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31日星期五

蘇曉康:美國親手打造中國威脅

1989 八九学运期间苏晓康(中)与北京作家上街游行支援学生

六四事件發生30周年,《蘋果》北美版採訪了30位經歷天安門慘劇、目前流亡北美的異見人士。在六四前夕,每天刊登二人的訪問筆錄,讓他們口述30年以來的心路歷程,包括對六四看法,以及對中國民主化是否仍抱有希望。

蘇曉康
當年身份:《河殤》總撰搞人
今日身份:作家
地點:馬里蘭州

我叫蘇曉康,30年前我是中國大陸的報告文學作家,同時我是電視系列片《河殤》的總撰稿人。這一部電視片被中共指責為煽動八九學運,我1989年也到天安門廣場,聲援學生。這個學運遭到鎮壓後,我就被中共放到通緝名單。這30年我待在美國,過流亡生活,一步步完成自己的寫作計劃。

我們這個學潮和官方、政府的博弈,學生是完全勝利的。這是鄧小平跟學生下棋,他到最後惱怒了,他把棋局翻了,他說我不跟你下了,我要殺人了。

大屠殺執行以後,中國完全落入一個新的集權形態當中,然後在這個基礎上,中共得到西方、尤其是美國在市場方面、資金方面的巨大支持,因為西方要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在西方的支持下,中共實現了經濟起飛30年。現在美國華盛頓感到中國這個政權,對美國構成威脅,我今天要說:「這個後果是你(美國)自己造成的!」

六四30周年,我看到網路、新聞媒體為六四發聲,到處都有集會,各種各樣的活動還是非常非常多,也就是說,共產黨並沒有把六四完全抹煞掉。直到今天,我認為(民主運動)還是成功的。
嚴家祺(中)1989年在天安門現場。


嚴家祺
當年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趙紫陽政治改革智囊
今日身份:學者
地點:馬里蘭州

我是嚴家祺,我原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研究員,現住在美國馬里蘭州。

1989年6月3日晚上10時近11時,我還在天安門廣場,當時(民主大學校長)張伯笠主持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他請我去做演講。過了幾個小時我們去睡覺了,就聽到槍聲。

民主運動的首要訴求就是恢復六四真相,如果沒有這一點,什麼都談不上。只有在恢復歷史真相後,中國今後才有可能一步一步走向民主、走向自由。

中國要改變的話,不僅需要從上至下的政治改革,也需要從下至上⋯⋯「儒家文化裡有人還想當皇帝」這樣的糟粕,像袁世凱、習近平,這樣的思想應要解除。中國出現了國王,要怎麼辦?就要開展第二次新文化運動,讓大家看到中國文化、孔老夫子文化裡面,既有精華、好的方面,也有糟粕。

——苹果日报(林于鈴/美國採訪報導)

王江雨:大国游戏的悲剧——一战前欧洲国际关系给当今东亚形势的启示

王江雨 中国法律评论 2014-03-13
  
大国游戏的悲剧
—— 一战前欧洲国际关系给当今东亚形势的启示

一战前国际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放任民族主义狂热,放弃对自身实力的现实主义估计,放任政治人物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追求,并把战争视为光荣且可控制的快乐游戏,那么人类就会自我制造历史大灾难,其灾难性后果是所有的一切玉石俱焚,包括大力推动战争的政治精英在内。

为什么要回忆一战?

当年在欧洲国家之间交往和外交军事事务处理的某些模式,有在今天重演的可能性。而在特定情况下,当年所犯的错误,今天也可能再现。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今年一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提及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以此来强调中日两国今日的处境与一战之前的英德关系有相似之处,引发世界舆论大哗,其中中国媒体所表示的强烈谴责和警惕尤为醒目,将安倍的言论目为这个志大心雄的右翼首相企图引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又一证明。但即使是以客观真实报道自况的老牌国际媒体,如英国《金融时报》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也皮里阳秋地暗示安培的言论有一定“杀气”,至少他没有“明确表示避免武力冲突”。《金融时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称安倍“身为日本首相,安倍居然容许自己将眼下的情况与1914年的欧洲进行类比,这已然令人不寒而栗,并且极具煽动性”。总之安倍的言论给人的印象是紧密经贸关系不能必然导致和平,而一旦外交手段耗尽,中日之间战争并非不可能。

尽管不少评论者对此嗤之以鼻,安倍在这个观点上并不孤单。就在今年2月1号,集理论与实务于一身的当代国际关系大家基辛格在慕尼黑的全球安全会议上也表示,当今亚洲局势颇像十九世纪的欧洲,中日之间不能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历史学出身的基辛格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十九世纪的欧洲外交,他的脍炙人口的巨著《大外交》也长篇大论谈及这一课题,以基氏在历史与国际关系方面的综合“功力”,能做此论断,必然是看到了当下的亚洲和一个世纪前的欧洲总体局势之间的类同之处。

平心而论,虽然一个世纪以后,世界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今日的亚洲和当年的欧洲在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格局上都有颇大的相似性。

首先,两个地区都是主权国家林立,若干强国并存,各国经济往来密切,但是在国际政治利益、领土和国家安全方面却有着甚为激烈的冲突和竞争。其次,由于中国大规模全方位的快速崛起,造成了新兴强国和要维持现状的强国之间的对峙局面,国际权力转移不可避免,这和欧洲当年局面相同。第三,各国都有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民众支持甚至是推动政府对外强硬。这些相似之处决定了当年在欧洲国家之间交往和外交军事事务处理的某些模式,有在今天重演的可能性,而在特定情况下,当年所犯的错误,今天也可能再现。

概言之,一战之前和现代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以“世易时移”这种泛而论之的借口来否定这两个历史时期的某种相似性,并忽视一战之前国际关系格局所能带给现在的启示,不仅失之简单,而且浪费了人类社会从一场前所未有的人为大灾难所得到的宝贵教训。

一战之前的150多年,欧洲由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学、军事等方面全面发展,在人类文明方面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高峰。欧洲稳持全球霸权之权杖,欧洲强国四处殖民,几乎瓜分了全世界。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这个当时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沦为一片废墟,4年里造成三千多万人的死伤。战争毁灭了4个已经存在数百年之久的王朝,形成欧洲一度经济衰落、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局面(用马丁·沃尔夫的话来说,就是“一战开启了持续30之久的残暴和愚蠢),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欧洲全面支配全世界时代的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其实没有什么历史必然性,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的人为灾难。在笔者看来,一战的发生,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思想所引发的军国主义竞争,民族主义为此推波助澜,而外交家们热衷权谋,以协助帝国追求霸权而不是以追求和平为目标,反倒为各国之间的争端火上浇油。确如马丁.沃尔夫所说的,战争来自精英们的无知和偏见,导致错误的思想和邪恶的价值观大行其道,人们竟然真心相信,“帝国是伟大和有利可图的,战争是光荣的和可控的”。

