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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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交三十年的好朋友昝愛宗，一年半之前因為在海邊悼念劉曉波去世十週年，被關押一年半後，今天被判刑三年。
我的朋友，要麼被中共折磨致死，要麼在監獄中。
昝愛宗（一九七一年九月四日—）：基督徒、公民記者、獨立作家、出版策劃人。曾在北京當北漂多年，後定居杭州。因倡導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點名批評中共各級官員，被供職的媒體開除，常年受到國保警察等部門監控、騷擾，多次被喝茶、行政拘留、刑事拘留。二○二四年七月，因與友人等一起悼念劉曉波被杭州警方刑事拘留。
昝愛宗：安徽太和縣人。出生於貧寒的農家，從小追求正義、嫉惡如仇。大學畢業後，到北京闖蕩，任職於《購物導報》、《北京市場報》等一九九○年代初出現的較為市場化、有一定的言論空間的媒體。
在此期間，經由《大學生》雜誌編輯駱爽介紹，我結識了昝愛宗，那時我們都給《大學生》雜誌撰稿，也常常去編輯部聊天。記得剛見面時，我問他說，昝這個姓氏很少見，不知有何典故？他說，說不定我是你的四川老鄉——昝是來自蜀地姓氏，漢時巴蜀之賨人（土家族先民）七大姓之一有遝氏，亦作督氏，實為昝氏之訛。
昝愛宗個子瘦小，說話有安徽口音，臉上永遠帶著淺淺的微笑。那時我們常常在一起玩的幾位朋友中，只有昝愛宗有工作和薪水，所以他常常慷慨請客餐敘。我們有時去他租賃的小屋吃火鍋，屋裡滿坑滿谷都是他搜集的報紙、雜誌和書籍。
因為秉持良知、堅持說出真相，昝愛宗不得不從一個報紙換到另一個報紙，又從最基層的職位做起。擁有像昝愛宗這樣資歷的新聞界人士，若是善於經營者，升遷為部門主管乃至總編助理級別並不難，只有他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多年摸爬滾打後仍是不起眼的「小記者」。
我那時開始整理自己的文章，編印成小冊子在朋友之間傳播，這些文章後來精選為《火與冰》一書。編印小冊子也需要錢，我這個大學生沒有那麼多經費。有一次，昝愛宗聽我聊到這個問題，立即慷慨解囊，資助我一千元用於印刷。一九九○年代中期，一千元不是一筆小數目，幾乎是他一個月的工資。我在小冊子的扉頁上，專門寫了一句話向昝愛宗致敬：「在風沙撲面的北京，有昝愛宗這樣同為異鄉人的朋友，我便不再孤單。」
一九九八年，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出版後，昝愛宗也對出版業有了興趣，於次年策劃出版《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一書。書出版後，市場反應良好，但很快受到中宣部打壓。多年後的二○一二年，曾任中宣部部長的丁關根死掉了，昝愛宗寫了一篇文章<親歷丁關根治下的「文字獄」>，回顧那場不堪回首的文字獄：
那是一九九七年年底，我在北京做記者，經常到北大與朋友談天，交往的好友有當時在北大讀書的青年才俊余杰和許知遠等人，我們商量策劃一本書，內容大致是近年來新聞界的輿論監督難現象，以及新聞傳媒對官場腐敗和社會矛盾的大量曝光和受民眾歡迎的程度，想把新聞輿論監督提升到「立法」、「行政」、「司法」之後的「第四種權力」的高度，書名就定為《第四種權力：從輿論監督到新聞法治》。《中國青年報》知名記者盧躍剛還為新書寫序。
一九九八年年底，我們全力完成書稿后，就四處尋找出版社公開出版。……結果書名太刺激，一時出版不順。我們曾經聯繫到近三十多家出版社（中國的出版社只有五百多家，北京佔了約五分之一），但多數都以中宣部禁令太多或話題敏感為由拒絕了出版。其中，一些知名出版社明確表示不能出，它們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改革出版社、時事出版社、中國社會出版社、群眾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中國城市出版社、中國電影出版社、經濟日報出版社、中國林業出版社、濟南出版社、中國人事出版社、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文化藝術出版社、印刷工業出版社等，後來還找了一些不知名的出版社，但都是一一碰壁。這些「國字頭」或專業出版社都受中宣部控制，一旦出版了他們認為的「壞書」，輕則撤銷編輯和社長、總編輯的職務，重則關門。比如丁關根時代就有兩家知名出版社被關，一家是出版了何清漣的《現代化陷阱》的今日中國出版社被關，一家是出版了令江澤民不能容忍的《新官場秘經》的改革出版社，這兩部書都是丁關根時代中宣部的禁書。
