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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人物 |
这些事难不倒聪明的中国人，人们很快就找到了应对的办法：加尿。
各地区的区别就是尿的来源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加人尿，
晚上卖烤羊肉串的小贩，羊肉供不上的时候，
牛奶里面不仅是兑尿，如果距离远，奶农送奶前都要加点庆大霉素。
养猪用瘦肉精（平喘药克伦特罗），养鱼、鳖用避孕药，
后来听说也有用尿素的，
我一直想，这笔账无论如何也应该算在洋鬼子的头上。
据说中国人喝奶是学习日本的经验：每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
原载《海纳百川》，朱学渊推荐
网路文摘—4074 （2008-9-21）
中国模式的本质是：专制、奴役、掠夺、盗窃、卖国和苦难。换个角度，这个本质也表现为老百姓的勤劳、聪明、才智、奉献、忍耐和苦难、外加国际先进科技、经济和资源的带动，再加对历史、环境、国土和其他一切资源的掠夺和挥霍。
中国人是吃大苦耐大劳的群体。无论他们到哪里，都会依靠他们的这个特点，创造出辉煌的经济奇迹。海外侨胞的大量例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根据林牧老先生引用的资料，即使满清末年，革命前夕，社会动荡不安，1901年到1910年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也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成长，比当代中共条件下的中国模式高速发展的速度还要快一些。即使辛亥革命和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经济也是高速成长。蒋介石北伐以后，在国内内战不断，国际经济大萧条的不利形势下，抗战以前十年间，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8%—9%。[注1]
所以，只要统治者不胡来，中国的发展，一定是非常迅速的。中共建政以后，中国倒退停滞三十年，中国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以后，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前进、发展，并取得较快的发展速度，这不是中共的光荣，而是中共的耻辱，是毛泽东和中共胡闹的结果。
经 过改革开放以前三十年的胡闹、倒退和停滞，中国与世界在科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差距，被大大地拉大了。因此，由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距这 个落差，积累了巨大的能量，就象水流迅速从高处向低处倾泻一样，一旦开放，马上就产生了国际先进科技、经济和资源对中国大陆的迅速涌入，迅速抬高了中国的 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水平。其发展速度，是与国际处于同一个水平，落差很小的地方无法比拟的。
在这个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加上中共在国内实行的特殊的奴役制度，经济发展当然会进一步加快。
由于中共专制下的奴役制度，可以肆无忌惮地对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进行奴役和压榨。在这种制度下，使劳动者在最艰苦的条件下，承担最大强度、最长时间、最艰苦的苦役劳动，无情地榨取劳动者的血汗，经济发展的速度，自然不会低。
我们在劳改队和监狱，曾经发现，劳改场所特殊的残酷的强迫劳动制度，往往能够迫使劳改犯的劳动产出，高于社会的五六倍。我曾经说，如果中共能够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把全国劳动者变成劳改犯，那么，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度提高，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中国有十亿作为二等公民的准农奴，包括农民工，有三四亿没有权利、被奴役的城市居民，中共的专制制度，将全国变成一个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巨大的准监狱，只要中共专制寡头不像大独裁者大屠夫大暴君毛泽东那样胡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乃是必然。
在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下，再加上中共的大抢劫、大掠夺，对全国环境，包括土地、空气、水和其他一切环境因素的放肆掠夺和挥霍污染；对地上和地下的一切资源、包 括国土、矿产、非生物和生物等等一切资源放肆掠夺，对历史积累下来的古人和今人的一切财产，包括文化、文物、自然景观、国营、集体和私营的工厂、企业、银 行、金融、土地、房产资源、生产和生活等等一切资料、国家和民间的一切财产的放肆掠夺；然后通过卖国等一切手段，出卖国土、出卖上述一切财产、出卖主权、 出卖国家利益，从而迅速变现，吃祖宗饭、子孙饭，中共的迅速暴富，也就在情理之中。
更何况，中国人节俭成性，在非常贫困的条件下，中国的积累率，竟然超过40%，接近一半，这是西方国家和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无法达到的。而老百姓，则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存入银行，让中共用作投资，中共则用各种欺骗手段，用通货膨胀等各种手段，掠夺和侵吞老百姓的血汗钱。这种情况，对中共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在这里，我们要对土地问题多说几句。
中 共的大抢劫大掠夺和一切掠夺，不分公有私有，只要有高利可图，就抢劫，就掠夺。他们首先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以搞“公有化”为名，掠夺人民的私人财 产，变成中共专制国家的“国家”或“集体”财产；然后，又用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以搞“私有化”为名，把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掠夺到中共官僚太子党手 中。他们已经掠夺了绝大部分国家和人民财产。
近几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们，又开始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要在目前中共专制制度、和官僚太子党进行大抢劫大掠夺的条件下，搞“土地私有化”，企实际上是要对目前留下来，还没有完成抢劫掠夺的最大一块财产，即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抢劫掠夺。
事 实上，这些年，在土地领域抢劫掠夺和矛盾冲突最尖锐最厉害的领域，恰恰正是房产、房基地等等私有产权非常明确的领域。中共的抢劫掠夺，根本不管你公有私 有。企图用一纸私有产权证书，来解决土地问题，纯粹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幻想、空想和对老百姓的肆意欺骗，是他们继续充当官僚太子党大抢 劫大掠夺吹鼓手和帮凶，并且是死不悔改的表现，也是他们在经济决定论、所有制决定论基础上杜撰的荒唐谬论。
只要中共专制政府想掠夺，这种私有产权证，就一文不值。
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必须先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搞好政治改革，就不可能解决好中国的土地问题，“土地私有化”只能成为中共官僚太子党的又一次大抢劫大掠夺。
