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斋节早晨醒来，做晨礼；再叫醒小女儿，和她一起开车来到社区的清真寺礼节日拜。
清真寺门前，早已聚集了一大群穿着各自民族盛装的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由头饰和穿戴可以判断大多数是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我女儿也是维吾尔特色穿戴，穿着艾德莱斯裙，头戴美丽的朵帕（维吾尔花帽），天真、艳丽。
可以看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和欢乐；除我和女儿之外，大多数似乎都是朋友、邻里一起来礼拜，他们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交谈。我和女儿则稍显孤独，没有亲人在身边，也没有可以同来的邻里可以交流。
我带着女儿快步走进清真寺，找了个角落坐下，等待礼拜的开始；我心不在焉的回答着女儿的提问，思想却似脱缰的野马，驰骋于小时在曲鲁海、哈密，大学时在大连，工作后在石河子等家园土地上，礼开斋节的时刻，沉浸在回忆和亲人、邻里、朋友共庆开斋节的、那一去不复返的酸甜苦辣人生。
记忆中的第一次礼开斋节是在曲鲁海乡；那一次的礼拜，是在爷爷的果园里悄悄进行的。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的清真寺，早已改成公社的木工房，爷爷也是被监督改造的对象。因而，公开礼拜是不可能的。
果园很大，爷爷留下奶奶和姑姑留在前院放哨，领着前来礼拜的20 – 30位亲戚邻里，来到果园后墙前的果树下，大家铺开几个毛毡坐下；爷爷让叔叔先爬到墙上看看四周是否有人，确认没有打探者之后，爷爷开始压低嗓门讲解《古兰经》、讲解开斋节的意义。然后就是礼拜，礼完拜，大家相互拥抱握手，悄声庆贺开斋节。
对我们小孩子而言，过节，最令我们激动和高兴的部分，是爷爷和其他大人给我们的节日零花钱，多则五毛，少则一毛；当时，那可是一大笔钱。另一个欢乐节目是大哥哥们的碰鸡蛋比赛；鸡蛋尖头对尖头，轮流相互小心翼翼的砰击，看谁的鸡蛋先破，谁的鸡蛋硬；被敲破的鸡蛋归赢者；幸运者，一天下来能赢好多鸡蛋。
碰鸡蛋比赛，乡里民兵抓住了，最多是按赌博没收鸡蛋，开会点名批判；但如果抓住做礼拜的，则判刑入狱。因而，那时候，每次过节，大多数人因恐惧而不敢做礼拜，但碰鸡蛋游戏却可以不声不响地举行；似乎，乡里的维吾尔村官和民兵也都放之任之。
在哈密的第一次开斋节礼拜，是和父亲一起，大早晨骑上自行车来到城郊乡，在一位著名维吾尔伊斯兰学者家的大院里礼拜，人很多，满院子都是男女老少，礼拜基本上是半公开的；礼完拜，回到家等着父亲给零花钱，等着锅里的羊肉熟了吃个过瘾。
那是，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强弩之末，大家都已饿的没有精力相互监视、揭发，相互批斗、批判了。
后来，所谓的'改革开放'了，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乱，濒临经济崩溃的中共政权，似乎忙于巩固其权利，无暇顾及维吾尔人；借机，维吾尔人开始重建信仰、复兴文化、反思历史。
无论是曲鲁海的清真寺，还是哈密的清真寺，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清真寺，都有维吾尔人自筹资金进行了修缮、装饰，礼拜堂地面铺上了崭新地毯，扩建了清真寺大小净房。但是，开斋节、宰牲节，清真寺仍然是人满为患，很多来晚的人不得不站在清真寺外面做礼拜。
记得上大学离开哈密之前那几年，父亲每次都是早早起来叫醒我，我们天不亮就出发，来到铁路清真寺，坐在第一排。礼拜完毕，大家互相致意，握手、拥抱。走出清真寺；门口早已是人山人海，伴随手鼓、唢呐欢快的旋律，年轻人开始了粗犷豪放的"萨马"舞；父亲高兴了，也会即兴跳几圈。
每到这种时候，令我遗憾的是，我这个被中华'文明'滋润的民考汉，只能羡慕地旁观，而无法如父亲或其他维吾尔人一样，潇洒豪迈地放松自己，加入节日欢乐人群一起伴随鼓点，跳"萨马"舞，享受欢乐的节日气氛。
到了大学，大连只有一个回民清真寺，每次节日，开斋节、宰牲节，我们民族学生，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男女学生都会起大早，坐公共汽车、转有轨电车，到市区内的清真寺礼拜。同学当中有几个来自兵团的，自小到大没有进过清真寺，没有礼过拜，根本不知道伊斯兰信仰；但他们在前后五年和我们共同庆祝节日礼拜中，了解了伊斯兰，找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每次礼完拜，大家一起到天津街马家清真饺子馆吃饭，然后回校。我们男生最喜欢到女生宿舍拜年；因为女生宿舍家乡味儿的囊、馓子都不缺，有的还有瓜果、葡萄干儿，特别丰盛；高兴了，我们还会放上家乡音乐跳起舞。那是，尽管我们远离家园，但大家年轻气盛，和父母兄妹书信往来，频繁交流；始终，父母、亲朋在心中，信仰、传统在行动中，民族文化、身份在聚会中，欢乐和理想在歌声中，希望和未来在努力中，从未感到孤独，遑论恐怖与绝望。
