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评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农民进城打工四十年。如今第一代农民工已经是爷爷辈，第三代已经是青少年，甚至也到了打工年龄。
假如当初他们进城打工时，没有户籍制度，人在哪里工作，就等于在哪里扎下了根，像我爷爷那样，抗战胜利后从扬州江都县邵伯镇农村到上海打工，先是做码头工人，后来又被招聘为海员，爷爷到上海打工，父亲12岁也到了上海，父亲在上海打工12年，24岁那年有了我—第一个孩子，我和之后出生的弟妹，就成了出生于上海的本土人了。
假如没有在55年实行户籍制度，或者改革开放的时候取消了户籍制度，那么这四十年来农民工进城打工，就会重演我爷爷当年到上海打工的故事，第三代就成了在上海出生在上海长大在上海受教育的本土人。他们就会延缓甚至抵消了上海的老龄化。
一、二线城市是中国的经济支柱，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命根子。只要一、二线城市的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中央也就能获得游刃有余的转移支付能力。
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当整体经济下滑的时候，不仅农民工几十年的努力与奋斗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只能悲伤回乡，大城市也将遭受老龄化和财政赤字的双重打击，几乎找不到走出困境的出路。
既然户籍制度之下没有赢家，为什么固守这个制度坚决不改呢？
人生而平等至今依然是浪漫主义的梦想。生而不平等有两类，一类是自然而然造成的，如有人出生于贫寒之家，有人天资聪颖，这些都是无奈的生而不平等。
另外一种生而不平等，是人为的制度设计造成，如漫长的封建世袭制度，就属于人为设计造成的生而不平等。只要人为设计的生而不平等在控制这个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成为文明社会。
人为制造的生而不平等是罪恶的渊源。
（吴洪森写于2024年1月15日上海莘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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