而 且，没有政治民主，私有财产，包括私有土地，就得不到应有的保证。中共可以依靠政治专制，几个月、一二年内就可以迅速剥夺全国老百姓的私有土地、私有产 业，当然也可以依靠其政治专制，迅速剥夺任何人的私有土地和私有财产。只有结束中共专制，建立民主，私有产权才能得到有效保证。这个道理，是束缚于经济决 定论和所有制决定论谬论的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根本不懂的。
自由主义者对土地问题的做法，还有其历史原因。这些人，往往认为中共的土地改革，及他们吹嘘的“耕者有其田”，得到农民支持，是中共战胜国民党、取得政权的法宝。所以他们老是要在“土改”上大做文章。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对的。
中共的土改，当然有人拥护。但拥护的是二流子，是农村的地痞流氓懒汉二流子。是不劳动的农民，不劳动的无产者，即农村流氓无产阶级。
至 于劳动的农民，无论是贫农、雇农、中农，还是长工，对土改，尤其是对于斗争地主富农，基本上都不拥护。虽然因为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也许他们并不是很反 对。我们家是贫农，土改中也分进一些土地和山林，但并不拥护土改，更不拥护斗争地主富农。我的父亲就说过，不少土改积极分子，是懒汉二流子。我的父母在家 里，谈到斗地主富农，总是非常反感。我们村，我们周围地区，积极拥护土改的劳动农民，都不多，反感的居多。当然，土改时农民不敢公开讲真话，真话只敢在家 里讲。到后来，甚至在家里也不敢讲了。所以，连土改工作队，也不知道农民的真实想法，误以为农民拥护土改。
这种情况，我们1962年 去农村搞社教运动时，也得到证实。我们拼命动员贫苦农民尤其是长工，忆苦思甜，诉地主富农的苦。但结果，一般农民都不肯。尤其一些长工们，相反倒大讲地主 富农的好话，说他们的东家不错，吃肉、喝酒招待，及时给报酬，对他们很好。一些地方农民诉苦就诉中共大跃进大饥荒的苦。农民都认为历史上最苦的时候，就是 大跃进大饥荒。
那么，中共为什么通过土改，获得很大力量呢？
在我看来，原因根本不在于土地改革本身，原因在于中共通过土改运动，将他们的政权、以及共产党或共产党的附属外围组织，彻底向下延伸，一直延伸到村民小组，建立起非常彻底，非常牢固的从上到下的专制政权。
这 种彻底向下延伸，非常牢固的专制政权，是法西斯式专制政权的特点。德国法西斯之所以能够在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取得经济发展的奇迹，这种奇迹，远远超 过人们推崇的、当代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根据三妹文章，希特勒德国的经济，在国际大萧条的条件下，连续多年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失业率从百分之三十 降到百分之零（见附件2）。其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纳粹党深入基层，深入每一个街道居民区，去活动，去动员，去组织生产，所以创造出经济奇迹，并建立起空前强大稳固的政权。
中共比德国法西斯工作更细致，更深入。
中 共政权及其组织向下延伸，深入到农村每一个村和每一个村民小组，和城镇每一个企业和企业的车间、班组、居民区和每一个居民小组。这就是中共能够维持政权到 迄今为止，并且特别专制、特别强大、特别可怕的原因所在。这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无法企及的。包括现在最先进的西方国家，都不可能把政权深入到如此深的 基层。一般西方国家，最底下的组织，也不过是相当大的社区中间很松散的社区自治组织。更何况现在的西方国家，从基层到最上层，全部都是自治组织，一级不服 从另一级，下级不服从上级，根本不可能像中共那样，从上到下，依靠命令，令行禁止，完全统一。
中 国历史上，政权都只是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农民自治。国民党虽然提倡保甲制度，但实际上，这种保甲制度，仍然不过是农民自治组织，与中国历史上的制度， 变化不大。所以，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在农村没有多大力量。他们要征兵，仍然需要依靠拉壮丁之类的方法。要收税收，只靠政府，相当艰苦。天高皇帝远，像历 朝历代一样，农民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听国民党的。不像中共，从上到下，建立组织，向下渗透，及到村民小组，非常统一，非常有效地控制了每一个农民家庭， 这时，不再有天高皇帝远，共产党就在眼前，农民不听不行。共产党要动员征兵，上面发布号令，各地组织立即全部动员，到农民家庭死缠硬劝，软硬兼施，就像文 革期间动员下乡插队那样，农民不得不“自愿”当兵，“自愿”交粮。
这就是中共取胜的原因，也是迄今为止，中共仍然非常强大，统治非常严密的重要原因。
再说一遍，中共总是利用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国家利益），对私人财产包括私有土地进行掠夺；相反、用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为名，对国家和人民财产进行掠夺。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过是中共的工具和卒子。
以上说得长了一点，说的是中共对土地的掠夺。
除 了上面这些掠夺以外，中共还通过各种非法手段，通过空前广泛、空前普遍的对国际知识产权、国际科技、国际专利和国际产品品牌的放肆盗窃，仿冒，以及对台港 澳和国际投资人的投资财产的欺骗、掠夺和侵吞，通过假冒伪劣和有毒产品，通过毒害国人和全世界，来迅速致富，取得迅速发展。一些边疆省份，甚至通过贩卖毒 品来致富。不过，还算幸运，中共没有继续他们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在全国通过栽种和贩卖鸦片来致富，也算是中共的一个大进步。
所有一切国际国内条件，造成了这些年的“中国模式”，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正像三妹文章（见附件2） 揭示的那样，中共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远不如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德国。其原因，显然是因为中共的极端腐败和无能，包括他们肆意贪污、浪费和挥霍，包括把大批 抢劫掠夺贪污得来的钱财，转移到海外；也包括中共官员的消极散漫，决策和施政的任意性和胡闹性等等在内；也包括中共和中国老百姓与中共空前尖锐的矛盾。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一切，在希特勒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那里，是没有的。
附件1：
胡平ZT:丁学良：“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作者：丁学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做发展研究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这些年里，常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指从中国开放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发展路径。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的30年 做一个研判，它确实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 路。当然，相比起来，“中国模式”同日本或韩国的模式，比同西方模式更加相近，但也不能划等号。而且，“中国模式”又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 模式。
