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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月27日下午6:06，翁永曦走了。
翁不算我的长辈，可以说是前辈。他在改革开放史上跌宕起伏的命运，我一直关注。我和他一同参加过几次会，最后一次是2019年2月16日，沈志华、韩钢教授和我酝酿在华东师大筹备成立“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在北京开了一次征求意见的会，翁永曦到会，有一个不错的讲话。我本想找出一张照片来，但不知为什么，在我拍的照片中居然没有他。
但是，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或者朋友的朋友中，有不少人和他熟悉。所以，他去世后，有不少人唏嘘，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与翁永曦有深交的翟新华、张钢，给我发来了他们悼念的挽联。翟新华和续尚科知道我关心翁永曦的行状，也陆续给我发来他们的朋友的悼文和挽联。
我将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们的挽联和悼文，汇集文中，寄托他们的哀思和我的敬意。
翟新华的挽联是：
下联：一头磕下三声响
横批：自称五百
张钢的挽联是：时代风云里纵论天下改革策 世界变局中点睛大国长短论——悼翁永曦
翟新华的挽联是00：49发来的，这已是28日凌晨了；张钢挽联是12：36发来的。他国外居住，推算时差，也是28日凌晨。两人夜不能寐，应是翁去世对他们的刺激吧。
28日上午，我电话问老翟挽联的意思。他说：
1980年12月5日，老翁谈百日复兴上“内参”，得到中央领导重视，1982年5月升为副部，1983年降职，一共三年时间，故曰“千日忙”。“一头磕下三声响”，是我母亲去世时，他赶来告别，对着遗像磕了三个响头，连在隔壁的我妹妹都听到了，我至今感念。横批“自称五百”，老翁说自己不仅是“二百五”，还是两个“二百五”。老翁是一个讲道理、讲情义、讲做人的人，我这副挽联浓缩了这个意思。做人就是要把自己看出“二百五”，所以，我曾让他把一个“二百五”让给我。现在，就让他带着“五百”走吧。
死生契阔至此，我不禁潸然。
陈越光撰写了一篇告别词：《和老翁告别》：
老翁，尊重你的意愿，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要悼词。但我们，还是要来见你最后一面，送你最后一程。今日别过，此后相见，都是神遇。
你没有头衔，没有职称，没有一本署名“翁永曦著”的专著留世，你常常笑称自己“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还以“失败者”自居，并自得其乐。然而，正是那些失败的努力、那些不成功的追求背后的热情、理想，感召后人。这也是历史的深邃迷人之处。你就是一盏在风里、雨里、浪里颠簸的航标灯。为学、经商、从政的朋友们，总是乐意去找你，你能给什么呢？你没有权力可给，没有资本可给，甚至也没有实用的招数可给，但就在你那里坐坐、聊聊、喝口茶，心情开朗了，心胸开阔了，带着你的烟味和咳嗽声起身离去时，似乎明白了什么，信心又回来了。这就是你老翁的迷人之处。
老翁，我们都属于八十年代的“这一代”，我们是大时代的儿女。鲁迅说，所谓大时代，不是生乃是死也。没有迷茫，没有伤痕，没有委屈，也就配不上这个风云激荡、生死相搏的大时代。你从来不介意后人知不知道你，但如何理解那个奠定未来的“八十年代”，后人却会在意。你是“这一代”中不能被忘却的人。
亲爱的老翁，我们都老了，年轻时被青年马克思激励，相信“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久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如今，你连骨灰也要撒去，让身上的元素和能量彻底参与到大自然的伟大变迁中，这是你最后给我们的无声留言：“纵身大化中，不喜亦不忧！”
老翁，此去多安宁，来时未徘徊。
与翁永曦一样，陈越光也是“属于八十年代的‘这一代’”的佼佼者。1980年代，从“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到中国文化书院；1990年代，从《中国农民》杂志主编到在思想界名噪一时的《东方》杂志编委会主任，思想文化界都闪现着他的身影。
2011年，在我刊面临着一些发展问题时，他来我刊上班，不要一分钱工资，帮我们拓展思路，谋求发展。这位老大哥的沉稳和宽厚，儒雅和才华，都感染着我。2020年，读完他送我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深切感觉到一点：亲历者的历史书写，比我这种书斋里的研究，更引人入胜。
陈越光和翁永曦的关系，我不了解。但是，他的这篇悼文，将悲伤的告别升华为对一代人理想与精神的追忆与肯定，以离别见时代厚重，以哀思传精神星火。他们二人相知深契的关系，也跃然纸上。
田炳信写下《悼翁永曦先生》一文，我摘引如下：
惊闻翁永曦先生于2026年1月27日辞世，心绪难平。忆及上世纪90年代初，先生在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金同投资管理公司，我恰在穗工作，经中农信领导引荐相识，那段交往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先生给我的初印象便是快言快语，毫无官腔。彼时他刚从副部级岗位辞职下海，却无半分架子，谈及经济形势时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深刻。他曾笑谈自己“从9号院到开发区”的转变，说改革既要“庙堂之策”，也要“市井之行”，那份对时代的敏锐洞察与务实精神，令人折服。
先生早年插队内蒙十年，深知农苦民艰，一句“小河有水大河满”的肺腑之言，被杜润生先生赏识，35岁便出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农村改革的核心参与者。他与三位同道者深入调研、大胆建言，推动了包产到户的普及，让亿万农民告别饥馑，这份功绩足以载入史册。
先生的人生始终与改革同频。从政策制定者到企业家，他在广州的创业岁月，正是市场经济浪潮初起之时。他以94%的持股比例深耕投资领域，将改革者的勇气与智慧延伸至商海，依旧保持着“问题-症结-办法”的务实作风。即便晚年，他仍以北大客座研究员的身份关注农村发展，与昔日“四君子”同道虽各有境遇，却始终心系家国，直言不讳地为改革建言。
如今先生驾鹤西去，那个快人快语、胸怀家国的身影仍清晰如昨。他用一生践行了“趁有口气，把事理清楚”的信念，既是改革先锋，亦是思想者。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愿先生一路走好，其改革精神与真知灼见，将永远激励后人。
田炳信我不熟悉，知道他在新华社任职过。我读过他的《南方谈话亲历者访谈录》，这是一本研究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必读书。我还读过他采访杨继绳的文章，两个新闻记者的深邃对话很有意思。
他的这篇悼文，将个人追思与历史评价融为一体，是一幅浓缩了时代精神与个人风骨的生动侧写。
1月31日，翁永曦的告别会将在八宝山举行。愿君此去，山河安渡，往生无憾，九泉含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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