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石根，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江西南昌郊區的武溪公社。其父親是公社書記，一九五九年大饑荒時患肝病去世，母親艱難拉扯大五個孩子。他剛上中學，便趕上江西推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運動」，所有中學生都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此後，他被分配到江西汽車廠當了八年工人。
一九七九年，胡石根通過自學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他母親聽到這個消息後，不僅沒有感到高興，反而悲痛欲絕。胡石根從小就是孩子頭，常常惹禍，母親知道他容易闖禍，再加上離家遠，她不放心，又是讀中文系，文科容易惹禍上身，所以憂心忡忡。兒子離家北上那天，母親連門也沒出，扶著門框流淚。多年後，胡石根感歎說：「我自一九七九年來北京，這三十多年大多時間是在牢裡度過的，看來當初母親對於後來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是有預感的。我的母親在一九九九年去世，我被關押在北京二監，家里人向獄方申請我參加葬禮，沒有獲準。家人就一直瞞著我，直到有一天我弟弟在探監時，說露了嘴，我才知道，回去痛哭一場。」
胡石根考上北大中文系時已二十五歲，比大部分同學年長，老成持重，專注學業。一位同學以筆名「橡溪」發表了一篇題為<隔壁宿舍的胡石根與胡春華>的文章，生動地寫道：「每天晚上熄燈前洗漱時，都會在水房相遇，不時聊天打趣。胡石根身材矮壯，很注意鍛煉肌肉健美，宿舍熄燈後，就帶著同樣矮壯的同屋，小他八歲的胡春華同學，及趙清治等，在尚有燈光的樓道里，舉啞鈴、杠鈴，再進水房，把洗臉盆灌滿冰涼的北京地下水自來水，兜頭澆下，發出野獸般的吼叫，無論冬夏，四季如此。」
一九八六年，胡石根從北大中文系碩士畢業後，任教於北京語言學院。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在「四二六」大遊行之前，他就在語言學院學生樓前發表演講。後來學生絕食，他又組織教工簽名、遊行。部隊戒嚴後，還組織學校師生在五道口附近徹夜堵截軍車。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騎自行車到木樨地橋下，親眼目睹軍隊屠殺抗議民眾。隨後，他回到學校，為被殺害的學生舉辦追悼會，在大雨中發表演講：「當權者已經舉起屠刀，向我們大開殺戒……」結果被潛伏的特務錄了音。六四後，他被追責，被停職反省及行政記過處分。
在被審查期間，胡石根被要求不得離開學校大門，在研究所的圖書室里看了一年多書。他接觸到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思想，開始在頭腦中醞釀組黨活動。他也反省「六四」的經歷，覺得「六四」的失敗，關鍵原因在於沒有一個民主政黨來領導這場運動，所以必須要成立一個民主政黨，就著手做組黨的事情。他剛開始做時就有一種犧牲奉獻的念頭，「覺得自己這一條命是撿回來的，戒嚴部隊沒開槍打死我，這條命留下來就是為了跟他們幹了」。他後來強調說：「中國不需要什麽英雄主義！中國需要的，是每個中國公民都拿出點良知和勇氣來，拿出點公民精神和公民責任感來，都能夠『從我做起』積極行動起來，那麽，我們的國家必定大有希望，我們的民族必定大有可為！」
在中共一黨專制的中國，成立反對政黨或組織，是最危險的事情。胡石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首先發現北京語言學院有一個印刷工人，叫王國齊，此人也是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的深度參與者。於是，他約王談了組黨的事，王欣然同意。在北京，還有一些人也在考慮組黨，包括熊焱、劉京生、陳衛、康玉春等人，劉賢斌、李海、江棋生等人先後也參與了一些討論。
一九九一年初，胡石根說服熊焱、陳衛、劉京生、王天成、高玉祥，陳青林等人，請他們參加「中國自由民主黨」，而康玉春、安寧、陸智剛、王佩忠等人隨後成立了「中華民主進步同盟」。年底，他又同劉京生、王國齊、高玉祥、李全利等人成立「中國自由工會」。
為了紀念「六四」三週年，他們做了很多事情，有人給國家機關寄送公開信，有人去街頭刷宣傳標語，陳衛還冒險到北大三角地貼傳單。他們做事情時非常謹慎，張貼標語時帶上手套，不留下指紋；去一些樓房貼傳單時，還要換鞋，避免留下鞋印。