如果把上述三个参照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确实是没有完全照搬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至于中国本身的这个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不应有争议。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模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用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打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推广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出好多倍的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没啥适用性。问题在于，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仍然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我并非是中国道路的盲目赞许者，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也想在海外学术活动中，能把中国的经验多做推广。但我发现这很难!我跟很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难?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 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 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 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 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 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 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 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 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 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 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730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2%;人均GDP是45300美元，是中国的18.4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 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 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 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附件2；
三妹：中共毒瘤析2008-09-1206:25:10
杨逢时女士在台湾同乡联谊会全美年会两岸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非常精采。精采在于，她站在了人民的立场，出于对祖国和人民感情，她这个普通的音乐家才有如此清晰深刻的头脑和透彻的观点。
杨逢时女士说中共是毒瘤引起读者的讨论，有些读者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语言，有些读者认为杨逢时女士没有回国看看中国的城市建设，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的”结论。
现在是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绝妙之处就在于，一个人只要具备正确的价值 判断，你不必非要去这个国家，你就可以从通畅的信息中得出你的正确判断。对于新闻封锁、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就更是如此，连生活在中国的人民都得不到本国的 真实信息，就更不要说短期回国看看的人了，回国走马观花看到的当然是误导你的、与底层百姓生活毫无关系的表面辉煌。所以像我这个十年没回国的海外华人，却 比我的在北京生活几十年的兄妹更知道中国每天发生的事情，他们只能打电话问我中国真实的消息和状况。
判断中共是不是毒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坏政府和好政府的根本区别。首先 要清楚的一点是，任何政府，不管它是现代的专制极权政府，还是古代的奴隶制政府，它都要做到维持它的生存，于是就要从事基本的经济建设，维持一定数量人群 的就业，提供最基本的社会服务等等。一个法西斯政府也要做这些，法西斯德国当初在经济建设方面做得比现在中共做得更好，但是，并不因为它做了这些，它的邪 恶反动的本质就改变了。
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全球经济大萧条，有很多国家甚至出现饿死人的 现象。可是当时以希特勒为元首的德国，经济却连续多年以每年百分之百的速度增长，失业率从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零。法西斯德国当时也不断地大兴土木，大搞 建设，它出炉了许多很好的经济政策。比如修建可以起降战斗机的高速公路，大量建设优质的基础设施。德国很多地铁是希特勒时期完成的。当时希特勒还发誓要让 德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轿车。一九三六年，德国又成功地在柏林举办了奥运会。这一切使一战成为战败国的德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但是，希特勒在领导制 造经济奇迹的同时，疯狂地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群体屠杀，并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邪恶帝国。
再说说日本，日本从一九三一年侵入中国东北，到一九四五年战败，在中国占据十四年。日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造成的损失是，中国军民伤亡达三千五百余万人，经济损失达六千亿美元以上。即便如此，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一样也搞经济建设，大兴土木。
自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大举进犯中国前，仅仅六年时间，日本就把东 北几个城市建设成现代化城市。当时日本不但把东北几大城市建设得得辉煌无比，而且还在中国办了很多实业，办了许多工厂，开了不少矿业，一直到中共夺取政权 之后，东北三省很多老工业基地都是日本人留下的底子。当时东北三省是全国铁路网最发达的地区，也是日本人搞的。
这两个例子说明，象德国和日本这样残酷杀人的政府也搞建设。甚至，邪恶的政府在侵略占据他国，杀戮他国人民时，也在他国土地上搞建设。邪恶政府统治下的经济建设能抹杀这些政府杀人的邪恶本质吗？当然不能。
同样，压制杀戮自己国家人民的中共政府统治下所搞的建设也不能抹杀中共政府的杀人本质。
再说，亚洲别的国家和地区也在经济腾飞，人家哪个政党哪个政府象中共那 样给自己脸上贴金？人家国家的老百姓也没有像中国臣民那样对执政党如此叫好过。为什么连起码职责都没有做好的中共政府会受到民众这样的叫好？这无疑是中共 五十年来的愚民政策的收获，中共长期的单向宣传使人民丧失自我，把什么都归功于中共这个自以为是的“党娘”身上。
