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保守评论 20251003
川普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都是讓美國回到憲法、回到聖經，回到價值原點，何錯之有？
美國秩序的根基就是自由，就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極權主義。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Tocqueville）和德國社會學家桑巴特（Werner Sombart）都論述了美國為何沒有社會主義和極左派思潮，因為美國有教會和清教徒傳統，有憲法，有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有地方自治。
當年，到北美的第一批移民是在歐洲受迫害的清教徒，他們在上岸之前就簽署了一份《五月花公約》，這份文件以社會契約的形式確立了新大陸公民社群的「起點平等」。這些新移民相信機會均等，只要努力工作、勤儉敬業、對事業執著認真，就能有所成就。所以，他們不會像後來歐洲的共產主義者那樣，企圖以革命的方式來改變不平等，結果帶來更大的不平等。
然而，托克維爾和桑巴特都沒有想到，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社會主義和極左派毒素在亞非拉不發達地區橫衝直撞，進軍美國——一旦作為美國「定海神針」的教會和清教徒傳統出現衰落趨勢，它們便趁虛而入、蠶食鯨吞。左派首先要摧毀的目標就是憲法和教會。左派掌握了主流媒體和教育機構，將其變成地下宣傳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告訴公眾和下一代：憲法和聖經早已過時，美國不是清教徒創建的偉大國家，而是白人奴隸主掌控的專制國家，仇恨美國才是「進步」。
人類悖謬的歷史，向來如此，日光之下無新事。國父們在上帝的啟示下撰寫的美國憲法和獨立宣言，卻被今天的左派棄之如敝履。美國憲法學者和歷史學者斯考森（W. Cleon Scousen）痛切地指出：「就思想意識來說，我們是非美國的一代人。即使我們當中那些受過政治科學教育的人也沒有被要求去讀聯邦黨人的文章，讀洛克（John Locke）、伯克（Edmund Burke）、亞當·斯密（Adam Smith），或讀那些把憲法置於重要地位的人的原著。我們的一位大學教授甚至說，美國憲法已經過時了。他認為，這部憲法並不是為一個現代的工業社會設計的。」
拋棄作為美國立國根基的憲法和聖經，結果會怎樣呢？結果必然是美國的衰落，是「毒品、騷亂、革命、恐怖手段，掠奪性戰爭，反常的性行為，曇花一現的婚姻，有組織犯罪，忽視乃至虐待孩子，麻醉性狂歡，債務殘生的繁榮」。拜登這個涉嫌家庭虐待和性侵的犯罪嫌疑人居然竊據白宮——其女兒阿什利（Ashley Blazer Biden）因吸毒被捕，在戒毒中心遺失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她小時候與父親共浴、遭受性侵的悲慘經歷。左派的主流媒體永遠不會報道此類真相。
為了對抗「非美國」和「非基督教」的意識形態，學者斯考森（W. Cleon Skousen）寫了《飛躍五千年：美國二十八條立國原則》一書，從憲法中提煉出二十八個關鍵原則、二十八個「有助於改變世界的偉大觀念」——國父們幾乎沒有發明其中的任何一個，但發現了它們，並且把這些觀念引入了一份單獨的文件（美國憲法），這份文件已賜福給這個偉大的國家與世界。
斯考森所論述的二十八原則，其中有些已是舉世公認的普世價值的一部分，即便專制獨裁國家也在表面上承認它們，比如「所有人生來都是平等的」、「只有財產安全，生命和自由才不會受到侵犯」、「應建立制衡制度，防範權力濫用」等；也有很多是生活在英美文明、英美秩序之外的人們所陌生的，比如「在共和政體的憲法之下，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成為自由人」、「如果沒有宗教信仰，政府和公民的自由就不能長久」、「若要將繁榮推向極致，自由市場經濟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二者缺一不可」——這一部分尤為重要。
「川普主義」就是「常識主義」
這是一個堅持常識卻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時代。T.S.艾略特早在一戰的廢墟中看到了今天的窘境：「我們的一切知識都使我們更接近無知，我們的一切無知都使我們更接近死亡。可是接近死亡並不更接近上帝。……兩千年天宇的輪轉，使我們離上帝更遠，離塵土更近。」
作為「燈塔國」的興衰存亡，直接關係著中共的暴政何時終結。那些痛恨中共極權政權、認同自由民主價值的中國知識人和民眾，看到美國啟動「安樂死」的按鈕，不禁發出大聲吶喊，只要不是裝睡的人，都有可能被喚醒。劉軍寧、叢日雲、高全喜、王建勛等學者在《美國秩序：保守主義華人眼中的川普主義》一書中對「川普主義」的論述，比起美國一流保守主義學者的論述毫不遜色。與之相比，站在其對立面的「反川」公知，如賀衛方、張雪忠、張千帆等人的論述，明顯相形見絀。
