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陈伯达传》第五章
发动一场规模空前的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的。康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陈伯达则是批判王实味的积极参与者之一。
一
王实味遭到重炮猛轰的主要原因，是他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报》副刊上，发表了总题为《野百合花》的一组杂文。
毛泽东不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多次发表过关于批判王实味和《野百合花》的言论，而且在16年后的1958年，当《文艺报》要对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延安时期作品进行“再批判”时，毛泽东为编者的按语加上了这样的话：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
……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卷，第19-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反人民”的《野百合花》，共分五部分：
前记
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二、碰“碰壁”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四、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王实味说，为什么这组杂文以《野百合花》命名，这是因为：
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确实，《野百合花》不像延安一般文艺作品“那样香甜可口”，而是“略带苦涩”。这“苦涩”味使一些人受不了。
王实味在文章中借用两个女青年的口，说：延安“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哼，到处乌鸦一般黑……”
王实味在文章中又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平心而论，王实味的文章确实有许多“牢骚”。他之所以在整风运动中把这些“牢骚”写成文章，公之于众，是因为他在《野百合花》中这么写道：
1938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到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应当说，王实味的出发点是好的。他希望这些“牢骚”能够“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然而，王实味以及他的《野百合花》受到猛烈的批判，以致《野百合花》被毛泽东称之为“反党反人民”。
二
在对王实味进行“大批判”的行列中，陈伯达扮演着“排头兵”的角色。
陈伯达当时还没有“中央首长”的地位，远远不及康生那么显赫。当时，康生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局情报部部长、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主任为毛泽东）、中直机关总学委主任。然而，第一个以灵敏的“嗅觉”闻出王实味身上异味的，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其起因是王实味对陈伯达的一篇文章提出了异议……
正如“陈伯达”只是陈建相的笔名一样，“王实味”也只是王叔翰的笔名。然而，如今世上知道陈建相、王叔翰其名的寥寥无几，他们都以笔名——陈伯达、王实味——传世。
王实味比陈伯达小两岁，河南潢川县人，1925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与胡风同班。1926年秋，王实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过小说，因英语颇好，更多地从事译述。
1937年，王实味来到延安。
如同陈伯达所说，他过去与王实味并无交往，来到延安之前并不认识王实味，来到延安后，曾在马列学院与王实味共事。不过，那时他们是同事，彼此是“平行”的。
后来，陈伯达成了王实味的顶头上司——陈伯达担任马列学院编译室主任，王实味在他手下工作，翻译了许多马列经典著作。
不久，王实味调往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担任特别研究员，而研究室主任则是欧阳山。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是张闻天，副院长是范文澜。1942年初，张闻天率调查组到陕甘宁边区农村工作，前后一年多，中央研究院由李维汉临时负责。
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执，最初是从陈伯达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陈伯达在1939年2月16日《新中华报》上，发表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王实味读了此文，觉得许多地方欠妥，他曾与陈伯达当面谈过，陈伯达显得不很高兴。王实味是个直爽、无遮无拦的人物。1940年冬，他竟动手写了《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一文，准备发表。
