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否认的是，孔子对帝师的位置是非常向往的，对帝师所能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憧憬的，为此他周游列国。
为什么历代帝王僭主都如此看重孔子，把他封为所有人的万世师表?孔子究竟主张什么以致如此博得帝王们的欢心?我以为，君王们最看重的就是孔子及后来儒家的君臣学说。
帝王师的本质，是如何教授帝王把天下民众都变为君王的臣民，不论其用心多么良苦，在效果上都是在巩固君臣关系的格局，扩展君臣关系的秩序。
有意思的是，孔子关于伙伴关系和君臣关系的论述全部都集中在其《论语·颜渊》一章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出自这一章，难道这是一个巧合?《颜渊》也许是《论语》中最重要的一章。
在儒家的道德与政治秩序中，君臣关系是最高、最重要的关系。在回答齐国君主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齐景公心领神会，大喜过望，马上接着说道：“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双方达成高度的共识：君主要像君主的样子，大臣才有大臣的样子;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才有儿子的样子。所有社会成员要恪守“君王至上”的政治秩序，国家才能安定。
中国的君臣关系后来演变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显然是一个清晰的源头。
孟轲顺着孔子的思路詈骂无君无父的人是禽兽。宋朝的文天祥所理解的正气居然包括“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这样的内容。曾国藩被视为近世第一儒臣，也许他在其家书中的这句是得孔子真传：
“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
的确，孔子还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侍君以忠。”(《论语·八佾》)孟轲也宣称：“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
但是，一旦君主的地位不可动摇，任何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在强大的君权面前都无济于事了。孟轲讲“民为贵”、“君为轻”，主张对暴君可以诛之、杀之。
但是，即便是诛杀之后，还是要回到以君为主的君臣格局。一旦出现暴君，历史重演一遍。中国的历史倒也的确是这么走过来的。
孔孟的民本思想，仍然是站在君王立场上的。君王即使优先考虑百姓的利益，最终还是落实到维护自己的江山上。这样的民本背后还是以君为本。
孔子和后来的儒家也主张在君臣之间要有良性、善意的互动，一些儒生为在君王面前捍卫臣民的尊严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孟轲甚至说，“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公孙丑上》)
根据内置在这句话里面的政治逻辑，天下是属于私人的，是可以用暴力获得的。如果被杀的是罪大恶极、罪有应得、民愤极大的人，为夺天下，杀多少这样的人也是应该的。
我与一些儒家人士的一个重要分歧是，我认为仅仅批评、抵制暴君是不够的，即使对贤君也不应该服从，必须从根本上否定基于君臣关系的政治秩序。
以君臣关系为架构的政治秩序，不论君王是贤明还是暴虐，都不具有道德与政治正当性。承认君王权力至上，坚持君臣格局，等于主张天下私有，认可基于暴力的统治的正当性。
只要君王的权力是绝对的，君臣秩序是不变的，就不可能对君王有有效的约束。主张不服从贤君，不是说君王不可能干好事，而是君臣格局本身就是恶的、不正义的，不会因君王贤明而改变。
孔子和后来的儒家，先把君王置于一个不可动摇的权力巅峰上，然后再区别其好坏。这时，即便褒好贬坏，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论贤君、暴君，君臣关系在本质上都是专制的。
君臣格局本身就是一个专制格局，怎么可能通过期盼明君来改变君臣格局的道德属性?一旦树立起虎狼对羊群的绝对统治权，以虎狼为君，以羊群为臣，再去捍卫羊群的尊严，要求虎狼自律，不仅徒劳，而且虚伪。
当君臣格局以及对君王的绝对忠诚确立起来后，任何小骂都变成了更大的帮忙。只要不触及君臣格局，即使像孟轲那样激烈主张杀伐暴君，都无济于事，舍生容易，取义已经不可能了。
所以，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君臣关系，就是主张专制。主张君臣格局的，是专制的知识保镖;主张伙伴关系的，是自由的知识保镖。具体到孔子，他既是专制的知识保镖，又是自由的知识保镖。
如果说，所有帝师都是伪先知的话，那么，孔子一半是真先知，一半是伪先知!原来孔子思想中有这么对立的内在冲突，难怪孔子及儒家拥护者与反对者们始终针锋相对。
——网友推荐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