”;

  7. 道德是公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也即“平等者”或“自由人”之间的高尚的伦理关系,“畜牲”之间或“畜牲”与人之间,没有伦理道德可言(或者人类可能会有生态道德);

  8. 道德是公德,不是私德,不能只是血缘的、家庭的亲属之间的伦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孔子没有道德,这导致中国人也没有道德;

  9. 道德的“善”是绝对的,本质上是“美”。

  10. 道德目标是超验的情感(爱),是真正的“美”。……

关于道德的概定还可以更深入地(演绎)进行下去,但在这里,暂时告一段落。

历 史证明,《摩西十诫》、《道德经》中的“道德”是人类历史中的真道德,是上述“巨人”的道德;相反,孔子及其儒家在《儒经》中所表达的“道德”是假道德, 是上述“侏儒”的“道德”,事实上是无道德,或只能是懦怯的“呻吟”和“臣服”。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请看我下面的具体分析。

《摩西十诫》是希伯来人的祖先摩西代表本族人与上帝的签约。希伯来人遵约,从而要绝对地遵守“十诫”——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欺负弱者、不做伪证、不拜偶像、不信外神(只信惟一的上帝)、不称上帝之名、遵行安息日、孝敬父母。全部十诫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又称上帝的绝对命令。上帝遵约,要承认希伯来人是惟一上帝的选民。这明显是人类中强悍者(自由人)的“道德”,也即“巨人”的“道德”,所以是真道德。

《道德经》是中国人的祖先老子的创作。老子的“道”是必然的自然规律,老子的“德”是因“道”而“得”,是必然中的可能,是“强”中之“弱”,是“有”中之“无”,更具体而言之,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很 显然,老子的“生”是有能力的“生”,“为”是有能力的“为”,“长”是有能力的“长”,所以老子的“生而不有”,是能“生”者的“不有”;老子的“为而 不恃”,是能“为”者的“不恃”,老子的“长而不宰”,是能“长”者的“不宰”,说白了,老子的“道德”是能者、强者、“巨人”的“道德”,同样是无条件 的绝对的真道德。

我 们再来看看孔子及其儒家《儒经》中的“道德”,例如《论语》中的“道德”。《论语》中最具有“道德”意味的语句如下:“仁者爱人”,“孝为仁之本”,“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再有,即是有关“君子”的种种独断:“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等等等等。仔细分析孔 子上述的语句:

第 一,孔子所述全都是愿望,甚至是无法真正实践的乡愿,在孔子的表述之中,根本就不存在“必然真理”或自然基础的前提,所以他提供的大部分所谓“仁义道德” 的“说教”,几乎全都是缺乏真实(实践)意义的空话。正是这些“空话”,变成了后来历代中国统治者和文人们“自我标榜”的“套话”,“自欺欺人”的骗人的 话。正是因此,孔子的“君子”,到头来,全都变成了充斥中国历史的“伪君子”。

第 二,孔子根本就没有提及“道德”的底线,即如《摩西十诫》中具体所谈到的“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不做伪证”等等,或如《道德经》中具体所 谈到的“不有”、“不恃”、“不宰”等等,而只有混沌的“不欲”,或高标大言(自吹自擂)的“爱人”、“立人”、“达人”,惟一只有“孝”比较具体。因 此,孔子的“道德”根本就缺乏可实践“底线”的确认,而且惟一具体一点的“孝”,也赋有太多家庭、血缘的色彩,明显缺乏道德的社会的“公共性”。

第 三,孔子只强调“君子”(事实上是上层统治者、贵族的代称)应有什么什么“道德”,而却断定“小人”(普通老百姓)一定无这些“道德”,且必与“君子”相 对立。这些“独断”均属于不切实际的“乡愿”不说,其中所包含的关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性或等级制的确认,本身即是对绝大多数中国人“道德”可能性的否 定。

第四,孔子缺乏对“道德”的绝对性的认识,尤其看不出他对“道德”者在能力上的判定:究竟应是强者的自律所显示的真道德,还是弱者的自卑所显示的真懦怯、真顺从、真驯服。更有害的是,

第五,孔子的一些直接摧毁“道德”者自我人格的言论,例如“君子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非礼勿言”,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子为父隐”,“臣为君隐”,“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等等等等。始终处于如此人格卑下地位的人们,怎么能够具有前述“巨人”的真道德呢?

第 六,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的言论信息绝对地被统治者所垄断,孔子对“君子”“道德”的种种大言夸张的“乡愿”式的“独断”,严重地欺骗了中国老百姓,让他们 误以为真,盲目地轻信,似乎中国上层的“君子”们,帝王将相们真是个个都具有多么高尚的“品德”。正是因此,孔子及其儒家的欺骗性的“说教”,极其有效地 帮助了中国的统治者,加速了、扩大了对中国广大“老百姓”的愚化,弱化,以及奴化。

从 上述对孔子言论的分析中,我们显然看到,孔子根本就没有为中国人提供强者、能者、“巨人”的真道德,而是相反,他只提供了弱者、无能者、“侏儒”的真懦 怯、真顺从、真驯服。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都把这种“真懦怯”、“真顺从”、“真驯服”当作了“真道德”。中国漫长的历史也严重地证实,中国人在孔子及 其儒家的欺骗性的“教化”之下,绝大多数的老百姓确确实实已变成了真懦怯、真顺从、真驯服的“绵羊”,他们任人欺骗,任人蹂躏,任人宰割,而根本就不可能 成为具有真道德的“君子”,而中国的上层“君子”,则几乎全都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正是因此,中国历史中的老百姓,除了忍受本国统治者的欺骗、蹂躏、 宰割之外,还更又无数次地遭受到周边少数民族骠悍暴力的屠杀,并至少四次以上成为了完全丧失最基本人格的亡国奴。也正是因此,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包括毛泽 东,邓小平,都曾动情地赞美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老百姓(人民)真是最好的老百姓(人民)啊!”中国的老百姓(人民)究竟“好”在哪里呢?不正是“好” 在他们“最好”被统治么?不正是“好”在他们“真懦怯、真顺从、真驯服”么?(因为他们不可能拥有“巨人”的真“道德”,而只能具有“侏儒”的真“懦 怯”,因此他们也就只能成为最温顺的“绵羊”)。说白了,中国所有的统治者为什么全都那么一致地“尊孔”呢?问题的关键不都正在这儿么?

孔子真给了中国人以“道德”么?不,他没有,他根本就没有,他只给了中国人以永远弱者、无能者、“侏儒”的真懦怯。他是把中国人变成精神“侏儒”的“名垂千古”的、、“永远受到中国人感恩戴德”的大“圣人”。这是历史的“喜剧”呢,还是“悲剧”呢?

中 国人两千多年来,因为“道德”而感谢孔子,而尊崇孔子,而崇拜孔子,而且祖祖辈辈、永永远远地赞美、颂扬、膜拜孔子,真是中国人的祖祖辈辈,全都被骗瞎了 眼,全都被骗没了心肝,全都被骗没了脑袋。中国人啊,我亲爱的同胞,你们何以如此容易受到欺骗,连起码的判断力的“良知”都被欺骗得“丧失了”,这多么令 人痛苦!睁开您心灵智慧的眼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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