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5-10-25
四中全会尘埃落地：聚焦它的传言、真相和公报
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之前北京政局一触即发，如上帖我言：『九上將一鍋端，形同當年「九一三」林彪外蒙墜機之嚴重，可是坊間卻一團亂猜，究竟是習整肅親信，還是反習派搞掉習一手提拔的「習家軍」？京西賓館「四中全會」又是一大悶局，中共內鬥雖是民間最大興奮點，卻至今只任「聽床師」解讀，如同聽說書的，信不得。』果然早先網上谣传紛飛的人事变动一个都没有发生，習近平「再次忍慫不下台」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10160503792633331
這也沒啥稀罕的。2022年夏我就說過：『前陣子政變、軟禁等傳言充斥網絡，其實不過是早前「換習」、「換人換制」等預期的再度延燒，借了習近平未露面的一個空檔，可見中國人恨透了這個小學生，但是中共並未再次發生「林彪事件」，自有其原因，則更值得分析。我想習已焦頭爛額，而中共內外交困，仍不換人，乃是無人可換，讓習繼續頂缸，是最省事的做法，因為瘟疫傳播全球、防疫禁錮全國也拖垮經濟、一帶一路熄火、台海僵持、全球敵對等等，換了習就要有人出來應對處理，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今天還有這樣一個人嗎？而且「換習」意味著清算其路線，如今的常委們哪個脫得了干係？』
這次北京危局，另有一個看點，即出來一個所謂「元老派」，在習與軍方之間斡旋、調解，聽床師們拎出來的，諸如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王岐山、汪洋等，無非胡溫「核心」及其班底中的老臣， 後又有聽床師爆料：张又侠与习近平握手言和，为了保党、保自身利益，军权和党权同流合污，胡锦涛、汪洋成为弃子。這類聽床、猜度，可能性不高，但是我覺得中共體制一向有「元老干政」的傳統，而習近平「稱帝」得逞，據說恰是排除了這個傳統，
一、怪胎
這個怪胎，早前釀成了屠殺。
杨继绳稱六四屠殺前的中共體制，叫做「邓胡赵体制」、「有名义权力的人没有实际权力，有实际权力的人没有名义权力」，這種解釋，即說「鄧胡趙」這個體制的畸形與錯亂，是不是指出那場屠殺，乃是這個怪胎所為？抑或當初「名義」和「實際」權力一致，便不會有「六四」屠殺？至今習近平嚴酷控制頂層和中央，大權獨攬，難道是接受了「鄧胡趙」體制的教訓？所以中國只能集權？而當初鄧小平啟用胡趙，不是被稱為「改革、放權」嗎？其實，這個體制怪在「垂簾聽政」，連大清末年都因為「垂簾聽政」而滅亡，中共居然沒看見這個慘痛教訓。
1、老佛爺
紫禁城乾清門西側路北，有個養心殿，著名的「垂簾聽政」遺址。東西兩宮太后坐在皇帝（同治、光緒）後面聽政，中間設置數重紗屏隔開。據說現在還是按當年原樣布置。清朝祖制不准婦人干政，以簾子垂下隔開，表示聽政的太后不在朝廷上，照現在的說法，是「不好意思」。
這個政治遺址被原樣保留下來，或許是某種無意的疏忽，因為現代中國的統治者會不經意地模仿這個樣板，卻未意識到「歷史的恥辱」，雖然也是「不好意思」的。八○年代末期那一幕「垂簾聽政」，在趙紫陽口述實錄《改革歷程》中，有甚為清晰的敘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詞，非常傳神，至少在年齡和性別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
「現代養心殿」，就是鄧府。它在哪裡，早已是不公開的祕密，恨不得全北京老百姓都知道鄧大人住在地安門一帶，是米糧庫胡同的一座「大宅門」，至於幾號，說法紛雜，就不去管它了。這條胡同曾很熱鬧，按民國年間門牌算，一號住過陳垣、傅斯年，三號住過梁思成、林徽音，四號住過胡適，六號是于斌，中國天主教大主教，再往下是一座蒙古王府……說鄧府應是四號的最多，即胡適曾住過的宅子，抗戰時被花卉寫意大師陳半丁買去，園子占地五畝，故以「五畝之園」名之，解放初期陳半丁怕太招人賣掉了，若真是此宅，怎就沒留下點「文氣」，好抵消些許暴戾？
「垂簾聽政」的決策，便出自鄧府。趙紫陽回憶錄《改革歷程》交代了全部細節：
『一九八七年七月七日，胡耀邦辭職後的臨時守攤「五人小組」（趙薄楊萬胡），在鄧小平家裡開會討論十三大人事問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個元老不進政治局常委，今後還參不參加決策？鄧與楊、薄二人先密商，要設「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後由薄一波在這次會議上建議趙紫陽：到十三屆一中全會，內部宣布今後重大問題仍要向鄧請示、由鄧拍板。』
此即「垂簾聽政」的由來，原來是在鄧府、由元老們自己決定的，趙紫陽只有聽命之份，這位共產黨的總書記，就像晚清乾清門西邊軍機處裡值班的一個章京。他下台後在這本書裡和盤托出細節：「鄧掌舵」是什麼含義？常委不僅要向鄧請教、向他通報，他還可以在家裡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這哪裡還叫「垂簾聽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關鍵的一點：這是一個內部規定，不能公開的，一旦公開就會出大事，這到後來被證明了。
2、应对学潮，邓要杀人，赵反对杀人