一九九一年底，一位姓溫的北京大學生，「六四」參與者，坐了一年牢出來，得直腸癌去世了。胡石根等人在西直門的人民醫院成功地舉行了一場公開聚集，悼念逝者。外電報導，這是「六四」鎮壓之後北京活動人士舉行的一次公開抗議。一九九二年四月底，他們又組織一次「香山散步」，大概有三、五十人，實際上是一次公開的示威活動，還有十多位外國記者隨同。
他們在豐台東高地開了一個鹵鴨店，前院賣鹵鴨，後院除了做鹵鴨，還有一台日本超霸速印機。那台機器當時要花幾萬塊，非常很貴，他們用來印刷反共傳單。在「六四」三週年前夕，他們策劃用航模飛機在天安門廣場撒傳單，找來專家幫忙，投入十幾萬經費。然而，航模還未做好，就被人告密。五月二十五日，警察來到鹵鴨店，掀開簾子一眼就看見速印機。但警察當時並未動手，而是要放長線、釣大魚。
鹵鴨店老板想把速印機藏起來，殊不知早就被警察盯住，就看他們往哪里藏。二十七日，他們打電話告訴胡石根：「東西藏在某處了。」胡問：「你們還沒走啊？情況很危急，我們趕緊通知人，什麽也不要幹了，快快躲起來再說。」
五月二十七日晚，胡石根到宣武區西便門附近跟高玉祥見面，發現有人跟蹤，趕緊分手。多年後，他回憶被國安人員祕密綁架的場景：「我騎自行車從天寧寺橋往北走，穿過南禮士路，剛到兒童醫院後門，有一位騎自行車的男子從後面撞過來，沖我喊：『哥們，問你點事。』咣當一聲，連人帶車把我撞倒在地，緊接著，兩輛吉普車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車上下來很多警察，其中還有女警察，手里拿著電棍。他們不由分說，用黑頭套把我的頭蒙住，我大喊『強盜！土匪！』，他們不顧我的抗議，強行把我塞進吉普車，襯衣還掛了一個口子。上車之後，警察一左一右把我夾在中間。手銬銬得很緊，我要求他們放松點，一位說『好嘞滿足你的要求』，哢哢緊上兩扣。我知道碰上了混蛋，就不再說什麽了。」
然後，胡石根被送到豐台大紅門南路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看守所。他在那裡從五月二十七日一直被關押到六月十日，之後就轉到秦城監獄。後來他才知道，這次抓捕，把他們整個組織的成員全抓了，光北京就抓了七、八十人，上海、廣州、新疆、成都、內蒙等地也有很多人被抓。
胡石根在秦城監獄被關了三個多月，又轉到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那裡關了三年。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他被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兩項罪名開庭審判，前者判刑十三年，後者判刑十年，兩罪合並執行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是中國有期徒刑中最長的刑期。可見，中共對組建反對黨最為忌憚，一定要處以最重的刑罰。胡石根在二零零五年和二零零八年獲得兩次減刑，服刑十六年三個月之後，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底被釋放。
胡石根後來告訴朋友，他在獄中遭到頻繁的毆打和虐待。但每年六月四日，他都會以絕食紀念死難者。回顧漫長的牢獄生涯，他說：「在不同國家、不同歷史時期都會有監獄。但監獄是社會的縮影，有什麽樣的社會就有什麽樣的監獄。我在監獄十六年，最深刻的就是感受到當年魯迅所說過的一句話：中國的監獄恐怕是世界上最難坐的。當然，也許是最有意思的。現在我回過頭來看，監獄里度過的十六年零三個月，對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磨練作用。因為在坐牢前，我很是有些浪漫想法的，覺得沒有坐過牢的人不是完人，既然要成為一個完人嘛，應該坐牢去試試。但是，一旦坐牢了，尤其是開初的時候，那真的是非常痛苦！……過去我還有一些天真的想法：共產黨定的法律，他們自己總是應該遵守的吧；共產黨的監獄，總還是要講點人性的吧。但是一坐牢之後，我立馬發現，這些個想法都太天真了。我們很多搞民主維權的朋友，可能都對專制的邪惡，缺乏足夠的估計。只有親身體驗到，才會發現：要跟專制周旋，必須要比它更清醒，而且要比它更靈活更堅定。監獄是一個磨刀石，如果你是人渣，那一磨就磨掉了；如果你是一塊好鋼，你就能磨礪出一把無比鋒利的鋼刀。」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價更為慘重。他的妻子堅持了十多年，還是在他出獄前離婚了。女兒也不理解他，在他出獄後不願見面，盡管就在咫尺之遙的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於是，胡石根被迫裝作陌生人，到學校裡遠遠地偷看女兒。此一場景，痛心疾首。
