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2-7
【按：「中國崛起」，你在世界的各種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所以這一二十年，可謂一個「暗世煙濛」之期，假如延伸一下，其實二次大戰以降，中國抗戰八年，竟引來蘇俄輸入的一個「共禍」，這筆糊塗賬，至今沒有釐清，而中國人已經付出了上人億死亡的天價；林昭死的時候，中國人只懂得恐懼， 1968年她母親許憲民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的五分錢子彈費；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沈默了，這個代價就是蔣連捷、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可是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換來這個民族的文明覺醒嗎？】
一、「蜘蛛盲俠」
陳光誠彷彿一個使者，由被殺掉的那四億嬰兒派回到這個世界來，「他仍然用歡樂的聲音、用耐心和愛心來回報這個世界」，因為他們要他來搭救那些已經和將要落胎母親子宮的弟弟妹妹們；由此他便一個人跟一個政權抗爭，由此也引來全國網友一波又一波「探訪東師古村」，使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二○五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九○五」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二○○八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萬，到二○一二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中國計劃生育殺掉了四億嬰兒，他們竟派了一個使者回到這個世界，還是個盲人。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盲人陳光誠獨自逃出東師古村那一幕，我當時趴在網上看得驚心動魄，「陳光誠隻身一共翻過八道牆，十幾條隴，十九個小時內跌倒了幾百次，才最後過了一條小溪，逃出了他的村子」——我甚至相信是上帝救了他，後來證實，他逃亡時，正在洛杉磯長灘的達賴喇嘛曾為他祈福。
中國人甚至模仿兩千年的一句成語「盲人摸象」，創造了一句新成語「盲人翻牆」，從中你可以感覺到中國民間的巨大的、前所未有的興奮和激動。二○一二年春陳光誠滯留中國的不安全感，像感冒一樣傳染了整個中國，變成一種推特的、臉書的、甚至整個網路的不安全感，並且從對中共的不信任，轉化到對美國的不信任——美國務卿希拉蕊猶豫，保不保護已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的那個盲人。這種現象從前沒有出現過，甚至在八九屠殺前中國人是譴責方勵之「逃進美國大使館」、「背叛」學生運動，自「八九」以來，中國這種民間情緒，何時徹底改變了？
由此，陳光誠終於讓「中國人」進入西方主流社會，卻是以一個反共的、異議的、流亡的符號，登上講壇。在中國反體制異議史上，我找到一個序列：頭一個是文革之後站出來反對鄧小平的魏京生，第二個是八九學運群體，第三個就是陳光誠，還因為一個盲人也可以對抗如此龐大殘暴的中共專制，而西方文化是英雄崇拜，在陳光誠身上看到英雄氣質，他在中國被稱為「蜘蛛盲俠」，對應好萊塢創造的那個螢幕英雄「蜘蛛人」，而飾演「蝙蝠俠」的好萊塢影星克里斯汀•貝爾曾去師古村看望陳光誠，遭到粗暴阻攔。
這個「東師古」，是中共「計劃生育」惡政的一塊樣本。中國政府宣稱，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一五年，「一胎化」政策減少了四億新生嬰兒—也就是說，這個政策殺掉了四億嬰兒，還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和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兩大問題：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億多老無所養的老人；