以八十年代中国的强人政治模式而言，在中共权力结构中，其高层运作也可以归纳为邓小平和赵紫阳二人的互动，前者作为「垂帘听政者」，后者作为前台操作者，其他人物都是次要的，二人互动失败，结局便是屠杀。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这一天，成为邓赵关系的分水岭。赵紫阳为了礼遇胡耀邦，也顺应民意，决定葬礼隆重、冠以「马克思主义者」评价、允许群众自发悼念等，这些都触怒了邓小平。从这天开始，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信任不复存在。鲍彤说：『我认为杀心从这个时候起的，决心是那个时候下的。后边的那些事情，只不过是邓小平继续观察或者说在稳定赵紫阳的情绪而已，后面的事情无非是这么一些事情。』由此，因悼胡规格酿成邓赵决裂，也成为“六四”事件的起因，这个关键细节，从前无人梳理过，也非常生动地凸显了在“新权威主义”模式下，党魁个人意志、好恶，便可轻易塑造历史。
为何触怒邓？两点：拂逆皇心，挑战最高权威。邓之不满有两点：第一，胡耀邦是邓小平亲自下令拿掉的，礼遇胡耀邦，就是质疑邓小平，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邓认为赵紫阳和学运都是想为胡耀邦翻案；第二，在邓小平看来，学潮呼吁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这是冲着共产党在中国的绝对领导来的，而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暧昧，甚至同情学生的诉求，这也是他不能原谅的。这又是对“新权威主义”模式的一个生动注脚。
3、邓调兵屠城，是推翻赵紫陽的军事政变
邓小平调兵镇压，是为了打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非法军事政变，这个论点，跟通常所说的“调兵是镇压学运”，显然不同，后者认为邓小平在“四二七”大游行之后，从四月二十八日“失踪”了十四天，很明显跟六月初大规模野战军进攻首都的部署有关，这说明什么呢？“四二五”邓小平定性动乱，等于自己往油桶里扔了一根火柴，学运对他的回应就是“四二七”大游行，“打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横幅，不带愤怒地一道一道冲破警察防线，向全社会释放的信息就是“人民胜利”，这一个回合，邓小平彻底输了，他只剩下杀人一招。所以在“四二七”之前，以首都为棋盘，学运跟邓小平下棋，游行、对话，你一匹马，我一只炮，下到“四二七”，学生将军了，邓小平恼怒掀了棋桌。
这个视角，是从“民主运动”或社会冲突去看的，但是如果从权力结构去看，邓小平错误定性学运已失足在先，权威折损，如果赵紫阳以对话成功平息学潮，便赢得“党心民心”，无形中挑战了邓的权威，乃是一大忌讳，因此邓小平唯有从镇压学运，升级到打到赵紫阳，才能扳回这一局，所以“军事政变”的论点无疑更可信，而分析权力关系是政治学的本质。可以梳理一下邓的“杀心”：
——邓小平在“四二六社论”发表当天，就下令解放军进入战备状态；
——五月初取消了一切军人请假外出的许可；
——5月8日，邓小平召见各大军区兵种的负责人，几十个野战军以换防、拉练、野营的名义往北京调动；
——至5月17日晚邓小平在家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是否戒严”时，解放军早已兵临城下；
——5月2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开会议，决定免去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至此赵紫阳被打倒，而这个会议没有通知赵紫阳、胡启立两名政治局常委，即一个军委主席召开秘密会议，打倒不准参加会议的总书记，赵紫阳也未收到任何党内文件，赵紫阳回忆：“并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已经把我免职了，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找我联系工作，重要的信息渠道被切断了，把我和外界隔离了”；
——5月21日李鹏电话建议邓小平于近日内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免职赵，邓小平告诉李鹏：“要等大军进入北京后，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样可以避免冲击和干扰，才能开得更有把握。”邓小平要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以刺刀逼迫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就范；
——6月2日邓小平下达了“坚决镇压、不怕流血”的命令，是在二十万军队的强力保证下；
——6月3日凌晨2点50分，他命令迟浩田“采取一切手段恢复秩序”；
—— 6月4日，军队用坦克和机枪残酷镇压了六四民主运动，完成了天安门清场的任务。
——6月9日，邓小平在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大会上发表了胜利宣言。
这还不是军事政变吗？
4、廢黜趙沒有合法性
邓小平认为，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或者中央全会拿掉赵紫阳，是合法手段，但是没有把握，非确定性很高，只有调动军队入城，才能完全掌控局势。这个过程必须在密谋条件下，通过军事暴力手段的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的更迭。
