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3-17
最近讀到一篇訪談，一位伊朗裔法國作家提到：「伊朗人民不會在一夜之間變成西方的翻版。」這句話帶著一種冷靜的現實感。我們習慣相信，只要推翻政權、改變制度，社會就會進步；但她告訴我們，真正難以改變的，從來不是制度，而是人。
如果伊朗不會因為政權改變而變成西方，那中國、北韓、俄羅斯呢？答案雖不同，卻指向同一件事。
中國的限制不只是政治，而是長期累積的政治文化：對秩序的依賴、對權威的期待、對混亂的恐懼。即使制度改變，這些深層結構仍會延續。北韓則更極端，在長期控制下，社會基礎薄弱，政權崩潰後可能首先面對的不是自由，而是混亂。俄羅斯曾嘗試西方化，但在經歷動盪後，反而強化了對強人政治的依賴，顯示制度選擇往往來自歷史經驗，而非單純理性判斷。
制度可以設計與移植，但人理解世界的方式，無法快速改寫。
回到伊朗，即使民眾渴望政教分離，他們仍相信詩、命運與夢境，會用哈菲茲的詩來占卜人生。這不是落後，而是一種文化。因此，即使政權改變，社會也不會立刻轉向另一種價值體系。
但真正值得思考的，其實是台灣。我們習慣說，台灣與中國不同，因為我們有民主選舉與言論自由。這沒有錯，但還不夠。更關鍵的是：我們是否已經具備與制度相匹配的思維？
台灣的特殊之處在於，制度先建立，而文化仍在形成。這與歐洲不同，那裡是思想成熟後才產生制度；而我們，是在制度中學習如何成為民主社會。
這也解釋了今日政治中的種種現象：情緒往往壓過理性，人物形象勝過政策內容；我們表面反權威，內心卻期待強人；在道德判斷上，對自己人寬容，對對手嚴苛。這些都不是制度問題，而是思維問題。
如果說中國受限於歷史、北韓困於空洞、俄羅斯背負創傷，那台灣則處於過渡之中。我們擁有制度，卻尚未完全內化其精神。這既是優勢，也是風險。優勢在於沒有沉重包袱，具有高度可塑性；風險在於制度可能被情緒與操弄所利用，讓民主成為舞台，而非價值。
因此，關鍵不在制度本身，而在我們如何理解自由、權力與責任。民主不只是投票，而是一種理解他人的能力，是承認自己可能錯誤的態度，是在分歧中仍保持節制。若缺乏這些，即使制度存在，也可能流於形式。
那麼，如何改變？
如果問題在於人，解方也只能回到人本身。它不會來自某一次選舉，也不會來自某項改革，而是一個緩慢且不顯眼的過程：開始懷疑自己的確定性，嘗試理解與自己不同的人，在情緒與判斷之間保留距離。
這樣的改變，不會出現在新聞中，也不會被記錄在歷史裡。但如果沒有它，再好的制度，也只會成為被濫用的工具。
制度可以複製，但人，必須自己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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