简而言之,一战前国际关系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放任民族主义狂热,放弃对自身实力的现实主义估计,放任政治人物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追求,并把战争视为光荣的且可控制快乐游戏,那么人类就会自我制造历史大灾难,其灾难性后果是所有的一切玉石俱焚,包括大力推动战争的政治精英在内。

战争策源地德国:崛起,然后疯狂
新皇帝的政策则既追求霸权又要拥有绝对安全,反而使得其他欧洲国家普遍感到不安全,从而形成近乎自然的反德同盟

德意志民族居住于欧洲中部,处于兵法上所谓的“四战之地”,宛如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的郑国,四面为强国大国所环绕,列强征战或者要借道而过,或者就在德意志土地上进行,所以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列强争霸的牺牲品。加之内部分裂割据,邦国林立(最多时曾分成上千个小邦;1814年维也纳会议确定德意志联邦为39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根本没有抗击外敌的力量,反倒被分而治之,堪称“欧洲病夫”。后来联邦中的普鲁士日渐兴盛,成为德意志土地上最大的王国,可以参与欧洲国家纵横捭阖的游戏,但也一直被认为是欧洲列强中最弱小的一个。

这一切都有待于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那就是德意志民族旷古烁今的大政治家俾斯麦。俾斯麦号称铁血宰相,他在治国理政上既雄才大略又精打细算,立志高远而又能务实从事。他通过巧妙的外交和三次王朝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自上而下地实现统一,于1871年建立了德意志帝国。

从地缘政治上讲,德国的统一本身就打破了欧洲几百年由英、法、俄、奥等列强主导形成的均势局面。统一的德国,人口有4000万,面积54万平方公里,是当之无愧的欧洲(俄国除外)第一大国。统一后的德国展开工业革命,经济迅猛发展,到19世纪末就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由于德国尚未建立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欧洲各国对德国惴惴不安,不知道这个新兴强国会向哪个方向走。

俾斯麦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虽有铁血之冷酷名声,但在外交政策方面理性而务实,无意继续扩张。俾斯麦主政时期,帝国奉行稳健的“大陆政策”,旨在巩固德国在欧洲取得的已有成就,不热衷谋求海外殖民地,并通过外交手段,求友避敌,维持欧洲均势,为欧洲谋得了20年的和平时光。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本路线是孤立法国,因为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受到重创,被迫割地赔款,这在法国激发了浓厚的复仇意识和民族主义情绪。俾斯麦的看法是,法国既然不能与德国和好,且无论法国如何强大,它都不可能单独战胜德国,那么从德国的角度出发,如果不想再打仗,那么就要通过外交来孤立法国,防止它与任何其他大国结盟对抗德国。

俾斯麦为维护德国安全所设计的外交结盟体系十分复杂,其基本思想是联合奥地利,拉拢俄国,疏远英国,孤立法国。为此目的,他充分利用每一起国际争端,在欧洲大陆列强之间挑拨离间拉拢分化,建立了一个扑朔迷离但十分有效的外交网络,先是1873年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后是1882年的“德奥意”三国同盟,再加上1887年的德俄《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大展其外交天才,构建了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蜘蛛网式的多层次同盟体系,确保其他强国之间勾心斗角,但是与德国交好或保持中立,不会联合起来与德国为敌。但基本上,俾斯麦的体系是防御性而不是进攻性的,主旨在于维护欧洲大陆在德国统一后的“新现状”,德国却不再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或其他要求。这种体系其实也有利于欧洲,因为它也约束德国展现实力的行为,防范在欧洲发生大的战争。

1888年,俾斯麦伺候了半辈子的德皇威廉一世去世。老皇帝是典型的军人,但行事稳健,与俾斯麦脾气不甚投合,但却能专委他处理国事。太子登基3个月后因病去世,皇位传给了年少气盛的威廉二世。新皇处处看俾斯麦不顺眼,包括他的外交政策,决心另起炉灶,于1890年迫使俾斯麦辞去帝国首相职务,而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也彻底人走政息。

 “性格决定命运”一说确有其道理,而威廉二世的性格就不仅是决定他自己的命运,而是影响了整个欧洲和世界的命运。他天生一臂有残疾,历史心理学家称他可能因此心里有阴影,需要通过好大喜功来弥补由此而带来的自卑感。基辛格描述其为人“不成熟而反复无常”又“粗暴”。丘吉尔称威廉二世喜欢“昂首阔步,装腔作势”,但在种种矫揉造作的背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总之,新皇帝要改弦易辙,推行新路线,称之为“世界政策”,鼓吹要为德国争取“日光下的地盘”,因此得到了德国地主资本家的热烈支持。俾斯麦懂得德国不能追求霸权,安全也要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保证,而新皇帝的政策则既追求霸权又要拥有绝对安全,反而使得其他欧洲国家普遍感到不安全,从而形成近乎自然的反德同盟。

威廉二世的对外政策的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四处挑衅而漫无目标,从来未说清楚到底想要什么,完全没有长期战略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实际规划。当“世界大国”当然是激动人心的雄伟目标,可怎么做?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和规划是什么?每一步具体要做些什么事?如何和其他列强互动以排除阻碍?德国又有没有这个实力?威廉二世的政府从未对此有认真的研究和规划,但皇帝却热衷于到处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和到处开罪其他国家。德国因为支持奥地利侵犯俄国的势力范围而轻率地与俄国结仇,它长期是法国的眼中钉,却在摩洛哥问题上向法国挑衅,积极把自己绑在其他国家的战车上。其实,德国也有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很二的路子行不通,包括带领德国走向战争的首相霍尔威格。霍氏本人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将德国的做法描述为:

“向各方挑战,以此挡住各方的去路,实际上却无法削弱任何一方。行为理由:无的放矢,需求无助于声望之成就,讨好任何当今之民意”。

但是德国人还是太过于迷信自己的实力,最后坚定地走向了战争。

外交失败:英德矛盾与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

一战之前欧洲外交的最大成就(负面性质的)就是建立了确保毁灭的政治机制,体现为相互冲突的联盟体系,最后互相绑架,无可避免地走向战争。

威廉二世即位后的一个重大举动就是拒绝续签《德俄再保险条约》,从而摧毁了俾斯麦一直致力维持的德俄亲善关系,这实际上破坏了俾斯麦的蛛网式外交网络的枢纽。它又对英国提出种种不切实际要求,错过数次和英国结盟的机会。

英德矛盾,也就是安倍津津乐道的引发一战的主要矛盾,在战前确实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主线之一,最终演变为两大阵营的对立。

为了对抗法俄的接近,威廉二世最初的想法是和英国结盟,但因为自己和他的参谋团队的好高骛远,失去了种种机会。大英帝国几百年来对欧陆的政策就是奉行“光荣孤立”,联合弱小以打击任何企图主导欧洲的大国,借此维护欧洲各国力量的平衡,同时不正式参加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形式,屡屡要求英国缔结正式条约,成为自己的小伙伴,自然也屡屡被拒绝。1901年英德最后一次结盟之议破裂,从此分道扬镳。