邓小平为了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地位，要除掉一个政敌，是不惜发动一场内战的，其范围也一定从北京扩大到南京、天津、上海、武汉，甚至全国，内战将使整个学运和人民成为牺牲品，整个改革注定夭折，是全国范围的一场大灾难，也将是世界性的灾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共的权力结构在文革之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年代，其实不是“党指挥枪”，而是倒过来“枪指挥党”的，这个制度，是经“南昌起义”、井冈山直到“遵义会议”，由毛泽东掌握军事指挥权而逐渐形成，并以一贯之的，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一直是一个武装暴力集团，它并没有因为四九年夺取全国政权而稍有改变，毛泽东始终牢牢掌握军权才使他可以“无法无天”；文革后也是由掌握军权的叶剑英，协同华国锋，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而邓也只能等到叶剑英去世，才经由谋取军权、废黜华国锋，才稳固地取得第一把交椅。
但是这种结构，在邓小平等元老退居二线之后，便产生了问题，于是有一个“垂帘听政”制度出来做补充。1987年7月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讨论十三大人事问题，决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个元老不进政治局常委，要设“常委之上的婆婆”，然后由薄一波在这次会议上建议赵紫阳：到十三届一种全会，内部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邓请示、由邓拍板。“邓掌舵”是什么含义？常委不仅要向邓请教、向他通报，他还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哪里还叫“垂帘听政”？分明是“太上皇”了。而且，非常关键的一点：这是一个内部规定，不能公开的，一旦公开就会出大事，这后来由“六四”屠杀证明了。
所以他们在十三大以后退出中央常委，纯粹是演戏给国际上看的，但要演好这出戏，就非得学晚清的西太后慈禧。赵紫阳描述，那天陈云在邓家的会议上“说话较多，比较活跃，非常郑重其事地宣布，今天这个会议的决定是合法的，合乎手续的……邓就没有考虑，不大在意，也不在乎这样的事。”寥寥几笔，两个“老佛爷”形象跃然纸上，各有特色——陈云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冰冷、虚伪，却露出“不好意思”的尾巴来；邓则是刚愎霸道，赤裸裸的实用主义，什么党章国法的，没当回事过，这辈子他只怕毛泽东。
5、杨尚昆的角色
杨尚昆是一个“监国”，更丰富了无论“新权威主义”，还是“垂帘听政”制度的内涵和形式。当时杨控制着军队和国安系统的日常运作，分管港澳台事务，通过亲信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通过秘书徐瑞新（中央办公厅分管机要的副主任）控制着中央办公厅。1989年的杨尚昆，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一方面他代表邓小平管理军队和情报系统，另一方面他是邓小平在政治局的唯一代言人，拥有仅次于邓的大权。其他政治局常委，包括总书记赵紫阳，想要见邓小平都要通过杨尚昆。
其次，杨尚昆是邓小平打倒赵紫阳和血腥镇压学生运动的忠实执行者，而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监控赵紫阳、稳住赵紫阳甚至迷惑赵紫阳。他完美地实现了这个目标，以至于赵紫阳至死都认为杨尚昆支持他。整个六四大屠杀中杨尚昆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李鹏，杨尚昆是六四大屠杀中仅次于邓小平的名符其实的侩子手，没有杨尚昆，邓小平甚至不可能推行政变，杨不仅迷惑赵紫阳，还否决人大副委员长中党组成员让万里提前回国等意见、迅速处理了徐勤先抗命事件、5月17日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戒严，这些重大角色，在整个阴谋和血腥中不可或缺。
有趣的是，今天北京的「監國」是誰？
此人如同當年的楊尚昆，其角色決定了成敗，
此人即張又俠。
6、集權衰敗期的高度風險
丰富的史料证明，邓赵在悼胡规格上爆发决裂，只是一个诱因，两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存在根本分歧，所以分道扬镳的历史原因是清污、反自由化刹车、未价格闯关、政体改革、整康华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所导致，反映了赵紫阳在政治理念上逐渐离弃邓小平。
我们稍稍梳理这三十年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在文革之后走出毛泽东的“全能政治”统治模式，出来替代它的，是一个所谓“新权威主义”模式，当时也称为“新加波模式”或“亚洲四小龙”模式，即靠一个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威来推行经济开放，当时朝野无论政界还是学界，都对“新权威主义”一派叫好、期望极高，视为一种进步，然而邓赵自合作到决裂、最后发生大屠杀的这段历史，却充分证明了它的巨大局限性和弊病，甚至暴露出它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这里的要害问题是，极权制度的性格会顽强地蔓延到它的衰败期，而在马列政党中萌发的非极权因素，通常很脆弱、生存艰难，中共在八十年代出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新政人物”，而且都做到党和国家的最高位置，却依然不敌顽固派的反扑，一如晚清即便有一个皇帝（光绪）要改制，并且有一个维新派襄助，最终还是被保守势力扼杀于血泊之中。
