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RGE SCHMEMANN2023年5月12日
"不是的，"她说，"现在更糟。"
她是个反叛者，当初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莫斯科，所以她的这个反应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我也听别的俄罗斯人这么说过，在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生活的都有。随着我更多地回顾那些在苏联和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当记者的日子，随着在乌克兰的暴行一天天地继续，我越来越理解他们的意思。
想到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施加的痛苦，我们很难把这个国家的人看成受害者。事实上，这可能正是许多正直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的俄罗斯——他们的俄罗斯——比苏联更糟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苏联的覆灭却是令普京悲痛不已的事。他们曾经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摆脱了昔日恐怖的暴政，普京不但要让它起死回生，还要给他们的国家带来耻辱和孤立。
这些俄罗斯人所记得的是一个步入尾声的苏联，不是斯大林的地狱。在他们所处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苏联仍然是个压迫性的警察国家，对信息、艺术、商企乃至人事所及的一切都进行着独断而冷酷的控制。考虑到互联网的普及，且俄罗斯人仍然有能力前往国外，那样的侵入性压迫是普京和他的安全机关根本无法复制的。任何一个老苏联异议者都无法否认，就实际感受而言，俄罗斯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那个艰苦的年代。
然而在后斯大林时代，尤其是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压迫仍然有，但至少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斯大林时代那种任意妄为的恐怖已经被更协调有致的控制系统取代：压迫依然残酷，但多了些条理，少了些任意。约瑟夫·斯大林的高度个人化独裁变成了一种有更多合议的统治。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坎告诉我，苏联领导人要是有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严重失策，恐怕是要下台的。
随着苏联老派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渐渐失势，能清楚地感觉到变革在发生，最终有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出场。对当时身处其境的人来说，看着人们在探索被封杀多年的理念、艺术、自由和愉悦，那种激越的感觉很难忘怀。
"我们会将'开放'和'封闭'社会区分开来，但'开放'和'封闭'本身也有不同的性质，"保加利亚政治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这样对我说，他是记录苏联帝国解体最重要的史家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人生活在一个开放中的封闭社会，目睹了过去不可能之事正在成为可能。普京的统治则是一段急剧封闭的时期。人们正在失去他们得来不易的东西。开放带来希望；这样的体制则会导致绝望。"
普京可能无法享有前任苏联领导人所具备的优势。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间，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与全球紧密相连的商业社会，它是不可能再被密封起来的。虽然普京基于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和神话，以及他对于西方的厌恶编造出了某种民族叙事，但他并没有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拿出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宣称自己是在为人类福祉而奋斗。从本质上讲，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建立了一个将政府、政治警察、议会和军队在内的所有大权都集于他一身的体制。
在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十年，用来关押异见人士的最常见罪名是"反苏煽动和宣传"，这条口袋罪至少还明确针对了反对苏联统治的罪行。普京则用更随意的手段报复打击对手，比如他的政府明目张胆地毒害了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并将被指控叛国罪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判处25年监禁。指控格什科维奇犯有间谍罪至少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对一个有俄罗斯背景的人敢于报道俄罗斯真相的愤怒。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镇压变本加厉，因而难以揣测抵抗的程度。入侵发生十天后，俄罗斯4600多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为了躲避强制征兵，数十万俄罗斯男性逃离该国。
但这些反抗者和逃离者得到的尊重并不如苏联时期的异见人士。那时候，非俄罗斯民族可能将苏联与俄国等同，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普世的，反对它的俄罗斯人相信自己在斗争中是与其他受压迫民族和西方站在一起的。来到纽约、特拉维夫或柏林的俄罗斯人没有背负同谋的污名，而且由于异见群体中有许多作家、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俄罗斯文化绽放出了解放自由的光辉。
普京的统治和他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这种情况。俄罗斯以俄帝国主张的名义对乌克兰发动了这场战争，俄罗斯的任何人或事——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背景——都很难彻底摆脱污名。对有良知的俄罗斯人来说，听到普京在毁灭乌克兰的努力中搬出二战——那是苏联历史上令全体人民自豪的最大胜利——的反法西斯口号尤其令人痛苦。
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餐馆（包括那些已经重写菜单的）陷入经营困难。伏特加品牌"斯托里克纳亚(Stolichnaya)"如今变成了"斯托里(Stoli)"。限量版瓶身的蓝黄包装象征了乌克兰，上面还印有"#解放乌克兰"的字样。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终止了与俄罗斯首席安娜·奈瑞贝科的合作，因为她拒绝谴责普京。我也听到有学者后悔在苏联解体后的研究中给了俄罗斯过多的关注。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对这些抵制也很难进行反驳。"俄罗斯人可以说这不是我支持的政权，但他们不能说这不是我的国家，"克拉斯特夫说。