陈伯达得知，索看了王实味的手稿，于1941年1月7日急就成章，写出洋洋万言的答复文章《写在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
在这篇长文之中，陈伯达竟写下17条意见，逐一与王实味争论，批驳王实味的批评。
本来，陈伯达与王实味的争论——王实味的批评与他的反批评——纯属学术争论，可是，在陈伯达看来，王实味对他的批评显然是对他的一次挑战。弄得不好，直接影响他在延安思想理论界的地位。为了制服对手，陈伯达使出了“杀手锏”——把对手跟“托派思想”挂起钩来。
须知，在1940年代的延安，“托派”是反革命的同义词，足以置人于死地的。
据陈伯达自云，他当时并不知道王实味其人是“托派”（当然也很可能陈伯达从某种渠道得知这一重要“信息”而故作糊涂——只是如今已很难确切“考证”了），而他的反击竟击中了王实味的要害！这种政治舞台的格斗术，非常微妙……
延安正在紧张地“肃托”，在那样紧张的气氛中，大约是王实味认为陈伯达的反击有来头，用王实味自己的话来说，“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
王实味跟“托派”，确实有点“暧昧”关系：他与“托派”有过接触，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也曾为“托派”翻译过列宁的遗嘱。本来，翻译列宁的遗嘱，怎么也上不了“纲”。但是，列宁正是在遗嘱中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一起称为“当前中央委员会杰出的领袖”；列宁还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么一来，翻译列宁的遗嘱，也成了“严重问题”，与那“托”字挂钩了——尽管那是货真价实的列宁的遗嘱！（相关阅读《列宁和斯大林关系的真相》《斯大林与列宁的冲突：大俄罗斯人的傲慢》）
王实味的“尾巴”已经捏在别人手里了，而他偏又把心中的愤懑泄诸笔端，在1942年3月13日、2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那篇《野百合花》，又在中央研究院的壁报《矢与的》上写文章冒犯了该院领导。
于是，王实味成了整风运动的靶子，一场大批判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
在延安《解放日报》，光是从1942年6月9日到6月17日，就接连发表了八篇批判王实味的文章——其中作者不仅有陈伯达，甚至还有丁玲。
三
温济泽，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一头白发若根根银丝，我见了他总称他为“温老”。笔者曾多次访问过他。（相关阅读《王实味：延安处决谜案》）
延安时期的温济泽，人称“小温”。这个“小温”笔头颇勤，他在1942年6月28、29日连载于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日记》，是迄今不多见的真实记录斗争王实味的历史文献。
温济泽当时所公开发表的《斗争日记》，把陈伯达如何挑起这场对王实味的“战斗”，写得清清楚楚。
当王实味在“座谈会”（实际上是批斗会）上向陈伯达反攻时，“主席团制止他发言”。这时的陈伯达，已经占领了有利的地位。从1942年4月13日起，陈伯达跻身于“中央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成为21名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由康生、李富春领导，委员有柯庆施、王首道、李六如、王鹤寿、李克农、曹轶欧（康生夫人）等。
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有一小段涉及陈伯达：
1942年6月9日，礼拜二。
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有两次很精彩的发言：陈伯达同志的和艾青同志的……
陈伯达在那天作了什么样的“很精彩的发言”呢？所幸，后来陈伯达把自己的发言稿在1942年6月15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今日的读者总算可以读到这个“很精彩的发言”的原文。那完全是“陈伯达式”的“大批判”语言。陈伯达并非在“文革”中成为“中央首长”写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才变得像把“铁扫帚”，其实，1942年，38岁的陈伯达已是一把很厉害的“铁扫帚”了。
只是原文太长，无法全部照录，现摘引部分“很精彩”的段落于下：
平常的时候，听人家传说过：王实味自己说，他有几个最大的敌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前次参加这个座谈会听见王实味说，他未向组织报告他参加过“托派”，是因为1941年春我和他关于文艺问题的争论所引起的，这点使我回忆起了当时他看见我那篇东西时为什么会那么激动，又为什么会竭力活动去阻止我的东西的发表。本来我那篇东西写得并不好，但是有一点，大概是引起了王实味的“做贼心虚”。是哪一点呢？就是，王实味的原文或许是无意地泄漏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地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之下偷运“托派”的思想，我引出了他这类的原文，而把它分析起来了（当然，我当时丝毫不知道他原来是个“托派”）。