德国和日本这两个例子说明，鉴别一个政府好坏不是看它统治下搞了多少建 设，而是看它对人民的态度。看它是否给人民自由，看它是否接受人民的监督。如果它不但不给人民自由，还为此镇压杀戮人民，这个政府则无异于德国、日本法西 斯。实际上，中共政府五十多年统治杀掉的中国人民已经数倍于当年日本法西斯占领中国时杀掉的中国人民。而且直到现在，中共政府还在群体屠杀法轮功百姓。中 共政府不但杀人，而且极端腐败。
我们不妨看看这几年發生的幾個災難，看看哪个灾难不是中共这个腐败透顶的毒瘤造成的人祸。
二00八 年一月十二日，中国南部地区下起大雪，此大雪使三分之一的中国陷于瘫痪，使中国南方十六座城市斷電。最惨的是，五、六十万要回家的人困在广州火车站，没有 食物、没有饮水、大小便都没处解决。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警察的国家却在大难的第一时间看不到警察的踪影，这个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对付维权人士、上 访冤民和法轮功修炼民众的中共政府却在人民如此危难的时刻无计可施，两个多星期竟无所作为。
下雪怎么能使十六座城市漆黑一片，半個中國的火車停開？原來，禍因不是 雪，而是豆腐渣的电塔、电缆禁不住冰雪的压力而倒塌，而造成停电，造成火車停開。改革開放以來，九十年代建立的百分之九十的电塔、电缆都在這次大雪中被冰 雪壓塌。諷刺的是，百分之九十的五、六十年代建立的电塔、电缆卻挺住了這次大雪，沒塌。
一九九八年的洪災也是如此。這年夏天，集中著中国百分之四十人口、百分 之三十五耕地和一百多座大中城市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长江大堤及松花江堤防数十处决口。随后，朱熔基找到当时报喜不报忧的九江市副市长问道：“到底 大堤内有没有放钢筋？”对方沮丧地坦白说，“本来是应该放钢筋的，可是不知怎么被偷工减料换成了竹条。”
這些可怕的竹條大壩造成全国二十九个省市的二亿三千多万居民和二千二百二十九万公顷的农田受灾，倒塌房屋達六百八十五万间，近二千万人痛失家园，伤病、失踪、死亡的人数达八十多万，直接经济损失达二千五百五十一亿元人民币。
二00三年二月發生的萨斯疫情更凸顯了中共政府欺瞞百姓，人民被剝奪知情權的毒瘤狀況。
早在二00二年十一月萨斯病毒就在中国广东省一带流行，如果中共政府及时通知世界卫生组织这种前所未有的病毒，这个病毒是完全可以在初发之时被世界力量消灭干净的。可是中共却又一次故伎重演，它采取新闻封锁，隐瞒疫情达五个多月之久，延误了防御病毒扩散的时机，造成疫情蔓延全球。
自二00三年二月萨斯疫情在全球爆发后，世界各地区几乎每天都在报导新增及死亡病例。奇怪的是，在萨斯发源地的中国，官方媒介却没有任何有关萨斯的报导，历来喜欢鼓噪宣传的中共政府在世界终于发现真象后却憋气闷声了近两个月。
直到二00三年三月底，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中国官方才不得不发出勉强的声音向公众报导“非典”信息。
隨后，中共官方媒体第一篇关于萨斯的正式报导拖延至二00三年四月二日才发出，这个严重迟到的报导还是一篇骗人的报导，它的题目是“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在发表这篇骗人报导的第二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在中外记者会上说：“我负责任地说，在中国工作、生活、旅游都是安全的”。
就在中国官方一再重申非典型肺炎已经在中国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退休外科医生蒋彦永向媒体发表书面声明，说中国卫生部门隐瞒真相。
据美国《时代》周刊披露，四月二十二日，就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抵达北京解放军309医院几个小时之前，309医 院把四十多名已经确诊的非典病人转移到一家旅馆；另外，中日友好医院也发生藏匿病人的情况，在世卫专家到达前，有三十一名非典病人被匆匆塞进几辆救护车转 移。打电话给《时代》周刊提供这一消息的女士说，中日友好医院的护士对此非常气愤，因为她们也和携带传染病毒的病人一起被关在救护车里。
二00八年五月十二日的汶川大地震就更是豆腐渣工程造成的人祸。中共政府封鎖地震預測消息，致使震區六個縣的數百萬人民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當地震突然來臨時，眾多學生、百姓被瞬間活埋，大量的学生被砸死在豆腐渣教室中。
如果这些人祸还不能说明中共是毒瘤，那么我们就看看它的直接的吸食人民血汗的毒瘤行为。
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华人都知道，美国税收的三分之二以上是花在老百姓的福利上和公益建设上，这些福利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几大项福利。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共政府的税收花费，看看中共是不是毒瘤。
二000年到二00四年政府财政收入翻了一番，从1.3万亿元上升到2.6万亿元。可是工资占GDP的比例，从一九九九年的16％，下降到了二00三年的12％。二00六年的政府财政总收入上升到四万亿元，而二00六年政府花在与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的教育、卫生和文化事业等福利的开销却只有政府财政总收入四万亿元的2%。(数据来自二00七年三月五日人大代表会议温家宝总理做的二00六年政府财政报告)。可是同年，全国党政官员公款吃喝、出国培训旅游、招待送礼却花掉了二00六年政府财政总收入的一半的两万亿元(数据来自二00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纪委、国务院研究室和监察部的联合报告)。二00七年中共政府税收又翻了翻，达到九万亿，可是四万亿却不翼而飞，早被层层中共毒瘤侵蚀精光。
中共九十年代实行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政策也是一个毒瘤行为。中共毒瘤政府不但抛弃掉它应尽的责任，还从产业化中以税收方式大量汲取人民血汗。
权力导致腐败，极端权力导致极端腐败。中共这个激动权力的极端腐败已经不是秘密，而是堂而皇之的公开行为，中共毒瘤极端腐败的普遍程度也是登峰造极。都毒瘤到这种程度了，它还不是毒瘤？
为毒瘤辩护的人总是拿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来挡驾。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就在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后就走上歧途。当时，世界对中共杀人一片谴责声，为了摆脱自己过街老鼠的境地，中共采纳了张五常的两个不要政策：发展经济不要顾忌破坏 环境，不要顾忌伤害大多数底层人民的利益。由此，中国经济就像抽了疯，根本不顾环境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往歧路上疯狂发展了。
看中国的经济问题不难，只要你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国家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个人和维护私党的立场上，你就不会被毒瘤的假象迷惑。共产党搞的经济发展是最容易判断的，它的毒瘤问题已经明显和巨大到众人皆知了。它的几个大的毒瘤问题如下。
一．中共搞的经济发展是敞开大门让全世界来破坏我们祖国的环境，来消耗我们祖国的资源。现在中国的环境的破坏已经到了国在山河破的极糟糕的境地，到了没办法挽回的地步。这是毁国卖国式的经济发展。