二十年後中國將出現四千多萬壯年光棍。
這是一個比文革還要暴虐的時代，中國人，尤其是十億以上的農民，血腥土改、高徵購搜糧捆綁、大饑荒人吃人、文革清隊血淋淋，他們都沒敢怎麼樣，只有「一胎化」，讓他們跟這個政權結了仇，他們說：計劃生育叫我們斷子絕孫啊！
魯迅在「五四」時代喊過一聲「救救孩子」，晚清有「棄嬰塔」，然而中國自近代以來，從來沒有好過，則是更大的一個背景，令我們吃驚的是，黑暗時代出現的一位英雄，竟然是一個盲人，「陳光誠彷彿一個使者，由被殺掉的那四億嬰兒派回到這個世界來，』『他仍然用歡樂的聲音、用耐心和愛心來回報這個世界』，因為他們要他來搭救那些已經和將要落胎母親子宮的弟弟妹妹們；由此他便一個人跟一個政權抗爭，由此也引來全國網友一波又一波『探訪東師古村』，使沂蒙山區孟良崮附近、地處京滬高速與國道二○五之間的這個小村子，一夜聞名於世；由此，也引來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親赴臨沂部署『九○五』專案，監控陳光誠、圍堵探訪人員；由於這麼高的位階，直接染指對一個小村莊的鎮壓，當局用於陳光誠一家的維穩費，從二○○八年的三千多萬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萬，到二○一二年累計已達兩個億。
他令我想起顧城的一句詩：「黑夜給了我一雙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陳光誠令我們所有看得見的人們慚愧。
二、血禍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會空間」，也許是所謂「後極權」的一種錯覺。東歐社會的歷史經驗，為這個向度提供了豐富的想像空間，也包括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但是最近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國專制者要向世界證明：「無權者」就是一絲權力都不會有的，「後極權」跟極權一樣強大。
他們是一群工程師，不跟你玩什麼「前」、「後」的文字遊戲，那是鄧小平對「姓資姓社」不感興趣的一種新發展。倒是高耀潔揭露河南愛滋血禍，茲事體大，且涉及兩位中央級官員，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李長春、李克強，因此就要追殺到底。
二○○九年歲尾，高耀潔醫生由傅希秋牧師陪同，從德州米德蘭來華盛頓D.C.，要到國會作證，揭露中國的「血禍」──那是又一個駭人聽聞的「中國奇蹟」：河南地方政府一九九二年把組織農民賣血當成第三產業，稱河南有將近一億人口，百分之八十在農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賣血，他們一年就可以有幾億元的利潤，由此政府辦血站、政府的各個醫院辦血站，就是一個簡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機，人就躺在血站裡，變成了一台台造血機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樣，他們把這些賣血的人就叫「管子」，其操作簡陋，把幾個人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再把的血液混雜在一起，分離取走其中的血漿，再把剩下的紅血球分成幾份輸回賣血者體內，由此為愛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機會，只要一人帶菌，就會迅速蔓延，而整個九十年代參與過賣血的可能有將近一千萬人。這場「血禍」被高耀潔醫生等幾個有心人察覺揭露，立刻遭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殘酷麼是不可能的呢？