英德两国无法结盟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两国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和海军竞赛。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有着全球霸权,而威廉二世提出“世界政策”,大言炎炎要将德国建成主导世界的大国,积极推行殖民政策,难免让英国生疑,并且已经实际上与英国展开了争夺,如要求共同瓜分太平洋岛屿和德国势力渗入土耳其。其时,德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具备竞争的基础,而两个国家都坚定认为,欲达目的,只有构筑军事实力一途,于是展开了紧锣密鼓的军备竞赛。从1872到1912年一战前夜,德国的军事开支增加了335%。而英国在确定德国为主要对手后,就紧密盯着后者的军事建设。

英德在这方面的矛盾主要来自德国的大海军战略,这直接威胁到英国在海上的传统霸权,是以英国外交官称“德国在海上的领先地位是同大不列颠帝国的生存是不相容的”,只能加快和德国的竞赛,提出“二对一”的“双强标准”。如1908年德国决定每年建造4艘当时最先进的无畏舰,英国就决定每年建造8艘,彼此毫不相让,最终各自成为两大军事集团的龙头大哥。

这两大军事集团是三国协约和三国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本为俾斯麦所建立,本来是一个防御性的安排,旨在保护德国免受法国的攻击,奥匈帝国免受俄国的攻击,和意大利免受法国的攻击。它无论是宗旨还是条文,都不含侵略攻击他国的内容。但在相对方看来,这就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了。比如法俄怎么看都觉得三国同盟是一个孤立法俄、企图控制欧洲的集团。1894年法俄缔结同盟,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抗三国同盟。1904年英法缔结协定,意在共同对抗德国。1907年英俄缔约,也是为了对付德国。英俄协定,标志着三国协约的建立,和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形成。

这种军事同盟的一大特点就是互相绑架,有事之后骑虎难下。同盟国有了举动或者争端,不管是不是正义,不管是否与本国有切身利益关系,都要挺身而出,甚至是进行军事动员和出兵作战。可悲的是,这种由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使出浑身解数搞出的外交安排,成为导致战争的重要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普遍来说,外交活动的宗旨不是为了维护和平,而是为了本国的最大利益,甚至是为了以邻为壑和规划战争。事实证明,这种错误理念主导下的外交,注定造就灾难。


军事系统的好战和自行其是

在军事方面,一战前列强的军事系统普遍展现出轻狂好战的特点,并且军方会瞒着政府甚至是君主,在军事战略规划和行动方面自行其是,乃至于不计后果。

由于军事科技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在一战的那个时代,战争行为已经不是谁先开第一枪,而是谁先进行军事动员。一旦动员令下达,人员和物资像钟摆一样运行起来,而且不能中止,否则流动停滞,将使国防处于混乱的、无保护的状态。因此,一旦动员起来,就是不可逆转的,政治领袖无法下命令停止。这种新机制,加上军方虽好战但却准备不足的蠢行,最终酿成大灾难。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刺杀,7月28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塞尔维亚的盟友俄罗斯在当天宣布对奥局部动员,沙皇却才被军事将领告知要动员就必须对德、奥一起总动员,因为这是军事参谋人员几十年来制定的唯一计划。在德国方面,7月31日德国要求俄国停止动员,未得到回复,就发动自己的总动员。而颇为荒谬的是,虽然敌人是俄国,但二十年来德国的总动员却只是针对法国的,根据计划必须马上进攻法国,且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结果,虽然一开始并没有法国什么事,德国人捏造了一个发动侵略的借口,果真按照计划进攻法国,后者很荒谬地经历了名副其实的“躺枪”。

德国参谋总长施里芬设计的动员计划野心勃勃。他的前任、军事天才毛奇为德国制定了防御作战加政治解决的稳健方案(自然是基于俾斯麦设计的联盟框架),不求完全胜利,避免两面作战。但在施里芬看来这太保守,他要求的是对方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全面击溃的方案。据此一旦战争爆发,德军将以八十多个师的精良兵力,在6周内解决法国,然后移兵东线,在3个月内击溃俄国。这种计划体现的是日耳曼式的自大狂妄。事实上,德国军方向来迷信速战速决,认为德军的强大所向无敌。8月3日,德皇声称,士兵们在落叶之前就可凯旋回家。德国高层研判,战争只需打8个星期就会以德国的胜利而结束。这种信念,反倒使德国陷入消耗战而不可自拔,最终大败。

民族主义狂热推波助澜

意味深长的是,虽然很多人将德国的侵略扩张下意识地归罪于上层容克贵族,但实际上煽动民族主义最欢实的却是德国新兴的工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

两种民族主义共同推动政治领袖和军方走向战争。一是小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巴尔干地区被统治的少数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是引发战争的直接原因。哈布斯堡帝国据统治地位的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日益面对境内少数民族的反抗,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斯洛法尼亚人等,后者组成各种地下团体,有时候采取恐怖主义手段。例如,引发一战的“萨拉热窝事件”,就是塞尔维亚黑手党以恐怖手段刺杀奥国皇储。

就算奥地利仗着德国的支持有理由有实力对塞尔维亚宣战,但不要忘记塞尔维亚的背后是俄国,而俄国的背后是法国和英国。最终,战争变成了德奥对英法俄的列强之间互相屠杀。如基辛格所批评的,“欧洲各国自愿成为巴尔干各好斗国家的代理人。对这些任性妄动缺乏国际责任感的国家,欧洲各国却宁可被它们牵着鼻子走,唯恐不如其意,它们就会转换阵营”。

但是列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参战,也是为他们本国的民族主义狂热所推动。德国统一后,社会各阶层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媒体大肆宣扬“地缘政治学”,“生存空间论”,“人种优劣论”,“武力决定论”等等,其主题是德意志人是最优秀的民族,注定对世界起到支配作用。对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政府有意培养,学者也著书立说注释解读,正当化这种疯狂的自命不凡精神,这是后来纳粹在德国崛起的思想基础。意味深长的是,虽然很多人将德国的侵略扩张下意识地归罪于上层容克贵族,但实际上煽动民族主义最欢实的却是德国新兴的工商阶层及专业人员阶层。比如这方面影响力最大的“泛德意志同盟”,其组成人员多为大资本家、议员、律师、媒体老板和主笔、政府官员、军官、牧师和教授等。

在其他各国也多多少少存在着这种民族主义所激发的好战情绪。如果今日的人们了解到,在1914年8月一战爆发时,在不少欧洲国家首都,人民自发上街庆祝,包括远说不上军国主义的英国,伦敦特拉法加广场上也是“欢声雷动”,该作何想?

