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書摘】《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

2023年4月7日星期五

【書摘】《未竟的快樂時代──香港民主回歸世代精神史》

左岸文化出版 / 思想坦克 2023 年 4 月 6 日

中國因素的全面侵略

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的政治發展，使北京政權決定調整過往的香港政策。過往北京政權基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刻板印象，以為只要贏得香港資產階級的合作，就可以妥善管治這個資本主義社會。他們在1980年至1990年代透過統一戰線策略讓香港工商界權貴與親中派結盟，期望如此就能夠把權貴培育成1997年後的統治精英。他們最終選擇讓航運業鉅頭東方海外的老闆董建華擔任首位行政長官，並計劃放手讓信任的工商界權貴實行間接統治，而未有打算親自介入香港日常的治理。

不過北京政權的如意算盤終究無法打得響。畢竟工商界權貴之所以與北京政權交好，主要還是出於各種利益的權衡：北京政權歸根究柢是利用香港和中國體制內的尋租空間，來換取權貴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可是隨之而來的利益分配，卻反倒使權貴無法形成團結的執政團隊：他們反倒為爭奪在中國的利益，濫用與北京政權的友誼互相告狀。北京政權亦對殖民地體制的運作有嚴重的誤解：雖然工商界權貴曾在殖民地諮詢體系內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偶爾能迫使香港政府遷就他們，可是他們從來都沒有參與政治決策的經驗。這些權貴的主要關懷始終是自己的生意，只會把諮詢體系內的公職當成謀求私利的管道，未曾有過真正的執政意志：他們只會向政府提出各樣的要求，把制定具體決策的功夫都交由公務員處理，然後否決那些對自身利益構成損害的政策提議。工商界權貴過往擁有的特權，都未有伴隨相關的責任：如此他們既沒有自行決策的能力、也沒有顧全公共利益的意欲。

董建華為首的工商界權貴在1997年執掌政權後，香港的政商關係裙帶主義盛行，使特區政權迅速陷入管治崩壞的局面。雖然董建華其後在2002年推動「高官問責制」，可是他並無法建立一個團結的管治團隊，只好容讓主要高官各自為政。特區政權的政策向來偏袒商界利益，卻對普羅民眾相當苛刻：他們不單剝奪民眾參與民主政治的權利，亦未有為民眾提供紓解民生問題的公共服務。「高官問責制」同時使公務員失去過往的把關角色，使商界利益日趨橫行霸道，而香港民眾對「官商勾結」的不滿亦隨此與日俱增。由本地權貴主導的「高度自治」，最終令50萬忍無可忍的香港民眾在主權移交六周年當日向特區政權「贈慶」：在北京政權的眼中，容讓本土權貴自行其是的「自治」已經淪為「社會動亂」的來源。

北京政權意識到間接管治成效不彰，就決定要在香港按照中國那種「黨政一把抓」的邏輯，以積極的干預政策推動香港的「二次回歸」。他們採取典型的「從經促統」策略，先把香港納入中國經濟體系之內，其後再順著經濟融合的大勢推動香港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中國化。

經濟殖民與畸型的榮景

就在民怨在七一大遊行前不斷累積之際，北京政權已開始為其後的局勢超前部署，在2003年6月29日與特區政權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CEPA）。這項協議取消香港與中國之間的關稅、並鼓勵服務貿易自由化，容許香港的服務提供者到中國自由經營。為鼓勵跨境專業服務，該協議亦鼓勵在維持專業水平的前提下，雙方互認對方的專業資格。除此以外，CEPA亦支持中國國營銀行到香港開設分行，並以香港為國際資金外匯交易中心。北京政權與此同時亦開始推動俗稱「自由行」的計劃，讓中國民眾不用隨團就可以到香港旅遊：「自由行」簽證政策在東莞、中山和江門開始試行後，到2004年7月1日再開放予所有廣東民眾申請，其後又逐漸擴展到中國其他地方。

香港經濟在主權移交後長期不振，令CEPA這類自由貿易協定顯得更具吸引力。香港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名目GDP幾乎一直陷入衰退：香港雖然曾在2000年取得4.0%的經濟增長，這不過是科網股熱潮帶來的泡沫，2001年泡沫爆破後就遭打回原形。雖然考慮到物價等因素，香港的實質GDP在這幾年仍算是有微弱的增長，可是這卻反映香港經濟正面臨比衰退更嚴重的問題：香港在1999至2004年之間一直陷入通貨收縮的狀況。其中1999年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甚至來到負4.0%的歷史低位。而香港失業率也在主權移交後急速攀升，到2003年更抵達7.9%的歷史高位，而同年的就業不足率亦有3.5%。在主權移交和2003年七一大遊行之間，香港曾出現多次企業裁員潮，減薪留職的情況也是司空見慣。需要支付房貸的中產階級若失去收入，就會因房價下跌而陷入資不抵債的窘境，使他們多年的積蓄一筆勾銷。

