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2-14
【按：從下引《纪念嘉乐顿珠——台湾儿媳周美里回忆谈》（来源： 华语青年挺藏会 ，2026年1月29日）一文中，我方得知「藏人的蘇秦」去年過世了，誠如文中所言，「那时对嘉乐顿珠来说，他不再只是"反共斗士"，而更像一名老练而小心的谈判者。他始终坚持一条线：必须保持和北京的沟通渠道，不然西藏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八十年代晚期，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有一次来拜访普林斯顿的流亡群落，他周游列国，连横合纵，接触过罗斯福、尼赫鲁、蒋介石、蒋经国、邓小平、胡耀邦，也曾率领康巴人跟解放军打游击，大家围着他聊天，听他讲他的传奇故事，期间他讲了一句话，震慑众人，也叫我至今难忘，他说："中共的领导人，其实都是一些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土匪兵痞，他们对付事情的手段，就是杀人。"』更可怕的後續，則是這些「內戰土匪兵痞」在四九後統治了中國，此誠如余英時之詮釋：一个边缘人集团窃得中国神器，亦如达赖喇嘛慧眼独识"五〇年红光异象"，他在世界屋脊，俯瞰东亚，乃至整个欧亚大陆板块，窥见其大部分地域将陷入杀人如麻的"赤祸"，却是中国大知识分子们悉数盲瞽者，所以便有我前則帖子裡提到的「核大戰」：『毛认为要等到8亿后，控制也不晚。即使死上5亿还有3亿，中华民族还会生存壮大。』在這種歷史背景和脈絡中，你才能理解五九六零年中國大饑荒餓死三四千萬人（超過二次大戰中國死亡人數）不是虛構的；也可以懂得，政客在中國就是"肉食者"，而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强人，只懂杀人一件事情，台灣「二二八」不过是早了四十二年的「六四」大屠杀，而国民党跟共产党，都是列宁党。】
一、豫南：中國當代史
1960年河南信陽發生的飢荒事件，其檔案記載，當時大批的人餓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裡的隊長組織民兵挖一條大溝，把各家各戶的死人抬到溝裡，一層屍體撒一層石灰，怕瘟疫流行。後來，活著的人都餓得不能動了，家裡死了人，屍體擺在那裡，活人就靠吃屍體延續生命，真正成了「人吃人」的鬼域世界，連劉少奇都當面對毛澤東說「人吃人，你我都要上史書的」這段歷史，於今幾近湮沒，這便是習近平（一個陝西人）可以輕易在中國復辟專制的底蘊。中共的災難決策，如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中國人頭上，隨時可以落下。
在豫南這塊土地上，輪番、交替出現的，是社會須臾間局部解體、文明消亡、禽獸奔突，這現象當作何解？
第一、彩排了毛式「烏托邦」全劇終場的結局。
北京有個毛澤東，河南有個吳芝圃，而信陽則出了個路憲文。信陽是河南最靠南的一個專區，人口一千萬，在大躍進中很出風頭，有兩件事載入史冊：一是遂平縣的碴牙山衛星合作社，在1958年4月成為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全國紛紛朝聖取經；另一件是西平縣和平社宣佈小麥畝產達7320斤，這是大躍進中放出的最大一個衛星——凡談及中國大躍進的荒唐，至今不可不舉此兩特例。
當時的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是大躍進的極端激進派。信陽產生上述兩個出風頭的全國典型，是他的激進政策的結果，反過來又成為他的政治資本，「廬山會議」後他就愈加瘋狂，據後來中央工作組關於路憲文所犯罪行的報告稱，從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整個信陽地區為追逼糧食，逮捕1774人，其中369人死在獄中；拘留一萬多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打人最嚴重的光山縣，公社一級幹部親自主持和動手打人的占百分之九十三，鬥山公社的一個黨委委員、團委書記，親自拷打農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其中有個農民是被他吊起來活活燒死的，當地稱為「點天燈」。河南省委後來檢討時也不得不稱信陽「一時間形成了一種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慘絕人寰的信陽事件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個謎。今天人們所說的「一百多萬」這個數字，最早出處在中央工作組組長陶鑄1961年4月間的一個講話中，他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從中央工作組的檔案裡，我們只能看到兩個驚心動魄的數字：一是表面統計餓死十萬人的息縣，竟有639個自然村幾乎無人倖存，永遠從地圖抹去了；二是僅據潢川、光山、息縣三個縣的統計，家庭成人死絕後留下來的孤兒，竟有一萬兩千人之多。