一战对今日亚洲的启示

大国崛起要巩固对地区的影响,善于兼用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手段,如果旨在成为全球霸权,为此滥用国力,那么注定要失败

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对外政策一定要稳健务实,既要有具备前瞻力,又切合实际的长远规划,也要通过踏踏实实的手段去实现目标。在外交和军事上,万不可四面树敌,尤其是要记住一个深刻的历史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可单独和两个以上的大国同时为仇敌而不被击败。

此外,从来都没有什么“世界大国”,历史上任何大国都只能对一个地区或者地球上部分区域实现主导,在自己的根据地内巩固控制,以此为基础在其他地区通过结盟、外交手段和偶尔的军事行动施加影响。如历史上的大英帝国所能强力控制的是自己的海外殖民地,但在老家身边的欧洲大陆,只能采取“光荣孤立”政策,通过维持欧洲的均势确保本土安全。今天的美国,其实也不能主导性地控制美洲之外的地区,需要通过一个美国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体系和复杂的条约关系层层结盟来在其他地区施加影响,扮演米尔海莫斯所说的“离岸平衡手”角色。德国在威廉二世时期试图成为“世界帝国”,却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而是四处挑衅,同时开罪英法俄等大国,在一战中形成以德国一身对抗欧洲其他列强的局面。

第二个启示是要珍爱和平的价值,不可轻易言战。尤其是社会精英人士,主导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要充分估计到战争的破坏力。一战之前弥漫于各国首都的愚蠢想法居然是这场战争会迅速以己方的胜利结束,不会耗费太多资源,也不会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当时欧洲的一些思想家还认为,国家偶尔打打仗流流血可以改变体质,有益于国家富强。但是战争的前四个月,仅以在中西线的情况来看,伤亡人数为德国70万人,法国85万人,英国9万人,闪电战变成了阵地战,其结果完全和当时所有国家总参谋部制定的计划相反。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如果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后果:在这个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军事手段破坏力提升到几何倍数的时代,大国之间的任何可称之为“战争”的行为,必然导致彼此的全面灭亡,也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毁灭性后果。

第三,外交行为的根本宗旨应当是维护和平、防范冲突并推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不是为了准备战争。俾斯麦是那个时代欧洲最狡猾的外交家,他所设计的外交网络充满了权谋,但由于是以防范冲突为目的,能维护欧洲几十年的和平。俾斯麦之后的欧洲外交家,在外交上也是谎言与权谋齐飞,其目的却仅仅是为了争取时机让本国更好地准备战争,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以邻为壑,对每一次国际争端火上浇油。所有外交努力的成果,是造成了两大势不两立的军事阵营,在欧洲国际关系上建立了“走向毁灭的政治机制”(基辛格语)。

第四,不可放任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战前的情况说明,极端民族主义是导向战争的强大推动力。良性的民族主义本来不是错,它是人们对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土地和国家的天然感情,但是一旦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将会造成一国民众集体唯我独尊,盲目仇外排外,要求本国政府为了微小的利益对外强硬,甚至不惜大动干戈。民族主义是广大民众持有的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推动战争造成生灵涂炭,其后果也要广大民众来承担。一战爆发时,各国不少人民曾欢呼庆祝,而战争的结果是欧洲沦为废墟,破坏状况惨不忍睹,而承受生命与财产损失的,也是这些满怀极端民族自豪感的人民。威廉二世的蛮蠢行径,使德国成为战争策源地,但生灵涂炭却不会是他的切身之痛。一战结束,德皇下野,虽然失去权力,却也能在荷兰锦衣玉食地安度余年,到1941年去世,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疯狂起舞的希特勒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军事葬礼,以展示军国主义思想的传承和“慎终追远”。


(本文来源于《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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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深紅一點點褪色 廣場四君子周舵:政治改革出路 借鑑新加坡模式

1989年6月3日晚,挺進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對留守的學生及民眾武力清場;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學生。圖為人民英雄紀念碑清場前情况。(資料圖片)

【明報記者 陳奕勤 專訊】多年以後,一名獲獎無數的女演員與周舵重逢時提出要與他擁抱,以感謝周的救命之恩,「要不是你,天安門廣場真的會血流成河」。該女演員講的是1989年6月4日凌晨,20歲的她是北京電影學院學生,在戒嚴部隊清場之際、抗議者抉擇去或留之間,一直主張理性對話的周舵,在黑夜中與軍官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安全撤離,避過殺身之禍。30年來,周舵一直反思,認為六四慘劇緣於中共缺乏法治理念,他「高度肯定」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又稱「黨的領導」並非問題關鍵,重要的是落實法治。周舵提出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希望和平推進政治改革。

統戰部動員斡旋

「身不由己捲入政治漩渦」

八九民運期間,身為當時內地民企旗幟四通集團的高層,周舵最初希望藉助學潮促進政治體制改革,也試圖動員各界適度介入,避免學生走向激進,就以《世界經濟導報》和《亞太經濟時報》特約記者身分,參與策劃五四新聞界大遊行。5月13日,學生發起絕食抗議,本已決心不再參與的周舵,被統戰部動員出來斡旋,再次「身不由己地捲入政治漩渦中心」。隨着運動深入,周舵認為鎮壓在即,需與學生共擔後果,於是與後來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劉曉波、台灣歌手侯德健、北京師範大學教師高新一同絕食,他們被稱為「天安門廣場四君子」。

廣場熄燈「那是清場信號」

戒嚴部隊同意東南角留生路

及至槍響,戒嚴部隊突破民眾阻攔,一路挺進,重重包圍天安門廣場,等待最終的清場命令。6月4日凌晨3時許,周舵決定動員學生撤離,4時許與侯德健和兩名學生去找部隊談判,劉曉波和高新留下說服示威者。4人等待答覆時,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原本一點點很微弱的燈光也熄滅了,「我就知道那是清場的信號」。軍方最後同意在東南角留下撤離通道,他們回去呼籲抓緊時間離開,但學生還在爭論撤還是不撤。

周游說延清場 軍官勸逃生

「命令說沒討價還價可能」

4時半左右,4人再次去談判,希望推遲清場行動,代表軍方的上校說不可能,「命令都說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可能,奉勸你們4位,要是學生不撤,你們自己走吧,否則不能保證你們生命安全」。他們返回時才發現學生已經開始撤離,學生領袖封從德說,示威者進行民主表決,同意撤的喊「同意」,不同意的喊「不同意」,最終「同意」的聲音更大。
事後回望,周舵指出,六四成因是中共建政後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治國理念,「簡單來說,就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三位一體……共產黨靠煽動底層民眾對所謂舊制度、統治階級的仇恨來奪權,非常有效,但拿此治國就搞錯了」。他認為中共至今尚未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化,「人民民主專政還寫在憲法裏,有專政怎麼推行法治?」

認同先推進法治 「黨不主導誰主導」

不過,周舵對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決定「高度肯定」,「各國共產黨從來沒有把法治提到這樣的高度」。他認為,現時當局強調「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集中統一領導」,這不是問題關鍵,反問「共產黨不推進誰能推進,共產黨不主導誰來主導?」他說重要的是如何落實法治,舉例憲法規定有示威遊行權利,民眾申請遊行不獲批准是違憲,此外還需要有下位法規範,「依法遊行警察就保護你,有違法行為警察就制止你,武力反抗就可以出動警棍、催淚彈,怎麼來到中國會變成20萬大軍開到首都,坦克上街,機槍橫掃,殺人,怎麼會弄成這樣」。
周舵說,政治改革在六四後被束之高閣,可能是當局擔心這會導致失控或中共垮台,但他認為有可能找到一條「不導致天下大亂、不讓共產黨垮台、不讓共產黨人受到清算的較和平、代價小的道路」。周舵主張新加坡模式的「淺紅版本」,「先走到這一步再說,我們這代人能走到這一步就不錯了」,因為現時掌權的紅二代不可能完全放棄紅色傳統,「只能讓深紅一點一點褪色,就是(前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那個辦法,不爭論,不提意識形態,愈來愈淡化」。