二。中共搞的经济发展是杀贫济富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杀的是本国底层人 民的贫，济的是西方的富人，美国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生通货膨胀？就是因为中国的便宜产品救了美国的经济。我最近散步遇到一对刚从上海来的夫妻，丈夫在上海做 生意，妻子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想在芝加哥买房。我跟他们聊了几个小时，那个丈夫虽然赚了大钱但一点都不糊涂，他告诉我说，你们根本不能想象，中国对外出 口的产品便宜到什么程度，工人在八小时内工作是赚不到钱的，只能靠八小时外加班才能赚到钱。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农民工每天要工作十六个小时，而且工资低得吓 人。那位丈夫还说道，中国这样贱卖自己，我们中国人还有什么面子？看来，这位丈夫没有因为得益而丧失起码的良知。他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妻子告诉我政府部门 有多黑。中共毒瘤搞的经济发展不但毁国卖国，而且还毁坏中国人民的尊严。这种把中国人民当牛马猪狗的经济发展，我们国人的尊严何在！？
三。正常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基于内需，一个正常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内需占75%，而中国的经济发展的75%却是基于出口和房地产。中共搞的这种经济发展是明显畸形的经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温家宝几次三番地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无可持续发展性、不稳定、不协调、不平衡的。
其实，所有这些争论的焦点不是毒瘤的问题，而是对一个极权政府的认识问题。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反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我们的人民到今天还这么愚昧，还看不清中共极权政府的毒性和邪性，那么中国的灾难就是毁灭性的。
二00八年九月十一日晨于芝加哥
[注１]根据林牧老先生引用的资料，１９０１年到１９１０年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平均以每年15%的速度成长。即使辛亥革命和军阀混战时期，中国经济也是高速成长。据陈旭麓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记载：1912—1919年，中国新建工矿企业投资加上原有企业扩建，新增资本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辛亥革命前50年投资的总和。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增长最快。1913年至1921年，纱锭总数增加了2倍多，面粉产量增加了3倍多。在教育方面，大学和专科毕业学生由1912年的490人，1926年增加到2300人；小学在校学生则由280万人增加到1922年的660万人。
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到抗日战争以前的十年（1927—1937）。国民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8%—9%。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时期，实现这样高的成长速度，是难得的。（以上满清末年到民国经济资料，见林牧老先生《读史随笔（之八）》）
中 国的食品之所以能成为化工原料的乐园，毒奶之所以能蔓延，以及被掩盖，以及受庇护，根源在于一党制。领导一切的一党制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它，把政府和企 业，财政和利润，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关系，搞得乱七八糟。许多“财税大户”，在当地党政机关甚至最高党政机关中，都有自己的“乾 股东”和“保护神”，组成为盘根错节难分难解的利益共同体，沆瀣一气，上下其手，狂热地，或秘密，或公然，追逐非法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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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 览中国》的基本设想，是回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引人注目的出现。它将为海内外独立的中国知识人提供一个平台，研讨当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定位，探索所谓“中国模 式”，讨论它是否以某种方式挑战普世价值和基本国际秩序，考察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的演变，研究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封锁与开放同中国国民生活的关联，讨 论中国周遭的地缘政治，观察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存在，瞻望中国如何转型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探究大中华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以及西 藏新疆等民族主义与大中华民族主义的互动，前瞻台海两岸关系走向，……等诸种课题，以应对历史性的挑战。
作 为中国独立知识人的平台，《纵览中国》将努力尽到自己的言论责任，孜孜致力于海内外知识界的精神交流，呈现中国独立知识界的思考成果，弃绝圈子作派，努力 凸显更为开阔的兼容并包、客观理性的特点，成为沟通中国境内外思想、观念和价值的精神桥梁，为中国民主转型并融入国际主流社会而竭尽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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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中国》将每日更新，首发稿将致稿酬，重要文章将被译成英文，并将与各界保持联系。联络邮址pijihuafu@gmail.com）
学术会议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与《纵览中国》计划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以促进和加强国际社会和中国独立知识界的联系，分享精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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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以下是六年前创刊《观察》之际陈奎德先生写的发刊词，宣示了创刊的价值取向和历史传承。该发刊词两年后被弃置不用，反而是国内知识界朋友不忍见弃，将其作为其网刊《细节的力量》的发刊词。有鉴于该文宗旨仍是今天《纵览中国》的价值取向和精神传承，故附载于此，以供参考：
发刊词
（2002年5月）
陈奎德
呈现于各位面前的《观察》，是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创办的一个综合性网站。她所面对的，是关怀国是的中国同胞以及世界上所有关心中国的人们。
《观察》所标举的旗帜是：知的权利，思的权利，言的权利。
《观察》欲呈现的特点是：在空间上，从中国的外部与内部双向观察中国，同时也以中国内部的视角观察世界；在时间上，它把中国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特别聚焦于当下中国的状况.