單單找出版社就找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幾乎快要放棄的時候，北京有一位出版經紀人倪熙忠老先生出主意，他四處尋找，終於找到一家以出版少數民族圖書為主的民族出版社藏文編輯室。藏文編輯室也可以編輯漢文圖書，該室有一位編輯是青海人，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民族出版社擔任藏文和漢文的編輯，他和編輯室主任以及出版社的總編輯認為這本書可以出版，內容的引文也都是出自公開發表的報刊，無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很快決定印刷並出版發行。
新書出版後，《中國青年報》、《檢察日報》、香港《明報月刊》及人民網、正義網等紛紛報導，一週內還進入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的暢銷書銷售榜前十名。但好景不長，很快就被丁關根所在的中宣部盯上。二○○○年四月十九日，《中國商報》刊登了北大研究生余杰撰寫的《第四種權力》一書的推薦文章，提到「在現代社會，新聞輿論被當作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之外的」「第四種權力」。「一個社會的『第四種權力』是否能健康、自由地發展，直接維繫著這個社會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淨化、自我更新的功能。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新聞對於維護社會正義更是作用突出。」正是這一段話，惹怒了中宣部，中宣部閱評小組要求《中國商報》編輯說明為什麼發表這篇書評，編輯與該書的作者是怎麼認識的，有什麼背景等等，讓編輯嚇了一跳。此外，中宣部還發動輿論反擊：二○○○年五月十九日，中國記者協會所屬的《中華新聞報》批評「輿論監督是第四種權力的觀點是錯誤的」：「西方在實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基礎上提出，輿淪監督是獨立於此三權之外的『第四種權力』。這是資產階級的一種新聞觀點。這是一種具有極大欺騙性的觀點。」接著《人民日報》旗下的媒體也站了出來：二○○○年第七期該報《新聞戰線》雜誌發表署名景曉旭的文章說，「我國媒體是黨和人民的喉舌，傳媒的輿論監督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他批評《第四種權力》一書「如此照搬西方第四種權力的提法是錯誤的」。最後，中央級媒體也親自站了出來，二○○一年一月出版的第一期《黨建》雜誌發表文章，再次指責輿論監督不是「第四種權力」，從此《第四種權力》一書再無出頭之日。
中宣部做事，都是兩手抓，兩手都要狠。一方面禁止輿論提及「第四種權力」這個西化的詞語，一方面查處出版社為什麼出版一本壞書，結果該書緊急從書店下架，北京西單新華書店售書中心不再銷售，北京甜水園圖書批發中心的發行也終止，印刷廠也被騷擾，收回菲林膠片，不得重印和再版。被強制收回的圖書約有近千本，結果都被封存在民族出版社的倉庫里，可能不久就被拉到造紙廠被打成紙漿了。民族出版社的總編輯因為一本書被免職，提前退休，編輯室主任被撤職，責任編輯被停職，其正在申報的高級編輯職稱被中止，扣發獎金，兩年內不得申報高級職稱。正是中宣部的禁令，讓出版社和作者都損失慘重，這就是黨國「文字獄」壓制出版自由的惡果。
後來，北京的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加上新婚妻子不喜歡居之不易的帝都生活，重情重義的昝愛宗便移居杭州，在一家名不見經傳的行業報紙《中國海洋報》任記者。這份工作自然是委屈了他的才華，但他仍幹得有聲有色——他成為這家報紙唯一具有全國知名度的記者。
