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美國之外的戰鬥之九）
北美保守评论 2025-10-21
拜登像川普一樣對中國強硬嗎？
布林肯和蘇利文為何乖乖聽楊潔篪訓斥？
二〇二一年，拜登入主白宮後，有不少觀察家和評論家認為，拜登會像川普一樣對中國強硬，美國「剿共」的大方向不會變。
事實真是如此嗎？我並不如此樂觀。拜登表面上對中國說了些硬話，但拜登及其團隊背地裡不斷對中國示好和讓步，提出中美經濟「再掛鉤」（recoupling），擴大和延續兩國對話渠道等建議，使得被川普的貿易戰重創的中國有機會復原傷口，重新攻擊美國。
拜登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證據之一：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美中最高級別的外交官在阿拉斯加展開美國政府更迭之後的首次會談。中方像戰勝國一樣咄咄逼人，美方像戰敗國一樣卑躬屈膝。
中國執掌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不顧基本的外交禮儀，滔滔不絕講了十六分鐘才讓翻譯轉述為英文。楊潔篪說了許多外交場合不常出現的大白話，迅速在中國社交平台上廣為流傳：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難道我們吃洋人的苦頭還少嗎？在中國官媒的宣傳中，高層與美國會談的「硬氣」被認為是國家崛起、民族復興的證據，在中共領導下，「中國已經不是原來的中國」，「中國花了一百二十年才走到今天」。
緊接著，中國外長王毅發表講話，批評美國過去幾年對中國「無理打壓」，說「美國的這個老毛病要改一改了」。
拜登的國務卿布林肯與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像小學生一樣乖乖傾聽訓。若美國的對談者是有信仰支撐、強硬正直的龐培歐，會是此種情形嗎？此前，龐培歐跟同樣的談判對手在夏威夷會面，完勝對方。
蘇利文和布林肯都是歐巴馬時代的老臣，歐巴馬若干災難性的外交政策，他們都有份參與。如果他們稍有廉恥之心，就該閉門不出。然而，拜登鹹魚翻身，他們又被賦予更大的權力，卻一錯再錯。
布林肯是美國國務院的老派官僚，奉季辛吉為導師，不可能對中國強硬（此後，他訪問中國時，被習近平當做下屬，座位擺放方式跟此前的龐培歐完全不同）。
蘇利文是美國國家安全頂層機構中冉冉升起的明星，之前曾擔任國務院負責政策規劃的官員——即喬治·肯楠以前的位置，以及拜登任副總統時的國安顧問。他曾公開承認美國外交政策最大的缺陷在頂層，「我們沒有好辦法融合懂政治、外交政策與懂科學、技術和其他複雜領域的人」。他卻不願承認，像他這樣的官僚無法解決問題，他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正如國際關係學者戴維·羅特科普夫（David Rothkopf）所說：「他們的做法無異於聽到警報時把毯子蒙在頭上，期盼能夠安然度過。」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拜登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表明美國不會主動對中共挑起「新冷戰」。其講稿是蘇利文起草的。蘇利文在接受CNN採訪時表示：「我認為，美國以前對華方針的一個錯誤是，認為通過美國政策的實施，我們將達到對中國體制的根本轉變。這並不是拜登政府的目標。」他認為，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是創造條件，「兩個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可以在國際體系內工作」，拜登上台後，美國在這方面「記錄良好」。
蘇利文向中國拋出的橄欖枝，並未得到中共的善意回應。中國向來欺軟怕硬、得寸進尺。即便蘇利文強調不改變中國、與中國共存，中方也認為「沒有新意」。中共統戰媒體「多維新聞網」評論說，「美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對盟友頤指氣使發號施令，同時又要以一種優越的姿態和中國對話，按照拜登團隊的話說，就是『從優勢地位』和北京對話。只要這種姿態不變，中美之間的各種立場和利益摩擦就不會少」。該評論毫不掩飾地指出：「北京半年多來釋放的訊號很明確，美國沒有資格從優勢地位出發和北京對話，美國也無法單方面定義中美關係，北京也不認可當前拜登對中美關係『競爭、對抗和合作』的三分法定位。」換言之，美國必須接受中國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與此同時，王毅在《人民日報》撰文表示，中國加入聯合國五十年來，中國國家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向強權彎腰、向霸權低頭」。這就是直接打臉拜登。