倡改造政協人大 變上下議院

周舵分析,「新加坡模式」有三大特點,一是有個威權領袖,已故總理李光耀尊重法治,「不到萬不得已不做法外之事,但一旦超出他容忍的底線也使用法外手段」;二是英國殖民者留下的議會制,「只不過有一點是新加坡特色,在一個多黨競爭的遊戲規則下,事實上由一黨長期獨大」,他認為中國應該借鑑,把全國人大改造成下議院,把全國政協改造成上議院,且要增加上議院的分量;三是中國傳統儒家提倡的精英治國、賢能政治,「一定不能搞民粹民主,這是壞民主……一定要精英自上而下建立一套好的、以保障人權為核心的法治、自由憲政基本制度,然後逐步培育公民社會、公民文化」。

非議不絕 被罵叛徒:一手反專制獨裁 一手反激進革命

72歲的周舵一路走來都與誤解和非議相伴。六四清場時,周舵呼籲廣場上的學生撤離及主動與戒嚴部隊談判,雖然事後看來這一決定避免了流血犧牲,但在當時「流血喚起民眾」的主流意見中,很多抗議者都批評周舵是「投降派、軟骨頭、幫共產黨忙」。
1989年6月30日,周舵在山東煙台被捕,坐牢10個多月後獲釋。其後,他赴美訪學,1994年又回國主持幫助農村教師的公益行動「燭光工程」,試圖以此培育公民社會,一直到2004年才因各種阻礙停下。
周舵曾師從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在社科院馬列所修讀碩士學位,畢業後在中央團校和北京大學教書,因此一直沒有放棄學術研究,希望著書立說,為中國找到合適的民主化道路。

「妥協」交換公開發言權

不過,因為六四的背景,周舵一直受當局嚴密監控,在「敏感時期」就會「被旅遊」,在很長時間內不能出席公開活動或發表文章。2011年,他主動向當局提出「妥協」,以「不惹麻煩」換取發言權。其後他逐步獲得部分自由空間,可以出席小型講座、在網上發文,亦開通了微博「舵爺第一」和微信「舵爺第二」,不時談論政治改革。這被當年的同路人視為「叛徒」,甚至被指是「中共安全部特務」;支聯會秘書李卓人曾說「理解得來有點悲哀」。

稱實現民主 唯改革一途

2009年,周舵曾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遊行示威申請書」,要求6月4日在公共場所靜坐絕食,提出「公布六四真相」的訴求,但當局拒絕受理,並將他關押10多天。近年周舵依然會在6月4日絕食一天,但已不再公開要求「平反六四」。自稱「死不改悔的改革派」和「愛國主義者」的周舵稱,自己「一手反暴政,一手反暴民,一手反專制獨裁,一手反激進革命」,「(實現自由民主)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改革、改革、改革」。

「從木樨地殺過來的38軍」殺人最多


周舵多年來一直努力澄清,六四鎮壓的死亡事件並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戒嚴部隊在往廣場推進的過程中,由於受到各界民眾阻擋,遂使用武力,導致慘劇。周舵當年與戒嚴部隊談判,令廣場上的示威者得以安全撤離,他稱在撤退過程中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當然不能排除極個別情况,但我們(從廣場撤退的示威者)都沒有看到有人死亡」。

「沒有見到有人死於廣場」

時任國務院發言人袁木1989年6月6日在記者會稱,天安門廣場清場未死一人,粉碎暴亂過程中的死者經初步統計為近300人,包括23名大學生。同月17日,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者布羅考(Tom Brokaw)訪問時又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沒有軋傷一個人」。周舵認為,袁木說法是為「混淆視聽」,因外媒都將事件稱為「天安門屠殺」,若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就會誤導外界認為整個過程沒有死人。

推算六四死難者千多人

周舵還透露,經他了解,造成死亡最多的部隊分別是「從木樨地一路殺過來的38軍」及空15軍(空降兵第15軍)。他引述事後受命清點死屍的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譚雲鶴稱,一共找到727名遇難者,包括14名軍人,周舵據此推算,六四死難者大概有1000多人。

前中央政改辦成員吳偉:結束一黨專政唯一機遇 六四槍聲響 政改一夕亡


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命趙紫陽牽頭成立中央政改辦研究政治改革。辦公室前成員吳偉說,八八年底至八九年初,趙紫陽面對民眾要求加快改革,保守派阻撓,「最後學潮以不妥協的態度走到最高點,終遭鎮壓」。圖為八七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右)和鄧小平(左)一起出席中共十三大。(資料圖片)
一九八六年鄧小平命趙紫陽牽頭成立中央政改辦研究政治改革。

【明報記者 陳奕勤/專訊】「歷史給中國走出一黨專政的機遇,只有這一次。」學者及前官員吳偉說的,是1980年代他深度參與的「政治體制改革」,當時在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支持下,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主導的那場政改雖力度有限,但現在回望,已可稱為內地政治民主化的高潮。可惜六四槍響,政治改革短命而終,此後更被當局束之高閣,不復重啟。吳偉指出,六四等於「鄧小平自己扼殺了他親手推動起來的改革開放」。
66歲的吳偉,1986年加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同時擔任趙紫陽高級幕僚鮑彤的秘書,是《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執筆人之一。六四之後,吳偉曾被調查,其後經商,並持續研究中國當代政治歷史,還當過敢言政論雜誌《炎黃春秋》的「末代」執行主編,該刊2016年遭當局強制改組並全面接管,原編輯部宣布停刊。
「一切弊端在一黨執政 最大特權是執政特權」
談及六四打斷政改進程,吳偉表示:「1989年之後,他們(中共高層)都知道政治改革是一個高壓電,誰也碰不得,碰了就可能被電得外焦裏嫩。」他認為,1980年代後期的政改本是當代中國唯一一次走出一黨專政、實現社會轉型的歷史機遇,而「中國現時一切弊端都在於一黨執政」,「中國最大的特權是執政特權」。
回顧政治改革,吳偉先從1970年代末期講起。其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從中共領導到社會大眾都有所反思。1978年底北京出現「西單民主牆」,為不同政見的發表提供了空間,翌年當局召開「理論務虛會」,討論中共建政以來的思想理論、路線方針。吳偉指出,此時民間與官方的觀點相互啟發、影響、呼應,力求解放思想。幾乎同期,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被稱為「解凍時期」。
感集權礙經濟改革 鄧小平86年命趙紫陽研政改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指出五大弊端,包括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及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引起很大迴響。不過,同年波蘭發生「團結工會事件」,中共保守勢力藉機狙擊領導制度改革,改革主線轉入經濟領域。及至1986年,鄧小平意識到,經濟改革的阻礙在於高度集權的經濟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因此重提政治體制改革,並讓趙紫陽牽頭成立班子,研究政改方案,提請第二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審議,負責具體工作的中央政改辦應運而生。