香港於主權移交後，不幸接連遭遇亞洲金融風暴和科網股爆破，使經濟長期維持低迷。在中國崛起的形勢下，特區政權理應以政策推動香港的產業轉型：可是特區政權卻以「自由放任」為由選擇向工商界權貴放權讓利，而沒有承擔帶動產業技術提升的積極責任。比如香港曾經有過設計積體電路的產業，並且早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們曾經為摩托羅拉公司設計龍珠晶片（Motorola DragonBall），而這款晶片後來也成為Palm掌上電腦的處理器。可是由於特區政權無意推動扶持半導體產業的政策，最終香港無法與臺灣和韓國這兩個積極扶助半導體產業的國家競爭，使整個充滿潛力的產業胎死腹中。「自由放任」的「無為而治」，最終淪為「無能為力」的方便藉口，使香港的經濟一直沉痾不起。

就在香港經濟不斷沉淪之際，中國的經濟卻始終維持高速增長：在2000至2011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率一直維持在8%以上，而在2003至2007年期間甚至一直高於10%。這樣不論是特區政權還是一般民眾，都期望可以透過區域經濟融合振興香港經濟：這種想法亦符合當時流行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可是跨國經濟融合若要修成正果，香港必須調整自身的經濟體質，而發展優勢產業、提升產業技術就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夫：若非如此，香港將無法保證自身在區域經濟中的獨特角色。可是特區政權和工商界權貴，卻迷信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只想趁經濟融合在中國找到更多尋租的機會。這種短視的投機作風，最終釀成港中經濟的不對稱融合。香港無法在經濟融合的過程中達成結構轉型，使其經濟角色變得相當被動：在2000年代後期，香港的經濟極其倚賴珠江三角洲的發展，可是珠三角經濟卻有能力擺脫香港自立。此時香港大部份產業都無法與廣東的企業競爭，能夠在這種經濟體系獲利的，就只有金融業、服務業、以及尋租食利的地主和開發商。

在不對稱融合的大勢下，香港也成為全面去工業化的特殊案例。雖然去工業化是先進工業國在全球化時代的普遍現象，可是這些國家把勞動密集的低增值工序移到海外時，仍然會掌握關鍵的生產技術和知識產權、並積極提升高增值產業的生產力。如此工業就業人口雖然仍然會不斷減少，但工業生產的總值仍然能夠不減反增。而香港的去工業化卻是世上絕無僅有的「產出去工業化」：香港工業界只想運用黨國體系的尋租空間，透過剝削廉價的勞動力牟取暴利。他們在技術研發方面則毫無作為，甚至把香港人發明的技術向中國傾囊相授。如此香港的工業生產總值，就像工業就業人口那樣煙消雲散：雖然港中經濟融合能帶來龐大的帳面收益，卻使曾經輝煌的香港工業淪為可有可無的存在。

CEPA使香港經濟完全去工業化，從而造成產業結構的失衡：這基本上是把所有雞蛋都放在金融業這個籃子內。在2007至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跨國投資者都把資金轉往東亞避險，而香港則是他們主要的投資地。中國趁著這個機會，就以香港為基地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並成功吸引大批海外資金。大批熱錢的流入令金融業獨大的情況進一步惡化，隨CEPA南來的中國金融機構亦壟斷人民幣的交易，使香港金融業逐漸淪為中國資本的禁臠。這種畸形的產業發展無法使經濟發展的成果雨露均霑：香港權貴與南來新貴透過金融手段使其財富倍增，基層民眾薪資和工作機會卻未有因此受惠。

香港的經濟雖然在2000年代後期取得可觀的增長，可是社會流動機會卻反倒大不如前。香港的財富在這幾年的發展愈來愈集中，各層面的經濟活動都被本地權貴和南來新貴的大財團壟斷。雖然CEPA理論上能讓香港人更容易到中國發展，可是實際上能夠受惠的，都是那些早已在中國站穩陣腳的企業和專業人士。社會的財富分配日趨兩極化，累積財富的財團則以低薪聘請基層員工、並以資源重整的名義減少聘請中等收入的員工，使中層職位的薪金停滯不前。如今教育水平較高的年輕世代，既難以找到與能力相稱的職位，其薪金使他們的生活捉襟見肘、而成為中產階級也變成可望不可即的目標。過往透過教育從基層上向流動成為中產的機會，如今幾已成為絕唱。

面對社會財富分布的兩極化，特區政權卻是毫無作為，仍然一如往日地高舉反對「福利主義」的大旗：這個政權只會看重北京政權、本地權貴和南來新貴的權益，沒有意欲推動彌補經濟發展副作用的社會政策。金融業的發展令大批熱錢流入香港，並大舉投入在香港的房地產投資，使香港房價在2000年代後期毫無節制地暴升。隨著租金水漲船高，大批小本經營的商號亦因經營困難紛紛結業，讓大財團的分店取而代之。基層民眾亦無法再負擔住宅單位的租金，而在基層社區置產的房東則紛紛把單位分拆成2至3坪的套房。這些被稱為「劏房」的分租套房，大部份都密不透風、也沒有完整的廚廁：可是這些套房的租客，卻有不少一家三口的家庭。

