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二代為甚麼能在當代中國政治中扮演如此負面又如此重要的角色？這個問題不能僅從紅二代的社會地位和群體特質來找答案，而需要一個更大的歷史視野。那麼，我們現在是否有可能對這個涉及20世紀中國大革命的重要問題，給出一種有助於建構未來的全新解讀呢？對此，我持樂觀態度，因為人類正在經歷一場歷史認知的革命。
自中共建政以來，由於冷戰帶來的政治約束，也由於西方史學本身的局限，對中國革命的歷史和文化邏輯始終不能建構有助於理性對話的論述框架。近年來，這方面有了重大突破，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非官方和非本土的中文歷史敘事大爆發，並達到了非常高的表達水平。我對紅二代問題的認知，得益於這些新的歷史敘事，其中包括劉仲敬對政治文化演化邏輯的論述，也包括最近王賡武先生關於文明和文化概念的思考。
理解20世紀的中國大革命，不能不引進文明互動的全球史視角。劉仲敬關於內亞文明如何影響了東亞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的論述，深化了我對中國為甚麼難以形成多元自治格局的理解，而王賡武關於文明與文化內涵差異的思考，則啟發了我理解為甚麼漢字文明總是傾向用改朝換代重建大一統來應對秩序危機。具體到20世紀的中國革命，簡單地說，就是漢人把西方的文化資源引入了改朝換代的傳統，反覆重建大一統的政治秩序。這模式是太平天國在19世紀首創的，20世紀的中國大革命不過是借用了民族主義、共產主義這些更時新的思想和文化資源來實現改朝換代。
問題是，這種極具破壞性、反覆重建大一統的現代建國路線是必然的嗎？今日中共政權與紅二代面臨的危機，意味著中國在劫難逃，還要再通過一次大分大合的災難，才可能完成現代國家的建構嗎？我的看法是，第一，沒有西方文明的自毀，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走向共和之路，不至如此曲折，而沒有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沒有二次大戰，則中共不能建政，因此不會有現在這樣嚴重的國體危機；第二，中共奪權成功，消滅了產權和社會自治，社會契約不可持續。這一點集中地表現在紅二代的社會和政治特權，缺乏正當性。
文革初期，紅二代試圖借新暴力來給自己賦權，但與毛澤東的政治目標發生了衝突。紅二代得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參與了後毛澤東時代的變革。但紅二代沒有放棄「老子打江山、兒子坐江山」的夢想，一方面支持「六四」鎮壓，一方面又紛紛移民發達國家。紅二代的自私和機會主義，推動了中國的經濟開放，深化了中國與外部世界依存關係，也令自己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尷尬。
紅二代尷尬的特權地位，鑄就了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集體品格。雖然不乏有才華也有志向的紅二代，但他們父輩制造的災難和仇恨，讓優秀者很難激流勇進，而更容易選擇隨波逐流和明哲保身。紅二代文化，是一種「騾子」文化，也就是無後的貴族文化。
理解這種無後的紅色貴族文化，是理解習近平這樣低能的人，不僅能以紅二代的名分上位，而且能把紅二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發揮到極致的重要線索。那麼，習近平無能，紅二代無後，革命不可避免，中國就一定會再次自毀嗎？我認為還有理由不認這個命。
梁京：紅二代的命運與21世紀的中國大革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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