長遠目標民主政治

「每屆一小步 三五屆就跨出去了」

吳偉表示,政改辦經研究認為,改革的長遠目標應是全世界通行的民主政治,但礙於現實情况,「不可能一口吃成個胖子,不可能明說不要共產黨領導……這(民主)是個方向,只要十三大能走出一小步,十四大再走出一小步,走那麼3屆、5屆黨代會,這個大步就跨出去了」。

民眾保守派齊施壓 趙兩頭受氣

最終,《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在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艱難過關,多項政改措施也寫入十三大報告。不過,正因黨內改革派不能明說政改方向,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並不了解趙紫陽在黨內「老人集團」、保守勢力圍剿中推進政改的困難局面,要求加快改革呼聲強烈。吳偉形容,1988年底至1989年初,趙紫陽猶如「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吳偉稱,社會壓力既是趙紫陽推進政改的助力,也是他作為總書記必須維持社會穩定的一道難題,「社會和廟堂沒有呼應,最後學潮以不妥協的態度,從低點一直走到最高點,終遭鎮壓,趙紫陽下台,政治改革也由此被終結」,但他強調,這個結局是多種因素造成,不能因此責怪學生和知識分子太過激進。

鄧小平態度轉 扼殺政改

除了朝野缺乏互動及保守勢力狙擊外,吳偉指出,政改關鍵「死因」在於鄧小平對政治體制改革態度的轉變。當時既力推改革開放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凌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之上,對改革具決定意義。鄧小平為政改確定目標和內容,也劃出底線,當他認為自己選定來主持改革的趙紫陽已走得太遠,以反腐和推進政改為旗幟的學潮及趙紫陽主張的民主和法治路線可能危及中共一黨專制體制時,就必然出手扼殺。
吳偉表示,中國想要真正實現社會轉型,當下看困難重重,不過「在中國現實的歷史條件下,否定改良是錯誤的……改良有一種是執政集團發現了繼續前進、發展的危機,主動改良,還有一種是在外部環境的壓力下,不得不做出應變式的改良」,內外結合,才有可能重啟政治改革。

黨政治萌芽 鄧小平叫停:說說而已 豈能當真?

1980年代中國的政治改革方向,有多接近西方的民主政治?解答這個問題,只需看看那場改革的參與者、見證者吳偉舉出的兩個例子。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原來都叫幹部,沒有公務員,公務員是西方國家統一的稱謂,在這個問題上其實沒多大爭論」,而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曾討論,要將公務員隊伍劃分為政務類和業務類兩類,方案寫入十三大報告,「這可為將來公務員中立做準備」。
吳偉稱,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聽取意見後曾建議,可用選舉和任命與非經選舉和任命區分公務員,即類似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務官與事務官。前者可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管理,後者通常是副部級以下官員,應成立國家人事部管理。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等對此亦無異議。不過,1990年代初通過《國家公務員法》,拿走有關兩類公務員的條款,保留由組織部門統管黨政幹部的「黨管幹部」體制,新設立的國家公務員局成了擺設。

趙紫陽倡允民主黨派成立黨組

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大召開前夕,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中,趙紫陽提出,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黨員組成的黨組,黨組書記是將接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萬里;其他民主黨派也應該允許分別成立自己的黨組。書記處同意了這個意見,吳偉說,這意味中國議會允許存在不同黨派的黨團,「這是極其重大的決定,實際上是為將來走向多黨政治奠定基礎」。
事情傳到鄧小平耳中,他讓人傳話給趙紫陽秘書稱,「鄧講發揮民主黨派的參政作用,只是說說而已,怎麼能當真?絕不能在人大中間搞黨派政治,鄧是反對的」,這一構想最終告吹。
2019年1月17日吴伟在北京富强胡同六号纪念赵紫阳逝世14周年

黨政分開 今已遭否定

吳偉表示,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最大成果是黨政分開和任期制,可惜碩果不存,現在全面倒退。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在1986年反覆強調,要透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黨政分開。鄧小平認為,一方面權力過分集中於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政府事事都要由黨委討論,嚴重影響行政效率。

文革「黨領導一切」 近年重提

吳偉說,「黨的領導」在不同時期含義不同,文革中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文革後的提法是「政治、思想、組織的領導」,中央政改辦開會時曾討論這個問題,有人提出思想只能「引導」,無法「領導」,對黨組織可以領導,但對人大及其選出的政權機構則不能直接領導,所以只剩「政治領導」,即執政的中共提出施政方案,這符合國際上民主政治、政黨政治的一般做法,最後中共十三大報告的確只保留「政治領導」。不過,近年當局又重提「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政分開已被公開否定。

1988年中共研判:來年或現中等動盪

六四之前一年,由中央政改辦改制而成的常設機構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預計過出現大規模社會騷亂的可能。

通脹嚴重 現搶購潮

吳偉透露,1988年研究室做過社會動向預測,估計中國可能在1989年發生社會動盪,甚至可能達到中等程度。當時因「物價闖關」失敗,出現搶購風潮,通貨膨脹嚴重,很多知識分子、學生對政治改革進程緩慢、「雙軌制」下滋生的腐敗問題強烈不滿,研究室判斷出現學潮和社會動盪在所難免。
吳偉表示,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要求研究室對此做專題研究,並提出對策方案,但他反思,當時的重視程度仍然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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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從廣場到城樓 從回顧到眺遠


30年歷史一瞬間,卻是一代半人的黃金歲月。反思和紀念1989年中國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中美不同的歷史觀可以給我們一點啟發。

中國人經常說我們的歷史很「長」,我的美國博士導師說美國歷史很「淺」。前者傾向回顧,把歷史看着一條陰影似的長尾巴,沉重地拖着我們的後腿。後者更把歷史視為腳下的基石或者托起身體的流動積澱,看到的是歷史給當下個人的塑造。八九、六四,作為我們一代人心中永不癒合的創口,不應該是一個歷史負擔,而是托起我們繼續攀緣的歷史基石、以及由此而築起的階梯。

往後看,歷史事件的受益者和犧牲者不可避免爭奪歷史的話語權。中共作為奧威爾《1984》思想反串解讀的大師,用當下的壟斷權力控制歷史而服務其未來。可以說,中共已經很成功地消費了它所說的1989年那場「風波-動亂-暴亂」,享受了一頓馬拉松似的屠夫-流氓-幫閒的盛宴。

在較低的層面也看到另一個個人悲劇:極個別學生、民運領袖已經把自己的政治資本變現,並遊走於西方大都市和北京、上海之間。個別人把北京學運等同和吞噬整個全國學運和民運,未能有效團結全國範圍的學運和工運,似乎北京學生通緝令是一種確立梁山泊座次的合法性文件。也正因為有這種用心,有的民運高能見度的公共人物會在今年的30年紀念中缺席。

