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2-7
洪森评论：民国初期的另外一种混乱
民国初年（1912—1928），通常被概括为军阀割据、列强侵略、中央权威崩塌、国家濒临解体。但在这种显性的政治与军事混乱之外，还并行存在着另一种更隐蔽、却更深刻的混乱：话语世界与生存世界的彻底分裂。
一边是知识精英构建的"亡国灭种"的宏大叙事；另一边，是底层民众用脚投票、大规模涌入租界的现实选择。这两条线索在民国初期几乎同步展开，却彼此背离，最终形成一种结构性的撕裂。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崩解，旧有的合法性来源瓦解。面对中央权威的真空，民国知识界迅速接管了"国家想象"的话语权。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陈独秀、胡适，再到五四时期的报刊舆论，"亡国灭种"成为出现频率最高、动员力最强的关键词。
在这一叙事中，军阀割据被视为"无大一统"的灾难性后果；租界与不平等条约被定义为国耻与主权丧失；地方自治被怀疑为分裂的前奏；而统一，则被赋予近乎道德绝对性的正当性。这是一种高度政治化、民族化的话语体系，其目标并不复杂：在权威崩塌、社会离散的背景下，用"民族生死"的危机感强行重建共同体认同。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租界几乎天然地被视为"卖国""堕落""丧失尊严"的象征。
然而，几乎就在知识分子最激烈地批判租界的同时，底层民众却在做一件完全相反的事情：源源不断地涌入租界。
上海是最典型的样本。20世纪初，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人口迅速膨胀。1910年前后，公共租界人口约五十万；到1925年已超过一百一十万。整个上海的人口在二十年内翻倍，而增长的主体，正是来自农村破产者、城市贫民、战乱难民和小手工业者。
对底层而言，选择租界不是"爱不爱国"的问题，而是"一家老小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
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国家"，是一套主权、制度、尊严与历史使命构成的抽象整体；而底层民众所经验到的"国家"，首先表现为征税、抓丁、兵灾与不确定性。当"国家"无法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与秩序时，它在底层生活中便失去了现实的正当性。此时，哪怕是一个"国中之国"的租界，只要能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就会被视为现实中的避难所。
因此，这并不是简单的"精英对民众"的道德对立，而是两种逻辑的错位：一边是救亡优先的宏大叙事逻辑，另一边是生存优先的底层理性逻辑。前者要求牺牲、忍耐与统一，后者要求安全、稳定与可预期。
底层民众没有造反，也没有宣言，他们只是沉默地迁徙、挤进租界、住进棚户区、在城市边缘挣扎求生。
这种"用脚投票"的无声行为，比任何口号都更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它提醒后人：如果不能为最底层提供最基本生命与生存安全，大家只能各自逃生。
这正是民国初期最被忽视、却也最雄辩的历史注脚。
（吴洪森写于2026年2月7日上海莘庄）
附：
洪森评论：五四的悲哀！
上午写了一篇《民国初期的另一种混乱》，文中指出：一边是知识精英构建的"亡国灭种"的宏大叙事；另一边是底层民众用脚投票、大规模涌入租界。
网友读后感谢我提供了观察民国史的新视角，激发我就这个话题再写一篇。
首先我要指出，梁启超、陈独秀、甚至包括胡适在内，对当时中国处境用"亡国灭种"来描述，是对世界局势的严重误判。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想灭掉中国。不是说他们心善，而是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代价太大。从成本与收益计算，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再搞殖民统治已经很不划算了。
这也是头号帝国主义大英帝国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不断收缩殖民地而不是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
这一变化，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几乎没有一人看清。他们依旧停留在强国会把弱国吞并变为殖民地的旧思维里。
当时有一个国家不仅想吞并中国，还想把中国人全部杀光。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他们每侵占一块中国土地，就把土地上的中国人全部杀光，比如海参崴大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在野蛮的俄罗斯眼里，土地有价值，人没有价值。当俄罗斯想吞掉整个东北，侵犯了日本在东北的利益，日本因此以"东北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发动了日俄战争，打败了骄横的俄罗斯。这场战争日本付出了伤亡二十多万的代价。从此灭掉了俄罗斯想鲸吞中国的野心。我们中国人应该感谢日本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战后，清政府拿不出银子补偿日本的损失，就把原俄罗斯在东北的权益划给日本，包括南满铁路在内的沿路权益和大连、旅顺港的租赁。
这样日本派遣了很多人到东北开垦和建设。
这就是关东军的由来。这也是东北为何成为中国最早的产业比较完整的工业基地的由来。至今依然是中国最好的大米—五常大米就是日本先遣队从日本带来的稻种。
中国地大人多。中国在西方世界眼里，最有价值的就是市场。所以，各国都想抢占先机，利用国力强大，签订不平等条约，占中国经济便宜。
这点中国的思想精英知识精英都没看明白，他们的旧思路解读为"亡国灭种"。
对局势的判断错了，自然不可能开出对症的药。
他们对国际局势判断错了，对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的国内局势也看错了。他们把联省自治产生的军阀割据理解成中国人没有自治的能力与习惯，自治的结果就是军阀统治。因此必须回归大一统，唯有大一统中央集权才能消灭军阀割据的混乱。
他们居然没一个人认识到，军阀割据的根本原因是军队没有像文明国家那样国家化，军队私有，政权就成了私人政权，天下就成了家天下、党天下。
他们居然没有看清，中国之所以两千多年来未能进步未能转变为文明国家，根子就在暴力掌握了政权。军阀割据只是从原来的中央利用暴力统治中国变成地方用武力来统治。
这些满怀善意的读书人没有看清中国根本问题所在，但是有一个恶人，却看清了本质，只是他是从反面看清的。
他当时只是北大图书馆月薪只有八块大洋的小小馆员，他向月薪四百大洋的胡适教授请教。他满口湖南话，胡适一句也听不懂，就没搭理他。因此他对胡适记恨了一辈子。
他当时对胡适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可惜胡适不懂湖南话。
（吴洪森写于2026年2月7日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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