誰救了陳光誠，竟在中文圈子裡引起口水仗，而大家都不知道一位關鍵中國人，美國德州「米德蘭」，有個中國異議者的麥加，有一位傅希秋牧師，至今還在中文視野之外。此前已有許多消息說，高智晟律師的妻子兒女、郭飛雄律師的妻子、鄭恩寵律師的女兒等等，均被傅牧師營救出國，而郭飛雄至今繫獄，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從中可以看到一種民間的祕密合作—基督教、法輪功、人道工作者、律師，大概還有記者等等，只不過是在營救層面，很像當年「六四」鎮壓之後香港的「黃雀行動」這種「合作」，並不是在拓展中國的「民間社會」、灰色地帶、有限的「透氣空間」，而是在一場纏鬥之後，將隕落沙場的異議者們遺下的妻兒老小，救出絕境。
曾幾何時，中國非體制的民間力量，落到今天這般境地？國內情形，大概下一步是嚴冬了。體制的肆無忌憚，不在於它有多麼強大，而在於沒有一絲制約的力量和機制，國人也會更加向這個體制低頭。有辦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們在拚命地救人⋯⋯。
三、中國人想推翻中共嗎？
春天一直暖和不起來，偶爾還會冷到十幾度，要開暖氣，所以春作一樣都沒去做。世間爆出的大新聞是山東盲人陳光誠逃進美國大使館，顯示「政法沙皇」周永康的那個維穩體制已經無用，因為從上到下的人員皆靠金錢餵養，而「維穩」的恐嚇功能一旦失效，接下來是「上街」還是崩潰？
初夏，王丹的「青年中國」在華盛頓DC 聚會，我帶上傅莉趕去，兩天的台菜、燒烤、華盛頓故居、「共產主義受難者紀念碑」集會，行程緊湊，我都將傅莉留在旅館裡，靠一隻手機聯絡，而她根本不會用它；午餐吃我備好的，晚餐等我捎回去給她，她安之若素，無一句怨言。
聚會眾人則討論變局，受過西方政治學訓練的幾位，比較各國轉型，皆言在中國這個政權，只要人們一上街就垮掉，但是「上街」機制很曖昧，看不清楚，這種社會心理亦非研究所能窺得，只能等待，所以在「社會對決」之前，任何「圓桌會議」（政治協商）都不可能，而制憲和選舉都是更晚一步的事情。
最後一晚聊天，就陳光誠出逃發生爭辯，在一個是最老牌的異議分子，與一個是最銳利的七零後之間，焦點則是異議者獲得民間擁戴，還有沒有權利選擇自身安危而撤離，不過是在重複方勵之的困境，陳光誠不願留在中國充當中美協議的承擔著，一如當年方勵之不願擔當「中國的薩哈羅夫」，皆是無可奈何的。
歸途中接李曉蓉電話，又去順道會她，談起此行種種，她卻一言以蔽之：美國人都認為，中國人並不想推翻中共，這跟阿拉伯世界一比就很清楚：伊斯蘭世界跟西方對立，有信仰與利益的雙重衝突，西方人從來不認為阿拉伯會發生民主運動，結果中東茉莉花革命突起，卻一下子推翻四個政權（突尼西亞、埃及、葉門、利比亞），全在意料之外；中國自八九後不再有民主意願，所以鄧小平說經濟搞上了，大家就會忘掉天安門，是看中的。
三、中國遭遇「共禍」是偶然的嗎？
六月中旬以來美國東岸進入酷夏，白天室外均華氏一百度以上，據說是一百零八年未有的高溫，一天蒸熱下來，本來冷爽的地下室也進八十度，至月底瀕臨大西洋各州晚間皆遭強烈暴風雨襲擊，大面積停電，又正值熱浪滾滾。一個雷鳴閃電的晚上，我在電話上跟普林斯頓的余英時先生聊北京正發生的薄熙來案，其間有許多隱而不顯的因素，中共亦非舊日毛鄧的結構和模式，尤以「太子黨」最為叵測，無人知其盤根錯節和染指軍權的深度，所以變數叢生，又傳北京百般搜索證據以證實薄曾欲離婚之意圖，我推測胡溫可能追究谷開來而從輕發落薄熙來，當時情形胡溫尚未擺平周永康，坊間謠言紛起，倘若薄獲解脫，則習接班成悬案，這個政權分裂了，十八大開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時斬釘截鐵說：「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從來沒有你說的從輕發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關習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十年之內習近平大國崛起、颟顸撒潑，余先生當年窺視歷史洞若觀火，從海外看大陸，撇開瑣碎，直刺本質，料事如神。
