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臉書）
2023年5月16日3点30分，俄罗斯空军携带6枚匕首超音速导弹，黑海舰队9枚Kalibr导弹，还有3枚S-400和伊斯坎德尔M型陆基导弹，共计18枚从北东南不同方向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袭击。18枚导弹全部被击落拦截，这是人类空战史上的首例，即戳破了俄罗斯超音速导弹不可拦截的神話。
此際，正盛傳烏克蘭將對俄「春夏大反攻」，但是澤倫斯基一再強調他需要更多時間準備，現已五月中旬，若反攻未啟動，則戰事恐拖延，"后俄乌战争时期"（post R-U-war era）不會到來，可是普京不勝即敗，比戰爭更大的失敗，乃是「大俄羅斯」意識形態的再一次崩解；接下來，全世界會不會看到諸如俄罗斯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瓦解、军队倒戈，包括普京被绳之战争罪犯归案，以致联邦解体等等更大的動靜，則是「后俄乌战争」了，這個大動靜會發生在俄羅斯東頭的中亞腹地，俄羅斯歐洲板塊怎樣，已經不足為奇。
"中亞"背後是廣袤的"内亚"，和整個歐亞大板塊的縱深。內亞一東一西，正有兩個強權，西邊的俄羅斯在衰敗，此刻又被拖進戰後泥潭；東邊的中國正在崛起，欲與美國爭奪霸權，其"一帶一路"，所謂"丝绸之路经济带"，正要穿越這個不確定地區。
所以這個「春夏大反攻」意義深遠，可能將演化成一次非同小可的歷史槓桿作用，此撲朔迷離，恰在俄羅斯的大顛覆，勢必影響北京，也肯定緩解台海局勢，網上名嘴們眾口一詞：普京輸掉侵烏的直接教訓，將是遏止習近平侵台。
廣袤內亞的東緣有個新疆，習近平在那裡實施"種族滅絕"政策，形同摧毀那裡的一切制度建置，恰與內亞正在醞釀的無政府狀態吻合。美國作家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曾在《外交事务》杂志發文《欧亚大陆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稱：
『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正隐约浮现的危机可能加剧这种危险。这些威权国家持续的稳定令中国愈加易于控制其自身的中亚少数民族，但时间或许正在耗尽。这些政权中的一些，是由同一批具有勃列日涅夫时代中央委员会委员特点的人士领导，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执政。如今，这些领导人正在老去，他们的政权合法性可疑，他们的经济依旧与俄罗斯和中国自身渐趋放缓的引擎保持联络，他们的人口正变得更加伊斯兰化。也就是说，对中亚来讲，爆发一场类似阿拉伯之春的运动，时机或许已经成熟。』
二、15英寸降水線
「內亞」在中國歷史和中文語境中，究竟是什麼？
『人們還記得秦始皇修的古長城嗎？如今它還沉睡在沙漠之中。茫茫流沙從北方一步步蠶食過來，狂風雕塑著它，彷彿它是一個千年的流放者，躺在這荒漠之中，凝固成一個沒有答案的沉思。』（《河殤》）
我三十年前寫下的這段文字，至今還可以讀出一股悲涼來。
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論斷長城是農耕民族的最後疆界，隨後中國史學家黃仁宇有一驚人發現：長城恰與十五英寸降水線重合，從而證實了李約瑟的設想。
至於長城，其實是一個很淺近的圖騰，在歷史上找不到什麼描述。對它大概只能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它成為從歷史上借來的「抵禦外寇」的一個符號。可是如果你梳理一下歷史，會發現完全不是那回事，是個錯覺。滿清八旗就是踏破長城，滅了朱明。這個明長城，還比早先那個秦長城，退縮了一千華里，哪裡談得上「抵禦」？黃仁宇說「十五英寸降水線」是農耕文明的邊界，正好跟明長城重合。最妙的是，一部關於長城的電視片裡，又在陝西的長城拍到了「華夷天塹」四個字！謝選駿寫過一本書《神話與民族精神》，其中分析長城，剝離它的精神是「保守防禦」。這並不是說，我們主張擴張、侵略，而是說中華文明對挑戰的應對，是防守型的。
『王魯湘在引入選駿的觀點時，又表現出異常謹慎的學究氣。他翻閱了大量關於萬里長城變遷的考證史料，對比了秦長城與明長城在建築時的截然相反的動機和時代背景。他其實還在遵循著「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態度。當我告訴他，魯湘似乎並不激動。忽有一日，他如獲至寶地大聲叫道：「夏駿，趕快去借一部新拍的長城電視片，我從那裡看到陝西紅石峽長城上有『華夷天塹』四個字，真是鐵證如山。』（《龍年的悲愴》）
然而我始料未及的是，「沒有答案的沉思」，卻要在三十年後才能解開。
至此，我讀到至少四種關於內亞的論述，試分而述之。
