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 2024 JAN 17
編者註：2024年1月，徐友漁的回憶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在台灣出版，為其出版此書的王丹說：“为徐友渔老师出版他的回忆录，是我这两年最想做的事情之一。这不仅是因为友渔老师丰富的人生经历，更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对人生和历史的认知，本身就值得作为历史保存下来。”
中國為何是現在這個樣子？這個秘密便是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這個事件不僅改變了整個國家，更是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很多人的命運，其中一位便是中國學者徐友漁。八十年代，徐友漁是恢復高考之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也是少有的哲學系研究生，並剛剛從牛津大學學習歸來，與當時許多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他對這個國家投入了巨大的政治熱情，成為八九學生運動中的積極一員，親眼目睹了整個事情的發生。
作為參與者、親曆者和見證者，徐友漁覺得有責任把這個巨變和自己的反思寫下來，作為這個時代的註腳，從徐友漁筆下，讀者也能窺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些場景，觸摸到時代的脈絡與變化，一些著名事件與人，如八十年代文化熱、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六四事件、劉曉波、零八憲章等等，也有了細微的人性的溫度，而不僅僅是冰冷的事件或是人名。為此《波士頓書評》，特別電話採訪了客居紐約的徐友漁。
《波士頓書評》努力打造一個無禁區的讀書平台。您若是覺得不錯請轉發此郵件給朋友，無法翻墻到網站訂閱請發郵件 boshidunshuping@gmail.com
推特跟蹤：波士頓書評
書評：從書名看，我以為這本書是您的人生傳記。但是在這本書中，除開你上牛津大學的經歷和瑞典訪學的經歷，大部分都是在敘述你參與的一些公共事件，甚至連章節的标题基本都是80年代90年代的一些公共生活事件，非常好奇，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些公共事件來寫傳記，而不是寫個人的經歷和生活？
徐友漁：是这样的，你的那种印象可能是根据现在台湾出版的書名得到的，台灣的出版社把我原来的書名改為《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從這個書名看，你的理解是对的，因为按照这个题目，我可能是要侧重描写个人的际遇和感怀，写一些自己過去经历过和做过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的书本来的名字叫《从牛津大学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时代风云的回顾与反思》，我的本意是要寫一些時代的大事。
在我看起来，寫我個人的经历意義不大，我觉得这本书要有意义的话，就是要把那个时代写出来，我是想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来描写那个时代的脈動和走向，想为历史的发展整理出一些线索。
从这個角度出发，我想通过我跟时代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把那个时代的一些东西写出来，所以我自然要挑選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来写，而不是像出版社的書名所暗示的那樣，描写自己的个人事情。这是两个不同方向的寫作。書名的改動，就容易使人想到这本书应该是写个人的。若是這樣個人的寫作，那麼應該把个人的经历写得更完全和详细。但实际上，我寫得更多的是时代特征、时代的走向、时代的脉动这些东西。
如果要像现在的書名那樣，寫个人的经历和遭遇的话，我就应该换另一种写法。如果那样写的话，我也有很多可以写的，比方从人际关系方面来说，这么多年，我與李慎之、何家栋、陈子明的交往，有很多事情可以写。
此外，如果要写个人经历的话，我也可以寫这么多年来，我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这些地方做访问學者或是特聘教授，或者接受一些国外大学的邀请，专门去做讲演等，这一类事情我可以写很多。但是我主要还是挑从上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这段时间重大的事件來寫，从思想上文化上描写那个时代的特征和走向，我觉得我应该写的是这种东西。
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想自己毕竟是在写回忆录，如果过于概括和抽象，只写时代的风云、特征，那就容易像是寫论说文。所以我还是尽可能寫一些具体的事情和过程，它们跟时代有互动关系，所以我也写了一些在瑞典的生活，在台湾的参观访问等。这样写还是想给人一个印象，别人看到了这本书对我的经历有所了解。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读者对我所处的时代所有了解，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作为时代的观察者，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怎樣的。
書評：書中你寫了很多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事情，你在裡面從你個人角度敘述了這些事情，有很多豐富的細節，幾乎每一個具體事件，你都會說你當時說了什麼，為什麼這樣說，現在又是怎麼想的，就是每一件事都有“回顧與反思”。但是整本書結束，戛然而止，沒有對整個三十多年的回顧有一個“反思”。我想知道，如果你回首這三十多年，您有沒有一個概括性的反思？
徐友漁：你是說写了这本书之後，对那么多事情，应该有一个总结性的東西，對嗎？
書評：可以這麼說吧。在敘述你參與的這些公共事件時，你都會解釋為什麼我當時是這樣一個立場，現在又是如何看等等。我好奇是的是，對過去整個三十多年您有沒有一個“反思”的東西？
徐友渔：我在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注意到了這一點，也很清醒地知道，最好能有一点总结和反思的东西。我的第一本回忆录（文革回忆录《蓦然回首》，1999年出版）的最后一节，标题就是“总结和反思”。这次，我没有寫，不是忘记了，而是考虑之后有意为之。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我覺得，最后中国会走向哪裡，能走到哪一步，我还看不清楚，我还要等等看。当我回首文化大革命时，我是知道那是告别了一场浩劫，中国人民有可能走上一条新路，与全人类公认的价值相一致的道路，而现在的中国，今后会走向什么道路，我没有把握预期和预判，会不会是日本和德国在上世纪30年代那样的道路？也许，再过几年，答案就清楚了，我得等待。第二，当年的讨论和争论，比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争，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结果，还在进行时之中，虽然由于言论空间的紧缩，一般人不容易看到当前的讨论和争论是如何展开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不便得出结论或作出总结。我当然有自己的总体性看法，但是别人会说：你的归纳总结太匆忙了。所以还是想看看下一步的发展，我觉得有一个决定性的东西，说明中国到底是走向哪一边，左的东西、极端民族主义的东西，还可能有一个总爆发，然后尘埃落定。我觉得还要等着看下一步，所以就没有把结论性的东西写出来。