中國會配合西方左派的全球氣候議程嗎？
拜登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證據之二：亦步亦趨地遵循左派的全球氣候變暖議程，將中國當做必須合作的對象，懇求中國在此議題上參與合作。
全球氣候變暖議程，表面上看是高大上的環保議題，是為了人類擁有更好的未來，可以永續發展。然而，經濟學家比約恩·隆堡（Bjorn Lomborg）卻發現了一整套「環保的營利經濟學」，政客、大企業、環保團體、學術機構和媒體勾結起來，形成類似於軍事工業復合體的龐大利益集團，刻意製造人類末日的恐慌氛圍並從中獲取巨大利益。他們罔顧圍繞氣候變遷的對話變得如此脫離科學現實，還賊喊捉賊地封殺質疑的觀點，給對方扣上「反科學」的帽子。臉書等社交媒體上，宛如共產黨宣傳部的幕後審查官會毫不留情地將異議言論刪去。比約恩·隆堡指出：「氣候是應該關注的對象。我們必須控制氣溫上升，並確保脆弱的國家能夠適應氣候變遷。但是現在流行太陽能板和風力發電的氣候變遷政策具有潛在負面影響：它們推高能源成本，傷害貧困族群，無法有效減少碳排放，不能使人類走上永續發展的道路，納稅人最終可能會反抗。」
另一方面，本來是全球環境污染第一、碳排放第一的中國，卻搶佔話語權，將此議題作為反資本主義的主要論點。中國收買了大量西方政客、媒體、學術機構和環保團體，還投入巨額政府補貼生產太陽能板、電動汽車及電池，傾銷全球。
二〇二一年五月，至少四名極左派議員和六十個左翼活動團體發表公開信，呼籲拜登政府和所有國會議員不要把中國變成「二十一世紀的蘇聯」、「氣候變化是一場全球危機。應對它需要全球合作。……我們對美國在對待中國問題上日益增長的冷戰心態深感不安；這種對立的姿態有可能破壞急需的氣候合作。」他們認為，美國應當「放棄在美中關係中佔主導地位的對抗性方法，而將多邊主義、外交和與中國的合作放在首位，以解決氣候危機這一生存威脅」。
拜登對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照單全收，讓歐巴馬時代的國務卿約翰·克瑞（John Kerry）以「總統氣候特使」的新頭銜訪華。拜登以為，克瑞在國務卿任上對中國友善，在中國積累了豐富的人脈，能為美中關係敲開縫隙。卻沒有想到，地位等同於內閣部長的克瑞在中國備受冷遇，鎩羽而歸。若是稍稍對中共的本性有一點了解，就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中共向來是勢利眼，對於不在權勢核心且失去影響力的「老朋友」，連面子都不給。中國外長王毅表示，美中關係繼續惡化影響到雙邊在氣候問題上的合作，在目前美中關係大環境中兩國氣候合作不可能升級。二〇二一年十月，習近平根本就拒絕出席討論氣候問題的二十國峰會。
中國從未遵守其簽署的任何一份國際公約（包括關於減碳的承諾）。儘管如此，西方左派仍將中國視為地球救星。這種與虎謀皮的做法，連一向左傾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石宇（Isaac Stone Fish）也看不下去，他在題為《親愛的進步派人士，你不能通過對中國服軟來應對氣候變化》的文章中批評說：「鑒於中國對維吾爾人、香港和西藏（以及其他地方）的殘酷鎮壓，進步派團體聲稱聲稱兩國可合作『支持國際最佳做法』，令人驚嘆。」文章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國，排放的溫室氣體比其他發達國家的總和還要多，而空氣和水質量不達標的負擔絕大部分落在中國人身上。在中國設有辦事處的主要國際組織，如綠色和平組織、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等，為了保護其當地員工的安全，並確保他們能接觸到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讚揚中國的「進步」，並對共產黨領導層大獻殷勤。此類西方偽環保組織及人物，已然淪為中共政權的隨附組織。
中國取代冷戰時代的蘇聯，以破壞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為己任，不是美國將中國逼到這一步的，而是中國主動選擇這一角色的。西方左派無視這一事實，對中國充滿「同情的理解」。拜登與西方偽環保組織配合，向中國點頭哈腰，必將重演川普反覆告誡的「農夫與蛇」的故事。