中共是利用民運分歧,並趁機打入一個個楔子製造和擴大各種分歧的高手。對於中國海外民主運動,西方國家經濟支持本已少得可憐,還用「羊拉屎(撒胡椒粉)」的戰略對待中國民運,為了資源山頭林立,同根相煎的現象不可避免。

也正是成功利用了中國社會各個板塊和歷史各階段的多重分割線,中共成功建立了一個寡頭等級和隔離制,在特權大家族之下,鞏固官僚體系維持現狀,利用城鄉等級戶籍體系收買城市中產,剝削和剝奪農民和農民工,通過洗腦教化出一批只求填飽肚皮的「幸福的奴隸」,最後用清洗屠殺的方式對待他們孤立出的各種「賤民」。

如何走出這種政治人食人的差異格局、鏈條編織而成的鐵屋子?秉承普世價值,我們應該擁有對1989年歷史遺產的平等開發權,這是站在歷史的高度,往下審視的歷史觀所給我的啟示。

反共形成滾雪球效應

天安門廣場的抗議、絕食和犧牲,說到底還是一個反對運動。三十年來,該運動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將中共政權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反共形成吸附越來越多人群的滾雪球效應。一個負面影響是,反共人群成為一個異質烏合之眾,不同小眾人群相互論辯和抵銷影響力的方便之門,就是給對方扣上一頂「親共 / 通共」的大帽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共的網絡水軍為了通過人品暗殺,清除任何一個有影響力的民運意見領袖,也樂於用此離間計來撒播猜疑和紛爭的種籽。但反對畢竟是一個破壞,也主要是一個消極的行為,建設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還需要登高望遠,最終才能站在城樓上,而不是永遠聚集在廣場,爭論如何建立通天塔。

中共的分化瓦解和最終崩潰是歷史的必然,問題只是早晚。如果民主力量無法提出一套系統的民主中國願景,這種遲到就會從有限變成長期。好的是八九一代正值人生旺年,在國內外三十年的堅守,大浪淘沙真金已見。有成功的律師、商人、投資人、作家、醫生、媒體人、教授和公務員等無私奉獻,也有民運人士開餐館,駕出租,做裝修,但不忘初心。蔡英文在八九民運30年後,首次以中華民國總統的身份接待海外民主運動訪問團,就部份展示了海外民主團隊的實力和底蘊。最重要的是,其中中國民主黨的團隊打通79民主牆、89天安門、08憲章等多項政治運動,為團結和整合未來民主運動提供了人事和思想的基礎。

我的人生軌迹也是和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相脗合的。1986年在讀研究生時即參與那年冬天的上海學潮。1989年的民主運動,在復旦大學成為青年教師「七君子」之一,被定為上海學運黑手。從此以後,學術研究思考和中國民主化結下不解之緣。在推動海外民主運動,尤其是中國民主黨建黨運動中,我意識到,面臨各種狂熱極端主義思潮,中國民主要真正成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共識,成為可替代中共專制發展模式的有吸引力和競爭力的願景,我們必須繼續弘揚1989年的啟蒙精神,堅持理性科學、人道主義和信仰自由的原則,建立一個民主多元、並能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和弘揚中華文明的世俗共和國。

中國民主運動的使命不是改朝換代,因而其目的不是要使其領導集團可以登上城樓俯視民眾。真正的歷史使命是讓每一個個人獲得有自由和尊嚴,最終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可以嵌入亞洲民主國家聯盟,一起登高望遠,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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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A焦点对话:三十年来,六四造就中共统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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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的六四事件,给中共合法性造成了巨大的危机。三十年来,中共通过抹杀记忆和发展经济的方式,重新稳固其统治。但是许多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下滑,社会控制日趋严厉,习近平废除任期制引发不满,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等外部因素,中共的合法性再度面临内外挑战。
三十年来,六四天安门事件如何影响中共的统治方式?当局的高压强权统治,能否真正消除中国的民间声音和公民力量?中国目前面临的内外不利因素,是否可能成为中国下一次巨变的导火线?
参加节目话题讨论的嘉宾是: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爱尔镇书生》作者曹旭云;乔治亚大学学生古懿
六四对于中共这30年来的统治产生了什么影响?换句话说,中共从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来加强其统治?
高文谦说六四是历史的转折点,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十年改革寿终就寝。它有两个政治遗产。一是开启了暴力维稳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就是坚决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思维。
换句话说,任何敢于挑战中共的人和组织,对其绝不手软。另外,民众也从六四镇压中认识到中共的本性,这是血的教训。如果再有类似局面,中国民众不会再像当年这么幼稚,必将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曹旭云说最近陈奎德提出“六四人”的概念。当年许多学生因为这场运动受到了教育,看清楚当局本质,但是因为目前中共的暴力维稳和网格化维稳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这些人就像种子,什么时候发芽,无人可以预料。当年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六四人散播在民间,不可小觑。
古懿说有两句话可以分享。第一句是罗克韦尔说,一个政治体制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候。现在中共一直在寻求它的执政合法性。另一个是邓小平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中共开始把抗争扼杀在萌芽状态。
习近平个人和六四有什么关系?从他今天的治国方式来看,有哪些特点我们能够追溯到六四事件?
高文谦说习近平和六四镇压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中共的执政地位和习近平的浮沉是绑在一起的。习近平的原话就是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所以如果他给六四翻案,就会丢掉暴力维稳的刀子。他上台六年了,一直在糊弄老百姓,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他的做法已经成为六四同谋犯,他的治国方式也是全盘继承六四的政治遗产。前两年有些人在海外媒体散布说习近平是“先集权再民主”,最后会有华丽大转身……这是舆论误导。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近年来开始下滑,习近平高度集权造成潜在危机,现在又面临美中贸易战等国际不利因素。上述因素是否可能成为下一轮中国出现剧烈变化,或者下一轮政府和公民对抗的契机?
曹旭云说这完全可能。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变革都是渐进过程,它可能是因为某个重大事件,也可能是因为一个小火星。中美贸易战目前的程度,让当局非常不安。目前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是许多人看来的30年的经济发展,中美贸易战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中共被釜底抽薪。
古懿说现在外界的评价可能高估了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中共是最有抵抗力的一个集权,中国也对外界危机有惊人的调试能力。尽管现在有些诉求,但大多数都停留在经济层面,当局有相当大的调试空间。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新集权统治不会松动。指望中美贸易战为中国带来改变,这非常不现实。
也有人认为中共用当时的血腥镇压换来了现在的稳定。如何看这个问题?
高文谦说六四的发生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当初习近平上台之初,高文谦曾说:习近平生逢末世,做不了太平天子。他需要在社会面临动乱的时候选择开枪还是不开枪。他在政治上可以控制,但是在经济和外交上控制不了。如果贸易战导致经济崩盘,那么就会导致政治变局。所以他的压力其实非常大,他的身体是否能撑得住都是问题。外交问题包括朝核、南海、钓鱼岛等等,美国手里的牌非常多。一旦出事,习近平就面临生死大关。
高文谦说提到当年学生是否过激,其实不是过激。当年学生的热情有余,最大的教训是对共产党的本性认识不足。其实当年历史给过中国机会。如果胡耀邦不是死在四月,而是死在半年后的苏联剧变,或者学生主动撤离,都不会是这样的结果。当时中央里是有同情学生的声音的。学生没有退场机制,一旦当局开枪,就把学生的嘴封住了。如果学生领袖能够做到进退有据,就可能是另一个结局。六四虽然已经30年,但是没有走入历史,当年导致六四的各种矛盾,在现在社会中激化。每天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六四”,而且都会被当局的“六四”维稳模式镇压。
曹旭云说这个问题应该从本质上去认识。从当时政府的逻辑和理念里就没有一个对话和探讨的民主概念。由于这样的本质和状态,才导致这样一个暴力的结局。30年后我们来看中国的社会也是非常非常危急和糟糕的。不能只看经济数据。这些数据只要建立在非民主制度、无道德信仰、无价值理念的基础上,都是没有说服力的。民众仔细一样,医药、教育等等都包含许多问题。
习近平上任以来,不断加强集权和社会控制,而且还以高科技来强化对民众的监控。你认为这种极权手段否会彻底削弱民间力量和公民力量的抗争能力,甚至让其销声匿迹?
古懿说现在我们处在数据化集权的时代,但是八九要重演的可能性至少目前来看是不存在的。除非维稳机制崩溃了,中共的大麻烦才到了。
曹旭云说从秦朝来看,统一六国后何其强大?在当时看来,它的科技水平也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十几年就灰飞烟灭。所以在面对人类共同情感、普世价值面前,这些都是不值一提的。
复旦大学历史教授葛兆光先生最近在分析清朝由盛转衰的原因时,归结出三点:一是社会控制成本越来越大;二是意识形态越来越僵化;三是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可能性。这个分析对今天的中国现实有什么借鉴作用?
高文谦说确实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大一统国家的通病和宿命。习近平上台之后,又逆历史潮流而动。当年邓小平逃过六四一劫,就是因为他韬光养晦、绝不扛旗。可是习近平却扛起社会主义大旗,十分可笑。高文谦说他相信用不了多久这种残酷的情况就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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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最后的秘密》:中共秘密资料揭开“六四”镇压背后的权力游戏