六四屠杀后，美国为了中国市场而迎奉中共，老布什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克林顿接纳中国进WTO，所以“中国奇迹”是西方与中共集权制度的一个合谋结果，中共从六四危机中存活下来并升级为超强集权，并威胁国际社会，西方也要负责任，他们三十年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可是由于中共已被西方绥靖主义豢养壮大，国际社会已受迫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超强集权，历史已经不能回头。
中共合法性丧失第一次是文革；六四屠杀导致了第二次，所以陈云才提出“我们自己子弟接班”的战略，他们对自己传统的接班顺序已经丧失信心，这个死局，早在三十年前已经安排好了。比较台湾蒋经国，因为刺杀江南事件，而废储蒋孝武，蒋家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正好相反，而是因六四危机而立储，但是“太子党”执政没有“合法性”的安全感，才是习近平向毛泽东倒退的底蕴。
今天，“改革”是一個最霸權的話語，卻是一個死亡話語，仍然壟斷著大部分人的想像和言說。我們的一切想像和話語都在死亡。也许，重新回到八十年代，去寻找“改革”的缘起、夭折，会带给我们新的想象和灵感。这也是研究赵紫阳和六四的重大意义。
7、歷史之惡
茨威格认为，一个闪耀时刻出现以前，乃是平庸流逝的漫长岁月，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会决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进程。他归纳了决定人类进程的十四个瞬间，如拜占庭的陷落、滑铁卢的一分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刑前获释，等等，历史中性，善恶兼顾，统称“人类群星闪耀时”，他只强调，这些瞬间一闪之后，世界再也不一样了。其中，他提到一列“封闭的列车”，像一枚威力巨大的炮弹，1917年4月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全境，最后抵达俄国的彼得格勒，不久“震撼世界的十天”爆发，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发射的几百万发毁灭性炮弹都不敌它，因为这列火车把列宁送回了俄国。蜚声于二十世纪中叶的茨威格，鸟瞰世界尚看不到东方的中国，他归纳的“瞬间”也没中国啥事。倘若往前追溯，人类历史上能找到的中国影响，大概只有火药发明一桩。
然而列宁和“十月革命”，将整个二十世纪浸入血泊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三个人，对历史产生剧烈影响：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三个恶魔；他们又代表着三个人类异端：布尔什维克、法西斯、纳粹；史无前例的血腥，也黯淡了茨威格的“中性”和“闪耀”，彰显的是历史之恶。那么二十世纪晚期的历史，终于提供了来自中国的一个“瞬间”、一个恶例，因为它不是“群星闪耀时”，而是“血光屠城夜”，此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再也不一样了，即1989年6月4日的大屠杀，及其决策人邓小平；他在1989年跟七十二年前的列宁一样，也改变了历史，成为一个恶魔，两者的区别，是列宁去发动了一场士兵和工人的武装暴动，而邓小平则是指挥士兵镇压了人民的一场和平请愿。还有一点相似，即列宁神话，要到苏联帝国解体之后才破灭，历时近百年；而“六四”屠杀后，中国因经济起飞，而令专制更稳固，已历时三十六年，“邓神话”至今没有破灭。
二、習近平與軍方媾和
我寫過「習近平是中共的初心還是意外」https://www.facebook.com/xiaokang.su/posts/pfbid024B8GM7gud3Cq9iwqkBX761snodiyjKmkB7nGXGwmXJnZ5Wtn68Q7jJARC2rc1cejl、
「習近平唯有繼續頂缸」
近期「习家军」大崩溃了嗎、九上將是誰的勢力？坊间流传元老们集体逼宫习近平，就被一個張又俠擺平了？
真真假假，皆顯示習控制軍隊有限，而軍方乃是唯一制衡習的力量，如若兩者又沆瀣一氣，便沒有所謂「習後」中國了。那可是一個大問號，中國人問過「毛後」、「鄧後」，好像沒咋問「江後、胡後」，為啥、因為他們不是「太子黨」嗎？何況江胡已是「老男人集體領導」，習個人集權便是倒退，再說，習整肅所有同僚，尤其軍方，上將死了幾個？朝廷空空，不像溥儀退位時，袁世凱已經坐大，手下軍閥好幾個，而習後會「軍閥混戰」嗎？「六四」後中國前途未卜，老百姓害怕亂世、暴力，三十年後又回到這個話題。
今天中国人最大的愿望，一是要改变，二是不要流血和乱世。两个愿望加在一起，就是所謂「和平演变」。但是，最反对"和平演变"模式的，恰好是今天中国的执政者。因此，讨论中国的转型问题，就不能回避暴力的可能性。
暴力是否会发生，同我们的愿望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个偶然性很大的政治过程；但暴力的温床，又直接根植于社会的思想、观念中，其間有幾個問題：
——合法性真空是引起暴力的诱因；
——1989年的东欧和1991年的苏联，都是基本实现了非暴力转型，提供了共产制度和平演变的先例，對中國的含義是什麼？
——中国军队的传统是"党指挥枪"，而苏联、东欧的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国家化；
——军权的承继问题，它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党，会成为日后军事首长搞政治交易的资本，暴力根源从一个中心扩散为无数各中心；
——民间暴力因素的增长；
——社会具有中间力量和中间架构的平衡作用，才避免暴力和乱世。
三、军队国家化
在当下中国在巨变前夜嗎？
中国军队的动向和意愿，毋宁是最神秘的。