三、胡漢碰撞融合
華夷之爭，在中文和中國歷史語境中即「胡漢之爭」，我在議論台灣名醫兼暢銷書作家陳耀昌的「百越密碼」時寫道：
『關於「華夏與百越」，還有另一種劃分：「蒙古人種」與「馬來人種」，總之也是南北兩個人種，所以在喜馬拉雅山南麓分道揚鑣，走到南方去的就是馬來（百越），走到北方去的就是蒙古（華夏）。那麽，蒙古高原乃至俄羅斯草原上的胡人呢？他們稱為「突厥」，無疑也是蒙古人種，但是不屬於漢族，「胡漢之爭」毋寧是這個大陸板塊上兩千年歷史的主題。』
「胡漢之爭」這個亞洲大陸上兩千年的主題，自然也是所謂史學之眼，中古史的重中之重，其大家非陳寅恪莫屬，他早在四十年代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就指出胡化、汉化问题实际上是胡汉文化的对立，判别胡人和汉人是以所受文化，而不以种族和血统为依据，并一再告诫治史者：「此点为治吾国中古史最要关键，若不明乎此，必致无谓之纠纷。」史家陈寅恪的「民族和文化」之眼，在今日中國學界恐已廢弛，因為習近平對待中國西北乃至中亞的政策，已經倒退到種族糾紛與壓迫。
唐朝人对河朔地区「胡化」现象多有觀察者是杜牧，如《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入王屋山）始闻《孝经》、《论语》。」這都说明当时社会文教之浅薄，河朔地区尚武轻文。杜牧的论述，也被司马光收录到《资治通鉴》中。
自然，唐代史料對陈寅恪影響很大，1942年他完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中分析中央与河朔集团关系时，指出河朔地区与中央存在着严重的文化对立，由此得出结论：「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他指出，漢魏西晉時為文化水平很高的河朔地區，在唐玄宗文治燦爛之世卻轉變成了胡化地域的原因，是由民族遷徙造成的。遷徙於河朔的少數民族主要由兩部分構成，其一是東北少數民族 ；其二是西亞人，「中亞羯胡必經由中國西北，而漸至東北」，中亞胡人東遷有三個重要的時期，「其遠因為隋末之喪亂，其中因為東突厥的敗亡，其近因或主因為東突厥之覆興。」分析中亞胡人乃陳寅恪用力最多、文章篇幅最長的研究，他通過爬梳大量有關河朔將士族屬的記載，並結合他們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勇健善戰、善於經商，判定康、安、石等姓均為中亞月氏胡種（昭武九姓）。
他根据中古时代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史实，提出了著名的「关陇集团」、「山东集团」、士族门阀社会、「胡化说」等新史学概念。在陈寅恪看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隋唐这数百年里都属于门阀社会阶段。门阀家族势力的盛衰，对王朝的兴灭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例如，形成于西魏时期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就是解读西魏、北周、隋、唐历史的一把钥匙。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是关陇地区胡汉大融合的产物，令人惊叹的是，北周、隋朝、大唐的统治者都出身于关陇集团。该集团开创的「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影响到唐朝。而在唐朝，不仅有四方少数民族汉化，也有河朔汉族百姓「胡化」的现象。陈寅恪的研究對中古史有框架性影響。
在崇奉中華傳統的錢穆眼裡，漢胡之爭即華夷之變，他說得很沉痛:
『中華之受制于異族，有三期焉: 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燻陶，綿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第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疆，最鄙漢化為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賅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為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于故紙叢碎中，其為人高下深淺不一，而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說者猶謂滿清入關，足為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為論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引論』）