二○○二年，昝愛宗因在網上發表〈「嚴打」是一種國家恐怖主義〉一文，被杭州警方罰款五千元。為此，他先後啓動行政復議和司法訴訟程序，均遭失敗。我在長篇評論〈表達的自由與憲法的保障〉一文中評論說：「此案為我國大衆傳播學領域的司法保障制度的進步以及在相關學術領域，提供具有典型本土特徵的，極具歷史性價值的讀本。……在這一案件尚未成為歷史、依舊還是活生生的現實的今天，我們必須直面一種相當危險的處境：一個公民說了一點受憲法保護的真話，卻受到某些法律法規的嚴厲懲罰。如果一個公民行使表達的自由和權利卻最終遭受懲罰的現象成為社會的『正常』情況，那麽我們就只能生活在一個『萬馬齊瘖』的、『沉默的大多數』的社會之中。」
二○○四年，我南下旅行，到杭州與昝愛宗相聚，他邀我一同去浙江玉環縣，採訪當地漁民被非法侵佔土地事件。我們坐著公交車，花了四個多小時才到達當地。昝愛宗已多次來此，一聽說昝記者又來了，十多位民選村長都聚集過來，向他反映漁民的冤屈。這些村長都是皮膚黝黑、兩鬢風霜的漁民。他們傾訴說，這裡沿海的大片土地灘塗，是漁民們發展近海養殖的生命線，卻被當局強行徵用，劃給開發商開發房地産，村民僅得到很少補償。另一方面，這樣的開發項目也破壞了國家的海洋資源和生態環境。我們調研了一天，在第二天將要離開時，一位當地維權領袖提出要給昝愛宗和我往返的路費，卻被昝愛宗拒絕。昝愛宗前去幫助漁民維權，連路費都是自己掏的，比起某些人利用維權活動向村民漫天要價來，有著天壤之別。
昝愛宗透露，迫害上訪漁民的玉環縣前任縣委書記，現在正是浙江省海洋局負責人，也正是他們這個小小記者站的「頂頭上司」。但他還是寫出一篇對此事件的長篇報道，雖未能在《中國海洋報》發表，卻將其發表在海外網站上。許多記者都遵循此一職業的「潛規則」：地方報紙不能批評本地黑幕，行業報紙不能批評本行業黑幕；只有批評發生在遠方的事件，才能保證飯碗及安全。昝愛宗卻敢於突破此一「潛規則」。
二○○六年七月九日，昝愛宗在杭州一個家庭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此後他常常帶妻子和女兒到教會聚會。
昝愛宗逐漸將對自由的求索擴展到宗教信仰自由層面，他先後為多起教案撰寫過呼籲文章。二○○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黨山鎮發生強拆基督教堂事件。此次杭州當局使用暴力手段強行拆毀的，是蕭山教會自行興建的一座規模較大的教堂。當地的家庭教會事先已多次向有關部門申請興建教堂，其申請卻被長期束之高閣。面對政府的不作為，教會決定自動實踐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包括興建教堂的自由。當教堂即將完工時，當局出動大批人馬強行拆毀。為了捍衛教堂，當地數千名教友與警方對峙良久。最後，警方使用暴力手段，數十人被打傷，數十人被羈押。
事件發生後，昝愛宗通過電話、網路、訪問等多種渠道與多名教徒和相關人士進行聯絡和採訪，瞭解到若干真實情況。八月一日，他公開發表〈請浙江省調查蕭山暴力拆除基督教堂「七二九事件」並公佈真相〉一文。當晚，被有關部門約談。八月三日，他又發表〈關網站禁信仰打壓言論自由——抗議蕭山暴力拆遷基督教堂〉一文。
八月四日下午，昝愛宗原計畫去蕭山黨山鎮現場瞭解情況，突然被杭州市公安局網路監察分局傳喚，辦公室電腦和常用包被搜查，並被扣押電腦主機，筆錄至晚十點多結束。傳喚證上明確寫著「因涉嫌散佈謠言，擾亂公共秩序」，警官警告並要求他最近不能離開杭州，等候處理結果。
八月九日中午，昝愛宗與杭州市公安局局長吳鵬飛通電話，向其反映問題，並到該局送致吳鵬飛的公開信〈蕭山「七二九事件」致杭州市公安局局長一封緊急呼籲公開信〉。
然而，當局並未以善意來回應之。八月十一日晚上，昝愛宗再次被傳喚；晚七點，他被宣佈予以行政拘留七天。此次事件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堪稱中國公民爭取和捍衛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自由之「交集」，顯示出公民的各種自由密不可分。
獲釋後，昝愛宗沒有認命，向法院起訴杭州市公安局網路監察分局。二○○七年二月十四日下午，杭州市上城區法院宣判昝愛宗敗訴。異議作家呂耿松在<一紙是非顛倒的判決書：評杭州市上城區法院對昝愛宗的行政判決>一文中評論說：「昝愛宗明知會『敗訴』，但他仍把網監告上法庭，那是因為他要履行公民的義務，捍衛憲法賦於公民的神聖權利。因此，他還會繼續上訴、申訴，盡一個中國公民捍衛憲法權利的義務和責任。」呂耿松指出：「昝愛宗在上述兩篇文章中沒有『散佈謠言，故意擾亂公共秩序』，倒是政府官員和官方媒體在製造謠言混淆視聽。作為一個記者，昝愛宗出於職業良心，撰文駁斥這些謠言，也是他份內之事，何來『散佈謠言，故意擾亂公共秩序』？所以，（二○○六）上行初字第一一二號《杭州市上城區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是一份是非顛倒的判決書。」