重啟中國學生留學美國，就能讓中國親美嗎？
拜登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證據之三：二〇二一年五月四日，美國駐華使領館恢復中國學生的預約簽證，此前，美國已取消了中國留學生的禁飛令。
二〇二一年秋季學期開始前夕，美國慷慨地向中國留學生打開國門（與此同時，中國仍對美國關閉國門）。中國飛往美國的留學生包機座無虛席，普通機票被炒到平時的三倍以上。有人發出中國留學生在機場排隊的圖片，排隊的長龍一眼望不到頭。很多留學生是常常在網上發表咒罵美國言論的小粉紅。
近年來，留學美國的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所佔比例最高。據國際教育交流協會的報告顯示，二〇一九至二〇二〇學年度，中國在美留學生高達三十七萬人，佔美國國際學生的三分之一，是人數第二多的印度留學生的將近兩倍。表面上看，中國留學生給美國大學（以及社區學院、高中甚至初中和小學）帶來充沛的學費，但也後患無窮——若干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從美國竊取了價值連城的科研成果和商業機密。包括常春藤名校在內的美國頂級大學，極端貪婪和短視，跪舔中國留學生，早已喪失了價值觀和愛國心，只顧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不顧美國的國家利益。
此前，川普政府多次指責中國利用軍民融合戰略盜取美國的敏感科技與經濟情報。二〇一八年二月，聯邦調查局公開警告來自中國的「非傳統情報收集者」危害美國國家安全：「來自中國的威脅不只是來自整個中國政府的威脅，而是來自整個中國社會的威脅。美國需要開展全社會範圍的反制。」在川普政府執法部門的努力下，已有多位參與「千人計劃」的學者被調查及逮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旨在「禁止執行或支持中國軍民融合項目的機構的中國學生獲得F簽證（留學生簽證）或J簽證（交流訪問學者簽證）進入美國進行研究生以上學位學習或科研」。該命令自六月一日起生效。該命令發佈後，中國的「國防七子」大學漸次上了「實體清單」。
二〇二〇年九月，川普政府的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指出，中國致力於盜竊美國的智慧產權、工業技術和收集美國公民的個人信息，為挫敗中國滲透美國學術界的企圖，美國政府吊銷了一批特定中國學生的簽證。他還說，中國利用其強權的各方各面來破壞民主，並致力於以其自身的威權形象來重塑世界秩序。但他強調，「雖然中國的行動可能不會減少……但它們不是不可挫敗的」。
鄧小平時代以來，美國慷慨地接納了數百萬中國留學生（還發給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以大筆獎學金），以為憑藉這種善意，能讓中國留學生接受美國的民主自由觀念，回國後給中國帶來改變。然而，三十多年過去了，回到中國的留學生並未成為民主轉型的支持者和推動者，很多人反而大力幫助中共鞏固其獨裁統治，並參與中共的反美大合唱，比如習近平的經濟智囊、前國務院副總理劉鶴——這個曾在哈佛大學學習的中國官職最高的「海歸」，就是習近平暴政的助紂為虐者。
拜登上台後，雖然沒有廢止川普的行政命令，但將其擱置為一紙空文。於是，川普時代被壓制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中的間諜再度活躍起來。
拜登撤銷川普對抖音和微信的禁令是維護言論自由？
拜登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證據之四：二〇二一年六月九日，拜登撤銷了川普時期的一項行政命令，該命令禁止中國應用程式抖音海外版（TikTok）和微信在美國運營。
TikTok在美洲和歐洲都有數量龐大的用戶群，每月有大約八千萬美國人使用，微信則在華裔群體中擁有龐大的影響力。這兩個社交媒體嚴重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TikTok的暴力和色情視頻對美國青少年危害極大，微信則成為中共對海外華人洗腦的工具。美國不是第一個查禁中國間諜社交媒體的國家：印度早就以國家安全為由，封禁了TikTok。沒有多少印度人認為這種做法錯了。