當然，陳錢兩位大家皆斷言，安史之亂使盛唐嘎然而止，中華文明始有越變越南的趨勢。
四、「永恆的壓力」
余英時教授分析胡漢之爭，更延伸到向海洋發展的新命題：中國的文明，為什麼呈現了一種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擴展，又向海外擴展這麼一個長達一兩千年的態勢？這就是因為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擠壓。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的歷史常識。從漢朝時，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亂華」，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擠壓黃河流域以及後來的長江流域的農耕民族——漢民族，長達一兩千年，將中國文明往南、往東擠壓。來自北方的壓力，在中國的發展過程中，稱得上是個「永恆的壓力」，就是在將來也還會遇到。
『非常概略地講，政治史的背景是內陸亞細亞的少數民族（中國史上所謂「胡人」）從漢末以來此起彼伏地向中原漢族政權施壓力，把北方的中國人不斷推向東南沿海地區。東晉和南宋的兩次所謂「南渡」便對中國人口從北向南遷徙起了最重要的作用。例如今天台灣新竹的饒平林氏宗族，其祖先最初是在東晉初年從北方南渡到福建，成為閩林的一世始祖，後來在南宋之末又由福建汀州遷至潮州饒平。林氏後代最後在乾隆年間渡海來台。（見莊英章、周靈芝「唐山到台灣：一個客家宗族移民的研究」，收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 三民主義研究所，一九八四年）舉此一例，即可見台灣的發展史並不真的是從十七世紀初年才開始的，其中有些因素甚至必須上溯到一千五、六百年以前。』（《海洋中國的尖端――台灣》）
所以我在普林斯頓遇到余教授，他對我說：「你說中國文化沒有海洋文明，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說得很客氣，「但是我很贊成你提出的關於海洋文明和內陸文明的矛盾。」他認為，中國文明是從黃河流域發源的，南北朝以後重心移向長江流域。我們一般談中國文明談到這裡，就不往下談了。他說，宋以後，特別是明清以後，中國文明向整個太平洋地區進行發展和開拓，但本土的中國人談得很少。整個南洋的開發，以及現在南洋諸國的早期歷史，都跟中國的移民、中國海外社會的發展有關。中國宋代以後，中國向太平洋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中國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國人自己不談它，只談長江、黃河。
五、中国的「高科技」武裝成吉思汗
中國自身的歷史上，中亞的含義非常慘痛，其中包括公元一千年之際世界最領先的中國宋朝，居然滅於落後的遊牧民族。华裔史学家孫隆基的絕妙詮釋是，宋代的科技文明武裝了蒙古的全球征服：
『在这里，正是提出当时世界「第一军事大国」宋朝为什么灭亡的第二重解释之处。宋代的军工业，如炼钢和火药之用于战争，其成果很快就为敌手所分享。中土的军队逊于游牧民族者主要在骑兵，因此宋代大规模生产的钢铁多用在装配步兵的盔甲、强弩和装甲战车方面，它们配合城墙，基本上是采防守战略。发达的炼钢技术到了金人手里，就设计连人带马全部用钢铁包装的拐子马。北宋的火药武器还在燃烧弹阶段，抵御胡骑的效用不大。到了南宋时代进展至爆炸弹药阶段，但此时的发明已非宋人的专利。用铁壳内装火药的「震天雷」——即世界史上第一种榴弹——是金人发明的。最早的管形射击武器——亦即是枪的前身——是金人用纸筒做的「飞火枪」，南宋为了对付蒙古，于1259发明「突火枪」，用巨竹为枪筒，用火药射出「子窠」，乃子弹的前身。灭宋以后蒙古人用金属管子代替竹筒。
从公元十一到十三世纪宋辽金西夏蒙古之间的长期「战国」状态，是当时世界「高科技武器」的实验场所。后来蒙古以世界上最优秀的铁骑，配合第二千年初期东亚战场的战争水平和战争科技——火药和宋人发明的世界上最早的化学武器如「毒烟」，等等，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当时的蒙古人只有一百万人左右，比宋朝的军事部门还要小，却几乎征服了全世界。』
他還指出更奇異的一點：
『蒙古军西征把中国的「高科技」西传。尤其是火药武器来到欧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从此欧洲在这方面领先。至十六世纪初，西欧人将最新型的火炮装在战舰上，配合中国发明的罗盘，开始征服海洋……。』