那個夏天的另一感慨，是讀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她獨闢蹊徑詮釋中國遭遇「共禍」，其偶然性竟在蔣介石的自尊心，不堪史迪威之霸凌，顯示人事關係和人的性格有時候成為歷史造因，超越更宏觀與決定性的形勢和力量對比，史蔣二人便是生動一例。他們關係的崩解，使羅斯福失去寄望中國（國民黨）成為美國戰勝日本的輔助力量（主要是陪美國消耗兵力），轉而在雅爾塔請斯大林出兵中國東北，此一念之差，成為國民黨失去大陸的決定瞬間，蘇軍佔領東北，毛澤東派林彪出兵關外，又獲得蘇聯巨大軍援，國民黨就輸定了。西方制度文化下人皆率性，性格畢露，其被制度糾正多少，亦是迷濛之處，若論蔣史公案，則中美制度文化原是南轅北轍，兩人性格缺點皆被放大，又令兩種制度的缺點亦被放大，此為毛澤東梟雄得逞之訣竅也，這個潑皮打敗美蔣，便成就其「奇理斯瑪」神話，又折服黨內競爭者，構建絕對權威，便是中共六十年荒謬之由來。所以一個「醋性子喬」（Vinegar Joe）的壞脾氣，亦成中國十幾億人一個世紀苦難的偶然造因。
塔奇曼另有一本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八月槍聲》，讀來真是享受，我忍不住再讀她的「醋性子喬」，則已經在飛躍北極的長榮航班上，經阿拉斯加飛往台灣，那海島又恰好是蔣介石惹了史迪威的悲涼歸宿，我本是在飛機上讀不了書的，可是注定了一個世紀的那個瞬間，也實在太迷人了。
史載蔣介石就是不肯將軍事指揮權交給史迪威、魏德邁，已經是超越個人脾氣的大誤，太平洋戰爭美國從一個小島瓜達爾卡納爾，一路朝東殺過來，逐島血戰，稱作「蛙跳」，戰死十二萬人，征服日本駐紮了四十六個師，這是千載難逢可在華建構民主秩序的契機，卻被蔣的意氣所耽誤，麥克亞瑟只打了一場毫無意義的韓戰，可謂二次大戰後最不明智的戰略，也造下一個血腥的二十世紀。
四、一派雨煙看台灣
我帶傅莉坐長榮去台灣，是二○一三年夏季七、八兩個月，到台灣做駐市作家，且榮幸住進國際藝術村，位居市中心。夏季台灣濕熱，白天毒日頭下烤灼猛烈，又常來一場「午後雨」，晴天霹靂，藍天烈日下可以炸雷陣陣，然後濃雲密佈，陰霾壓頭，隨即暴雨如注，街市一派雨煙中，未幾便收住，又是藍天當空，我們在北美多年，從未嚐過濕熱，而這個島的生活內容均在下午和夜裡展開，上午則似醒非醒。
三場文學聚談（藝術村、誠品敦南、台北故事館），一本新書《屠龍年代》校稿、看藍圖，以及出版茶敘和幾家電台採訪，促膝台灣鄉土文學前輩尉天驄、在政大帶研究生的西域史家張廣達佳教授、台灣文學史家陳芳明、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詩人焦桐、新銳出版人顏澤雅、達賴喇嘛駐台灣代表達瓦等等俊傑，拜謁對我頗多相助的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墓塚，亦佳餚數度（紅豆食府、一〇一八十五樓欣葉台菜館、江浙菜館朝天鍋、呂桑食堂宜蘭台菜、淮陽菜館銀翼餐廳），也在國家音樂館聽了一場交響樂，台北的生活檔次已然是歐陸都市水準……。
島內社會其實已是歷史最好狀態，危機只在周邊地緣政治的變幻，乃是背靠大洋、面對大陸的一個尷尬生存空間。東亞正處於中國取代日本成為區域霸主的嬗變期，此消彼長的失重震盪，勢必波及台灣脆弱的平衡，尤其兩岸摩擦自八九以來不是減緩而是升級，台灣一時找不到大陸崛起中自己的定位，從國族認同到政經交往，無一不處在劇烈變動中。民進黨的「台獨黨綱」面臨嚴峻挑戰，需要制定適宜的大陸政策替代，而國民黨源於大陸的政權合法性，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必須在中美對決中明智選擇其立場，端看它的領袖聰不聰明了。
五、余英時怒斥「中國崛起」
返回美國，最強烈的感受是，北美的遼闊是精神性、心理上的。我癱軟懶散了兩個禮拜，除了每天上午自己在家給傅莉電療和復建，什麼也不想做，餘下時間皆在網上觀看台北凱道二十五萬人抗議及洪案發展，每每看到深夜，興奮莫名，彷彿人還在台北。細想我大概不是台北兩個月燥熱緊張後的鬆弛，就是一時竟不能適應德拉瓦的安謐冷寂了，人散了架暫時湊攏不起來，居住了二十幾年的美國從未如此陌生過，兩個月的時空轉換，竟可以淘去二十年歲月積澱，及其心理上的習性，無疑台北的刺激與美味，太容易奪去一個來自清貧曠野中沉睡者的本能，而要將這嬌縱了的本能再裝回冷寂中去，它會昏厥的！