信陽提供了一個模型：毛澤東的大躍進如果不在一九六〇春天煞車的話，那麼不止河南，而是全中國都將出現「信陽模式」；則這場大饑荒餓死的人，就遠遠不止楊繼繩給出的「三千六百萬」，而注定將死上億人！
第二、幹部豺狼化、社會羔羊化、人倫底線洞穿。
信陽成鬼域世界的兩大特色，一是幹部打人成風，二是民眾吃屍體成風。幹部兇狠，乃上行下效，五七年夏在毛澤東批判鄧子恢右傾路線的誘發下，河南省長吳芝圃，悍然拿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開刀，在全省批他的右傾路線。省長敢鬥省委書記，下面各級班子大抓「小潘複生」，鬥得更凶。光山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在廬山會議之後，帶頭批鬥另一位縣委書記張福洪，並親自動手毆打，以作示範，張福洪每次都被眾人揪住頭髮毒打，有一次大半頭皮竟被連髮撕下，頭部傷口感染，不幾天便在拘禁處因破傷風而死。縣、社、隊各級幹部反「瞞產」中，對農民不惜活埋、點天燈；挨村搶光糧食後，眼看著人口死絕而不發一粒糧食；後來甚至發展到餓死人可賣屍體給醫院造標本，便推動「賣屍專案」；強迫化肥廠用餓死小孩屍體煉化肥。
我早在「文革」中就聽說信陽大饑荒慘烈到「人相食」的程度，當時不敢置信。後來看到信陽事件的檔案，果然有此記載。在路憲文罪行的材料中，提到當時公安局以「破壞屍體」的罪名，逮捕了數百人；這些人把埋掉的屍體挖出來吃。當時人們不僅吃別人的屍體，也吃自家人的屍體，甚至孩子死了，也拿去換別人家的死孩子吃，真正是歷史上「易子而食」的重演。檔案中還記載，當時大批的人餓死，埋都埋不及，起先各村裡的隊長組織民兵挖一條大溝，把各家各戶的死人抬到溝裡，一層屍體撒一層石灰，怕瘟疫流行。後來，活著的人都餓得不能動了，家裡死了人，屍體擺在那裡，活人就靠吃屍體延續生命，真正成了鬼域世界。
信陽西部和南部為桐柏山、大別山，自古民風強悍，習於揭竿而起，三○年代曾是張國燾、李先念割據的紅軍根據地，五○年代陷入如此酷烈境地，民眾卻馴服如羔羊，任憑宰割；底蘊何在，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學題目。
第三、中央災難性決策的終端放大，且屢試屢爽。
毛澤東的「大躍進」狂熱，導致大饑荒；蘇聯式治水模式「水庫大壩」狂熱，導致大水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盲目性，導致大血疫。這三項中央的災難性決策，在豫南一隅，皆被放大，一直荒謬到盡頭。如此反復試煉，無論多麼慘烈的後果，卻都不能絲毫啟動這個社會的糾錯機制，因此，豫南勢必難逃下一輪災難的降臨。
災難性決策之下，法度、倫理均消失，社會倒退至前文明狀態。黨幹部在大饑荒中的殘忍，已如前所述；儘管「信陽事件」敗露後，北京逮捕了那裡上萬名基層幹部，但這並不妨礙「七五八」大水災後，他們照樣浮誇、貪污，把農民逼得再一次逃荒要飯。到了「經濟改革」的九○年代，河南地方各級政府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各級政府都辦血站，終於釀成艾滋病的血液傳播災難。但他們開動宣傳機器大造輿論，謊稱艾滋病的傳染渠道是性病，將責任全推給受害者——輪番的人禍爆發，都是制度性根源，人民卻莫可奈何。
從歷史或社會學的角度看，五○年代飆過一場「共產主義」大躍進狂熱，八○年代再飆一場資本原始積累的另類血腥狂熱，幾乎不出一個世代的時間長度，在我的年齡段上，就是從少年到中年而已。如此翻江倒海的激進式社會折騰，我們看不到什麼過渡，而社會、人文、民眾心理、生命尊嚴所支付的巨大代價，從未被統治者計算過——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國度！
《崩潰：社會如何選擇成敗興亡》的作者——美國進化生物學家賈德戴蒙—說，他和學生們經常討論一個困惑的問題：為什麼人類明明知道嚴重後果，還會做出災難性決策？即使具有資訊處理能力的複雜社會，也總是決策錯誤。他提出了一個概念，叫「理性的惡行」（rational bad behavior），是指人們經過推理分析，發現對自己有利，或短期有利的行為，雖然明顯對他者有害、長程有害，並在道德上受譴責，但如可以躲開制裁，他們就會一意孤行。
這方面更驚人的顯例，是在「亞洲第一大河」長江上耗時十五年（1994—2009）建造的三峽大壩，論證目標是發電，誇口解決整個南中國用電；建成後又改為「防洪第一」，但「只攔上游來水」，只保荊江大堤，管不了再往下的洞庭湖鄱陽湖……。如今人們甚至懷疑，這座世界第一大壩，可能引發四川大地震；屆時「垮壩」將死多少人？
濫用民力，中國自古已然，如長城、大運河等。這種巨型工程，到現代又發現其破壞環境的新問題。戴蒙在書中專闢一章講中國，特別提到三大「超級工程」（megaprojects），「無疑加重了環境問題」；除三峽大壩，另外兩個是南水北調工程（五千億）和更大的西部開發（八千五百億）。
