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 1984年的两次“干部子弟”座谈会

新三届  2026年6月20日

 [冰点]

作者简历

     徐庆全，山东烟台人，1986年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9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留校后转为编辑工作，先后在《炎黄春秋》《百年潮》任职。1998年调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炎黄春秋》杂志总编辑，现为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出版有《文坛拨乱反正实录》《让思想飞》等专著。

原题

1984年的两次“干部子弟”座谈会

（外一篇）

作者：徐庆全

1984年2月到3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央两个部门召开过两次“干部子弟”座谈会。

“干部子弟”，是官方比较正式的称谓，民间称之为“高干子弟”，或者更通俗的“红二代”。作为中国特色一个独特的群体被民间拎出来，大致始于1982年。

这一年的1月13日，邓小平谈到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以“一场革命”来强调。他说，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

这样，陈云提出了一年多的培养接班人的建议，落到了实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简称“青干局”）成立，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陈点名李（锐）任局长。

这样，中央两位领导人相互配合，干部新老交替的沙盘，开始推演。我曾详细地考察过这段历史，我在一篇文章中用两句话来概括：邓小平“抓老”——设计和创建中央顾问委员会，并出任主任，实际上是当了老人的“头”。陈云抓“小”——“青干局”是他出面组建并指挥的机构，实际上当了年轻人的“头”。

当年，选拔年轻干部“举贤不避亲”。有一种说法是，够级别的干部家庭子弟，一家出一个。这样，“干部子弟”作为一直存在的一个群体，开始凸显社会。

1983年5月，胡耀邦提出“第三梯队”的说法，并开始固化选拔年轻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四化”标准，也包括“干部子弟”的选拔在内。

看得出来，耀邦希望稀释社会上的啧言，让“第三梯队”的选拔，在统一的“四化”标准下，有序化、健康化进行。

但是，“干部子弟”这个一直存在的群体凸显社会后，因其身份特殊，不可避免地、甚至过度地被卷入社会的舆论圈。在1983年“严打”中，如何对待“干部子弟”，是否可以做到“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在社会上就有了热度，普通民众有了关注的热点。

中央回应社会热点，基本上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上海、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各级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甚至被处以极刑。这是1983年“严打”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亮点”。

看到这么多“干部子弟”在“严打”中落网，我想，包括耀邦在内的老干部，是心疼和惋惜的，或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1983年12月8日，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下文简称“处”）第101次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子弟们。有监督，就会有收敛，干部子弟犯错的机会就会减少。

这个文件的起草，由“青干局”主持。据阎（淮）回忆，“青干局”内对起草这个文件有分歧。干部子弟反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都摘帽平反了，这不又搞出一个“干部子弟分子”！平民子弟赞成：有些干部子弟太不像话了，该好好管管！

面对这种分歧，阎本人也有点拿不定主意。他本人就是干部子弟，他“痛恨子弟中的害群之马，又怕发文件伤及无辜”。于是，阎向李局长建议：开个干部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李同意。

在“青干局”筹备这个会议之间，赵（紫 阳）主持的国务院（下文简称“院”）却先召开了一个“干部子弟”座谈会。

这场座谈会是赵主持的，地点在国务院第二会议室；时间是1984年2月10日上午，正月初九；与会者有陈元、胡德平、刘源、陈昊苏、胡石英、唐欣、孔丹、秦晓、薄熙成等20多人。

会议讨论什么问题？从与会者零星的回忆中看，似乎也没有什么主题，有点漫谈改革的意思。譬如，秦晓只记得有人谈到农业问题，赵有过回答；譬如，唐欣只记得，与会者是王志华（赵的姑爷）联系，赵的秘书李湘鲁负责通知。

总理应该很忙，亲自主持一次座谈会，居然事前似乎没有主题，事后未见与会者津津乐道，有些蹊跷。所以，我倾向认为，这是一个临时召集的干部子弟见面会。

赵自地方上来，不似耀邦，多在京城任职，与干部子弟联系较多，为何要主持召开这么一个见面会？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作了一个《四化建设与改革》的报告，1983年被称为“改革之年”。胡主持的“处”认为，改革要在城市中铺开，在农村改革中行之有效的承包制，要在城市改革中推广。但是，陈（云）不同意，赵主持的“院”持异议。“处”和“院”就有了意见分歧。3月17日，一个联席扩大会议，经济改革的决策权交给“院”，交给赵的财经领导小组，“处”对经济改革失去发言权。

“处”和“院”的分歧，在子弟中有也有涟漪。当然，更有人推波助澜，就有了那场“清除精神污染”。

所以，1983年比较不可言说，从“改革之年”开年，到“清除精神污染”终年，中间夹杂着“处”“院”分歧，一直延续到1984年5月。

1983年12月8日，“处”提出起草一个文件，对干部子弟严加管束；1984年2月10日，“院”就召开干部子弟见面会。二者有无关联？可以考虑；是否可以看作“处”“院”分歧的“涟漪”？也可以考虑。

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院”的这个见面会，与“处”要起草的那个文件的主旨是不同的。

1984年3月3日，由青干局召集、李局长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召开，讨论这个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的问题。这是一个正题的会。

据阎（淮）回忆，与会的干部子弟不同意中央发这么一个文件。出席这次会议的崔武年，在他回忆录《我的83个月》中，记录了与会者的发言内容。这里选摘两位很大的干部子弟的发言，以说明问题：