書評：从80年代到90年代，你写了一个场景的变化，也寫了當時你參與的一些公共話題討論。不過，那時還有一個話題，討論得也很激烈，那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问题。從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不知道您對九十年代以及當下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如何看？
徐友漁：8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80年代，可以说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都是热气腾腾，思想非常活跃，大家也特别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来讨论中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89之后一片肅殺，大家都噤口不言，这种情况到後来稍微好了一點，但说话也還是半吞半吐的，直到现在，我觉得大家也还没有恢复到80年代那种比较畅所欲言的情况，當然，现实条件也不太允许有这种情况出現。
总的来说，如果要說今天的知识分子总体状况，我觉得跟其他国家其他时代的知识分子状况差不多。中国知识分子跟其他知识分子群体也一样，首先分成不同的群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想法，不能一概而论。
其中最勇敢的一群知識分子是那些为民请命的人，为了社会和历史的进步而做出努力和贡献的人；还有就是不太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安心做学问的人，一心一意把学问做好、洁身自好的人。当然也有很多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卖身投靠依附于权势的。所以，中國知識分子也是分群體的。
如果一定要笼而统之说的话，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正义感和道德感的，大体上还是能够明辨是非和对错的。他们思想上是明白的，但是在实际行动上是明哲保身的，要求他们去做逆潮流的抗争和为民请命的事情，是做不到的。
当然，我觉得现在还是有少数的知识分子，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道义立场，讨论一些真正的问题的，比如社会的不公正問題，比如中国的腐败问题這麼严重，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问题，还是中国自己的极权主义政治制度造成的等等，這些問題，我觉得还是有人在认真思考，而且得出的结论也还是相当有意义的。
書評：這本書中，您寫得最多的是六四和六四對您的影響，您可否說說六四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
徐友漁：六四对我个人来说影响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我觉得六四的影响大到你再怎么强调它的重要性都是不会过分的。
六四事件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分水岭。我剛說過，80年代大家是意气风发的，要去搞启蒙和思想解放，推陈出新。但是经过六四之後，各种各样的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都不再按照以前的那种方式生活了，思想和生活状态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有些人辞职了、退党了、下海了，也有出国的，完全不能按照以前的方式来生活。我自己也明确意识到，我不能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了。这是從個人角度說，很多人都起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国家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六四是发生在中國的最重大的事件，我觉得，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它把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
我们看六四学生运动，支持學生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动力，实际上和原有的意识形态差不多，比如说六四学生把自己的运动跟共产党以前领导的“一二九运动”看成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唱的也是国际歌；六四之後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这种变化是什么的話，那就是把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了。以前大家无论有多少埋怨，有多少意见，反正还是老生常谈，说惯了的，還是“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但是六四开枪之後，“人民的政府”、“人民的军队”这话就完全站不住脚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最尖锐的问题，我觉得六四最根本的变化是引起中国人最深刻的思考，归根到一点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
六四對世界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它触发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久，接着就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然后是罗马尼亚的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婦被处决，最后是苏联大帝国的解体，等等，这些重要事情的发生，都可以把六四看成是这一系列重大事件发生的起点。所以我觉得，经过若干年以后，我們再来回顾历史的话，六四起点的作用影響巨大，值得深入研究。所以說，六四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影响，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有影响。
書評：您在書中說，您本性熱愛哲學，后来就走出书斋開始研究红卫兵和文革。您可以說說哲学研究和文革研究之间的内在的联系嗎？
徐友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需要有一点多元化的思维，实事求是地说，我研究哲学跟研究文革两者之间没有内在关系，兩者是没有逻辑关系的。
我在书中是這樣说的，我喜欢哲学是出于天性，我研究文革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我自己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在文革中经历了很多事情，体会和感受也很多，我把研究文革当成我的历史责任。一个是出于我天性爱好；一个是出于自己的经历和对历史责任的认识。在我看起来，虽然我同时研究哲学和文化大革命，但是兩者之間並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个情况在很多人身上都有。因为在中国，研究文革是禁区，基本上没有单一地以研究文革为专业的学者。你仔细观察，中国的文革研究者大体上都跟我一样，都是身具两种身份，自己本身有一个职业性的研究领域，比方說社会学或者是文学，文革基本是副业。所以基本上每一个文革研究者，都是一身挑兩副担子，一个是研究本专业的东西，就像我研究哲学一样，其他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甚至研究物理学的等等這些人都有；他们的另一个专业或者说副业就是研究文革。