戴蒙寫那本書時還沒有看到一份更驚人的計畫書，叫作《中國近期的超級工程目錄》，上列一〇六項工程，如世界最大電力項目「西電東送工程」，投資五千二百六十五億；世界最大規模高速公路「五縱七橫」國道主幹線，總投資九千億元；農村「村村通」工程，總投資一萬億元以上；中國十二大水電基地發展規劃，總投資兩萬億元以上……。中國的「經濟起飛」，還不到兩個十年，環境已全面惡化，其生態托架還能支撐多久？這個民族，將永遠失去她的家園嗎？
二、毛之狂想浪漫：每个乡两架飞机
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有條新聞：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留下共产党如何搞笑也搞死人的证据，還有一个名词，"浮夸"，五十岁以下的人都不认识了。
河南俗称中原，华夏心脏地带，拥据洛阳、开封两座古都，却已是断碑残垣，至近代更非膏粱之地，生态上似一老媪，历尽千年消耗，徒有黄土风沙而已。江山易帜前后，中原兵燹烽火，水旱交加，民间有一谚曰："水旱蝗汤"。汤者，汤恩伯，抗战时驻扎河南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部下军纪松懈，又兼国军黄河花园口炸堤堵日军，酿成"黄泛区"，民怨甚重。吊诡的是，四九以后，大陆凡贫苦之地，又必成"乌托邦"迷狂之乡，坠入地狱之深重，非民国时期可比拟，河南又是其中的渊薮。
1975年8月豫南两座大水库垮霸，夺命23万人，史称"758大洪水"，而十年后那里的老百姓还在逃荒要饭，新华社记者写内参捅到中央，习仲勋在勤政殿里指着河南省委，说"你们就是大轰大嗡"，可谓将五十年代河南之迷狂倒错，一语道破。河南的合作化运动在全国最为高涨。这里出现了好几个集体化的全国典型，如封丘县应举社、新乡县七里营等，都受到毛泽东大力推荐。这反过来也诱发了河南党组织的极端好大喜功、虚夸蛮干作风。这就是"浮夸"的准确含义。
"浮夸"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1958年元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嬉笑怒骂地批"反冒进"，是五十年代中国那一场"亚细亚生产方式"大热昏的起点。这一年八月他视察河北徐水，跟一个农业社主任大谈"粮食多得吃不完怎么办"，并由《人民日报》记者康濯撰写报道，广为传播；几天后，八月十七日，他在北戴河有五"大讲"：
大讲废除工资制、在全国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
大讲"现在看来搞十几亿人口也不要紧"，
大讲"将来我们要搞地球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给他"，
大讲"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在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城市、农村一律叫公社"，
大讲"大城市要分散，乡村就是小城市，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宽一点，可以落飞机，每个省都搞一、两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这样的狂想，在具有上千年直观理性的中国，没有被视为离谱，那就是全民族都疯了。吹牛浮夸之风，蔓延神州，在中原河南泛滥得最凶，大吹特吹小麦高产：
信阳地区的西平县竟宣布小麦每亩产量高达７３２０斤；
新乡地区也吹牛日产钢铁１２０万吨，均为"世界之最"。
早在五八年春季，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荒诞的目标：
一年之内在全省实现"四、五、八"（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四无省"（无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绿化，消灭文盲，等等。他是跟毛泽东鹦鹉学舌罢了。
吹牛浮夸、虚报产量，是造成大饥荒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中国大陆在五十年代实行的是一套极为原始粗糙、没有起码统计学基础的"拍脑袋"计划经济。国民经济的计划指标完全由毛泽东诗人般的浪漫狂想定调子，再由周恩来靠几个秀才在空洞的数字上搞"综合平衡"，而且要"平衡"得让毛泽东满意才行。
１９５８年初周恩来和他的助手化了几天几夜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提交人民代表大会之前，就被毛泽东一通批评给否定了。周恩来作了检讨以后，把钢铁指标调到６２０万吨，但到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冶金部长王鹤寿迎合毛泽东的好大喜功，吹牛可以搞９００万吨，毛说：
