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田康博 / 自由時報-星期專論
立法院騷亂不安。因為一月十三日的選舉，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呈現民進黨、國民黨和民眾黨三黨不過半的局面。立法院正副院長將由誰擔任，掌握關鍵少數的民眾黨將扮演何種角色，相關的討論和攻防正在進行中。
比較一下日本的制度，日本國會議長雖然擁有極大的職權，但比起自身的判斷，更重視依慣例來行使權限，是一種實際上的榮譽職，國會正副議長的選舉也極為平順。將國會視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日本，眾、參兩院議長的地位崇隆，薪資遠高於首相和最高法院院長，在國會外交上也相當於「國家的門面」。
超黨派共識的重要性
雖然台灣與日本的制度不同，但是希望提供給台灣讀者參考的是，由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搭檔擔任正副議長的超黨派共識，以及選定候選人時的「資深制度」。
日本的眾、參兩院均有從第一大黨選出議長、從第二大黨選出副議長的慣例，也就是分別對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提出的人選投下贊成票，選出正副議長。換句話說，由於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搭檔擔任正副議長是超黨派的共識，因此通常不會發生攻防或跑票。
因為國會是朝野政黨共同制定法律和預算等的地方，議事的進行必須由朝野合作推動。在日本，即使執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也不會連國會副議長都由第一大黨的議員出任。
從歷史上看，或許是因為戒嚴時期，五院正副院長及其以下職位，全都取決於國民黨，因此在台灣，連國會正副議長也淪為權力鬥爭的戰利品。
重構資深制度
日本國會的議長、副議長是資深國會議員的「登頂職位」，條件可能包括當了卅年以上的國會議員，再加上人品和黨派色彩較弱等等，最後才成為候選人。此外，議長卸任後避免進一步進取首相寶座，也成為一種慣例。
台灣民主化已大約有卅年時間。在選出增額立委的過渡期雖有資深制度，但沒有經過台灣選舉洗禮的老立委缺乏權威，受到年輕黨外立委的重重圍攻。
王金平擔任院長時期，資深制度在實質上已發揮功能。不過，之後的兩次選舉，蘇嘉全擔任兩屆立委就當上院長，蔡其昌擔任兩屆立委就當上副院長，而擁有豐富行政歷練的游錫堃，則在沒有擔任過立委的情況下就當上院長。二○一六年立法院改革後，隨著議事運作透明度的提高，正副院長進一步轉變為功能性、象徵性職位。台灣立法院長掌握大權的時代已經結束，各黨黨鞭擁有更大的權力。
儘管如此，選後受到關注的立院正副龍頭可能人選，依然連首次當選的新科立委都被提出討論，不免令人覺得，立法機構的議程管理工作遭到藐視了。
成熟民主，凝聚共識
實際上，日本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建立這種慣例。二次世界大戰後，也曾有權力慾望強烈的議員，渴望擔任議長或副議長。然而，日本為建立國會的權威，朝野政黨經過幾十年的合作，才形成上述慣例。進入民主成熟期的台灣，或許該是提高立法院權威的時候了。
去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遭到罷免，繼任者的選任陷入混亂仍記憶猶新。這是因為眾議院共和黨分裂所致，然而，美國有贏家通吃的制度，國會並未設置副議長。台灣立法院既然有副院長的職位，是否應由第二大黨的立委來擔任，否則根本無需設置副院長的職位。
國會議長、副議長是朝野合作治理國家的職位，是國家的門面，不應該成為權力鬥爭的戰利品。即使這次無法及時完成，二月一日後也可透過朝野協商，在下次正副立法院長選舉中形成超黨派共識。若能提前決定規則，應可減少無謂的耗損。
以上或許為書生之見，但若能供讀者參考，將不勝感激。
（作者松田康博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駐日特派員林翠儀譯）
20240128
立法院騷亂不安。因為一月十三日的選舉，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呈現民進黨、國民黨和民眾黨三黨不過半的局面。立法院正副院長將由誰擔任，掌握關鍵少數的民眾黨將扮演何種角色，相關的討論和攻防正在進行中。
比較一下日本的制度，日本國會議長雖然擁有極大的職權，但比起自身的判斷，更重視依慣例來行使權限，是一種實際上的榮譽職，國會正副議長的選舉也極為平順。將國會視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日本，眾、參兩院議長的地位崇隆，薪資遠高於首相和最高法院院長，在國會外交上也相當於「國家的門面」。
超黨派共識的重要性
雖然台灣與日本的制度不同，但是希望提供給台灣讀者參考的是，由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搭檔擔任正副議長的超黨派共識，以及選定候選人時的「資深制度」。
日本的眾、參兩院均有從第一大黨選出議長、從第二大黨選出副議長的慣例，也就是分別對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提出的人選投下贊成票，選出正副議長。換句話說，由於第一大黨和第二大黨搭檔擔任正副議長是超黨派的共識，因此通常不會發生攻防或跑票。
因為國會是朝野政黨共同制定法律和預算等的地方，議事的進行必須由朝野合作推動。在日本，即使執政黨在選舉中取得壓倒性勝利，也不會連國會副議長都由第一大黨的議員出任。
從歷史上看，或許是因為戒嚴時期，五院正副院長及其以下職位，全都取決於國民黨，因此在台灣，連國會正副議長也淪為權力鬥爭的戰利品。
重構資深制度
日本國會的議長、副議長是資深國會議員的「登頂職位」，條件可能包括當了卅年以上的國會議員，再加上人品和黨派色彩較弱等等，最後才成為候選人。此外，議長卸任後避免進一步進取首相寶座，也成為一種慣例。
台灣民主化已大約有卅年時間。在選出增額立委的過渡期雖有資深制度，但沒有經過台灣選舉洗禮的老立委缺乏權威，受到年輕黨外立委的重重圍攻。
王金平擔任院長時期，資深制度在實質上已發揮功能。不過，之後的兩次選舉，蘇嘉全擔任兩屆立委就當上院長，蔡其昌擔任兩屆立委就當上副院長，而擁有豐富行政歷練的游錫堃，則在沒有擔任過立委的情況下就當上院長。二○一六年立法院改革後，隨著議事運作透明度的提高，正副院長進一步轉變為功能性、象徵性職位。台灣立法院長掌握大權的時代已經結束，各黨黨鞭擁有更大的權力。
儘管如此，選後受到關注的立院正副龍頭可能人選，依然連首次當選的新科立委都被提出討論，不免令人覺得，立法機構的議程管理工作遭到藐視了。
成熟民主，凝聚共識
實際上，日本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建立這種慣例。二次世界大戰後，也曾有權力慾望強烈的議員，渴望擔任議長或副議長。然而，日本為建立國會的權威，朝野政黨經過幾十年的合作，才形成上述慣例。進入民主成熟期的台灣，或許該是提高立法院權威的時候了。
去年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遭到罷免，繼任者的選任陷入混亂仍記憶猶新。這是因為眾議院共和黨分裂所致，然而，美國有贏家通吃的制度，國會並未設置副議長。台灣立法院既然有副院長的職位，是否應由第二大黨的立委來擔任，否則根本無需設置副院長的職位。
國會議長、副議長是朝野合作治理國家的職位，是國家的門面，不應該成為權力鬥爭的戰利品。即使這次無法及時完成，二月一日後也可透過朝野協商，在下次正副立法院長選舉中形成超黨派共識。若能提前決定規則，應可減少無謂的耗損。
以上或許為書生之見，但若能供讀者參考，將不勝感激。
（作者松田康博為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駐日特派員林翠儀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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