六、东亚通常斗不过内亚
中国的西域史新秀刘仲敬，拓展了别有洞天的「诸夏诸亚」观，重新梳理出一套当代胡汉论说。他指出诸夏和诸亚，是两个异质性很强的文化共同体，它们之间始终发生冲突，史上元清两朝「胡人入主中华」，即蒙古和满洲的入侵，就是这种冲突的一部分，这个冲突早在殷商和周朝就已经开始了，从中国文明史上可以看到，东亚通常斗不过内亚，东亚越是统一的时期，反而越弱，越容易被征服，这也是大一统政权的一个副作用，它消除了各邦之间的竞争，不像欧洲那样有分裂竞争的关係。东亚历史上最强的时候，反而是春秋战国时期，这就像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军事技术的进步，关键因素就是各邦的竞争。欧洲虽然也受到蒙古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从乌克兰草原上来的入侵，但是最终能够转弱为强；而诸夏面对诸亚，因为在大一统格局下就越来越弱。所以刘仲敬认为，诸夏（中原）想要复兴，只有恢復春秋战国时期各邦分立的状态，像西欧那样在分立中，相互竞争而趋于强大。
刘仲敬这套论说，用于今日新疆西藏如何呢？刘仲敬以波罗的海不冻港哥尼斯堡为例，分析德国为什么失去它，「原因不是因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民族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大日耳曼的自我塑造步入歧途，造成了德国和世界不可调和的结构性冲突，地缘政治的理由注定东普鲁士形同绝地，它像阑尾一样插入斯拉夫世界，在任何冲突中都会首先被切断。」他认为，只要把德国换成中国，把东普鲁士换成内亚，就会明白地缘形势的危险性，这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他说：
『内亚其实只有两个问题：正统性的失败和地缘政治的紧张。这两者都不是民族问题，「民族」只是一个方便的借口而已。正统性的失败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地缘政治的紧张才是内亚的特殊问题……内亚斗争的升级不是地方性因素造成的，也不可能局部解决。只要中国在世界体系内的合法性建立不起来，她最脆弱的地缘断层就会首先溃败。所谓的民族矛盾，其实是中国和世界结构性冲突的暴露。』
长城以外、西方史家称之为Inner Asia，即内亚，东起满洲松花江流域，越过山西高地，向西到关中盆地、青海西藏，然后到印度北部、伊朗一直延伸到乌克兰大草原，这个广大的地区，刘仲敬称之为「诸亚」。
他说这里是一个高度流动性的草原地带，技术和资讯的传播速度非常之快，是一个四通八达之地。在十六世纪海路兴起之前，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就是草原上的商队和骑兵，从乌克兰到蒙古边境，商队在草原上没有任何障碍，行进飞速，此即纵横草原、横贯东西的各种商队，蒙古人的、穆斯林的、伊朗拜火教徒的，发挥了近代欧洲商团的作用，也相当于海洋上大英帝国的舰队，在十五世纪以前的世界史上，内亚草原就近代史上的海洋。相反，东亚在地理上比较孤绝，如果从扬州到曲女城，到印度，更不要说是到大不里士，坐着牛车或者是马车，速度非常慢；反之从各大主要文明的核心区到东亚来，只有通过内亚大草原，也非常迟缓，东亚，长城之内，也就是诸夏，是处在被动地位上的。此说其实并不新鲜，似乎在重复西人的「蒙古风暴」说，即成吉思汗是一个更早的哥伦布——航海大发现、乃至1492年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由此打通全球，而成一个「世界系统」、一个所谓「开端」，不料往前追溯二三百年，曾有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勾连了西欧和东亚，缔造了一个更早的「世界系统」。
七、歷史教訓是什麼？
一帶一路的政治基礎，是中亞舊有的蘇式極權結構，被中共的擴張想象所延長，其實正在消失；
千年前中國的火藥，未預期地促成了西歐的領先；而今中國的崛起，包括它在中亞的事功，含義曖昧不清；
中國內陸安定的前提，是中亞的安寧，中共搞亂新疆，再搞亂中亞，只會「漁陽鼙鼓動地來」；
中亞不是一個漢人的領域，不要幻想它，而滅絕這裡的維吾爾族，目的究竟是什麼？
這裡曾經是所謂第一個「世界系統」，我在《鬼推磨》中寫過一節「蒙古风暴」：