二〇二〇年八月六日，川普簽署行政命令，稱抖音和微信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要求在四十五天後禁止美國的個人和實體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然而，美國的國家安全堤壩千瘡百孔，國內有不少左派和賣國賊配合中共破壞國家安全。川普的禁令因面臨地方法院一系列法律挑戰，從未生效。
《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完全站在中國一邊：「當川普總統發佈可能導致兩個世界最流行的中國製造應用TikTok和微信在美國被禁的行政命令時，白宮發出了願意採用北京那樣的排外策略的信號。這些行動預示了一種新的、更具侵略性的美國技術監管哲學，這一哲學貼近中國的保護主義，儘管它的目的不是審查內容和控制人民。……如果更多國家跟隨川普，以外交順從、保護主義目的或是以公民安全的新顧慮為由進行數位控制，互聯網會變得更像一個許許多多封地拼湊起來的地方，和把世界旅行碎片化的簽證政策一樣。」
親共的華人社團高調宣稱：「自二〇一九年以來，海內外華人團結一致，已經成功反抗了由川普政府推出的數個不公平、不合理的法案，包括TikTok禁令、微信禁令等。」美國的華裔群體常常說他們在美國社會遭到種族歧視，卻從未反省過自己究竟是效忠於中共，還是效忠於美國。
拜登撤銷川普的行政命令的次日，中國商務部對這一決定表示歡迎，稱其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積極一步」。
極左派團體「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高級律師阿什利·戈斯基（Ashley Gorski）也對拜登的決定表示歡迎：「拜登總統撤銷川普政府的這些行政命令是正確的，這些命令公然侵犯了《第一修正案》規定的美國TikTok和微信用戶的權利。」真是人一左，腦就殘。戈斯基的說法是對美國憲法的歪曲：美國有很多本國的社交媒體，美國人可以在這些社交媒體上自由發表言論，為什麼非要用敵國的、缺乏安全度的社交媒體呢？禁止敵國的社交平台在美國運營，怎麼是侵犯美國人的言論自由？就如同冷戰時代禁止蘇聯的《真理報》在美國發行和禁止美國公民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一樣，乃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措施。
隨後幾年，抖音在美國侵門踏戶，為所欲為，美國的愛國民眾終於忍無可忍。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參議院通過一項法案，將迫使TikTok的中國所有者「字節跳動」將該應用出售，否則直接將其禁止。二十五日，拜登簽署了該法案，使其成為法律——他先是否定川普的做法，然後又悄悄沿襲川普的做法，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紐約時報》一向對拜登亦步亦趨，這一次居然站出來反對拜登，可見他們的大老闆不是拜登及美國左派，而是北京。該報指出：「如果美國禁止TikTok，它在維護開放互聯網平台方面的道德權威將大打折扣。多年來，美國一直在鼓吹言論自由和開放貿易，現在，專制領導人在干預令其不悅的言論平台時，就能引用華盛頓自己的例子了。」
後來，左派媒體還故意歪曲川普的言論，說川普否定了昔日禁止抖音的立場。其實，川普對此事件的發言有其上下文的特殊語境——他是為了批評臉書的言論審查而認為「整起事件的受益者將是TikTok的競爭對手臉書」，「TikTok有利有弊。但我不贊成的是，如果沒有TikTok，你會讓臉書變得更龐大，而我認為臉書是人民的敵人」。換言之，川普認為，美國要重建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僅僅查禁抖音是不夠的，還要改造愈來愈抖音化的臉書。
而拜登對TikTok查禁是三心二意的。拜登本人沒有表現出該應用程序正在威脅美國安全的樣子——他的競選團隊註冊了TikTok賬號，希望以此吸引年輕選民。
拜登為何停止中國病毒溯源？
拜登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證據之五：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統領美國十八家情報機關的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將關於中國武漢肺炎病毒的溯源報告呈送白宮，並於兩天後公佈了少許「不保密」的概要。該報告的結論是，根據現有資料（中國拒絕提供更多資料），無法確定病毒來源。