"干脆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１０００万吨。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七亿人口要多少钢？我看一人一吨，搞它七亿吨。粮食比钢少一半，搞三万五千亿斤。"
这就是１９５８年中国向全世界吹牛要搞１０７０万吨钢的由来。
到１９５９年初，中国都沉浸在热昏之中，各省都大吹特吹，向中央上报的钢铁指标汇总共达３，０００万吨。
粮食也是这样。１９５８年各省纷纷拍胸脯，争报高指标，全国汇总数字高达一万亿斤（实际只有４，０００亿斤），北戴河会议便把５８年的粮食总产定为７，０００亿斤，登报向全世界吹牛。
既然吹了牛、登了报，就得如数上缴粮食，于是省里催县里，县里催公社，公社逼农民，交不出粮食就吊打、捆人。各级干部都怕上级扣一顶"右倾"的帽子下来，也怕追究说谎的责任。
这一次又是河南的吴芝圃牛皮吹得最大，１９５８年全省粮食实际产量只有２８１亿斤，可省委竟敢向中央上报了７０２亿斤！
于是河南的各级干部向农民追逼粮食就尤其凶狠，全省各地大肆拷打、逮捕交不出粮食的农民。
到年底，豫东黄泛区的农民已经因饥饿而普遍得了浮肿病，饿死人的现象也开始蔓延……直到发生饿死一百万人的"信阳事件"。
三、毛泽东大讲"死人"
中共的政权，是人头换来的。这已经是常识。2019年末從武汉首次爆发冠状病毒病（COVID-19）所引发的全球大流行疫情，中南海的计算是"两个一千万"，这让人想起六〇年大饥荒前，毛泽东大讲"死人"。
毛澤東如何從蘇聯買來一個「工業化」（含「兩彈」 ），可謂「前文革」十七年的一個叢聚（cluster），劇烈影響這段歷史。前已提及，二十世紀中國無出其右的大事件是餓死三、四千萬人，緣於五八、五九年國家殘酷的糧食高徵購，但是很久以來人們找不到它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那些糧食哪裡去了？
自然有人假設毛澤東是從中國人嘴裡摳出糧食來，拿去跟蘇聯交換「國防工業」和核技術，等於用耕地極少而人口最巨的中國農業，同時來供養整個蘇聯人口，其代價便是大饑荒餓死中國3600萬人。但是研究大饑荒的楊繼繩，在其《墓碑》的第十五章〈罪不在天災，也不在蘇聯〉，專題論證了「償還蘇聯債務不會產生大饑荒」。不過，張戎、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則認為，假如五八、五九兩年不出口七百萬噸糧食，中國一個人也不會餓死；而「大躍進一開始，毛就告誡中共高層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準備」，並且多次大講「死人」：
"為了世界革命勝利，我們準備犧牲三億中國人。（五七年在蘇聯說）"；
"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八大」二次會議上又說）"；
五八年底那次，毛講得最為露骨：
"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
"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
"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四、邓小平第一时间就要杀人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会见李鹏、杨尚昆，定性"动乱"之后，一直到五月十一日会见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中间全部空白。
四月三十日赵紫阳访朝归来，立刻求见邓小平。整整两个星期，赵多次求见都被拒绝，也就是说，赵紫阳从调停广场绝食那时候起，就没有见过邓小平。邓的秘书王瑞林告诉赵，邓最近身体很不好。直到五月十三日，赵才得以见邓。
邓小平干什么去了？
邓小平完成了一个操作，为此而神隐，用了十四天。
邓小平四月二十五日在"现代养心殿"定性"动乱"，等于他自己往油桶扔了一根火柴，学生的悲愤是"天空在颤抖，仿佛空气在燃烧"，他们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队伍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于是他起了杀心，他不是说了吗？"专政要用起来，留点血不要紧"。
邓小平决定采取军事手段，平息学潮，然后改组最高政治权力。他亲自去部署野战军的进军京师计划。据吴仁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出身）考证，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部署，"调动多个军区的部队入京，以达到相互监督制衡的作用，使得各个进京部队之间互存戒心，难以串连，避免发生兵变事件…… 对解放军戒严部队调度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考虑，做了一种'双备份'、'双保险'的周密安排。"也有研究发现，对付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动用北京卫戍区的两个警卫师和武警北京市总队的兵力足矣，邓小平却从全国七大军区，调动了三十五万大军执行"戒严"任务，所为何来？无疑也是为了防止"政变"或"兵变"。