『「全球化」，实际上在讲一个关于「世界系统」的问题，很冷僻，新近出现了一个「蒙古风暴」的概念，是其论说之一。十三世纪，来自蒙古草原的铁甲骑兵，在欧亚大草原横冲直撞，即一场世界性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打碎了古典世界的边界，重播了旧大陆广袤地域的人种，改变了三大宗教的势力范围，警破了欧洲人的自我中心，留下了现在亚洲的框架。以致2000年千禧年前夕，《华盛顿邮报》选出「本千年第一人」，不是哥仑布，不是牛顿，而是野蛮人成吉思汗。因为「他和他的子孙缔造了一个广大的自由贸易区，横跨欧亚大陆，大大地促进了东西文明的连接。」』
附：
Phoenix TV 鳳凰衛視
【現場回放｜習近平同中亞五國元首出席簽字儀式並共見記者 宣佈正式成立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
5月19日，中國-中亞峰會在西安國際會議中心成功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土庫曼斯坦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共同會見記者。
習近平強調，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著眼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光明未來，我們決心攜手並肩，共迎挑戰，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我們將在涉及彼此主權、獨立、安全、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堅定支持，尊重彼此根據本國國情選擇的發展道路，堅決反對任何勢力以任何藉口干涉內政。中亞國家充分肯定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對世界發展的重要意義，重申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我們將以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十周年為新起點，加快發展戰略對接，推動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擴大產業與投資合作，推進中國－中亞交通走廊建設，支持建立中國－中亞能源發展夥伴關係，鼓勵高新技術合作，保障地區糧食安全，共同打造深度互補、高度共贏的合作新格局。
我們將全面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積極開展體育、考古、旅遊、醫療衛生等領域合作，辦好中國同中亞國家人民文化藝術年暨中國-中亞青年藝術節活動，推進互設文化中心，擴大人員往來，鼓勵青年交流，共同實施"文化絲路"計劃。中方願繼續向中亞國家青年學子提供政府獎學金名額，在中亞設立更多魯班工坊、傳統醫學中心，幫助各國培養高素質人才。
我們將堅決打擊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以及毒品走私、跨國有組織犯罪，加強生物安全、網絡安全、應急救災合作，繼續幫助阿富汗人民維護安全穩定、實現和平重建，攜手建設一個遠離衝突、永沐和平的中亞。
我們將恪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堅定維護多邊主義以及公認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維護國際公平正義，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各方支持並願積極踐行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認為這對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促進人類文明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將以舉辦這次峰會為契機，正式成立中國-中亞元首會晤機制，每兩年舉辦一次，輪流在中國和中亞國家舉辦。下次峰會將於2025年在哈薩克斯坦舉行。我們將加快完善機制建設，在中國設立常設秘書處，以交通、經貿、投資與產業、農業、能源、海關、人文為優先方向，扎實、高效推進六國全方位、深層次合作。
習近平指出，這次峰會為各國合作開了一個好頭。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中國同中亞國家關係的航船一定能夠乘風破浪、勇毅前行，為六國發展振興增添新助力，為地區和平穩定注入強大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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