“六四”三十周年之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个重头报道：『前军官谈“六四”：派军队清场，就不好再出牌了』，说“前解放军报记者江林首次打破沉默。”
她讲的是“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的细节，今天来看，这近乎一次“流产的兵谏”，江林对《纽约时报》说：
『我说哪儿用这么多部队进来，13个还是16个集团，一个天安门需要这么多人吗？他们说怕兵变。这七个上将在战争年代都曾经是这些部队的直接首长。
问：听说一个是怕兵变，一个是所有的部队都参与，谁也逃不开责任的。
答：对，但主要是兵变。』
虽然在三十年前，这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然而将其置于今日“军队国家化”题目之下，其中可以诠释的含义就太多了。江林的陈述中有以下要点：
1、张爱萍说，在七个上将之前他单独给中央军委写过一个报告，那时候还没有戒严，他让这些领导去跟广场的学生对话，不要跟学生那么对立，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为什么现在就不能跟他们对话呢，要把他们当敌人呢，看着这么多孩子在广场绝食、生病，对他们的诉求置之不理呢？
2、江林看过这份报告的草稿，应该有1000字左右，后来七个将军的信很简单，就两句话；
3、报告送给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
4、赵紫阳是军委常务副主席，虽然他行政上是国务院总理、总书记，但是他在军队的这个职务，基本上是虚的，他很谨慎，基本不过问军队的事情；
5、张爱萍先一个人上书，后来七个将军上书，是他领头，起草人是他的儿子；
6、当时军委没有反应，他很生气，才有了第二次联名的事情；
7、“六四”第二天，6月5号，叶飞上将让他的儿子开车一起到张爱萍家，一进门就哭，说爱萍啊，我们的军队完了，向老百姓开枪了；
8、《纽约时报》问：这些将军的第一任务是保护共产党、保护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吗？江林回答：我觉得没有。如果有的话，应该去纠正他们走错的路，不要往这条路上走，你们往这条路上走，就是违背了初心，就是一种背叛。从我记录的那些人，同情我的那些人，都是军队高级干部，他们也是不同意的；
9、军队高级干部里面，抵抗的情绪很普遍。江林举例，将近一年的时间，北京三总部军队机关的干部都不敢穿军装出来，甚至他们在军队的办公楼里都穿便衣。你只要穿军装出来就会被老百姓打啊、骂啊。
关于“七上将联署反对戒严信”，吴仁华所著《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记载如下：
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李聚奎、宋时轮七位上将公开致信戒严部队指挥部和中央军委，呼吁军队不能镇压民众。全文是：
『首都戒严部队指挥部并转中央军委：鉴于当前事态极其严重，我们以老军人的名义，向你们提出如下要求：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绝对不能向人民开枪，绝对不能制造流血事件。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发展，军队不要进城。（签名）1989年5月21日。』
然而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如何化解这次“兵谏”？吴仁华记录：
《七上将上书》被印成传单广泛散发，造成很大影响。就在他们发出联名信的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聂荣臻、徐向前两位老帅答复中国科技大学部分学生的讲话称：“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来的，希望同学们不要听信谣言尽快返校复课。”以元帅压上将，消除七上将上书事件影响的用意，显露无遗。
在反对戒严七上将中，张爱萍、萧克、杨得志、宋时轮四人是中顾委常委。5月26日，中顾委主任陈云主持召开中顾委常委会，号召老同志支持戒严。27位常委中，张爱萍、李一氓、李德生、黄华、程子华等5人“因病因事”请假。《八九天安门事件逐日大事记》称，他们因对戒严和处置赵紫阳的做法有意见而请假。这句叙述有误，程子华不反对戒严。《人民日报》当时报道这个会议时特别提到，请假的程子华“给会议打来电话，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动乱的正确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李鹏《六四日记》记载，萧克、杨得志在会上解释了上书事件。萧克说：“我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我相信公安干警和武警是可以维持秩序的。所以，我对军队进京有保留，担心发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联名信上签了名。”杨得志则说：“外边所传七人写信是这样的：那几天情况非常紧张，军队受阻，一旦出现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办。因此，我们七人联名给戒严部队写了封信，请他们转给中央。这封信本是写给中央的，不知怎么搞到社会上去了。”
据《中国“六四”真相》（英文版为《天安门文件》）称，收到这些上将的信件后，邓小平、杨尚昆要求杨白冰、迟浩田等立即分头登门拜访，向上将说明情况，杨尚昆还专门给萧克、杨得志等打了电话。上将上书之事及时平息。
梳理一下：