要說也有一點聯繫，就是自己研究的方法、做学问的方式可以相互补充借鉴，这些东西在研究者那裡，还是可以统一的，这种一致的东西就自己受到的学科训练。對我而言，就是研究文革也要有一种精确的表达和清晰的思维。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人可以同时研究两种不同的学科，这也是在中国研究文革比较特殊的现象。
書評：這些年，文革是否會再來等類似的話題，很熱門，作為文革研究者，您怎麼看？
徐友漁：这些年确实有一种想要恢复到文革的趋势，引起人们的關注。比方說，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说文革是一场浩劫，而把它说成是社会主义探索，这种说法明显表现出一种要恢复到文革去的努力和趨勢。此外還有很多现象和說法也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警惕，比方說，文革的时候讲的是“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现在讲的是绝对的服从和集中，多方面的现象表明文革有可能死灰复燃。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要真正退回到文革是不可能的。简单来说，文革的指导思想是“继续革命”的理论，现在就绝对不可能有发动文革的这种指导思想，现在是绝对要压制这种思想的，怎么可能講继续革命，讲变革权力结构這種理论呢？现在讲的是稳定压倒一切。
文革中对党政干部清洗，采取的是群众运动的方式 ，是把群众发动起来去斗“走资派”即党政官员，而现在绝对不会，也绝对不敢搞群众运动，不敢把群众发动起来。现在搞的是斯大林式的镇压，依靠专政工具和國家機器，现在维稳是重中之重。而文革期間，全国到处是天下大乱的局面，这是文革最根本的特征，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了。
書評：這些年，再加上疫情，中國無論是政治環境還是經濟環境，似乎都在惡化。很多中國人都很悲觀，“潤”成為一種流行。雖然你這本書沒有得出一個結論，但你是否可以想過，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怎麼辦？您有沒有對這個國家絕望過？
徐友渔：我想问的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而是更广泛的“中国人应该怎么办？”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不仅知识分子，而且广大的人民，包括大学生，蓝领白领劳动者，都对现实不满，都关心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中国的法治问题，中国的经济问题。在中国，求发展、求变革的愿望和热情是巨大的，人们并没有放弃理想，放弃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争取变革现实的呼声不绝于耳，争取变革现实的行动和活动层出不穷。我想，从长远看，量变总会积累为质变。所以，从长远的观点看，我们是不必绝望的。
書評：最後能給我們推薦兩本書嗎？
徐友漁：我一直在看很多好书，值得阅读和推荐的好书真是太多了。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我想推荐的第一本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对我的影响很大，而且据我所知，它对中国很多人，尤其年轻人，影響很大。
我经常提到这本书，回味这本书。我的評價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百科全书。它深刻、透彻、动人地描述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歌颂了人间高尚的、伟大的、动人的关系和感情，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爱情，同情与怜悯；鼓励人们要有独立的意志和坚强的决心，决不媚俗地生活于世。它还描述了艺术的动人魅力，艺术家创造力的养成和迸发时的精神状态，等等。我觉得看了这本书以后，可以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有内涵有性情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文明的，有修养的人，使你能够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和價值。据我观察，不论是中国或者外国，现在年轻人中感到无聊、思想空虚的人很多，对人类的真正的感情体悟比较少，我觉得看《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使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懂得和追求真善美的人。
第二本書，我想推荐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这本书使得人们在日常庸碌的生活中，懂得人类阴暗的那一面的东西，懂得什么叫做正义，什么叫做苦难。对于一个人来说， 知道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知道世界上有美好的生活以外，还需要知道人类生活的黑暗的那一面，知道在一个国家当中，如果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的话，人们的生活会糟糕、可怕到什么样地步。知道人類的苦难和可怕，我觉得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课。
徐友漁 | 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
編者註：學者徐友漁回憶錄《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近日出版。《波士頓書評》授權發表回憶錄前言，明天刊發書評對徐友漁的採訪。 書摘： 《革後餘生：從牛津大學到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前言 德國著名哲學家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Ludwig Wiesengrund Adorno)有一句名言：「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也是不可能的。」這句話對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詮釋。 我是以最淺白和直接的意義來理解並踐行這句話──自從經歷了1989年六月四日凌晨發生於北京的那場殘暴鎮壓和血腥屠殺之後，我再也無法以身為一個書齋學者而滿足，今後我所有的研究、思考、寫作，都必須與正在改變的中國現狀相關，必須和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目標相關。
Read full story
《波士頓書評》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