半个多世纪前，在中国历史的一个关节点，70名知识界人士，中国当年的一时之选，以特约撰稿人身份，把自己的名字列在一份杂志的封面。承载着70份诚挚而严肃的承诺，该杂志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未几，销量竟高达十万。一份以思想和时论为主的周刊，竟致洛阳纸贵，遂成一时佳话，并点燃了中国摆脱专制的一线希望。
这份杂志，就是中国的言论重镇《观察》周刊。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她就被逼仄的历史格局所腰斩，而中国也遁入更深的暗夜之中。但《观察》，以其清明的理性，客观的立场，自由的精神，却从此化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天空中的一颗恒星。
今天，中国又面临一个历史关节点。它正徘徊于全球主流文明的边缘。面对全球化汹涌的浪潮与召唤，半推半就，欲迎还拒。是进入还是抗拒普世价值的秩序，不仅攸关中国人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也关乎世界的和平。一步之对错，系世代之安危。
诞生于此时的《观察》网站，不想标新立异，高自标榜，其宗旨并不前卫时 髦。平实而言，她要重新点燃半个世纪前被窒息的《观察》之光，投射到更为广袤的时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发煌其自由的道统。该人文脉络。从康有为、 梁启超、严复以降，至王国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储安平、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徐复观、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 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顾准、林昭......；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申报》、《大公报》与《观察》的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这一历史脉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
《观察》网站所欲承续的，就是这一脉细微而柔韧的香火。
当代，一个庞然无形的信息网络，网住了这个星球，其瞬间即达的资讯，把 全人类绑在一起。于是，我们被绑成了“地球村”。与以往中国人在真实的空间进行虚饰的交往不同，如今，出现了一个新的可能性：人们在虚拟的空间里进行真实 的交流：无时无刻，无孔不入，无远弗届。这一现象对人类命运和中国命运的影响，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毋庸讳言，较之前驱刊物和前贤诸公，《观察》网站所拥有的手段更加快捷便利犀利，所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深邃新颖，而读者作者编者的界限更加模糊微妙趋同。比半世纪前的《观察》，她更加平民化,更有助于双向乃至多向的交流互动。因此，作为网民的公共空间，《观察》不仅属于编者作者，更属于读者诸君。作为社会之公器，她所奉献的,只是一个园地,一个擂台,一方茶馆,一席论坛。作为网民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她所期待的，是中西文明双向碰撞后夺路而出的精神能量，是论家蜂起，思潮喷薄的绚丽景观，是一台多声部的史诗式合唱。
值此《观察》开张之际，翘首以待各路有识之士，四方供雨，八面生风，共襄义举。专此赘言，是所望焉。
附录：陈奎德教授简历
食品生产过程中的恶意添加，实际上是个老问题，只要能加，加了之后能有效益，就会有人加。有些人专门在这方面动脑筋，挖空心思，花样翻新，创意无限。更糟 的是，添加就像恶性传染病，一旦传开，即迅速泛滥，非出大事，才能告一段落（注意，未必是真正落幕，一有机会，还会冒头）。就从业者整体利益而言，但凡有 点理性的人都知道，这种行为，是自毁性的，弄不好，整个行业都因此而毁掉，意味着饭碗都没了。但是，落实到每个具体的人头上，却总是挡不住他们为了眼前一 点蝇头小利去掺假添加，哪怕昧心伤德，也在所不惜。到了整个行业被毁，这碗饭不能吃了，先前的投资也都一风吹，当然会后悔，但只要还活着，转投另一个行 业，过不了多久，依旧会故伎重操。就跟国人总是感慨朝代兴亡一样，只能是后人复哀后人，不知伊于胡底。
香港《东方日报》发表评论，题为《透官商勾结：厂家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评论写道："毒奶粉事件的火愈烧愈大，爆出的黑幕也愈来愈多。…… 而更令人震惊的还是某生产厂家的一句话。据内地媒体披露，今次抽检后，某生产厂家表示，这次检查是国务院统一布局，没和企业协商，他们无法获知质检总局如 何取样、如何检测。这家企业说，「这次太狠了，有些措手不及。」厂家一句话，惊醒梦中人。这家生产企业一语道破了内地质检部门的玄机。到此时，人们才明 白，原来以往检查的时候，质检部门都是和厂家提前打招呼、提前协商的。就是说，质检部门都是提前告知厂家，「我要去检查了，请做好准备。」试问，这样的检 查能够检查出问题吗？"