拜登據稱已讀取這份簡報。路透社報道說，該報告令人失望，因為無法解答新冠病毒是否自中國實驗室泄漏等疑問。該報告指出，其屬下的情報機關無法就病毒源頭得出一致結論，也無法就病毒是否由實驗室洩漏達成共識，但可確定它不是一種人工研發的生化武器。
這份報告比起川普任期結束前情報部門撰寫的另一份報告來，立場大大退卻和模糊。川普時代的報告，指武漢病毒研究所二〇一九年十一月有數名研究員因病需要入院治療，當時的病徵與新冠肺炎的病徵十分相似。而拜登時代的報告中，沒有提到此事。可見，對於左派來說，科學和事實是為政治服務的，不符合他們的意識形態的真相可以忽略不計。
在八月二日公佈的、由國會眾議院共和黨籍議員自行調查的「新冠病毒溯源報告」，直指病毒源頭出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且病毒可能早在二〇一九年九月就已出現，「還被基因改造過」。這份報告由聯邦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首席共和黨籍眾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所領導的眾議院中國工作組發佈。報告指出，新冠病毒源於自然界的說法，由於一直找不到動物宿主，工作組認為「無法成立」。報告更指出，如果病毒是源於自然界，為什麼中共當局在國際社會要求追查新冠病毒源頭時，不但不協助，而且極力混淆、隱藏，甚至銷毀證據？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提出的另一項分析顯示：最初的疫源中心靠近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實驗室，而不是一直以來大家認為的華南海鮮市場。武漢病毒研究所在疫情爆發前就在研發疫苗。有跟武毒所關係密切的亞洲科學家告訴調查人員：他們相信二〇一九年秋天就有跟該病毒相關的疫苗研究在進行。該文還指出：解放軍疫苗專家周育森（Zhou Yusen）曾跟武漢科學家合作研究MERS（中東呼吸癥候群）冠狀病毒，在疫情當下也在跟武漢科學家合作。二〇二〇年二月，就在中國承認疫情爆發後一個月後，周育森申請武漢肺炎病毒疫苗專利，但三個月後神秘死亡，年僅五十四歲。有目擊者告訴美國調查人員，周育森是從武毒所屋頂跌落——顯然是被殺人滅口。負責美國疫苗研發計畫的凱雷克（Robert Kadlec）曾發表報告，認定周育森團隊研發疫苗時間應不晚於二〇一九年十一月，當時疫情才剛開始。《泰晤士報》評論說：「如果某個國家能夠讓國民接種疫苗，對抗自己的機密病毒，可能就握有能夠扭轉世界權力平衡的武器。」
拜登政府的報告，完全不參考這些讓人信服的報告的論據和論點，很明顯是幫助中共脫罪。
拜登政府還與中國政府及親中的世界衛生組織一個鼻孔出氣，反對使用「中國病毒」的說法。二〇二〇年初，世衛組織敦促人們避免使用「武漢病毒 」或「中國病毒 」等用語，擔心會激起人們對亞裔的反感。反川普人士說，川普在二〇二〇年三月十六日的推文中使用「中國病毒」一詞，之後帶有#chinesevirus等標籤的推文隨之激增。這個用語在疫情期間激起對亞裔美國人的偏見。然而，我作為亞裔美國人之一員，並不認為這個說法對我構成種族歧視，正如川普所說，「中國病毒」一詞只是指疫情的地理起源，只是陳述一個事實。將病毒「去中國化」，只會讓中國全身而退。
拜登釋放孟晚舟是向中國進一步屈服？
拜登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的證據之六：經過逾千日法律訴訟，美國司法部放棄將華為財務長孟晚舟引渡到美國的努力，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與孟「達成交易」，任由其連認罪也不用、簽一紙「延期起訴協議」即輕鬆回國、接受「英雄式歡迎」。
如果說中國是盜賊國家，那麼華為就是盜賊企業，盜賊國家必然盛產盜賊企業，華為堪稱中國之標配。如果不是川普政府出手，華為長期以來在美國和西方各國暢通無阻，參與基礎通訊設施建設，進而控制作為國家命脈之一的通訊事業——與此同時，中國卻禁止西方同類公司在中國運營。
川普政府對華為出手的時間僅次於澳洲政府，當時英國政府十分不情願跟進。美國作家查理·克爾巴吉（Richard Kerbaj）在《五眼聯盟》一書中披露，二〇二〇年一月，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不顧美方勸阻而一意孤行，批准華為參與英國5G網路建設。五月，川普政府祭出後續禁令，規定華為不得使用含有美國技術的半導體。兩個月後，強生被迫表態，下令禁止華為在英國運營。英國封殺華為兩年後，新首相梅伊（Theresa Mary）接受媒體訪問時承認：「如果當初採用華為科技，最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