请看王实味是怎样说的。他说：“无产阶级革命，依靠的，是有阶级觉悟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如果依靠未觉悟的自在的无产阶级，那就做了群众的尾巴。文化之更高的发展进步，无疑的要依靠民众，但要依靠掌握了文化以后的民众，不是今天统治者压迫奴役的民众。统治者如果重视民众，首先应该给民众以文化，给民众以自由。”
……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斯（茨）基主义。他自己泄漏出来，被人家抓到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要放弃“托派”的立场，而是他要准备活动的新阵地。现在事实都摆在面前了。……
我从前在马列学院工作了一个时候，和他同一个党的小组，只要他参加了小组会，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的。只要他能达到破坏党的同时，他是不惜采取各种手段的（把当时我对他所得的印象和今天他所有的事实联系起来，他就是这样做的）。《野百合花》只是代表他一种手段而已。
王实味说，他有爱也有恨。这是真的。他爱他极端所爱的，恨他极端所恨的，这也是真的。他爱谁呢？他爱“托派”，他爱托洛斯（茨）基主义，他爱各种反革命的力量。他恨谁呢？他恨共产党，恨马克思列宁主义，恨一切革命的力量。
……
王实味是这样一个具体的人，他是用“托派”特有的手法，两面派的手法来活动的。他那一天说话，反对斯大林同志，却又假装赞成毛泽东同志，说不定一会他又可以一方面假装赞成其他中央同志，另一方面公开反对毛泽东同志……告诉王实味吧：我们党是整个的，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党是整个的，从斯大林同志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是整个的，我们同志的团结也是整个的。你这种挑拨离间，是挑拨不了的，离间不了的。
……
王实味说，他是“伟大的，硬骨头的”……我想：他可以“伟大”得像条蚂蟥，这种蚂蟥是混在水里边的，当人从水中走过的时候，他就爬在人的脚上或腿上，用吸盘钻进你的皮肤，吸吮人的血液，要打它才会出来……
同志们！我们党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可是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党不会有一些白蛉子混进来。这一类的小虫子，叮在人的身上，还是会伤人的。我们不要大意，要当心这种小虫子。这种小虫子有时候是从“野百合花”里边生长出来的。
陈伯达的发言确实“很精彩”，其“精彩”不仅仅在于骂王实味是“蚂蟥”“白蛉子”“小虫子”，而且在于处处上升到“托派”的“纲”。这么一来，谁都不会想到，陈伯达其人也有一段类似的“托派”史！这种“以攻为守”的手法，使陈伯达平安度过了延安的“肃托”运动。
陈伯达的发言，是他的一次“精彩”的亮相。这一回清楚地表明，他绝非“书呆子”，在抡起“棍子”打人时，堪称“武林高手”。
四
当时的陈伯达，不过是“中共直属系统学习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在批判王实味时敢于充当“排头兵”，批判的调子唱得如此之高，其中的奥秘在于他“跟准（了）一个人”！
诚如《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刊载的李言的回忆文章透露的：“一个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来研究院看了《矢与的》，随即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毛泽东的话，飞快地传入陈伯达的耳朵。诚如1988年第5期《文汇月刊》所载《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披露陈伯达同乡陈矩孙的回忆：“在他（即陈伯达）得知毛主席提着马灯看了他反驳王实味的小字报之后，高兴得直搓手，连说：‘跟上了！跟上了！’”
毛泽东夤夜提灯看《矢与的》壁报，是在1942年3月底。陈伯达知道了来自毛泽东的信息，“跟准了”“跟上了”，于是对王实味实行了无情打击。
如果说王实味有问题，也充其量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王实味因与陈伯达摩擦，“泄漏”了“托派”问题。此事传入“整人专家”康生耳朵中，康生马上把王实味定为“托洛茨基匪徒”。接着，根据康生的“理论”——“托匪和敌特（日本特务）、国特（国民党特务）是三位一体的奸细”——又进一步把王实味定为“隐藏的反革命分子”。于是，王实味在延安遭到千人大会批判。1942年底，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
1946年，康生再度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