川普所受到的種種攻擊、辱罵和妖魔化，都是因為他對常識的堅持。「川普主義」就是「常識主義」。那麼，什麼是常識？在美國的語境下，常識就是：人身自由和私有產權神聖不可侵犯、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帶來富足和繁榮、計畫經濟是通往奴役之路、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家庭和教會而非政府才是美國力量的源泉、每個身體健全的人都應當自食其力、過度的福利只能誘發人性之惡、上帝所造之人的性別只能是男或女、上帝所祝福的婚姻只能是一男一女、每個國家都自有其疆界、重振美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實力並謹慎對外投放美國的力量……這些就是川普的核心價值。
叢日雲認為，川普所反對的若干「反常識」的理念，都是「後現代主義價值觀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領域裡的表現」，它們包括：極端的平等主義或者平均主義、放縱的個人主義、民粹式的民主、（准）無政府主義、非宗教和反宗教的世俗主義、無限制的多元主義或多元文化主義、浪漫的世界主義或者全球主義、烏托邦式的和平主義和原教旨主義式的生態主義等。
高全喜指出，川普不是一個個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總統，他是「川普主義」的化身，在他身上凝聚著人民的意願，人民選擇和造就了「川普主義」。「川普主義」的主體是一群相信和尊重常識的普通美國人，他們是年收入在五萬美金左右的勞工、技術人員和工商業者等群體。他們認同美國傳統的主流價值觀，贊同現有的憲政體制和法治秩序，尊重法律權威，維護地方自治，信奉基督教教義，恪守傳統道德觀念，絕大部分生活工作於中西部（鐵銹帶）和南部。他們是正常人，絕不是被左派污名化的「烏合之眾的民粹主義者」。
與相信常識的普通民眾相比，左派的本質就是反常識、反常情、反常理。美國學者雷蒙德·雷恩（Raymond V. Raehn）指出，當代左派推崇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是對西方文化主要元素的毀滅性批判，包括基督教、資本主義、家庭、道德、傳統、性節制、忠誠、愛國主義。批判理論還包含若干「子理論」，如母權理論、雌雄同體理論、性理論、多元性別理論、後殖民主義、東方主義、解構主義等。左派將這些理論付諸實踐，以此推翻現行的社會秩序，顛覆傳統，迎來以文化馬克思主義為原則的社會革命。
這兩種觀念的衝突，絕非輕輕一句「寬容」就能解決。這場衝突比反法西斯的二戰和反共產主義的冷戰還要尖銳——敵人不在鐵幕之後，敵人早已登堂入室，甚至連家人也變成了敵人。要打贏這場「文化戰爭」，首先需要恢復和普及常識。
為什麼在深受共產極權凌虐的國家，支持「川普主義」的人最多？
「川普主義」的出現，是病入膏肓的美國自我拯救的一次撥亂反正，是百年來美國乃至西方世界「文化戰爭」的高潮。
「川普主義」比川普重要，你可以不喜歡川普，但你無法不面對「川普主義」。作為「川普主義」誕生之地和基督教文明最後一道防線的美國，不乏討論和研究「川普主義」的著述。但在美國之外，此種論述多少顯得「知音少，弦斷有誰聽」。即便在英語文化圈內部，在早已習慣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主義「溫室」及全面世俗化和去基督教化的「五眼聯盟」其他四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紐西蘭，也很難找到關於「川普主義」的正面論述，更不用說自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以來就與英美路徑分道揚鑣的歐陸了。
然而，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美國之外，最深刻的「川普主義」論述卻出現在東歐諸國和中國。為什麼在東歐諸國和中國會出現對「川普主義」具有「同情的理解」乃至「熱忱的認同」的思潮？
原因很簡單：如T.S.艾略特所說，「更亮的光啊，我們替較小的光贊頌您」——在黑暗的最深處，人們反倒容易見到光；在深受共產極權凌虐的國家，基於切膚之痛，支持「川普主義」的人最多。中國人「苦秦久矣」，深知左派的危害——無論是中共的左，還是西方左派的左。這一現象，如同此前哈維爾（Havel）、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等東歐知識分子對美國反恐戰爭的強烈支持。以哈貝馬斯（Habermas）為代表的傲慢自大的西歐知識分子，從來不願傾聽東邊「窮親戚」的心聲。「反美主義」高漲的西歐知識界，認為親美的東歐知識分子是「歐洲的叛徒」——只差沒有宣布取消他們的「歐洲籍」了。對此，德國評論家揚·羅斯感歎說：「這個洲的東邊是有話要對西邊說的，誰要是拒絕聽，倒霉的就是他自己。那些在伊拉克戰爭爭議中跟美國站在一邊的國家絕不能一概視之為機會主義——像捷克的哈維爾就絕不會是那樣的人。記憶猶新的獨裁經驗更加激發了對抗專制的決心。說到現狀，『核心歐洲』的人民愛之甚深，今天他們也正是為此而不惜與美國翻臉，但在東歐，現在卻還是擺脫不掉半個世紀以來的壓迫記憶。一九八九年所留下的遺產是自由的，也是追求某些新東西的希望。一個拒絕這份遺產的歐洲將會變成化石，終將空留遺恨。」
