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華
資深政經評論家林保華。（資料照）
中國人民大學號稱「第二黨校」。正牌黨校學員都是調幹生，就是由在職幹部進入學校。當時人大大部分也是調幹生，但也有一小部分是應屆高中畢業生考進，相對來說我們都很幼稚。大量的政治運動與到農村勞動排擠了正常的上課，加上原來的五年制因為「革命需要」而縮為四年，因此許多課程就跳掉不上了。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卻又獲得不少社會經驗，例如政治運動中人與人的關係、共產黨的政策、大躍進與人民公社的實質情況等。面對政治運動僥倖沒有成為「右派」，卻永遠是被批判的「右傾」，在不斷做檢討中終於畢業。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城市裡已沒有私營機構，我們1960年畢業時是國家統一分配，我被分配到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中共黨史。當時黨內鬥爭複雜，我們非黨員聽不到內幕性的報告，我還是糊里糊塗，政治學習發言也失當，所以1964年把我調到化工局屬下培養技術工人的學校，1966年文革爆發，兩年後學生都要送去農村，學校就改為化工機修二廠，起初我被分配在車間做刨床工人，後來調去當倉庫保管員，一直到1976年離開中國。
十年文革對我教育很大，才比較明白什麼是真正的中共黨史。我當時的岳父是大學教授，被當作「反動學術權威」批鬥，我因為住在他們家裡，也被抄家兩次。我本人的海外關係也使我緊張。根據毛澤東的解釋，這些過激行為是群眾運動中不可避免的，要看主流，當時也只能忍受。一批批被揪出來批鬥的當權派，原來都是黨國先進，怎麼後來都變成壞人？當時出現的匪夷所思的侮辱性言行與花式繁多的懲罰行為，讓我覺得這個民族似乎有虐待狂的心理問題。
由於被批鬥的人太多，我不能不對文革重新評價，原來毛澤東與過去封建皇帝的劉邦、朱元璋沒什麼區別，只是加上馬克思主義外衣。而我們週圍同事的被批鬥，則是中共慣用的「挑動群眾鬥群眾」以便於控制。這與過去宣傳的共產黨代表公平正義、為人民服務是兩碼事。理想逐漸破滅，而中共開始放行當年回國的僑生出國來顯示它的「開放」以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於是我申請離開中國。
當年我們離開印尼，都畫押發誓不再回去，如今離開中國回不到印尼，只能留在香港。1976年到香港後，我開始在報章寫中國評論，目的是希望不要有人再與我一樣被共產黨欺騙。我在香港接受了許多法治教育，也認識資本主義的運作規則，尤其開始懂得「人權」這個普世價值，並且以此衡量中國，並且第一次參與民主選舉選出自己屬意的民意代表。我在媒體工作幾年後，轉到香港大學。當時中國正好改革開放，我擔任經濟金融學院院長張五常教授的助理研究員，研究並協助中國進行經濟改革。也因為中國要在九七收回香港，我是反對的，認為中共不可信任，他們會過橋抽板。其後發生六四事件，中國又走回頭路，我不願意再度接受中共的統治，遂與太太楊月清決定離開香港移民他國。
原先我們決定移民加拿大，因為香港申請人太多，作業很慢，趕不上九七前離開，而我堅持一天也不給共產黨再統治。因此由律師在紐約申請，我則在紐約與加拿大官員見面。因此我在1997年6月28日離開香港。到紐約落腳等待見加拿大移民官員時，有朋友建議我何不先申請移民美國試試？因此也以傑出人才身份申請。張五常教授幫我找了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寫推薦信，因為我曾經陪他們與張教授兩次訪問中國，見了趙紫陽與江澤民；另有余英時、黎安友等教授的推薦，所以我只是一天就批准申請，給我綠卡。
從我懂事起，由於接受的是中國教育，所以一直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到了香港仍然維持這個觀點，雖然1980年代初在中報工作期間，也接觸了黨外觀點。但那時我是希望台灣朝野團結對抗中共。一直到六四與台灣開始準備民主選舉之後，我覺得中國改革的道路太漫長，台灣前途應該由台灣人民根據聯合國人權憲章中的「住民自決」來決定。1995年我在台灣表達了「台灣人決定自己前途」的看法，當時香港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少，經人密報新華社（中聯辦前身），因此我再次被列入黑名單（第一次是六四後不久），回鄉證再度被沒收。
1996年7月開始，我應邀在台灣《自由時報》寫專欄，與台灣有了固定的溝通管道；我從自由時報了解台灣，國內海外的台灣人也從自由時報了解我，有幸專欄能一直寫到現在。
來到紐約後，我不但與中國民運人士有許多接觸，也與洪哲勝為代表的台僑有許多接觸。我也很自然的將兩者做了比較。中國民運山頭林立，為爭取資源相互攻軒，尤其魏京生到達美國後的互不服氣讓我很失望。反之，台僑對台灣的關注不帶任何私心，就是以人力、財力、物力支持台灣的民主與獨立運動。2000年陳水扁當選台灣總統更是劃時代的成就。我們一樣感到興奮，並且我與太太做橋樑，由我太太做翻譯，民進黨的美東代表首次進入紐約中華公所進行交流，解除中華公所裡老僑對民進黨可能搞台獨而消滅中華民國的敵意。