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到石河子当老师，有了自己的家；每次开斋节，节日早上起大早，穿戴一新赶往老街清真寺礼拜；和大学时代一样，石河子的清真寺也是维吾尔、哈萨克等信仰伊斯兰兄弟民族一起礼拜。在石河子礼节日拜唯一的缺憾是，礼拜完清真寺没有手鼓和唢呐，也没有粗犷的"萨马"舞。
在石河子工作15年，这15年中，礼拜完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学校领导虚心假意慰问拜年之前逃离家。我最讨厌校领导一进家门就先道貌岸然讲党恩、讲民族团结，批判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给我们上完政治大课；然后就是风卷残云般吃喝，把为过年摆到桌子上的馓子、瓜果和肉扫荡一空，还美其名曰维吾尔人煮的羊肉好吃，似乎维吾尔人的羊肉不卖给汉人是的。
后来出国，第一个开斋节礼拜是在马来西亚吉隆玻；尽管马来西亚人的热情和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氛围让我兴奋，但真正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至今还回响在我耳边的、一位维吾尔留学生的哀怨。
那一年，马来西亚政府依据伊斯兰学者的建议，宣布了开斋节日期，那一天早晨我们都起早准备好要去清真寺礼拜，但一位维吾尔留学生说："伊利夏提大哥，我今天不去礼开斋节拜，我要明天去。"我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在家乡，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宣布明天是开斋节，这意味着我父母家人只能在明天庆祝开斋节；大哥，你知道的，我们远离家乡，只有当我们和他们在同一天庆祝节日，心里才能感觉到节日的气氛，不是吗？"这话，不仅使我无语，更使我在开斋节的早晨，陷入到了无边无际的痛苦中。
当时，对我而言，回去和父母家人团聚，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但能通电话使我还能和他们保持心灵的沟通，体会父母的关爱；和弟妹交流、分享欢乐与痛苦；至少，可以在开斋节、宰牲节早上，拿起电话对父母、弟妹说声"Essalamu Eleykum (愿你享受和平快乐)！开斋节快乐！"
再后来，到美国和维吾尔社区同胞一起礼开斋节拜；电话那边父母的话越来越少、越来越简单，但至少还能通个话，还能说声开斋节快乐，到2014年大妹妹因我而被抓捕后，只剩父亲接电话，基本上是拿起电话立即打断我的问候，快速告诉我他们都很好，然后就是一句沉重的"保重儿子"挂断电话。但能听到父亲的声音，至少给我些许的心灵安慰。
2016年4月5日，父亲去世，8月份和母亲最后一次通话，至今，我不知道母亲和三个妹妹是否活着，2020年由《纽约客》杂志得知，两个妹妹和丈夫、女儿在奎屯集中营，母亲没有任何消息。
和家乡亲人的通讯完全失去之后，已经过了7个开斋节、7个宰牲节， 7个母亲节、7个诺鲁兹节、7个新年；和家人失去联系之后，母亲过了7个生日，三个妹妹也过了7个生日。这7年中，我没有能向他们送去一声祝福。
开斋节、宰牲节，任何的节日，没有父母、弟妹在身边，没有亲朋好友，听不到他们的欢声笑语，没有他们的祝福之声，对我们维吾尔人，对我个人而言，已不再是节庆，只是个宗教义务，是在煎熬中要保持的信仰和传统。
现在，在家乡开斋节礼拜已成了特选人群的表演性任务；普通维吾尔人，现在已经无法复制文化大革命时期，爷爷果园和哈密伊斯兰学者大院里的礼拜；爷爷走了、哈密的伊斯兰学者走了；继承他们的一代维吾尔精英，无论其为宗教学者、还是知识精英，也都被抓走了，他们消失在集中营、监狱；甚至，维吾尔人的家也没有了，遑论果园和大院？就算有个院子，门口也是虎视眈眈的摄像头，哪有人敢私自礼拜？
清真寺唤礼员的唤礼声，中断了我的思绪；很快，礼拜结束了，没有人和我握手致意，也没有人拥抱我；在鱼贯而出的拥挤人群中，我悲哀孤寂地走出清真寺；在清真寺门口，我停下脚步，紧握着女儿的手，强作笑脸向她郑重祝贺开斋节；心里，也默默地为那些不知是否还活着的远方亲人，送去了"开斋节快乐！"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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