评论接着写道："质检部门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本应和企业完全划清界限，客观公正地对所有产品进行检查，更不应和企业有任何利益来往，但近年来发生的 多起食品安全品质事件中，无不存在质检部门的失职行为，今次更是爆出质检部门和生产厂家「协作配合」的内幕，怎能让人对市场上的商品品质放心。质检部门不 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公正的履行职责，而是和商家密切配合，屁股坐错了位置，是当下各职能部门的一个缩影。如今，人们早已习惯了建设部替地产开发商说话、 国资委替垄断国企辩护、育部为育高收费开脱、生部为医改失败狡辩，这些情景都显示，一些既得利益者已经绑架了政府，也顺便绑架了中国。中国要继续前行，必 须割断政府部门和既得利益者的勾结。"
香港《苹果日报》则发表评论，题为《谁是毒奶粉中的孟学农？》。评论写道："山西省长孟学农为襄汾尾矿库溃坝造成逾250人死亡而黯然下台，令人记 起他五年前因隐瞒沙士疫情而辞去北京市长，令人记起胡锦涛、温家宝在主政之初藉抗击沙士一役而力推官员问责制，令人更关注在危害全国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 那些高官应该被摘下乌纱帽？"
评论接着写道："当质检总局声称将检测全国的配方奶粉时，人们要问，他们在6月份接到有关三鹿奶粉的投诉时，为什么不作为？当卫生部要三鹿集团负主 要责任时，人们要问，衞卫生部尽了自己的责任吗？当河北省高官声称绝不袒护事件时，人们要问，他们只是事不关己的裁判吗？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西兰总理克拉 克表示，她在9月8日已向中国政府高层通报毒奶粉事件。但是，直到9月11日，内地传媒大规模报道事件时，中央尚未下令调查。人们要问：中国那位高层接到 了通报？谁又将事件多隐瞒了几天？"
香港《太阳报》发表题为《治乱须用重典，治官更为关键》的评论。评论写道："北京残奥会尚未结束，当局就面临一片乱摊子。……接踵而至的特大事故， 使中国呈现出一片乱象，也使当局从奥运成功的梦幻中忽然惊醒。特别是山西襄汾溃坝和河北三鹿毒奶粉两大事件，不仅震撼了中国社会，而且造成恶劣的国际影 响。……显然，如果当局对这些事件处理不当，对真相不加以彻查，对责任人不严加处置，像以往那样雷声大雨点小，拉几个替罪羊了事，不仅对众多受害者无法交 代，更难以对全国民众交代，当局因抗震救灾和北京奥运而积攒的正面形象也将毁于一旦。对当局来说，一次毒奶粉事件所造成的影响，是几个奥运会也难以弥补 的。"
评论接着写道："当局如果没有处理好今次毒奶粉事件，必将养虎遗患，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使那些作桉者更加肆无忌惮，更加蔑视当局权威。从此以后， 就不会再有人把当局当成一回事，类似特大事故必将层出不穷，频繁冲击中共的执政根基。要从根本上治理当下的各种乱象，最重要的是治理好各级官员。从这几起 事故来看，不能说高层对这些问题不重视，但由于有关官员严重失职，一些官员甚至与不法分子暗中勾结，收受巨额贿赂。为了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纵 容、包庇不法企业主，为违法行为保驾护航，使当局的各种规定形同虚设，种下乱象丛生的恶果。如果各级官员都能严格执法，这些事故必定能够大大减少。"
（吴祚来博客）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闾丘露薇经常针对时政写博文，质量都足以她自己陶醉。针对杨佳事件，她写了《尊重每一个生命》，主要是反对"赞美暴力"。
在公共空间里面，影响巨大震撼人心的事件，往往在道德上是复调的，多元冲突的。不通过极端的表达，就没办法以此来见证显示，所追求的价值是极为重要的，是非常缺乏的。例如恐怖主义活动，就是这样。
杨佳若杀掉有罪警察，就比不上杀掉无辜警察，更能彰显杀警察的正义含量。正如往煤火里面泼水，火势更旺。杀掉无辜警察，违背不能杀人的黄金律，这种违背更能凸显对正义、安全、和平的巨大诉求。
杨佳解释犯案动机赫然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当杨佳事件从其本身上升到公共空间来的时候，就回自动产生民众眼里的"杨佳事件"。这样的"杨佳事件"，之所以进入民众眼里，震撼人心，是因为特殊中的普遍性，杨佳的困境和杀人，是每一个底层民众都曾经遭遇到的，或者极有可能做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杨佳。民众眼里的"杨佳事件"，是他们自己的。这时候来讨论"杨佳事件"，就应该遵守公共空间的逻辑，而不是拘泥于杨佳杀人的道德性。
这里的皮，比肉重要多了，以至于肉可以忽略不计。石头扔到水里，即使这个石头有一些污染。很是很大的污染，然而我们需要讨论的，并不是石头本身，而是形成的波浪，甚至是风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公共空间的讨论，并不仅仅及于当下，更在于未来。道德批判，也是为了避免别人模仿。
对杨佳行为展开道德批判，其意图在于，如果在阻挡一个正常人杀人，那我想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杨佳行为的合法性与道德性，无关紧要。不用说教，在杀人和死刑面前，都知道杨佳的行为对自己不利，也不会轻易去模仿。筹划杀人与主动被杀，都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没有正常人喜欢杀人。没有人喜欢模仿杨佳。道德说教喜欢把每一个正常人人都当作小孩，永远毕业不了。道德说教，就是专制的雏形，独裁的余孽。