二〇一三年夏北美華文圈的大事，是聯合報系門下的《世界日報》，發表余英時接受登門長篇採訪，怒斥「中國崛起」的濫調。晚間陳淑平來電話，我方知原委：《世界日報》有新任社長上任，記者曾慧燕出主意約談余先生，陳淑平說「我們只有給面子」，於是八月十七日社長楊仁烽、總編輯翁台生及副總編輯魏碧洲，赴普林斯頓登門採訪，余先生亦當面批評《世界日報》「親共」，更怒斥國民黨馬英九畏共萎瑣，重話說到「我看不起了」，這篇訪談迅即在網上飛傳，台北《聯合報》只刊登摘要，陳淑平要我查證有無刪節，果然我上其網頁找到余之訪談，他們刪去批評國民黨軟弱的那一段落：
問：您也提到台灣經驗，是否可輸出到中國大陸，可是近年來台灣因經濟起不來，似乎也沒有自信再常提台灣經驗？
余英時：這就是台灣的最大問題，台灣有很大的心理問題，包括國民黨在內，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一是怕他打過來，好像完全不能抵抗，另外一種就是怕台獨，於是就想用對岸來控制台獨。這種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說老實話，如果繼續這樣子顧忌下去，那最後只有向共黨產投降。如果這樣子，那當初何必跑到台灣來，在南京簽字投降不就完了嗎。
台灣政府跟共產黨打交道要有原則，民主自由這套價值觀要保持。像是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台灣，不但總統馬英九不敢見，連文化部長龍應台都不出來，沒有出息到極點了，在我看來是很丟臉，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好像擔心共產黨會找你麻煩。老實坦白的說，對台灣目前的態度，我很失望，甚至不客氣的說，我看不起了。我以前對台灣有一種期待，我也知道台灣有不盡如意之處，但對抗共產黨的決心不能沒有。
一個以反共為始的政府，怎麼能搞到這個地步呢？跟共產黨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讓步的。我對馬英九不瞭解，在我認識中是個蠻好的一個人。但我想他在黨內的壓力很大，就像大陸內部一樣，有想法也施展不出來。配合有錢的台商做生意，少數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現在拚命拿大陸的好處，這樣百姓會離政府越來越遠。
問：您認為兩岸之間來往，台灣自信何在，有沒有外界普遍認知的「軟實力」？
余英時：照理說，台灣在文化上有實力，是絕對高於大陸的，特別是那種有人情味的中華文化。而且台灣現有的社會是大家都接受的，沒有人說要把他推翻來重新再搞一個。這是一個很大的穩定力量，台灣自己不覺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氣去維穩，如果每個人都覺得不推翻這個制度否則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險的狀態。
問：各國與中共打交道時，似乎都擔心萬一中共垮台，中國不穩會帶來災難……
余英時：對，但大家把維穩不成的後果看的很嚴重，我覺得中共所謂的維穩，目的是在共產黨不要失去政權。可是我覺得中國不會大亂，只是慢慢的不聽中央指揮的情況。現在，不會讓中共得心應手地使用暴力統治。所以中共所謂的維穩是誇張的，認為沒有中共，中國就會亡了，就會亂了，但沒有這麼可怕。
眼下台北民情洶洶，《聯合報》不避袒護國民黨之立場，甚至發社論指「拆政府即台獨」，自然不會照登余英時的重話。馬英九做了兩任，到頭來弄個破局的下場，恐怕再無執政機會，白白丟掉國民黨可在兩岸遊刃有餘的施展機遇，亦置外省人於尷尬境地，實非一個高屋建瓴的領袖。
六、冷漠的危險
（2005年《尋訪六四受難者》出版，應丁子霖老師之邀，我寫了一篇序，寫得頗艱難，因為面對死難和殘暴，我缺乏支援意識，幸好找到了猶太人威塞爾的文字，納粹集中營生還者的精神最強大，六四屠殺之後的華人，如果依然不見奧斯維辛，那就太可憐了。十六年又過去了，六四亡靈仍未昭雪，我這篇文字中描述的痛苦還在延續⋯⋯）