川普政府對華為的另一記沉重打擊是：二〇一八年十二月，應美國要求，加拿大政府逮捕了孟晚舟。美國指控孟晚舟隱瞞香港子公司星通（Skycom）與伊朗的業務往來，違反美國制裁伊朗的規定。
此後，加拿大法庭就此案開始冗長的引渡審判。在長達一千多天的司法訴訟中，中國、美國、加拿大三方不斷博弈。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美國司法部提出針對孟晚舟和華為的十六項新的刑事指控，當中增加了一項串謀竊取商業機密的指控。美國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檢察官提交的替代起訴書指出，華為及其四間子公司被指控串謀敲詐勒索和串謀竊取商業機密，違反了美國《受敲詐勒索者影響和腐敗組織法》，當中涉及華為在美國和中國的子公司長達數十年盜用包括來自六家美國科技公司的智慧財產權。
中共為了拯救孟晚舟，與美國和加拿大展開角力，逮捕了兩名在中國的加拿大公民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邁克爾·斯帕弗（Michael Spavor）作為人質。
拜登上台後，對孟案的立場軟化。二〇二一年九月初，拜登與習近平通話時，要求習近平釋放兩名加拿大人，習近平則提到孟晚舟案件。後來出任中國駐美大使的謝鋒在一次內部黨課授課時透露，當年在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清單中，第一項就是無罪釋放孟晚舟。「孟晚舟女士被美國和加拿大非法拘押，一直是全中國人民心中的痛。」在加拿大法院即將對孟晚舟案作出判決的關鍵時刻，「習近平再次就孟晚舟事件做美國總統拜登工作，要求妥善解決。最終，孟晚舟以不認罪、不罰款的方式，獲釋回國。」
孟晚舟一登上中國政府安排的回國包機，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唱祖國》。其搭乘的政府專機，費用約六百萬人民幣，花的是納稅人的錢，無人心疼。其包機降落深圳時，現場大批群眾揮舞五星旗及拉紅布條聲援，機場以鋪紅地毯和獻花大陣仗、高規格接機。孟晚舟一下機就宣讀感謝信，大力感謝祖國、人民及習主席。身著紅色套裝的孟女強調說：「有五星紅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燈塔，如果信念有顏色，那一定是中國紅。」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孟身穿的那襲紅色套裝來自紐約名牌服飾 Carolina Herrera，根本就是「美國紅」。
據稱，當晚收看各電視台「晚舟歸航」直播的中國觀眾達一億多人次。《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此為「中國人民的重大勝利」。《環球時報》指，拜登釋放孟晚舟的「安排」很好，「這是拜登為了緩和與中國關係的努力」。
若執行川普政府的策略，將孟晚舟引渡到美國，孟晚舟在被判重刑的高壓下必定能吐出大量華為黑幕。拜登政府「腦筋急轉彎」，無疑是縱虎歸山。共和黨參議員盧比奧稱，「孟晚舟的獲釋讓人嚴重質疑拜登總統應對華為和中國共產黨構成的威脅的能力和意願」，「我們已經看到，政府一心一意關注氣候問題導致他們淡化種族滅絶問題。這只是拜登政府對北京採取危險的溫和態度的又一個例子」。另一位共和黨籍參議員哈格蒂（Hagerty）亦宣稱：「這是向中國的進一步屈服。」
拜登的整個從政生涯，就是一連串的失敗記錄
拜登及其外交幕僚缺乏與中共正面對決的意志和勇氣，也缺乏制定長遠的對華政策的願景與高度。拜登外交團隊中稍稍傾向鷹派的、負責印太事務的副國務卿坎貝爾（Kurt Michael Campbell），其主要思路也是「美國與中國不要讓競爭滑向衝突」，若是放在川普團隊中，則是最軟的軟蛋。期待拜登像川普那樣對中國強硬，根本就是請鬼拿藥單。
拜登政府不斷派遣高官到北京去「乞求對話」。曾任前美國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和國際事務學教授范亞倫（Aaron Friedberg）對此不以為然：「如果中共當局拒絕對話，就像他們在很多場合所做的那樣，我們就不應該追著他們要求對話。我們只應該表明我們願意在他們選擇好的某個時候進行對話，但我們不會去乞求他們。」