在我不杀人人必杀我的困境中，杀戮才能大规模展开。这时候，对杨佳行为展开道德批判，还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时候道德批判是多么苍白，多么说话不腰疼，没办法产生说服效果。如何从整体上摆脱困境，才是首要的。道德批判杨佳杀人，是隔着千里瘙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众把杨佳神化了和神话了，是天然正确的。只有如此，并且严重忽视六名无辜警察，才能赶上这个事件的节奏。
把杨佳事件的正义含量与无辜警察的生命权对立起来，是自作聪明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说无辜警察该杀。无辜警察的生命权被忽视，黄金律被违背，放在杨佳事件中来，就其公共评价来说，并没有人因此否定生命权，并没有人因此否定黄金律。公共空间所聚焦的问题，从来是当下中国首要的问题。首要的，并不排斥次要的。次要的，不过是暂时搁置起来，并不会被否定掉。当毒奶粉事件发生了，还是同一批人喊出，生命是首要的。
对杨佳的赞美，是一种隔山打牛，指南骂北。当缺乏良好理性的表达形式，就会使用病重乱投医的手段。例如暴力，因为极端，才成为影响巨大的手段。赞美杨佳的，赞美暴力的人，并没有致力于推动暴力的美学化，其目的大家都心知肚明，在于抗议和抗争。而前者是道具，都是说出来白说，说了都忘了的东西。"杀得好"，并不在于杀，而在于好。
要降低对暴力的模仿，需要的并不是贬低暴力，和道德批判暴力美学，而是给与帮助和安慰。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的曾子墨，就要比闾丘露薇强上一千倍。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出现在杨佳面前，杨佳就可能放下刀来。尽量扩大民间的抗争空间，使走投无路的感觉慢一点来临，而不是居高临下指指点点。
总之，少一些道德批判是好的，尤其是复杂的，背后有绝大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事件。在抗议和抗争中，很多时候不违背道德，而且违背法律，如果以这个来否定，那么例如罗尔斯《正义论》中大篇幅赞美的良心抗法或公民不服从，就烟消云散了。
在人性底线以下事物的抗议和抗争中，民众天然是正确的，即使其表达手段有问题，会出现能指和所致的断裂和对立，但是其内核是天然正确的。当民众超出自己的私人领域，介入别人的私人领域的，往往天然不正确。这时候，也只有人文做帮凶背书，也才做得到。例如上个世纪土改中民粹主义，就是左翼道德文人鼓动的结果。
基于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恐惧和焦虑，做出来的表达，其正当性是不能用， "暴民"或"大多数人的暴政"等等，来污蔑的，这些狗血是道德文人身上流动着的。基于自我保存和自我防卫的恐惧和焦虑，做出来的应对，正如霍布斯给出的方案，是自然法的原则。
朱学渊：全球化败象已露，中国怎么办？
历来，美国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预选都很热闹，
其实，美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要比表面现象刻薄了许多。
为此，很多人怪罪布什的共和党政府的减税和好战的错误政策，
二月二十六日晚，CNN的“莱瑞·金面对面”（Larry King Live）节目，在洛山矶主持了民主党预选的最后一场辩论。
在前期预选中，夏普顿，库钦尼奇敬陪末座，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些话过于偏激，
“全球化”又是如何“始作俑”的呢？
再说，“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是谁呢？自然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全球化”的好景又会持续多长呢？从夏普顿，
美国以政治制度的优越，思想言论之自由，
美国必将逆转“江河日下”的势头，
现在，中国也是WTO的成员；但美国是它的老板，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抽象而空洞的“全球利益”，
【多维社纪群译稿】中国面临"全球化逆转"的世界
那些巨型货船在迷宫般的小岛群中来回穿梭，
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迈克尔·谢里丹（Michael Sheridan）近日的一篇题为“中国的低价不复存在？”（I
最近，运输公司的一个报告说，
高涨的运输费用只是部分原因。但是，它显示出，
能源价格的高涨，严重影响了中国公司。
随着劳工市场改变，以及互联网用量增加，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提高了中国公司的成本。
对出口商最大的打击，是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贸易国的货币升值。
中国人也有自己的苦水要吐。浙江省外贸研究所所长张汉东（Zha
对浩形（Haoxing）纺织厂总经理袁清（Qing Yuan，音译）来说，情况则是厂家的利润率在不断下跌。
今年头七个月，外贸大省广东共有三千六百家玩具厂倒闭。
另外，政府还把今年的企业税从31％下调至25％，
中国在东南亚的竞争者，已经开始在迅速地取代中国。尽管，
尽管，中国于八月份再次创下新的单月贸易出超的记录，
但是，北京当局多半会发现，
2008年9月19日8:25:2(京港台时间) --多维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