年仅41岁的王实味，被处以极刑而结束了一生……
五
在批判王实味的那些日子里，陈伯达声名鹊起，成了“延安红人”。
须知，他发表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尽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那些文章毕竟书卷气太重，充其量只是加强了陈伯达的“秀才”形象。
可是，他批判王实味的“精彩的”发言，却大大提高了他“理论家”的威信。
于是，陈伯达得到两项新的任命，那是中共中央为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发布的。这个委员会由毛泽东主持，康生为副。发布通知如下：
为健全《学习》报编辑委员会，决定王若飞、陈伯达、邓力群参加编辑委员会，由康生领导编委工作；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决定由凯丰负总责，陆定一、乔木（胡乔木）、王若飞、陈伯达等参加这项工作。
这里提到的“《学习》报”，指延安《解放日报》的理论副刊《学习》。虽说这两项任命并非显要职务，跟康生当时的职务相比差远了，但是毕竟已经清楚地表明，陈伯达已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班子”之中。
不料，就在陈伯达洋洋得意的时候，有人向《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投来一篇尖锐地批判他的文章，使他吃了一惊！所幸，陈伯达已经成为《学习》副刊的编委，得以先睹为快，看到了此文的手稿。
此文标题为《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作者于炳然。于炳然要向陈伯达“就教”什么呢？于炳然写道：
在《学习》第12期上，读过陈伯达同志所写的《旧阶级本性的改造》。经过几度的思考和推敲，觉得这篇文章有些地方值得商榷，因为它可能给读者以某种程度的模糊概念。
于炳然逐点分析、批评了陈伯达1942年6月27日在《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发表的《旧阶级本性的改造》。其中特别是指出陈伯达歪曲了毛泽东当年提出的“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使陈伯达出了一身冷汗。
陈伯达在《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中，对于“治病救人”，举了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
明朝时候，江苏高邮有一个人中了举人，高兴得发狂，笑不止，去求一个姓袁的大夫按脉。那大夫惊叫说：“你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再没有几天可活了，你赶快回去，迟点就回不到家了。”那个大夫还给他写了封介绍信，叫他过镇江的时候，再求教一位姓何的大夫。
可是当他到镇江的时候，病就好了。何大夫开看介绍信，里面写道：“因为他高兴得发狂，所以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叫他忧愁抑郁，到了镇江，就会好了。”于是他才恍然大悟，北面再拜感谢袁大夫。
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于我们，就像袁大夫这样好的大夫……但是这样好的大夫，好的医法，往往不是一下子就会被病人所认识的，除了有别人的指点以外，还往往要到病人经过一番苦痛的考验或被医治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地加以尊重，直至心悦而诚服……“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于二十二个文件，对于整风运动，我作如是观。
这里提到的“二十二个文件”，即延安整风运动的22个文件，其中有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陈伯达的文章，针对整风的宗旨“治病救人”，发了一通议论。
于炳然的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出了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
似乎比较更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陈伯达同志所认为“好的大夫，好的医生”的问题。是的，对于那个“高兴得发狂，笑不止”的“举人”来说，袁大夫确是很好的大夫，医法也确是很好的医法。但用来“比拟”我们这次整风运动，不但“不伦”，而且会因此引起不正确的想法。
因为那个“举人”的病、仅是由于神经的失常，或可说仅是由于心理上的变态，并非真病，所以袁大夫戏剧式的医法，居然奏效。我们的这次整风运动，目的是亦在“治病救人”，但是确有须治之病，确有应救之人，决非动之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就可以霍然痊愈的。
若真像陈伯达同志所想象的那样，那末，毛主席和党中央好比袁大夫，而“好的医法”现被陈伯达同志所说穿，当然陈伯达同志就好比是何大夫了。我们“三风”（指学风、党风和文风）不正的病，现在应当是“到了镇江，病就好了”。实际上，决非如此，因为“思想革命是长期的”，还需要读二十二个文件，而且读二十二个文件，仅是学习的第一个小圆周，也就是“治病”的第一步骤。