纽约时报/储百亮



共产党时任总书记赵紫阳敦促学生取消定于1989年5月19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抗议。 XINHUA,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震惊中的中国领导人轮番发表讲话,谴责占领天安门广场、后被军队驱逐的学生抗议者。他们奚落因对示威者态度软弱而受整肃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并将此次动乱归咎于美国支持的颠覆行动。
根据周五在香港发表的一组中共秘密讲话和声明,军队和坦克在1989年6月3日至4日镇压民主抗议活动后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中就上演了这样一幕。

根据这部资料文集《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以暴躁著称的中共元老王震在谈到共产党的反对者时说:“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
新公布的文件揭露出,大屠杀发生后中共领导人迅速强化一种世界观,声称中共和中国受到秘密邪恶势力的威胁。在贸易战中与特朗普总统对峙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治下,这种观点继续影响着中国政治。

“自1989年以来,这种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更具体、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共产党——被敌人包围着,”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学教授、《明天中国——民主或集权》(China Tomorrow: Democracy or Dictatorship?)一书作者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说。
1989年5月19日,绝食的学生抗议者在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顶上。

1989年5月19日,绝食的学生抗议者在停在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顶上。 CATHERINE HENRIETTE/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天安门抗议的照片,来自一位学生目击者。]
如今在中国,1989年的剧变几乎无人提及;审查和安全控制使公众纪念活动归于沉寂。但那段时间在政治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89年4月,被边缘化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他们的抗议演变成一场热情的运动,要求得到清廉的政府和更多的民主权利。
赵紫阳及其支持者赞成通过谈判化解抗议。但强硬派占了上风,将赵紫阳赶下台。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士兵们在北京射杀了数百乃至数千名抗议者和旁观者,中国其他城市也爆发了流血冲突。
这份209页的文件来自1989年6月为巩固对武装镇压的支持而召开的会议。所有官员都支持下令镇压的老领导人邓小平,谴责赵紫阳,为结束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后者倾向于妥协,因而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专政就有专政的工具,这不是口头上说的,或者摆到那个地方看看的,而是要去用的,”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元老薄一波在文件中说。中国一直在封禁关于那个时期的书籍,出版这本文件辑录的小型出版社新世纪出版社无视了这种审查。
这些话表明,这些领导人认为共产党已经快要失去控制。
“那个时候,我们党简直成了地下党,我们的政府成了地下政府,”为武装镇压辩护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对其他官员说。“我们处处都受到限制。”
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可以解释中国共产党何以总是迅速采取行动,粉碎任何表面上的社会动荡,最近的一次行动是镇压了一小群学生,他们诉诸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专家孙万国(Warren Sun)说,就连胡启立和阎明复等支持赵紫阳的温和政策的官员也开始攻击他,经常批评他领导不力。
新世纪出版社的出版人鲍朴说,“这些文件中的终极秘密是,共产党是如何掌握这种机制,让官员无视自己的信仰和道德,听命于一号领导人。”鲍朴的父亲曾是赵紫阳的高级助手。
“邓小平亮牌,所有人都得站队,”他说。
自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已经加倍要求人们对身为最高领导人的他表示服从,并于2018年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巩固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他可以无限期地抓住权力不放。
周四,新世纪出版社的创始人鲍朴在香港。

周四,新世纪出版社的创始人鲍朴在香港。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这些新收集的文件与一系列从中国流传出来的书籍一起,揭示了1989年的动荡。共产党对这一话题进行了严酷的审查。
2001年,学者们发表了《天安门文件》,这是一组引发争议的报告和文件,尤其是因为一些研究人员质疑其中收录的高层会议记录的真实性。香港出版商鲍朴还帮助出版了失势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回忆录,以及曾力主镇压抗议活动的中国总理李鹏的日记体叙事。
新出版的文集展示了中国官员断言中国受到来自国外、特别是美国的颠覆力量威胁。公安部长特别指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如今他仍然是阴谋论的对象——是党内自由化官员的支持者。
“获胜的保守派把国内批评妖魔化,并夸大外国势力的作用,这表明他们对影响政权的真正问题视而不见,”研究中国政治的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前言中写道。虽然强硬派官员承认公众对通货膨胀和腐败的愤怒,但他们认为,希望政府更开放的政治要求是西方颠覆的工具。
尽管这些最新言论中充满对西方势力的批评,但是党的元老邓小平希望中国继续向外国投资开放。对此官员们很快表示支持。
“怕外国人不来投资,我说不怕,”中共元老王震说。“外国资本家是要赚钱的,他们绝不会放过中国这个世界上这个大市场。”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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