為什麼要跟美國站在一起？波蘭異見知識分子領袖米奇尼克解釋說：反對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戰爭是正義的，這種正義與波蘭反對希特勒或是芬蘭反對史達林的戰爭性質是一樣的。「讓人道規則在國際關係中消失是對專政的一種包容，也是對在伊拉克、朝鮮、利比亞和古巴的專政體制所犯罪孽的沉默態度。」東歐知識分子從九一一事件中汲取的教訓是：「就像馬太奧蒂謀殺案揭示了意大利法西斯的本性，如果莫斯科大清洗向世界展示了究竟什麼是史達林體制，好比水晶之夜向世人揭露了希特勒納粹主義的本質是什麼，當我看著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大廈倒下時，我明白了世界又重新面臨專政的挑戰。暴力、狂熱和謊言向民主價值提出了挑戰。」
這也是不少中國知識人和民眾都支持川普及「川普主義」的重要原因。認同或反對「川普主義」，形成一九九〇年代以來中國廣義的「自由主義」（中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泛指民主派和改革派，與之對立的是「新左派」，跟西方語境下等同於左派的「自由主義」含義完全不同）陣營最大的一次分裂。不過，不必擔心這種分裂，這種分裂是好事。在「共識」早已成為自欺欺人的謊言的今天，這種分裂促成了與美國保守主義息息相通的「中國保守主義知識人」群體浮出水面。
不是川普分裂美國，新左派的「身份政治」才是造成美國分裂的罪魁禍首
「反川」陣營加諸於川普身上的一大罪名是：製造矛盾、分裂美國。左派甚至將川普妖魔化為希特勒式的種族主義者。這種說法顛倒了因果——真正製造矛盾、分裂美國的種族主義者，不是川普，而是左派，尤其是以歐巴馬（Barack Hussein Obama II）為代表的左派政客。歐巴馬治國無能，卻善於玩弄「政治正確」、「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以此瓦解美國建國的根基。
是歐巴馬，而不是川普，將憲法之下「我們都有同一個夢想」的美國，變成四分五裂的美國：以族裔而論，不僅黑白截然二分，就連亞裔也要搞「細分法案」——「亞裔細分」不是要民主黨要照顧作為「少數族裔中的少數族裔」和「模範少數族裔」的亞裔，而是要在亞裔學生入學上作出進一步限制，是為對亞裔的「逆向種族歧視」。
以性別而論，不是是男女二分、女性平權，而是創造出美國憲法中並不存在的同性戀者和變性人的種種特權，進而炮製出數十種「自我認定」的性別。
以經濟地位而論，繼續製造富人和窮人的階級對立。
以來到美國的時間先後而論，挑動新移民與老移民的對立。
由此，美國變得跟內戰中的敘利亞一樣支離破碎——敘利亞是在二戰之後根據現代「民族發明學」製造出來的國家，而非自發形成的國家。儘管如此，在內戰之前，絕大多數敘利亞民眾認同自己是「敘利亞人」；但在內戰之後，「敘利亞人」的身份認同灰飛煙滅，人們根據種族和宗教信仰而認為自己是什葉派、遜尼派、阿拉維人、德魯茲派、基督徒或世俗主義者，並且彼此敵對和仇視。這就是左派竭力造就的美國的未來嗎？
操弄身份政治，左派隱藏的目標只有一個——去掉美國憲法和憲法背後的聖經。左派的人生哲學，一言以蔽之，就是仇恨。他們知道，美國秩序的根基是聖經，所以聖經是他們仇恨的首要目標。一切關於身份的討論，最後都將回到價值原點。「文化戰爭」或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在最深處就是不可調和的價值和信仰之爭。當大部分越南裔、古巴裔和相當一部分華裔社群支持川普時，《紐約時報》等左派媒體就像西歐知識分子辱罵東歐知識分子一樣，辱罵這些少數族裔是「叛徒」。就連南方非裔美國人社群投票給川普，也會招致白左菁英冷嘲熱諷。此時，左派媒體再也不假裝他們尊重少數族裔的選擇了，再也不怕暴露出「種族歧視」的真面目了。
《美國秩序》一書的諸位作者，大都對此關鍵點了然於胸。劉軍寧寫道：「美國的立國根基，是與神的聖約，是上帝頒佈的摩西律法。這是美國的精神支柱、道德基礎與制度支柱。在此基礎上才有現在的法律與秩序。如果把這個神聖的根基毀掉，兩百多年以來的法律與秩序將坍塌。」
叢日雲寫道：「美國這種『瓦斯普』（WASP）文明，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新教徒的文明，是美國文化的根基，也是現代美國文明的母體。」