第一个发言的陈 元说：仅从血缘关系上讲，干部子女不成为一个阶层。应该看到各阶层都有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教育不好也反映了我们干部队伍素质的问题。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把握的话，那么这个阶级不配称为统治阶级。对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该考虑阶级利益，干部子女政策应该是阶级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孔 丹说：精神可以理解，想发文件用心良苦，但左右为难。为什么？第一，立论不清，什么叫干部？工人农民可以划出去，机关工作人员是不是干部？教师、厂长、经理、工程师是不是干部？他们的子女是不是干部？第二，文件的分析太一般化。哪个阶层的青年没有接受了坏影响、因而变坏的？都有。所以问题是普遍存在的，难道家里还要有个“家法”？但是，现在经常有一种说法，叫“这个人表现不错，不像干部子弟”，这本身就反映了一些问题。第四，文件中规定了一些“不准”，问题是什么时候规定过“准”呢？这样的文件发下去，社会效果很难说会怎么样，讲“好”人家反感，讲“坏”人家反而感兴趣，没意思。当然子女是一种折射，存在的问题需要警惕。……现在这么多大事，搞这么个文件实际上是添乱！应该把问题分解，而不是集中。

其实，《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主要是针对高级干部子弟的，这一点，陈（元）明白，所以强调干部子女政策的出发点应该考虑阶级利益。孔（丹）当然也明白，但为否定发则顾左右言他。

李局长总结说：今天你们是一致不同意发。这个文件的确不好发。中组部对干部子女的态度是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但是，也可能是出于血缘关系吧，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对好的关心，对坏的也关心，总之是希望大家争气。

简单地说，是自家人，要争气，不要让中央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

不过，据阎（淮）回忆，这场座谈会十年后，他与李局长再次谈起此事，有了共同反思：“当时真应该有个管束干部子弟的文件！”

外一篇

《1984年的两次“干部子弟”座谈会》
一文的史实与补充

作者：徐庆全

《1984年的两次“干部子弟”座谈会》一文在本号刊发后，任小彬兄给我发来信息说：

中组部的干部子弟座谈会不是“青干局”召集的，而是“政策研究室”召集的。我印象当时中组部出综合性文件都是由研究室负责。你可再问武年以确之。

任小彬，中组部老人。1978年3月到部工作，后任陈野苹副部长秘书。1984年3月，“干部子弟座谈会”召开时，陈野苹已任部长，任小彬仍任秘书，熟知内情。

崔武年兄在中组部工作的经历，有《我的83个月》存世，是研究改革开放史必备的史料。

在写《1984年的两次“干部子弟”座谈会》一文时，我翻看了崔武年的书，但是，因为这次座谈会是主管青干局工作的李（锐）主持，阎（淮）兄又是局里的人，即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次座谈会是青干局主持召开的。这是我的颟顸。

看到任小彬的信息，我又翻看了崔武年的书后，又向崔武年讨教。他电话给我介绍了详细情况。他说：

小彬说得对。这次座谈会，不是青干局而是部里研究室主持召开的，青干局只是参加单位之一。

我到部里后，本来在青干局。部里认为，青干局的文字能力弱，青干局局长李志民让我到研究室去学习。研究室主任是郑科扬，他让我到“部刊处”，参加《组工通讯》的写作工作，在干中学。

1983年底，书记处要起草一个关于干部子弟的文件，交给组织部，部里交给研究室起草。研究室准备先写一篇文章，在《组工通讯》发表，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为起草这个文件，听取有关干部子弟的意见，研究室才主持召开了这个座谈会。我记得青干局是局长李志民参加的。

而我，不是以青干局的身份参加，因为要起草《组工通讯》的文章，听取意见才参加的。所以，我的《我的83个月》才留下比较详细的发言记录。后来，这个文件没有起草，我负责的文章也不写了。

感谢任小彬和崔武年，纠正我的颟顸。这是这篇小文题目中“史实”内容。至于题目中的“补充”内容，是与这次座谈会主题有关的另一件史料。

在这次座谈会上，陈（元）的发言中说：“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把握的话，那么这个阶级不配称为统治阶级。”这话说得很有意思。

我理解，搞“第三梯队”，其中当然包含“对自己的子女”的“把握”。部里召开这次座谈会，请他们来参加，也包含这样的“把握”。因为有这样的“把握”，中央在一些人事安排上，也向干部子弟征求意见。阎（淮）回忆了这样一件事：

1987年1月30日，大年初二，薄（一波）和王（震）召集了一个干部子弟座谈会，参加者有陈（元）、刘（泽彭）、秦（晓）、薄（熙成）、王（岐 山）、张（延忠）、阎（淮）七位。那时，薄主持一个七人小组，主要负责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这个干部子弟座谈会，应该是征求他们对人事安排的意见。

座谈会上，主要议论了几个人的安排，一个是王（兆国），“会后，王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办主任位置，调到福建省任二把手、省长”。一个是中组部长尉（健行），“不久”他“调任监察部部长”。一个是时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宋（平），后他“任中组部长，秋天十三大进入政治局，两年后为政治局常委”。还有一个朱（厚泽），他在前两天已经离任中宣部。

关于这次座谈会，对上述几位的议论，阎有详细的记述。我这里不好引用，也不好评论，只能概述之。要说明的是，“”中的话，均来自原文。

至于高级干部子弟的安排，这次会议没有议论。不过，关于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考虑到那时的社情、民意，邓小平有个意见，他们一个也不进中央委员，有的以前就已是中委，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