这分明是要打一场正规战役，作为总指挥的邓小平怎可不运筹帷幄一番？十四天或许太紧促了吧？
为了完成这个操作，他延误了会见伊朗哈梅内伊。
为此他坚决拒见赵紫阳，而后者正呕心沥血为他平息学潮。
2004年8月中旬，八十岁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发表谈话，高度赞扬邓小平用暴力处理天安门事件，并直接引用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邓曾说，「如果杀20万学生可以使中国保持一百年稳定，我就杀。」西方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这则新闻。
八九当年，中国大陆各级口头传达的邓小平主张"杀二十万人"的讲话中，邓小平是列举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即苏哈托在1964年屠杀二三十万印尼人以保住政权，从六十年代维持到八十年代，恰好二十年。但是今天中共文献里所有关于邓小平对"六四天安门运动""采取果断措施"的讲话记录里，都全部删除了他关于"杀二十万人"与"苏哈托"有关的内容。李光耀却把邓小平晚年最见不得光的这段讲话，言之凿凿地向国际社会合盘托出，还把"二十年"改为"一百年"，以此为邓摆功。
对此《华尔街日报》发一社论，指出多年来上至官方高层下至邓的家属，都在有意回避"六四"事件；就连"六四"主事者李鹏，也再三在各种公开、私下场合，撇清自己在"六四"血案中的责任。不料，此时却冒出一个不识时务也不识好歹的新加坡强人李光耀，竭力把"六四"天安门血案当作邓小平晚年最大功劳来大讲特讲。
六四屠杀多次被独裁者当作"典范"。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在被暴民殴毙之前，就曾在电视演讲，以北京武力镇压学运，派坦克杀入天安门，为他自己在利比亚的暴行辩护。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决策！"
罗宇说。他称之为"玉泉山镇压决策"，参加决策的人有邓小平、杨尚昆、杨白冰、王震、李鹏、陈希同。玉泉山在京郊颐和园西边，早被列为军事禁地，也俗称"西山"，邓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提到："1977年叶帅安排邓小平住进西山军委一个住处的25号楼，这个楼原来是王洪文住过的，叶帅住15号楼。"邓在八九期间，不会住在地安门米粮胡同，一直躲在这里。
罗宇是前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儿子，曾任职总参谋部装备部航空处处长，"六四"镇压后愤而辞职出走。2016年夏他忽然给我来了一个邮件，并附上他起草的《六四风云》电视剧本。原来他就住在宾州中部，离我的住处不远，不久我请清华出身的六四学生领袖李恒清，开车一个多小时带我去拜访他，那是一个东岸典型的sleeping Town，镇上只有一条街、一个餐馆，周围都是农田，其间配以商贸中心、住宅小区，以及州际公路。罗宇拎了几瓶啤酒来跟我聊，他谈到，"玉泉山决策"，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没有签字，因此是非法的，这个要害乃是日后推翻"邓决策"及其卅年后果的法规依据。
"邓小平完全是愚蠢，天安门学生没剩多少了，北京的学生都回校园去了，只剩下外地学生还在广场待着，要不了几天就散了嘛，哪里用得着再派坦克去镇压？简直就是蠢透了。现在中南海里的人都清楚，这个邪恶决策当年就是毫无必要，还让这个党背上了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他们都想卸掉它，可是找不到任何机会。"
我对他说，六四屠杀，并非邓小平的一时糊涂，屠杀后果对中共而言，就是亡党亡国，但是最大恶果，是这三十年家园毁灭、人心沦丧。
关于镇压学运的"邪恶决策"，在中共高层使用的话语里，其实就是"戒严决策"，另有一个来源的说法，提供了新的版本，即2005年出版的《陈云晚年岁月》，透露1989年5月17日的一个"元老密会"。
原来，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上，赵紫阳不同意多数常委关于"决不向学运退让"的意见，坚持与广场沟通。第二天即5月17日，常委再次开议，决定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赵紫阳辞职。此书透露，李鹏随后向中顾委在京委员会议做了通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等老同志坚决支持多数常委会议的意见，拥护中央（戒严）的决定。"
