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國技的相撲運動
日本的相撲起源於神道儀式，與對自然萬物之神的信仰密切相關，其歷史被認為可追溯至約1500年前。相撲最初是一種祈求五穀豐登的宗教儀式，伴隨神聖舞蹈與表演，並在奈良時代（8世紀）被納入皇室宮廷禮儀之中。
從鎌倉時代至戰國時期（12世紀末至17世紀初），相撲在武士統治下亦被用作軍事訓練的一種形式。日本統一的重要人物織田信長是相撲的支持者，他在1570年至1582年間於安土城舉辦相撲大會，並將獲勝的力士招募為家臣。
江戶時代（1603—1868年），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相撲與歌舞伎並列，發展為重要的大眾娛樂形式。定期舉辦的相撲賽事於這一時期中葉逐漸成形，谷風和雷電等傳奇力士風靡一時，為現代相撲奠定了制度與文化基礎。進入明治時期（1868—1912年），相撲獲得官方認可，1909年兩國國技館落成，標誌著相撲正式確立為日本的「國技」。
相撲比賽在稱為「土俵」的擂台上進行。土俵為邊長6.7米、高約60厘米的方形台面，由特製黏土夯築而成，邊緣以稻草包圍。土俵上方懸掛著形似神社屋頂的棚頂，四角垂有象徵四季的巨大穗飾。比賽中，選手若被迫以腳掌以外的身體部位觸地，或被推出土俵，即告負。
土俵通常被視為區隔「神聖」與「世俗」的界線。在職業相撲中，女性被禁止踏上土俵。一些學者將這一禁令追溯至神道中將女性與「穢」相聯繫的觀念。然而，歷史研究顯示，女性被排除在相撲之外並非自古以來一成不變的傳統。學者指出，成書於奈良時代的《日本書紀》記載，最早的相撲表演者實際上是宮廷女性；16世紀的史料中也可見女性相撲力士的記錄。
土俵禁止女性進入的爭議
圍繞女性禁入土俵的爭議，近幾十年來屢次浮上檯面。女性政治家森山真弓曾多次向日本相撲協會提出質疑。1978年，當時為勞動省官員的森山真弓，對於相撲協會阻止一名贏得地方兒童相撲賽的女孩參加在藏前國技館舉行的正式比賽，她將相撲協會理事叫到勞動省，當面追問：「所謂土俵是神聖的，究竟是什麼意思？」、「你們是否認為女性是不潔的？」
1990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森山曾試圖親自登上土俵，為獲勝力士頒發首相杯，但遭到日本相撲協會拒絕。十年後，大阪府時任知事太田房江在年度大阪相撲賽事中，也因相撲協會多次拒絕其進入土俵的請求，被迫在土俵旁的通道上向冠軍頒獎。
2018年，時任舞鶴市市長在土俵上發表演講時突然倒地，兩名女性醫護人員衝入施救，卻被要求立即離開土俵，隨後現場還被撒鹽「淨化」。幾天後，相撲協會又拒絕讓時任寶塚市市長進入土俵為表演賽致辭，她被迫站在場邊發言。她曾直言，「僅因性別被拒，令人羞辱」。
事後，相撲協會就「在危及生命的情況下未能採取適當行動」致歉，並成立專家小組研究女性禁令問題，但至今仍未作出明確結論。這些事件推動了反對相撲「女性禁令」的社會運動，引發各地對傳統儀式和習俗應如何對待女性的廣泛討論。批評者指出，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傳統和習俗框架下排除女性，已難以在當代價值觀中獲得正當性。
按照慣例，每屆相撲「本場所」最後一天，首相都會向幕內組優勝者頒發「內閣總理大臣杯」。多數情況下，這一獎盃由首相的下屬代為頒發，但前首相小泉純一郎和石破茂在任首相期間曾親自進入土俵頒獎。高市早苗於2025年10月成為日本歷史上首位女性首相，外界一直關注她將如何處理這一傳統。
2025年11月23日九州大相撲閉幕當天，高市正在南非出席二十國集團峰會，由其輔佐官井上貴博代為向優勝力士安青錦新大頒發「內閣總理大臣杯」，這尚可被認為是物理距離的限制。然而，在2026年1月25日的新年大相撲賽事中，她同樣未親自頒獎，而是由文部科學大臣松本洋平再次向安青錦頒發「內閣總理大臣杯」。
高市以尊重傳統為由不踏入土俵
在她宣布解散眾議院並於2026年2月8日舉行大選後，她在這一議題上的立場愈發明確。2026年1月30日，高市在福岡市為眾議院選舉候選人站台時直言：「我尊重傳統，不會踏上土俵。」她提到，儘管一些女性政治人物將這一禁令批評為性別歧視，但她認為問題更多關乎尊重傳統本身。
然而，傳統並不天然具有正當性。所謂「尊重傳統」，不應成為放任歧視延續的完美藉口。真正值得期待的，恰恰是領導者是否有勇氣對傳統本身加以反思。日本知名女性主義學者上野千鶴子曾在X發文，稱高市展現了「穿著女裝的家父長制」，這一發言引發了網友兩極分化的評價。
雖然身為日本首位女性首相，高市並未被視為女權主義者。她支持傳統家庭觀念，反對修改法律以允許夫妻保留不同姓氏，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並堅持日本皇位繼承僅限男性。因此，在相撲問題上選擇「尊重傳統」，也就並不令人意外。事實上，無論是在性別議題，還是在收緊移民政策、增加防衛開支等問題上，高市的立場都充滿「保守主義」意味。
「打破性別天花板」的高市在性別議題上的保守態度，也折射出日本政治中的一種矛盾現實：儘管國會中女性議員的數量正在逐步上升，但與性別平等相關的政策改革卻長期停滯，描述性的代表性進步並不必然轉化為實質性的制度變革。除此之外，另一個矛盾現實是，年輕人往往被認為對於移民、性別平等和全球化等後物質主義議題更支持，然而高市成為首相之後的民調卻顯示，其在年輕人中支持率很高，體現了某種保守文化的反彈。
高市並未以女性首相的身份站上土俵頒獎，未能在這一具有象徵意義的場合打破性別歧視的傳統。與此同時，許多人期待，有朝一日禁止女性進入職業相撲的規定能夠被廢除，以證明根深柢固的性別歧視不應存在於一項力圖躋身奧運會的運動之中。
在日本，投身業餘相撲的女性人數仍停滯不前。儘管如此，大學或許正在成為推動改變的重要力量：以朝日大學相撲部為例，日本高校中至少已有六支相撲隊伍吸納了女子相撲選手。與此同時，若包含女性選手的相撲國際賽事得以舉辦並獲得更高關注度，或許也能反過來對日本相撲界形成壓力，推動其進行制度性改革。
作者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術院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政治社會學、比較政治學和公眾輿論，主要研究方法為問卷調查分析，主要研究區域為日本和中華圈。評論文章曾刊登於Nikkei Asia、The Diplomat、East Asia Forum和聯合早報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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