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盛世的崩塌》）的尾声写了长安的废墟。后人看到那些历史上著名的地点，如今却已经变成荒草丛生之地，遥想当年的繁华景象，不由得心生感慨。这样的体会部分来自我自己的经历。
1986 年，我跟随祖父母离开了云南玉溪的住所，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和一天的汽车，回到了山东，那一年我只有九岁。由于路途遥远，我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回去看一眼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但我想错了。二十年后，我辞去了在上海的程序员工作，开启了属于我的漫游时代，当时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我童年的住处。于是，我循着残存的记忆，一路打听，来到了那片距离玉溪城区只有七公里的祖父单位旧址。
是的，那时候那里已经是一片废墟。我祖父的单位早已高开了那里，搬到了玉溪城内，我所能看到的，只是片空房子。我能够找到祖父的办公楼-那栋楼上了锁，里面传出大吠声。距离办公楼不远就是住宅区。在我记忆里，当年的住处是宽敞的，但现实中它却只是狭小的三间房，已经没有人居住，被租给了当地人养猪，一头头肥猪在我当年的住处，戒备地望着外面的陌生人。
我所上的幼儿园原本是一座庙宇，现在也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功能。我就读的小学变成了工人居住区，因为那儿开了一个不知做什么的工厂，恰好需要安置工人。祖父的整个单位最神秘的所在是一片实验室，曾经堆满了各地的矿石和化石，现在却成了那家工厂的办公室。
事实上，这些房子和我记忆中的形象都有了区别，许多都已经破旧，有的甚至已经倒塌。在我心里，这里曾经是另一番景象：屋子里住着熟悉的人，食堂里熙熙攘攘，我和小伙伴们在操场上飞奔，或者看一场露天电影。地点没有变，但人都消失了。
在那儿，我不断地搜寻着童年的痕迹，在一根柱子上发现了当年我的涂鸦，在另一面墙上有我写下的字句。二十年后，它们依然还在，这证明我没有找错地方，但我又知道，我再也回不去当年了。
那种再也回不去的感觉将伴随我终生。而我更怀念的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早在1996年年初就双双去世了，那时我刚上大学一年级。从一岁半，我就一直跟随他们生活，直到离开他们去上大学为止。不想，我第一次远离他们只有不到半年，甚至没有等到第一个寒假，他们就不在了。
他们的离开让我意识到，我以前的世界不会再回来了，而我在余生中能做的，只有按照他们的期望和教导继续生活下去。那时，我才开始思考他们到底希望我成为什么样的人。也只有那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给了我多大的财富。
在跟随他们生活的十几年里，他们一直教育我不要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的思考，压缩心中的物质欲望，用最小的代价去生活，用最大的努力去满足自己的兴趣。直到今天，我的亲人朋友依然为我节俭的生活习惯感到惊讶，仿佛我是闯入这个消费时代的陌生人。还有更多的人不明白为什么我每天都像没有明天一样忧心忡忡地去做事，总是试图把进度提前，多做一些。
我已经二十多年没有看过电视，除了偶然知道的几个喜欢的歌星，对现代的演员已经完全陌生。
在周围的人看来，我是一个没有生活的人。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祖父母给我的财富，我将终生感谢他们。是他们教会我，一个人必须为了自己的兴趣而活着，并坚持到死亡的那一刻。
《盛世的崩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生活"的人的最新作品，它不是第一部，也必然不是最后一部，在我的规划中，《盛世的崩塌》与另一本书《汴京之围》构成了一组"唐宋盛世双联剧"。这两部书记载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绚烂的朝代，唐代是因为它的武功，而宋代则是因为它的文治。
在《汴京之围》中，我集中写了北宋最后几年，特别是最后一年的情况，去追寻北宋亡国的原因。而在《盛世的崩塌》中，我考察的则是唐代的开元盛世以及之后的安史之乱。本书写作最大的目的，是想探讨唐代的开元盛世是怎么兴起，又是因何而衰落的。
按照我的意图，是想写一部关于这个时段的全记录，让现代的读者体会当年唐人的生活和经历，看到他们所面临的抉择，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方面进行全面的考察，形成一幅全景画。所记载的人物除了皇帝、宰相、高官、武将之外，还有文人这个特殊的群体（特别是诗人），通过对这些人的描写，我想将盛唐和叛乱全面地展现出来。
但是，任何写作都必须有足够的资料。与宋代的文献相比，唐代由于处于印刷术的早期，书籍的印刷还没有完全普及，导致唐代的文本流传下来的比宋代少得多。另外，与宋代的资料比起来，唐人的记载更加天马行空，往往更具传奇性，却缺乏史实依据，因此，使用起来也必须加倍小心。
这些原因就导致我在写作时只能依赖更少的资料，主要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官方资料。这一点，决定了《盛世的崩塌》不可能像 《汴京之围》那样更加细节化。但这本书也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它更加注重写全景，并更加注重分析背后的原因。
除了探寻究竟之外，我也希望能够引起读者充分的思考，并意识到，盛世的到来，往往意味着政府内部以及政府和民间达成了一定的互信，尽量不要互相伤害，这样节省了互相防备的成本，并可以通过放松管制，来促进民间经济的自我修复和发展。
而一个盛世的结束，往往源于政府大把地花钱，其中花钱最大的项目往往是战争或者对外关系。如果不知道克制，一味地炫耀盛世武功，往往适得其反，由于财政花费过度，必然通过加税或者让渡中央权力的方式来解决财政问题，这就会造成整个政治的失衡，从而导致盛世的崩塌。
这个规律不仅对古代社会有效，即便在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避免战争、克制地选择和平，并通过放松民间管控来改善经济环境，在社会中产生互信的基础，至今依然是发展的必由之路。但这看似简单的教条，却需要多大的智慧才能做到！
创作本书时，恰逢新冠肺炎肆虐之时，本书的资料准备于2018年，动笔于2020 年春天，草稿 2021年2月春节之前完成于大理风吼居。
▲自由作家 郭建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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