《陈云晚年岁月》公开的这个细节，具有重新诠释"戒严决策"的含义，那就是5月16日晚的政治局常委会，由于赵紫阳的反对和辞职，未能达成共识，决议无效，于是翌日晚上元老们跨过政治局常委会，做出戒严的决策，而这些元老中间，有的人已经"全退"，没有任何官方的职位。这是彻头彻尾的"垂帘听政"的又一例，当然也是违法的。
2019年六月初，"六四"三十周年之际，新世纪出版社一本新书《最后的秘密》在香港面世，披露中共两次高层会议的镇压决策、支持邓小平、批判并罢黜赵紫阳的过程，1989年6月19日至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6月23日至24日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一共27份机密文件，由一位党内不具名的高级官员复制并保存至今。本书包括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十七位中共元老支持邓小平及拥护镇压决定。王震、彭真、徐向前、杨尚昆、聂荣臻、万里、宋任穷、李瑞环等都严厉批评赵紫阳。
其中王震两次发言指海外敌对势力采用和平演变手法进行渗透，言辞最为激烈，将赵紫阳支持的改革派称为"象林彪那样的大小舰队"、"控制一大批舆论工具，到处搞政治性沙龙、演讲和集会，甚至钻进党和国家的核心部门，占居重要岗位"、"上下勾连，内外串通，长期以来进行思想的、舆论的、组织的准备和精心策划……发动利用社会上的流氓政治团伙和地主官僚、封建军阀反动阶级残余及社会渣滓，企图以动乱直至暴乱，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并逐个列出了他所认为的海外势力如何影响学运：金钱收买、思想文化渗透、派遣特务、盗窃情报、制造谣言、挑起动乱、扶植内部敌对势力等，"除了直接出兵，什么都用上了"。
王震亦表示，如果"镇压反革命暴乱就此完结，我很不赞成"；他还提交了一份书面讲话，是唯一有两份发言稿的人，细数具体措施："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劳教一大批……戴了帽子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偏远地区，强制劳动"。
在党内资历高于邓小平的元老陈云未出席会议，以书面的形式提交两句话："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二、我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陈云并未明确表示支持邓小平使用军队镇压的决定。
据悉赵紫阳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没有被安排发言，但他在会上要求讲话，为自己解决危机的行动辩解，自此之后赵紫阳被软禁直到逝世。
五、有一個「紅二代政權」嗎？
習近平巡視貴州之際宣稱「因病退居二線」，西方直觀猜測，乃是習貪腐落得此下場，情報部門出來披露習家族有「數百萬美金」的獲利， 也是把「皇帝的新衣」看得太簡陋了，不過在政治層面，「習退休」毋寧一聲驚雷，第一、破了他終身執政當皇帝的夙願；第二、他整人無數，皇冠血淋淋，怎敢或怎可能平安落地？第三、若非極限壓力，習不可能屈讓，哪裡冒出來一個「反習勢力」？於是中國這十三年（2012—2025）的一場「擊鼓傳花」，又將落幕於莫測前景。
中共外長防長雙失踪、最精銳的火箭軍垮塌、北戴河高層衝突撲簌迷離、還有更多的政治謠言；再加上經濟下行、銀行爆雷、房市崩塌、失業暴增，北京政權以一副「危機總動員」的新模式展露於世，這個世界卻再也讀不懂它了。因為信息不透明，國際社會對一個集權政府瀕臨崩解也失去判斷，這是冷戰時代都沒出現的，今天人們看到「習政權」中風、癡呆、失能，卻無人敢斷言它垮台，所以，說中國出現一種無人辨識的統治模式已不重要，更需要去探究這個體制怎會出現「習政權」？
如果放大視野，習近平快速龍袍加身、搞定黨內和天下，登基稱帝，直逼毛澤東的梟雄神話，乃是中共歷史上也沒有的先例，也惹得西方媒體、政界、漢學家一頭霧水，連一個政治學的定位都找不到；拜登政權慌不擇地派大員去北京朝拜溝通，生怕惹翻這位新皇帝；歐盟法國甚至猶豫要不要插手太平洋和台灣危機……。
這裡需要質疑的要點有幾個：
1、加速師、小學生
習近平六年中整肅134萬名官員、撤職170多名部長或副部長級，一個如此靠黨內整肅集權的獨裁者，為什麼一開始卻被民間譏為「加速師」？為什麼中國人從一開始就鄙夷習近平，說他是一個「初中水平」、「找死」、「加速滅亡」的二蛋；也說他就像毛泽东，「祸害中国，死后被鞭尸、老婆也自杀，下场清晰可见」。總之，人们看不起习近平，从人格到政策；這在中國是第二次了，八九當年天安門廣場上，人們也罵翻李鵬，最後被他血洗鎮壓；
2、梟雄是誰？
2012年前後，胡溫執政後期，中国基尼系数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着一个动荡期的来临，中国出来两句话：
