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日本廣島G7峰會，具有多重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對國際社會近期的多邊和雙邊關係，還是對所謂「新冷戰」全面展開的格局，乃至對新世界秩序的未來導向，都會產生非常重大的即時且深遠的影響。當然，直接牽連到世界秩序所有層面的就是烏克蘭和中國這兩個國家給世界帶來的難題。
美國歷史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科特金（Stephen Kotkin）在不久前的一次對話中，對烏克蘭的難題講的很清楚，那就是戰場上的一時勝利難以轉化成持久和平，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個難題，只有借習近平的中國之力才有可能解決。（Episode #236: Dialogue with Stephen Kotkin, The Hub Canada）科特金的基本邏輯是，烏克蘭的和平問題涉及到了跨代的身份政治難題，俄國雖然輸掉了戰爭，但心不會死，而中國的實力可以讓有心無力的俄國撐下去。因此，除非習近平能夠在《北京條約》中簽字擔保，烏克蘭將難以贏得持久的和平。
我非常認同科特金教授的歷史觀，包括他最近研究當代中國形成的一些洞見，但是，我並不認同他關於北京能幫烏克蘭贏得和平的議論。我認為他很大程度是以幽默的方式強調，中國對當前世界面臨的所有難題，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科特金對俄國和中共認識之深，我認為他對一個擔保烏克蘭領土完整的「北京條約」，不會抱任何幻想。
這是否就意味著西方乃至烏克蘭會完全放棄與習近平商議《北京條約》或者《西安條約》的文本呢？我認為恰恰相反，西方絕不會放棄拉習近平入局議和的努力，因為僅僅為了策略原因，也不應放棄這種努力。習近平當然樂意有一個他簽字代表中國的「和平協議」，但普京會接受嗎？澤連斯基會接受嗎？
科特金用韓國在停戰後獲得長期繁榮的例子，婉轉地指出了對烏克蘭不理想、卻可能更現實的一種選擇，那就是把領土問題先擱置起來，通過接受停戰而獲得加入歐盟的實惠。習近平的中國顯然樂意促成這樣的「和平協議」，而我們也都知道，如果今年戰局發展的結果讓烏克蘭和西方的代價太大，停戰的選擇就會變得非常現實。問題是，到那時烏克蘭和西方還會不會讓習近平借簽訂「停戰協議」又在北京或西安風光一回？我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
我的基本理由是，今明兩年的世界變數太大，多數國家都有一種大難臨頭的預感，大趨勢對習近平非常不利。也就是說，既不會是「西升東降」，更不會是「東升西降」，而是大家都降。在此背景下，廣島G7峰會的一個重大意義，就在於不僅達成了中國是激化所有全球性風險的頭號來源這一共識，而且協調了應對中國風險的立場和策略。廣島G7峰會，日本在西方陣營「去中國風險」的集體努力中歷史性地扮演了領導角色，意義格外重大。原因是，西方精英很難看懂中國行為的歷史和文化邏輯，數度導致嚴重的誤判和失誤。科特金們有助彌補西方領導人的認知不足，但由於東西方文化差異巨大，科特金不可能扮演當今的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更代替不了安倍晉三代表的民主政治領袖，而廣島G7峰會表明，日本對中國的深刻理解，已經成為全球民主陣營應對中國挑戰的寶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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