其後，我們也參加台僑在美東舉辦的一些社會運動，以及政府組織的全僑盟的工作，但是要通過全僑盟團結國民黨與親民黨人士並不容易，尤其在319槍擊案以後，國民黨捏造的民進黨「自導自演」加深藍綠對立。這點，因為李登輝前總統的群策會舉辦多次活動邀請我回台灣參加，更讓我加深認識。此時中國經濟正在快速發展，一些台灣人把台灣的希望放在中國身上，台灣瀰漫一股親中氣氛，讓民進黨的執政更加困難，讓我覺得台灣很危險。阿扁執政後的2001年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成為第一大黨，但與台聯席位相加，仍然少於國民黨加親民黨，擺脫不了朝小野大的格局。其後因為有關阿珍的傳說繪聲繪影，民進黨聲望下落，阿扁連任後到2005年秋天的三合一選舉，民進黨連宜蘭縣也失守了。民進黨走下坡讓我非常著急。
那時我正好收到雷震民主人權公益信託基金會的通知，邀請我擔任諮詢委員，並在2006年3月7日到台北開會。當時我與太太商量，我們一直關注台灣與香港的前途，在美國難以利用我的優勢，不如回台灣直接參與，也給其他中國人做出榜樣，尤其是1949年隨蔣介石來到台灣，歷經半個世紀到現在還不能認同台灣的中國人。由於我太太在台灣出生，有中華民國護照，所以我們回台灣很方便，我的港僑身份，一年依親就可以拿到中華民國護照了。這樣決定了以後，美國國籍與綠卡都放棄，背水一戰回台灣作為人生的最後選擇。短短幾個月我們就打點好行裝，把房子交託他人就回台灣了。兩年後才回美國把房子賣掉，在台北置產。
2006年回台灣，一年後正式入籍，成為台灣公民。當時，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學術機構工作40年的蔡武雄博士退休後回到台灣，在國科會建立一個獨特的中國事務大型資料庫，叫「科技政策與資訊研究中心」，經賴義雄博士推薦，我參與了其中工作。雖然從成立開始就受到國民黨的打壓，還是舉辦了大型國際研討會，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白邦瑞、譚慎格等都蒞臨。可惜馬英九上台就卡掉經費而被迫結束。2006年12月25日，我還應邀在總統府中樞慶祝行憲暨國父紀念月會做專題報告「制度認同與國家認同」，比較國共憲法，呼籲用國家認同來鞏固制度認同，並對台灣接納我表示感謝。
我回台灣不久，就爆發紅衫軍事件，民進黨氣勢日下，2008年的大選慘敗，立委席次不到四分之一。輸選那一天，我對在競選總部大門前廣場哭泣的民眾表示，我接近70歲來到台灣，就是要與大家守住台灣。台灣不論出什麼事情，我不會離開台灣，與大家在一起。2008年我出版《一個中國人的台灣情》，就是要反映從一個中國人轉為台灣人的這個思路。
所以在馬英九執政後，與中國勾勾搭搭搞九二共識，放中國官員來到台灣。我們與李筱峰教授等遂成立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由我擔任創會理事長。一是強調救的是「台灣」而不是中國；二是強調「反共」，只有反共才能救國。成立目的除了要散播反共的意識形態，也要喚醒當年接受反共教育的老國民黨，你們忘記了老蔣的「反共必勝，建國必成」嗎？建什麼國？自然是不同於原先在中國的「中華民國」。我本來並不想參與社團，不想搞街頭運動，然而面對台灣的危險處境，我只能撩落去。
此後我們參加了多次的街頭運動，尤其在2013年洪仲丘事件以後，我們從2013年8月到2014年春節前夕，每個星期六下午在台北火車站大堂「擺攤」，展示台灣社會運動的若干焦點呼籲大家關心，包括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我們先佔領火車站。由於台灣內部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尤其是馬英九政府與中國簽署服貿協議，不但要打垮台灣的小型服務業，造成大批人口失業，也給中國大量滲透台灣一個機會，台灣面臨亡國命運。在馬英九強迫立法院通過時，年輕人終於忍不住了，爆發太陽花運動，佔領了立法院的議場，不讓服貿協議通過。太陽花運動爆發那天，我們就參與，當天晚上就進入議場，與林飛帆等同學等徹夜留守，以後也持續在議場與同學們在一起，一直到4月10日的撤離。太陽花運動的影響擴散，民進黨終於在2016年再度執政。
在2015年11月馬英九飛去新加坡舉行「馬習會」的那天凌晨，我們在松山機場還與陳為廷等20幾個同學被警察逮捕，後來的罪名是「衝擊指揮部」，原來我們不小心進入了當時他們的指揮部。後來華航提告我們，若非第二年民進黨執政，華航放棄提告，我們可能要坐牢。
蔡英文執政後這8年裡，台灣國際地位大幅提升，台積電的半導體成為台灣的護國神山，帶動台灣經濟發展。然而，台灣還存在國家的認同問題。馬英九的開門揖盜，中國對台灣已經進行大規模的滲透，台灣像被白蟻蛀蝕的房子，不知道哪一天會突然崩塌下來，台灣的民主立即被中國的專制制度所取代。這是目前台灣最大的隱患，外人無從援手。因此不但希望民進黨要繼續執政，更要在未來繼續肅清內部的敵人，建立健康、包容、清廉的政治文化，台灣的民主制度與國家主權才能穩固。這是對台灣未來最大的期望。
在這期間，我也花了多年，在2019年出版《我的雜種人生----林保華回憶錄》，總結我的一生經歷，如何從被中共欺騙到覺醒。2022年我出版了《用鮮血和謊言寫下的百年中共黨史》，寫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蛻化變質淪落到今天這樣一個醜惡的東西。這些，就算是我的遺書吧。
（王康陸人權獎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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