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
中国已经到了89
當時中国乱哄哄的，據說思潮就有十种之多：
——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出希特勒，眼下到处都腐败，就更不可能，出了也让老百姓把他赶下去；
——中国出现的专制，肯定是土的，水平低的，是中国专制主义加一点现代化；
——这个土的，不会是"Hi，希特勒"，也不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此際基礎的經濟事實是：中国政府是一个双百万亿的政府；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它可以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民间。
所以中國最富有的時候，正是太子黨與江胡兩屆（工程師執政）爭奪天下之際，而知識分子預測「不可能出希特勒」的時候，恰好是黨內奪權最激烈也最容易出梟雄的時候。
3、政經失衡、預言落空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里，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些成就，是在中共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的，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這個「社會進步」為什麼會出現習政權這麼野蠻的政治制度？
另一面是，西方曾預言的「經濟出民主」落空，又出現一個新的解釋叫「適應性專制」，即人們常說的「常委集體負責制」，經歷了江胡兩屆近三十年的運作，為什麼一夕之間就瓦解，而被一個近似毛澤東的集權所代替？這個嚴重的政治倒退如何解釋？
4、「反腐敗」成為集權手段，有合法性嗎？
中共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近平的權力問鼎之路，恰好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5、「子弟接班」战略落空
鄧小平改革遇阻後拋棄胡趙，調野戰軍殺進北京鎮壓學運，六四屠殺後陳雲說「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放心」，開啟了所謂「紅二代」整體接班的合法性，說「合法性」，是因為列寧式政黨是沒有世襲制的，你看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哪有子弟接班這回事？但是陳雲的這個戰略部署，被習近平上台後徹底打斷，他回到「任人唯亲」路線，啟用自己的「之江新軍」到中央任要職，其中也包括他的清華同學幫、秘書幫等，所以今天中國政壇上並沒有出現一個「紅二代」整個世代接班的現實，但是整個中國的財富據說都在「紅二代」手中，那麼習政權與紅二代之間的博弈，將是中國下一場黨內鬥爭嗎？
6、習近平為什麼「認慫」卻不下台？
習政權可謂天怒人怨，有以下幾點：
——個人崇拜在高層引發普遍反感；
——中美交惡、太平洋圍堵，引發黨內對習外交失敗的追責；
——習的粗暴施政令各層級失去安全感；
——經濟形勢日趨嚴峻……
然而，每次高層博弈，或北戴河會議，都是情勢迷離，或許雙方都在尋找一個妥協的平衡點，但是事後習近平又高調復出，彷彿只要代替習的人選缺如，中共只有讓習蠻幹下去；
習近平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習政權"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毛澤東搞路線鬥爭，不止把他們倆弄死，也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
從中共歷史看，这便意味着，该党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政權"支付代价嗎？
習上台之初，中國一直有「換習」、「換人換制」等聲音，雖然習不僅倒行逆施，也已焦頭爛額，而中共內外交困，仍不換人，乃是無人可換，讓習繼續頂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為瘟疫傳播全球、防疫禁錮全國也拖垮經濟、一帶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敵對等等，換了習就要有人出來應對處理，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今天還有這樣一個人嗎？而且「換習」意味著清算其路線，如今的常委們哪個脫得了干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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