高全喜寫道：「既然基督教信仰是美國建國以來的人民信仰的主流傳統，對於這個傳統也要高度尊重，這是保守主義的基本特徵。至於美國的自由主義，也是從這個大傳統中滋生出來的，自由主義如若反對基督教信仰，也就斬斷了自己的生命之源，美國憲法的權利條款還是有一個高級法的大背景的，也就是說，美國憲法從來就隱含著基督教的淵源，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王建勛寫道：「捍衛美國精神（美國文明），捍衛西方文明，就應該捍衛基督教、有限政府和資本主義，而核心是捍衛基督教傳統。沒有了這種傳統，美國將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美國，西方將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西方，西方文明的內核將徹底發生變化。發生質變之後的西方是不是還有有限政府、私有產權、資本主義，是不是還是自由民主政體，恐怕都是未知數。」
美國遭遇「威瑪時刻」，如何絕處求生？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之後的美國，竊國者王，誠實者道路以目。「深層政府」的傀儡、前言不搭後語的老年癡呆症患者拜登入住白宮之後，放任大批非法移民進入美國，試圖將數千萬非法移民全部合法化。
拜登偽政府將川普規劃得井然有序的從阿富汗撤軍計劃搞成了一場可恥的潰敗，他居然稱之為「第二個敦刻爾克撤退」——若是邱吉爾聽到這種不倫不類的比較，一定會氣得從墳墓中站起來，給他一個大嘴巴。
拜登偽政府還利用中國武漢肺炎病毒之危機，強制推行口罩禁令和疫苗護照，企圖將美國打造成由「老大哥」主宰的「大洋國」。
美國面臨著比羅斯福新政和一九六〇年代反越戰的「垮掉一代」的還要嚴峻的國家危機。美國迎來了危機四伏的「威瑪時刻」。威瑪共和國的覆亡，不是希特勒有卡里斯瑪魅力，不是納粹主義理論誘人，不是黨衛軍的暴力恐怖，而是威瑪共和國的憲法缺乏具有公民美德的民眾全身心地支持和捍衛（一九一二年之後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也是如此）。
威瑪時代的柏林，文藝之繁榮超過巴黎，但那宛如「火山口上的舞蹈」。威瑪文化的黃金時代，早已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那些年的威瑪就像是魔山上的世界：表面上紅光滿面，實則弊病叢生。」
納粹上台前夕，威瑪文化正處於從現代到後現代轉換的關鍵階段。一戰之後，歐洲在科學、藝術、建築和設計諸多領域關於「現代」的自信日漸強烈，同時還出現了一種觀念，認為「現代」認知與一戰期間釋放出來的大規模合法暴力並無關聯——人們通常將關於現代的自信同這種觀念聯繫在一起。到了一九三〇年代初，無論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學著作，還是畢卡索（Pablo Picasso）的畫作，或是伍爾夫（Virginia Woolf）的小說，抑或包豪斯（Bauhaus）的建築風格，無一例外被認為同「社會進步」關聯，是對傳統觀念尤其是傳統民族觀念和性別觀念的挑戰。同時，現代主義從一開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徵：它承認工業資本主義是一個世界體系。這就是思想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所批判的具有自我毀滅基因的「現代性」。
此時，古希臘時代以來有關完整性觀念，走向令人悲哀的衰微。於是，威瑪知識分子努力克服碎片化處境，思想家轉而尋求其他庇護所。許多人在納粹主義那裡找到了安慰，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即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他的「詩意棲居」哲學與納粹的浪漫主義不謀而合。此後，海德格充當了「一名沒帶天國福音的教士，一名形而上的衝鋒隊長」。在威瑪共和國終結前不久，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Johannes Tillich）以鮮明的方式評論說：「從兒子那裡出發創造母親，從虛無中召喚父親，那是摧毀所有政治理想的嘗試。」
如今，類似的文化革命正在美國施施然地登場——作為威瑪時代現代主義升級版的後現代主義、虛無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如鑽進鐵扇公主肚子的孫悟空一樣，在美國的心臟地帶發起了衝鋒。這是一場觀念秩序的戰鬥，卻比軍隊之間的戰鬥還要激烈。
美國若要避免威瑪共和國覆亡的前車之鑒，唯有從左派手中奪回大學及各級教育機構，奪回媒體和網路，奪回白宮、國會和法院，恢復憲法的尊嚴，守住國家的邊界。
這場戰鬥不能僅靠川普和「川普主義」來完成，美國還需要有一場扎根於「川普主義」的、比茶黨運動更聲勢浩大、更綿長不絕的「護憲運動」和「護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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