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論壇上，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拒絕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對話。吃了閉門羹之後，拜登政府仍罕見地派中情局局長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秘訪北京。這讓人想起老布希在六四後派國安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前往北京面見鄧小平，試圖穩住當時幾乎坍塌的美中關係。
隨後，拜登又派遣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與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與台灣事務高級主任貝莎蘭（Sarah Beran）到北京訪問。國務院副發言人韋丹特·帕特爾（Vedant Patel）說，此舉是為了「負責任地管控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范亞倫批評說，康達選擇天安門大屠殺週年紀念日的六月四日訪問北京是個「錯誤」，暗示拜登政府對中共被普遍譴責的人權侵犯行為並不十分在意：「這是個非常糟糕且不必要的錯誤，本來可以很容易避免的。我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
二〇二四年七月，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威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召開。一些在大會上發言的共和黨人批評拜登政府對中國的軟弱被北京利用，並稱中國透過芬太尼、間諜等試圖削弱美國，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使美國的敵人更強大。
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南希·梅斯（Nancy Mace）批評中國對外支持俄羅斯和伊朗，對內鎮壓自己的人民，拜登政府對中國軟弱被中國利用：「我們正在目睹的是實力維護和平、軟弱招致戰爭的明證。當白宮軟弱時，我們永遠無法在世界各地展現實力。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將軟弱視為機會。中國的芬太尼侵入我們的邊境，他們向普丁政權提供武器。」
前議長金瑞契批評說，拜登縱容中國、俄羅斯和伊朗試圖削弱美國的作為：「我們必須記住，對美國安全的最大威脅不是拜登的大腦。最大的威脅是拜登的政策和他任命的執行這些政策的人。在當今世界無比危險的情況下，他卻致力於綏靖。他觸發了二戰以來最致命的歐洲戰爭。」
北達科他州州長道格·伯格姆集中批評拜登的清潔能源議程。他稱，川普如果再次當選，將會確保美國在人工智慧領域贏得與中國的競賽：「拜登的綠色議程感覺就像是由中國、俄羅斯和伊朗撰寫的。讓我們來看看拜登有關電動車的規定。幾乎所有的電池和稀土礦物都來自哪裡？你知道的，中國。」他接著指出：「讓我們問問，我們的敵人比四年前更強大嗎？伊朗及其代理人真主黨、哈瑪斯、胡塞武裝、中國、俄羅斯？伊朗更富有了，俄羅斯更大了，中國更強了，他們肆無忌憚的侵略證明，答案是響亮的『是的』。」
川普在閉幕式的長篇演講中，只有兩次提及拜登，其他大多數時候，都以「本屆政府」稱呼。美聯社解讀，此舉是川普陣營盼展現出較柔和的演說基調。川普抨擊「本屆政府」腐敗無能，戰爭正在歐洲及中東肆虐，台灣、韓國、菲律賓及全亞洲上空籠罩著日益擴大的衝突陰影，地球正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邊緣。他呼籲：「是該改變的時候了。這屆政府無法解決問題。」他一度脫稿評論說：「如果你把最糟糕的十名總統加起來，他們所造成的破壞也不及拜登。」、「拜登，我再也不想提起他的名字。」他說，拜登只能做一次總統。
拜登一輩子都是政客，他當過三十六年聯邦參議員以及八年副總統，包括四年的總統。他不會做別的事情，但他也沒有將從政這件事做好。無論在內政還是外交上，他都是從失敗走向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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