最近十多年來，昝愛宗成為杭州乃至浙江受到嚴密監控的異議人士。看看他在海外網站發表的文章的題目，就知道中共當局為何害怕這個文弱書生了：<中國形形色色的「柏林牆」>、<沒有新聞自由的記者節是偽記者節>、<北京維權律師群體抗壓記>、<反華國鋒李九蓮被辱屍、鍾海源被活摘器官>、<抗議上海非法查抄翟明磊家裡的私有物權《民間》>、<鳳凰大橋坍塌：湖南書記張春賢及省長周強沒有責任？>、<律師被打和律師被法官驅逐出法庭的悲哀>、<共產黨合法性遭遇「司法非法」新危機>、<中國還有一億多線民等待「因言論而拘留」>、<距離中南海對外開放還有多長時間>、<為「釘子戶」致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先生一封公開呼籲書>、<出版自由之敵的龍新民和鄔書林>、<刑訊逼供：另一種「恐怖主義」>、<真正危害國家安全的是製造腐敗的制度和沒有執政能力的官員>、<《江選》出版——還有多少人相信江澤民？> 、<什麼是合法的土匪？>、<來抓吧，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陳光誠>、<向中央政府建議政治改革十二條>、<「六四」是全國人民的高等學校>、<公民團結起來，依憲法批評和罷免不合格的政府>、<愛國不是愛皇帝>……
二○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昝愛宗發表一篇抗議因兩會召開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聲明。他指出，近兩個月來，無論是在家，還是禮拜天參加教會禮拜聚會，經常被拱墅區國保警察張銘、詹明等人以及東新派出所社區民警毛軍頻頻敲門，頻頻找談話，給他的生活帶來很大的壓力和困擾。他說：「『兩會』與我有什麼關係？我非人大代表，也非政協委員，也不是拆遷戶、上訪戶，我只是一名寫作者，一個非知名網友，為什麼杭州市公安政保卻不肯放鬆對我的維穩監控？」
昝愛宗表示，自己只是一名中文寫作者，無權無勢無錢，卻被杭州公安國保內部控制為「重點人員」，「享受」很多特別的「待遇」，其中包括：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期間被杭州拱墅區公安政保安排到台州旅遊，由東新派出所警察出入跟隨。二○二三年杭州第十九屆亞運會開幕式期間離開杭州到廈門旅遊，一路都有人跟隨，報告其行蹤。他質疑說：「『六四』紀念日期間，這天只能和警察在一起嗎？還有微信朋友圈，『六四』這天發個帶有六月四日日期和天氣預報的《杭州日報》報紙圖片，就要求自刪帖，有這樣的規定嗎？」、「我的『待遇』到底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還是一般矛盾和沒有矛盾？何時取消類似的維穩措施？如此維穩，是真的維穩嗎？」他最後表示：「我遵守法律，希望有法律保障的基本自由、基本權利，包括言論表達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等等，以及對這些自由的尊重。這些自由和權利都有邊界，我希望在邊界內行動。」
然而，中共的迫害沒有邊界。二○二四年七月十三日，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七週年紀念日。昝愛宗、莊道鶴 、鄒巍 、毛慶祥、汪雪娥（呂耿松夫人）、程雲惠（王東海遺孀）、嚴忠良 等共七人，在浙江海寧錢塘江入海口舉行海祭劉曉波的活動。活動的部分照片在網上發佈。
不久警方抓捕了參加活動的六個人。其餘人員被訓誡、做筆錄後陸續釋放回家，只有昝愛宗、鄒巍沒有被釋放。
七月二十日，昝愛宗及鄒巍的家屬分別收到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區分局的「拘留通知書」，告知二人分別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被刑事拘留，現羈押在杭州市拱墅區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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