1、以元帅压上将，实际上是借元帅之口行骗：“戒严部队绝不是针对学生”，说明在“党指挥枪”的结构下，两个元帅仅是木偶而已；
2、萧克、杨得志的事后解释，但并未改变初衷，
3、将军们明显地都不敢跟中央“对着干”。
但是，「七上将」事件的含义是：
1、解放军镇压老百姓，天理难容，这个“天理”普遍存在于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心中，这是中共再一次“动刀子”的一个巨大障碍；
2、军队也曾“抗命”，如38军，但是“党指挥枪”的结构，令解放军最终背上“屠杀”罪名，解道唯有“军队国家化”一途，即军队不为任何一个党派所指挥；
3、军队国家化，不能指望高级将领的良知，而必须走宪政的道路，写进宪法里才有保证。
今天的困境。我曾采访姚诚，他说：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体制编制进行的重大调整，实际上也暴露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从体制编制的调整上来看，七大军区变成了五大战区，战区应该是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称谓。
既然是战区，就应该有参战的主体双方，军队是这个主体的一方，那另一方是谁？应该说中国大陆目前是处于和平时期，那只能理解为手无寸铁的百姓是解放军的作战对象？
如果说这是一个笑话他就是一个笑话，但仔细分折起来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从维稳费超过军费这个现象也能看的出来，中共对镇压国内反对派的重视程度也超过了国防的程度。
实际上战区只是军委的一个前线指挥所，除了作战指挥权外，一切权力尽失，这才是习撤销军区，成立战区的真正目的。
姚诚的意思是不是，习近平通过“军区改战区”，而“杯酒释兵权”，解构了解放军的旧结构，从而消除了对他的威胁？但是他达到了控制军队的目的？大变来临，这支军队听他的指挥吗？
三、一切還是為了台海
我在臉書發過一帖《習政權開始解體》，當時的按語稱：「秦剛失踪、火箭軍副司令吳國華自殺、司令李玉超傳被帶走調查，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太空）的上將中將們皆出事，習政權的神話開始破滅……」所以，習近平忽然裝慫，還得從國內說起——北京亂了營。外長防长皆失踪，經濟熄火，青年失業嚴重，美中全面對決，北戴河元老們焦急萬分，但是我看這些症狀，都歸結為一個問題：打不打台灣！
中共外長防長雙失踪、最精銳的火箭軍垮塌、北戴河高層衝突撲簌迷離、更多的政治謠言就不必說他了；再加上經濟下行、銀行爆雷、房市崩塌、失業暴增，北京政權以一副「危機總動員」的新模式展露於世，這個世界卻再也讀不懂它了。
因為信息不透明，國際社會對一個集權政府瀕臨崩解也失去判斷，這是冷戰時代都沒出現的，當時我們也不敢斷言：習近平垮台了，中國出現一種無人辨識的統治模式。
膽儿餵大得太快，也不好。
大概連習近平都詫異他這麼容易就搞定了西方，自然是大大壯了他的膽子，覺得機會來了，可以放手一搏，拿下台灣，奠定他第四任期的基石……。
可是他卻想不到他鍾愛的外交部長會出事，那些要用來打台灣的火箭軍、太空軍的司令們居然個個怯場，不敢打這場關係到他歷史定位的統一大戰。
為了這一仗，中共是從理論（超限戰）到實踐（軍備）都足足準備了三十年的，雖然還是有點彎道超車。
如同我在《海慟》的序言裡說的，「共產黨也終於讀懂了西典，這回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而是麥金德的《陸權論》和馬漢的《海權論》，陸權與海權的對峙，令這個從黃土高原走出來的「小米加步槍」政權要造航空母艦了，此後經過二十年瘋狂海軍擴張，截至2022年共装备各类舰艇837艘，总排水量约265.36万吨，成为世界第二大海軍，其中战斗舰艇493艘、航空母舰2艘（不含尚未服役的福建舰）、驱逐舰43艘、护卫舰93艘、导弹艇81艘、两栖舰艇169艘、常规动力潜艇61艘、核潜艇18艘，大量水面舰艇如同『下饺子』一般駛入太平洋。」
這有點像「大煉鋼鐵」那會兒。當代中國，一切都是彎道超車，你說打仗、征服、軍事的事兒，也能彎道嗎？火箭井蓋打不開咋辦？司令員為此自殺嗎？核潛艇機械失靈、缺氧咋辦？
外事口、軍方衡度情勢，斷然沒有決勝的把握，這軍方，首先就是火箭軍嘛，拿台灣，海軍陸軍都使不上。
習性急也有道理，經濟下行了，中國實力開始疲軟，強國快成明日黃花，不只爭朝夕就全黃了！習近平明白，拿不下台灣，他就歇菜，所以他拿國防部長等一班軍頭大出惡氣，然而，更要緊的是向大洋彼岸的美國「強硬」：台灣絕對不能獨立！舊金山的APEC是再好不過的機會。
前陣子拜登這廂，自然是軋出苗頭，知道習皇帝有點麻煩，於是派布林肯朝拜北京，還惟恐見不到「習皇帝」，拜登的老辣，在於看準這是媾和北京的最佳時機，也是避免台海開戰的難得機緣。
其間包含著多重含義：美國不樂見台海開戰，亦即西方被中國的武嚇暫時嚇住，那恰是俄烏戰爭下一步的延伸；川普時代的「圍堵中國」戰略尚未成型，或「印太多邊框架」還在組建之中；也由此，而使美國外交並未徹底拋棄「熊貓派」，再加上民主黨執政注定貪婪中國廉價勞力和市場，以供養美國；還有一個更近迫的因素，即「武漢病毒」乃是一場生物戰幾乎摧毀全世界，而歐美至今找不到瘟疫源頭，以上因素，令習近平在大國崛起失敗之後，還有許多空間可以玩耍，即便他要縮回「內循環」、再次「閉關鎖國」，也需要一個「友善」的國際空間，以上種種戰略需要，使得「中国的危机都在一个人身上」，驟變為「全世界的危机都在一个人身上」，這個人就是習近平。
梳理中美互動，頗可見出兩個要點：美國從對中強硬轉為媾合；習近平仍將西方政客玩於股掌之上，而老賊基辛格又在幫腔中共，要西方繼續跟它合作。
四、「老人政治」在海峽兩岸的不同後果
東西方為什麼都出現「老人政治」？
這一定是一個政治學課題，因為它表示民選和集權兩種制度都「老齡化」，而它的基礎來自社會學課題，因為世界人口都「老齡化」了，「領袖」怎可能還年輕？