现在预测乌克兰战争将何时结束还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昙花一现的俄罗斯光辉之名，普京对他的人民以及他们的文化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伤害。
ILLUSTRATION BY REBECCA CHEW/THE NEW YORK TIMES
普京要复辟苏联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看法。于是当我偶遇一位在苏联时代的莫斯科结识的女士时，我自然就对她哀叹，现在看上去越来越像那些糟糕的旧时代了。当时《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凡·格什科维奇刚刚在俄罗斯被捕不久。
"不是的，"她说，"现在更糟。"
她是个反叛者，当初迫不及待地逃离了莫斯科，所以她的这个反应让我感到意外。不过我也听别的俄罗斯人这么说过，在俄罗斯国内和国外生活的都有。随着我更多地回顾那些在苏联和后苏联时代俄罗斯当记者的日子，随着在乌克兰的暴行一天天地继续，我越来越理解他们的意思。
想到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施加的痛苦，我们很难把这个国家的人看成受害者。事实上，这可能正是许多正直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的俄罗斯——他们的俄罗斯——比苏联更糟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苏联的覆灭却是令普京悲痛不已的事。他们曾经认为，他们的国家已经摆脱了昔日恐怖的暴政，普京不但要让它起死回生，还要给他们的国家带来耻辱和孤立。
这些俄罗斯人所记得的是一个步入尾声的苏联，不是斯大林的地狱。在他们所处的年代，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苏联仍然是个压迫性的警察国家，对信息、艺术、商企乃至人事所及的一切都进行着独断而冷酷的控制。考虑到互联网的普及，且俄罗斯人仍然有能力前往国外，那样的侵入性压迫是普京和他的安全机关根本无法复制的。任何一个老苏联异议者都无法否认，就实际感受而言，俄罗斯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那个艰苦的年代。
然而在后斯大林时代，尤其是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十年，压迫仍然有，但至少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斯大林时代那种任意妄为的恐怖已经被更协调有致的控制系统取代：压迫依然残酷，但多了些条理，少了些任意。约瑟夫·斯大林的高度个人化独裁变成了一种有更多合议的统治。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坎告诉我，苏联领导人要是有入侵乌克兰这样的严重失策，恐怕是要下台的。
随着苏联老派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渐渐失势，能清楚地感觉到变革在发生，最终有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出场。对当时身处其境的人来说，看着人们在探索被封杀多年的理念、艺术、自由和愉悦，那种激越的感觉很难忘怀。
"我们会将'开放'和'封闭'社会区分开来，但'开放'和'封闭'本身也有不同的性质，"保加利亚政治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这样对我说，他是记录苏联帝国解体最重要的史家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苏联人生活在一个开放中的封闭社会，目睹了过去不可能之事正在成为可能。普京的统治则是一段急剧封闭的时期。人们正在失去他们得来不易的东西。开放带来希望；这样的体制则会导致绝望。"
普京可能无法享有前任苏联领导人所具备的优势。在苏联解体后的30年间，俄罗斯已经形成了与全球紧密相连的商业社会，它是不可能再被密封起来的。虽然普京基于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和神话，以及他对于西方的厌恶编造出了某种民族叙事，但他并没有像苏联领导人那样拿出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宣称自己是在为人类福祉而奋斗。从本质上讲，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建立了一个将政府、政治警察、议会和军队在内的所有大权都集于他一身的体制。
在苏联统治的最后几十年，用来关押异见人士的最常见罪名是"反苏煽动和宣传"，这条口袋罪至少还明确针对了反对苏联统治的罪行。普京则用更随意的手段报复打击对手，比如他的政府明目张胆地毒害了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并将被指控叛国罪的弗拉基米尔·卡拉-穆尔扎判处25年监禁。指控格什科维奇犯有间谍罪至少部分原因可能在于对一个有俄罗斯背景的人敢于报道俄罗斯真相的愤怒。
自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镇压变本加厉，因而难以揣测抵抗的程度。入侵发生十天后，俄罗斯4600多名示威者被警方逮捕，为了躲避强制征兵，数十万俄罗斯男性逃离该国。
但这些反抗者和逃离者得到的尊重并不如苏联时期的异见人士。那时候，非俄罗斯民族可能将苏联与俄国等同，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普世的，反对它的俄罗斯人相信自己在斗争中是与其他受压迫民族和西方站在一起的。来到纽约、特拉维夫或柏林的俄罗斯人没有背负同谋的污名，而且由于异见群体中有许多作家、诗人、音乐家和艺术家，俄罗斯文化绽放出了解放自由的光辉。
普京的统治和他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这种情况。俄罗斯以俄帝国主张的名义对乌克兰发动了这场战争，俄罗斯的任何人或事——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背景——都很难彻底摆脱污名。对有良知的俄罗斯人来说，听到普京在毁灭乌克兰的努力中搬出二战——那是苏联历史上令全体人民自豪的最大胜利——的反法西斯口号尤其令人痛苦。
后果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餐馆（包括那些已经重写菜单的）陷入经营困难。伏特加品牌"斯托里克纳亚(Stolichnaya)"如今变成了"斯托里(Stoli)"。限量版瓶身的蓝黄包装象征了乌克兰，上面还印有"#解放乌克兰"的字样。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终止了与俄罗斯首席安娜·奈瑞贝科的合作，因为她拒绝谴责普京。我也听到有学者后悔在苏联解体后的研究中给了俄罗斯过多的关注。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对这些抵制也很难进行反驳。"俄罗斯人可以说这不是我支持的政权，但他们不能说这不是我的国家，"克拉斯特夫说。
现在预测乌克兰战争将何时结束还为时过早。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昙花一现的俄罗斯光辉之名，普京对他的人民以及他们的文化造成了巨大而持久的伤害。
Serge Schmemann自1980年加入时报，曾在莫斯科、波恩、耶路撒冷和联合国担任分社社长。他2003至2013年在巴黎担任《国际先驱报》社论编辑。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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