特區政權對於老人、病患和弱勢群體的問題無動於衷，未有為社會必須的公共服務提供足夠的撥款：他們反倒要求服務機構採用商營企業的運作模式，又模仿「市場競投」的方式縮減撥款。他們也削減對醫院管理局的撥款，並指控貧苦病患「濫用醫療資源」，意圖迫使他們到私營醫療機構求診：公營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日益漫長，其超負荷的營運模式亦令醫護人員士氣不振。香港的教育體系亦不再是相對平等的上向流動機制：他們以提供「多元優質教育」為由，讓中小學以「提升教學質素」的名義，申請轉型為學費高昂的「直接資助學校」。而大學則在聯校招生之外增設「多元收生」的渠道，應徵者則多為國際學校的學生。就實際效果而言，香港的教育質素並未因這類政策而有所提升，反倒讓學校成為複製社會階級不平等的機制。

而伴隨CEPA而來「自由行」政策，更促成香港民眾與中國人之間的族群矛盾。我們在第一、二章討論嬰兒潮世代的中國情結時，曾提及港中區隔的歷史事實乃這種浪漫主義能夠維繫的時代背景：雖然嬰兒潮學運高喊「認識祖國」，可是他們終究只能霧裏看花，他們腦海中的中國也不過是鏡花水月。如今真實的中國卻活生生地展現在香港民眾的面前，使僅有的浪漫想像煙消雲散。中國在2000年代後期不斷爆發食物安全危機，而市場上亦充斥著魚目混珠的偽冒產品：如此大批中國民眾爭相申請個人遊簽證，到商譽良好的香港大批搜購奶粉、食品、藥妝等民生物資，甚至繞過中國法規發展成有組織的地下平行貿易產業。香港民眾無法與中國「水貨客」集團競爭，難以購入生活上必須的民生物資：比如在中國於2008年爆發「毒奶粉案」後，香港市面上的奶粉幾乎被從事平行貿易的中國遊客搶購一空，使香港的媽媽們陷入困境。過往主要由街坊小店組成的地方社區，有不少亦轉型為平行貿易的「批發中心」，不堪社區安寧受損的民眾則與中國「水貨客」頻起衝突。

訪港旅客的數量在2000年代後期不斷攀升，其後中國更把個人遊簽證計劃推廣到各大中型城市後，使旅客數目於2010年代中後期達到高峰：這時候每年都有五、六千萬人次的旅客造訪香港，當中有四、五千萬是來自中國的「遊客」，而當中大約三千萬人次的旅客並不會在香港過夜。這樣的旅客人數顯然已超越香港的承載能力，而個人遊簽證計劃亦明顯遭到濫用。這些訪客除搶購民生物資的「水貨客」外，亦有少部份來自大城市的暴發戶。這類旅客特意到香港搜購黃金首飾、以及各種外國品牌的奢侈品，雖然這類貴客的人數相對而言不算太多，可是他們卻有驚人的消費力，繼而進一步推升主要購物區的租金。而銀樓、名牌店和藥妝店這類服務中國貴客的商舖，亦逐漸在黃金地段把香港民眾慣常光顧的消費娛樂場所排擠掉。這些中國貴客恃著高昂的消費金額，自視為救濟香港貧苦民眾的「恩主」，並以不可一世的態度對待店員以至旁觀的民眾。

「自由行」政策的外部效應，使香港民眾的日常生活遭受損害，並釀成民眾與中國人之間的族群衝突。香港人在批評濫用個人遊簽證的中國旅客時，後者往往會不禮貌地反唇相譏，而特區政權卻反倒怪責香港民眾抱有「排外」心態。這樣的發展正好反映港中關係的本質：中國不是香港民眾真正的「母國」，反倒是霸道地宰制香港的「殖民國」。而中國貴客的「恩主心態」，乃中國即將在經濟層面以外對香港的政治和文化展開全面侵略的徵兆。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內外全科醫學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現為港裔新住民民間學者，研究與趣包括東亞沿海國家的本土史、東亞沿海世界與東亞大陸帝國之角力，以及東亞模式近代化與自由民主的互動。老家在香港鰂魚涌林邊，自少與山豬為伴，偶會舞文弄墨。庚子年因言賈禍，得蒙友好襄助東渡臺灣，自此即以友邦為家邦。近畿新居旁雖無山豬出沒，惟登高遠眺盆地內之京華傻事，亦一樂也。著作包括《城邦舊事：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青森文化）、《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前衛）；亦曾翻譯《法西斯主義：牛津非常短講》、《民粹主義：牛津非常短講》和《逆天抗命：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說不》（譯作皆由左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