回眸冷戰時代，美蘇兩國的領袖都不到七十歲，肯尼迪才四十五歲，赫魯曉夫六十八歲，兩個人都脾氣火爆，在古巴這個小島差點引爆核戰，所以政客不老成也是麻煩。
美國不僅有「老人政治」，還有「政治世家」。自两千年起，小布什又当了两届总统，美国隐然有了一个「布什王朝」，已经出现垄断政坛的世家现象，據說因为美國老百姓认为政治这门专业也得让「专家」来做，只有政治世家才能成专家嘛。
布什家族是典型的商人阶层，小布什也搞过石油，他上台一定是富人当道，而南方保守政治的邏輯是，国内经济政策上主张大幅减税、小政府、少管制、低品质政府服务，鼓励资本主义和私人财富充份扩张，不怕贫富差距继续扩大；他们觉得缴纳高税不应救济穷人，而是应该用于美国为了全球市场发展军备。美国的战略是什么？是以全球为市场维持美国一地的高消费，对华政策就是要中共合作，乖乖提供市场和廉价劳力，成为第二个南美，而尼克松、基辛格的联中抗俄已经过时，须转变为中国成美国的投资场所，变成第二个日本，这种战略设计也说，自近代以来中国跟美国是仇恨最少的两个国家，中美结盟对美国最有利，但是中国的民主化呢？天晓得。
後來美國出了一個最商人的總統川普，只有他知道跟中共做生意是吃虧的，所以主張打貿易戰，逼北京減免一千億的貿易順差，而他恰成為中國最害怕的總統，那年他七十歲，可是後來他卻敗給了比他大四歲的拜登，白宮回到大搞福利和移民的民主黨手裡，習近平也大鬆一口氣，因為他不僅吃不消貿易戰，還想「平分太平洋」呢。
習近平曾是一個「落難太子」，而他父親曾是中共陝北幫的巨頭，後來成為毛澤東的囚徒，所以中共也有「政治世家」，後來在陳雲之「子弟接班」戰略下，順利從「工程師團隊」接班上位。
但是拿國民黨跟共產黨比較，只比較「子弟接班」一項，蔣經國就比鄧小平「開明」，因為：
一次暗杀，令蒋经国废储；
一次屠杀，令邓小平立储。
1985年8月16日与12月25日，蒋经国两度公开表示：「从来没有考虑蒋家成员接班」，「蒋家不能也不会参选下任总统。」
蒋经国就这样终结了蒋孝武的接班梦。
蒋孝武一旦失去「储君之位」，蒋家就没有第二个人替代，整个国民党就失去「独裁」地位。
这是不是布尔什维克式政党的一个特色呢？
国共两党，都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式政党，当年都由斯大林派「保姆」来中国组建。这类政党无论有多少差别，他们都绝对没有「子弟接班」这个规矩，你看苏俄和东欧的共产党里面，有所谓「太子党」吗？
所以，中国虽然可以从欧洲引入「马克思政党」，但是一定会掺进「封建」因素，逃不脱「家天下」的桎梏。
真实历史是，蒋孝武疑似刺杀江南的主谋，整个案情爆发之后，竹联帮的中坚分子、外号「白狼」的张安乐就一口咬定是蒋孝武下令；加上长期以来他自己给外界的印象，就是与情报单位关系密切。下手枪杀江南的董桂森于被捕后，在美国受审时，也斩钉截铁地指出，是蒋孝武下了诛杀令。
有文称：蒋经国为堵众人悠悠之口，终于决定把蒋孝武调离政治是非中心的台北，担任「驻新加坡副代表」。1986年2月17日，台湾外事部门正式宣布「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蒋孝武为「驻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蒋孝武就搭机前往履新。从此，再没有与蒋经国见面。
蒋经国就这样给出了国民党一党统治的终结前提，台湾的民间在野政党最终可以走向政党轮替。
可是，在对岸大陆，同样是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党，却由于其领袖的「合法性恐惧」，而对和平示威的学生运动实施坦克机枪的血腥镇压，由此带来彻底丧失合法性的更大危机。
我在《鬼推磨》中梳理过，老佛爷（邓小平）垂帘听政酿出京师屠城大祸，这厢另一个「婆婆」陈云，细思恐极，深觉江山有废倾之虞，定调「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较放心」，开启太子党权力来源。
在《瘟世間》裡我也分析，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屆「悶聲發大財」，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之下，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江胡兩屆）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
在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时代，2012年位高权重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靠亲信王立军残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红」的文革手段，向胡锦涛挑战。最終，卻是另一個太子黨习近平踏著薄熙來的尸骨登頂，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上台六年中，有134万名官员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长或副部长级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职、大多数投入监狱。自2012年以来遭到整肃的中共中央委员比整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还多。
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legitimacy)。
照此来看，东亚威权不会自动走向民主，在台湾「刺刘」是偶然的，我称之为「刺杀的制度意义」；在大陆，八九学潮虽有其社会根源，但是爆发、退潮、平息、镇压的偶然性都存在，中国的倒退不是必然的。