可见，陈伯达同志所认为“好的医法”，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认识的看法，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于炳然的文章除了指出陈伯达把整风运动当成治神经病之类的严重错误外，还不客气地指出陈伯达的好几处理论失误。文末，于炳然来了个冷笑式的“声明”：“行文所至，急不择言，失检之处，尚望陈伯达同志予以‘略迹原心’的待遇。”
于炳然的批评，使陈伯达恼怒至极。可是，作为编委，他又不能说不发此文，因为他刚刚批判过王实味“竭力活动去阻止我的东西的发表”。不得已，只好在1942年7月23日《解放日报》的《学习》副刊登出于炳然的《就教于陈伯达同志》，而在同一版面上，陈伯达来了一篇《回答于炳然同志》，与之针锋相对。
陈伯达在答文中对于炳然反唇相讥，倒过来在于炳然的文章中找碴儿：
拙作《旧阶级本性的改造》，经过于炳然同志“几回的思考与推敲”，据说，被发现了所谓“舍本逐末与混淆视听”，“是对整风运动尚无足够认识的看法，流弊所至，会降低整风运动的意义，会松弛某些同志的学习情绪”。
问题不在于我文章的好坏（我的文章写得不好，那是无可置疑的），而是在乎于炳然同志和我有思想上的隔膜。
于炳然同志似乎认为我们的整风运动不可能到了一定时候是会把病整好的。那位发精神病的举人“到了镇江，病就好了”，于炳然同志则认为我们的整风运动，不能有“到了镇江”的时候，这真是“长夜漫漫何时旦”了。
陈伯达的答文，图穷匕见，那最后几句话锋芒毕露，咄咄逼人：
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一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
陈伯达的这几句话在提醒于炳然：你自己是个什么货色！
于炳然终于倒了大霉。那是1942年10月，王实味一案“扩大”，变成了“反党五人集团”——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
出面整于炳然以及王实味那“反党五人集团”的是康生。那时，陈伯达开始与康生“合作”。
戴晴在《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中，记述了康生怎样与陈伯达联合起来斗于炳然和“反党五人小集团”的——
“反党五人集团”的成员分属三个单位，怎样捏在一起呢？还是看康生自己的话：
这个斗争策略性很强，我们用了列宁主义策略原则，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我们一个一个地斗，这是个策略。不仅没有斗潘芳，反而给升官，那时考虑成全、王里，认为不好斗，因为政治研究室毫无群众赞成，支部会不敢开，一开就下不了台。
但这点小困难能难倒康生么？他找了一个叫于炳然的当突破口。康生说：
于在枣园，枣园群众有把握。斗于炳然，再斗成全、王里，打了一个迂回。
但群众还没有起来，和王实味也没有联上。面对这种情况，康生自有办法：
群众没有觉悟怎么斗？就想了一个办法，号召了一下检查领导。陈伯达的领导大概有问题，检查检查群众（就）起来了。后来把陈伯达说服了一下，说你到枣园休养，怎么骂你，得不到我们的信，你别回来。开了五天会，不讲成全、王里的问题，只讲陈伯达的问题，把陈伯达骂得狗血淋头……到第五天他们夫妇两口破口大骂陈伯达，从上午骂到下午。骂什么问题？骂出一个人性论来。这时群众听了，对，你和王实味一样，怎么把王实味的人性论骂出来了？……这时斗争又从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打了一个迂回。这样给潘芳、宗铮戴上“托派分子”帽子……七斗八斗才慢慢搞到政治问题。斗争很迂回、很细密……
（以上几段引言，是康生1943年8月在一个训练班上的讲话。）
那时的康生，比陈伯达“大”得多，身兼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调查研究局情报部部长、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指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委副主任等一系列要职。在康生的操纵下，整倒了王实味，整倒了“反党五人集团”，整倒了于炳然，为陈伯达出了一口气。
陈伯达趾高气扬了。1942年10月30日，中央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召开整风联合大会，会议的主角是陈伯达，他作了关于党内生活的发言。据当时的报道，陈伯达的发言内容为：强调自从反王实味的座谈会以后，“托派”这种反革命的叫嚣，是被党内外的大众压服下去了。但是要根本粉碎“托派”反革命的“人性论”及其利用的平均主义的幌子，还要我们继续努力。
本来，有人曾向组织上反映陈伯达的“托派”问题，也有人反映他的被捕问题，与张贞的关系问题，以至起草过孙文主义学会宣言等问题。由于陈伯达在运动中成了“红人”，成了“反托英雄”，加上康生为之庇护，他也就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做起报告来，口口声声要粉碎“托派”阴谋了。
对王实味开展大批判，使陈伯达在延安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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