丁子霖老師囑我也給這本書寫點什麽，「一篇序文或其他文字」，書已經四百多頁了，很厚了，在這麽沈重的文字上面，還能添加什麽呢？什麽都顯得多余。但我又欲罷不能，也因了那四百頁的沈重，沒有不置一詞的道理。我怕陷於「什麽也不做」的境地。
什麽也不做，就是冷漠，這個態度，正是丁老師和她們「天安門母親」群體這十五年來所遭遇的。自然，中國政府對悲痛欲絕的母親們（還有妻子們）的壓制，不是冷漠，而是殘暴，但民眾對這些母親之哭天搶地的沈默，恰是那殘暴下面的冷漠鋪墊。
很久以來，我都把冷漠歸為一種無奈，或時髦之謂曰「犬儒」，因為無人可以指責老百姓的沈默，更何況老百姓曾走上街頭聲援過八九學運，一場血肉橫飛之後，你還能說什麽？無疑，老百姓上街才叫鄧小平動了殺機，共產黨其實只怕老百姓，但他們不怕沈默的老百姓，甚至他們很樂意把老百姓都訓練成他們的「西方敵人」的廉價勞動力。
十五年了，大家眼睜睜地看著母親們的掙紮，卻還是沈默，於是這沈默就變成了一個成語，叫「熟視無睹」，所謂「熟視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說，就是看慣了，只當沒有看見。
此意一絲不差地對應了英語里頭的那個詞：indifference，不感興趣，冷漠。我忽然覺得，母親們把嗓子都喊啞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寧她們是在喊叫這冷漠？
毋寧，八九六四長安街血跡未幹時，徐玨七七四十九天身披白色衣裙騎車巡弋長街還是在宣泄悲痛，那末九七年忌日她一身黑色穿戴，自行車把左右兩側懸掛挽聯，緩緩穿越長街去八寶山，無疑是在昭告天下，而警車摩托便在她與圍觀者之間築起一道隔離墻……只要冷漠還在延續，政府決計不會理睬這些寡母孤女的。她們對此太清楚了，她們因而拼死也要发出聲音，這聲音是沖著沈默大眾的。由此，我們便看到了「冷漠」的真相。
威塞爾（Elie Wiesel）就是到克林頓的白宮里去嘮叨這一條，「冷漠的危險」（the Perils of Infifference），一個著名的演講。
他回述五十四年前，一個猶太男孩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看到前來解救的美國大兵，他還聽不懂英語，卻看懂了士兵們的眼神，那里面的憤怒和同情，令男孩永生難忘，他說千年之末回望二十世紀的暴戾、荒誕，就是因為沒了這種憤怒和同情，只剩冷漠。
他发表這個演講時，正值耶路撒冷頻傳自殺炸彈，我記得電視晨間新聞里人肉炸彈不斷，心想，一天沒有新鮮感就難受的美國人是何觀感？大概早就聽膩了，見怪不怪，所以冷漠常常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種麻木，但威塞爾怕的就是這一條。
差不多在同一時期，此類悲劇從中東版本覆制為中國版本，猶太人換成「法輪功」修煉者，人肉炸彈換成中國警察，而全世界的看客換成中國看客，政府嗜血式地鎮壓修煉者們，其瘋狂隨著民眾的冷漠程度而升級，演出權力無限泛濫的一幕。但中國曉得威塞爾那篇講詞的人，大概寥寥無幾。
威塞爾說得透澈卻是欲哭無淚：
『什麽造成了冷漠？冷漠不可避免的後果又是什麽？冷漠是不是一門哲學？我們能信奉這門哲學嗎？有沒有可能將冷漠作為優點？當身邊的世界歷經慘痛的巨變之時，為了保持清醒的頭腦、正常的生活、享受佳肴與美酒，是否有時冷漠也是一種必須？理所當然，冷漠也頗具吸引力，甚至可以說十分誘人。對犧牲者視而不見確是容易得多了。避免對工作、夢想與希望的粗暴打攪也使我們輕松很多。畢竟，陷於別人的痛苦與絕望中非常尷尬、也很麻煩。然而，在那些冷漠的人心中，他（她）的鄰居不占任何分量，因此，旁人的生命沒有絲毫意義，他們潛在的、甚至是清晰可辨的痛苦都引不起任何興趣。冷漠使別人變得抽象。』
他仿佛不止看著耶路撒冷，他也看到了北京，還有上海。
以威塞爾的諾貝爾獎得主身份來說這些重話，形同一次文明的宣言。冷漠，照英文的含義有「喜新厭舊」之義，則它便近似天性，文明乃是同人類的惰性作拉鋸。喜新厭舊就是遺忘，猶太人以拒絕遺忘來改變他們在這世上的命運，Holocaust（滅絕）之後五十年來，他們見證屠殺見證歷史，成效卓著，但一出五十年，人類的忘性又占了上風，所以猶太精英們憂心忡忡。