人們痛恨「红卫兵王毅战狼外交」，稱趙立堅失寵，是「那個时代结束」，此乃不會解讀中共現有體制——趙只是一條狗，知道文革的人都知道江青，鄧小平逮捕並審判她，她在法庭上咆哮：「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下一句話她沒說：「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就是這麼一種角色，誰來當是男是女皆不重要，而所謂「秦刚外交新时代」，大概是要從狼或狗變成別的一種動物而已，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習近平不得已調整內外政策，又開始認慫，這個體制卻仍然搬不倒他，反而是最重要的一點。
2018年7月11日，新华网突然转载《学习时报》旧文《华国锋认错》，在整个政坛勾起无穷联想、猜测、幻觉。這个老故事，说的是1980年群众来信向中纪委反映了华国锋——中央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三件事，华立即做了改正并给中纪委回信，被党内认为“认错”，时任中纪委书记黄克诚请示陈云，中共中央又转发了这封信。
这个典故被“古为今用”，显然是映射习近平“搞个人崇拜”，在其急速集权背景下，便异常触目，坊间传出，江泽民胡锦涛两届前常委，除李鹏之外联名致信政治局要求开会，讨论习称霸发昏，引发中美贸易战，危及中共命脉，北京因此戒严。北京据称已下令摘下所有含习近平画像的海报宣传品、人民日报头版5年来首次在标题没现习近平名字、甚至连所谓的“梁家河大学问”研究也被撤去，看上去幾乎是一場政變了。
事後有人分析，熱傳的政變不過是謠言，但是有幾點是確定的：
1、個人崇拜在高層引發普遍反感；
2、中美貿易戰造成巨大被動，引發對習外交失敗的追責；
3、習的粗暴施政令各層級失去安全感；
4、經濟形勢日趨嚴峻亟須調整所謂“小組治理體制”。
習近平上位以後遭遇多次挑戰，這次是最嚴重的，然而這樣黨內博弈，如果並無一個明確的替代者出現，則局勢無法明朗。
習近平上台就出师不利，“走向海洋”，在南海造岛，被海牙法庭裁决败诉，网络上惊见公开信促习下台，列数其“集权而造成的前所未有危机”、“大搞个人崇拜，令文革回潮，知识分子寒心”、“港台政策进退失据，一国两制受阻”、“盲目出手刺激周遭国际环境，纵容北韩核试，导致美国成功重返亚洲”……。
顯然习多年“反腐集權”的效應還在——他曾拿下包括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前中办主任令计划，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等多名江派核心人员，十八大以來已有440省部级和中管官员（包括军级）被查处，其中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就高达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因此習近平似乎終結了“老人幹政”機制，這可能是他鍛鑄“新集權”的奧秘之一。
但是海外觀察的失誤，卻顯示了進來一個明顯的傾向，即迷信貿易戰摧折中共的效應，“崩潰論”再次瀰漫，襯托的背景，則是美國基要派民眾選上川普，向中國報復所引發的“第二次冷戰”將搬到習體制，而忽略了中國落後經濟體制的承受韌性。尤其，川普的逼債，是侮辱性的，也衝著習近平的個人性格而去，令其強撐嘴臉不能示弱，網上稱為“流氓打架”，但是投射到中國老百姓中，無疑是“近代恥辱”的一次重複，而勾引出吃瓜大眾的“受辱記憶”，幫助中共調動其最有效地民族主義支援意識，而對中國政治轉型產生阻力。
一幅新舊雜駁、層次錯亂的社會圖景。三十年經濟起飛，國家（政權）空前富裕而驕橫，上層貪腐奢靡，揮霍無度，但是民間也“歲月靜好”了幾十年，農民已經不靠土地生活，農村破敗但也造反幾率極低，幾千萬年輕的農民工都苟活在大城市邊緣，是最有革命衝動的一個社會階層，但是他們的領袖在哪裡？官方和民間反體制力量都對他們陌生；中產階級這三十年，也是一個利益集團了，甚至可說是體制的合謀者，然而他們改變制度的意向曖昧，恐怕是因為也怕失去利益，這個階層令西方政治學的“經濟發展引導民主”論說破產，毋寧他們也是下一場革命的對象；城市市民被股市房產牢牢捆綁在體制的戰車上成為市場奴隸，只有年輕的九〇後〇〇後成為P2P受害者而滿懷怨恨，但是如何塑造他們成為新的“八九一代”？國內的陳勝吳廣還在搵食，然而海外有孫中山嗎？至於知識界，亂哄哄的，思潮就十種之多，從最左的“回到文革”可以到最右的“回到民國”，也可以從主張復辟斯大林直到主張復辟儒家；官方與民間也共同懷舊“改革”，令一种“伪改革”还冠冕堂皇地活在主流话语中，“鄧改革”的欲蓋彌彰和邪惡虛偽，依然是精英拯救社會大眾的法寶，而被“經濟奇跡”斷送了所有前景以後，仿佛回到“鄧時代”是一種“中興”……事實上，“奇跡”的發生不在經濟，而在中國不僅是一“巨嬰國”，還從傳統人格又一次跌破底線，貪婪物慾膨脹而毫無權利意識，皇權觀念肆意回潮，傳統沉渣泛起，看客文化盛行，精英墮落無礙，由此而令美國貿易戰的效應，是在中國被逼回閉關集權之際，只會加劇民眾民族主義的升高而擁戴集權，是自由進一步淪喪。
不過，貿易戰也可說初見成效，因為第一，中國盜竊智慧產權被美國抓到，便意味著“中國製造2025”泡湯了；第二，“經濟冷戰”令美國對中國關閉高科技和生物醫藥技術大門，此刻恰恰是中國亟須依靠科技升級，以完成從經濟的數量型發展向質量型發展之轉換，這也是完成從工業社會向智慧型社會的現代化轉換，屬於完成一個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轉型，在這個關鍵時刻美國全面關閉對中國的大門，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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