再說，世界上的人們是否真的接受他們這份文明遺產？現在可以看到俄羅斯人熬出七十年馬列劫數後，承接了猶太人的這份遺產，在《古拉格群島》中索爾仁尼琴記錄了他自己的集中營經歷和２２７個難友的口述、回憶和書信，後繼者繼續尋找斯大林暴政下的受難者，出版了刻錄１３０萬人名字和簡歷的光碟。中國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可能是迄今第一次與歷史同步做出見證的受難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難者名單，包括９６位死難者、４９位傷殘者，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在香港出版，距離大屠殺不過五年。
丁子霖在這第一份受難者名單的序言中寫道：
『我不能眼看著那些與我同命運者的苦難熟視無睹！在這個充滿著自私、勢利、冷漠的世界上，他們正承受著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他們成了被社會所遺忘甚至被遺棄的一群。面對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別人可以合上眼睛，閉上咀巴，我卻不能。』
她和難友們無意間替中國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貴的文明遺產。中國文明沒有見證的傳統，殺戮、流血、崩潰，都是周而覆始，兩千年走不出中世紀。距丁子霖喪子並不久遠的文革1968年，一個母親還要向政府繳納槍殺她女兒的五分錢子彈費，這比中世紀還要野蠻，林昭死的時候，中國人只懂得恐懼，她的媽媽許憲民惟有在黑暗中昏厥。自天安門母親開始，中華民族不再對屠殺沈默了，這個代價就是蔣捷連、王楠等那樣年輕的生命。母親們獻出了兒子才換來這樣的文明覺醒。
臉書 2026-2-6
【被質疑是否盲人 維權律師陳光誠怒告至法院索賠3.3億日元】
現於美國生活的中國著名維權人士陳光誠，被王志安於YouTube公開質疑他是否真正盲人，或者失明至甚麼程度，認為王涉嫌對他作出造謠及誹謗行為，已向日本法院正式提出名譽侵權訴訟，要求賠償3.3億日元（約1643萬港元），案件下周二開審。
陳光誠提供給本台的資料指，他已於去年年底向東京地方法院入稟，已獲法院正式受理。陳光誠指出，王志安於去年8月中在其YouTube頻道發布一段題為《陳光誠到底是不是個盲人？》的影片，片長約53分鐘。陳認為，該影片透過拼接片段、選擇性引用及概念偷換等方式，否定他是失明人士的基本事實，並進一步質疑其人格、誠信以及多年公共行動的正當性。
而該影片至今累計觀看次數超過48萬人次，並獲得逾5000個讚好及2500多條留言，亦在華語網絡廣泛流傳。陳光誠強調，事件並非一般意義上的觀點分歧或價值判斷，而是涉及可被醫學驗證的個人客觀事實，卻被失實陳述，並作出一連串推導性指控，已超出言論自由的合理界線，對其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構成持續損害，應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1歲患眼無錢醫治致盲
陳光誠重申，提起訴訟並非針對不同政治立場或批評意見本身，認為公共討論應清楚區分事實陳述與價值判斷，而涉及個人身體狀況及殘障事實的虛假指控，具有高度侮辱性及放大效應，容易造成長期傷害。
71年於山東出生的陳光誠，1歲時患有眼疾，但因家貧未有就醫而導致失明。他大學畢後逐漸投身中國維權運動，被稱為「赤腳律師」，到2006年因揭發臨沂市非法墮胎而被捕入獄，放監後仍然被軟禁；2012年他與家人逃離家鄉，進入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之後獲安排抵達美國，事件引中美的外交風波，到2021年陳光誠成功入籍成為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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