胡石根出獄後的中國，與十六年前他入獄時的中國相比，早已面目全非。且不說當年與他同屋的小兄弟胡春華成了副國級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與他同時分配到北京語言學院的本科、碩士同班同學崔希亮，在他坐監獄這二十來年，已從他的講師同事爬到北京語言大學校長的位置。有老同學希望崔看在當年的情份上，好歹幫幫師兄，崔回信說，根本不認識胡某人。有其他同學傳來話說，當年胡石根一被捕，語言學院就把他從單位開除了，「他是犯了中央大案的欽犯，誰也幫不上他，只能發配到北京街道里監管」。
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處心積慮要把北大改造成黨校，成為供其驅使的馴服工具。北大師生阿諛逢迎者，如過江之鯽。（維基百科）
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胡石根由北京家庭教會領袖袁相忱及其二儿子袁福声牧师施洗成為基督徒。他在一個家庭教會聚會並帶領團契，並成為教會的長老。
二零一四年五月三日，胡石根因參加「六四」二十五周年研討會，被刑事拘留一個月，同年六月五日被取保候審一年。
二零一五年，在中共當局對維權律師群體的全國性圍捕中（「七零九」案），胡石根再次被捕。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對周世鋒、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國等四人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年八月三日上午，天津市二中院判決胡石根觸犯「顛覆國家政權罪」（當年的「反革命罪」的變種），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並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據新華社報導，胡石根利用「非法」教會組織「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八月五日晚，央視《焦點訪談》以嘲諷的標題<「推牆」推倒了自己>報導胡石根案。節目一開始，就是胡石根在法庭上說「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揭竿而起」的鏡頭，還詳細介紹了胡石根所說的「公民力量壯大、統治集團內部分裂、國際社會介入」的「國家轉型的三大因素」，以及「轉型、建國、民生、獎勵、懲罰」的「建設未來國家的五大方案」。這些都是胡石根提出的「國家和平轉型」的主要內容。胡石根在法庭上「認罪」說，他對於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個指控完全接受，他就是想顛覆這個國家的政權。
《紐約時報》報導說：「胡石根是多個未經政府批准的教會組織的長老。最近幾年，習近平加強了對此類教會組織的監管，擔心基督教可能被用來傳播西方觀念，打開他所說的『境外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的大門。……對外國人士的反覆抨擊，是一系列審判中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這些審判與一項更廣泛的行動密切相關，即政府加強對在華運作的境外實體的監控。中國政府發出警告，表示由美國領導的西方勢力正試圖在國外煽動社會衝突，顛覆別國政權。」
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獄中的胡石根獲得獨立中文筆會頒發的第七屆劉曉波寫作勇氣獎暨第十一屆獄中作家獎。
「六四」之後三十多年，胡石根與大部分北大校友的人生道路背道而馳。他的大部分校友都是退休官員，喜好在同學群里大曬食不厭精，寬宅良車，談天說地，得意洋洋，不忘感激當局恩德。身在海外的「橡溪」對此忍無可忍，說了一段話：「我隔壁的七九級中文系漢語專業的胡石根同學，現在還在監獄里呢，就別扯什麽制度自信了！別成天惦記他同屋另一個胡同學爬多大的官了。勢利眼，跌北大出身的份兒！」馬上有法律系同學以專家的口吻說，胡石根組織武裝暴動，這種顛覆國家政權罪行，在任何國家都會被槍斃的，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會終身監禁，中國政府算判他輕了！群裡附和點讚不絕。「橡溪」忍不住出言相譏：「一個老胡那樣書呆子，可以把那麽多世界第一的大國顛覆了，不是污蔑國家花那麽多納稅人錢養的百萬維穩隊伍都是飯桶嗎？」群裡從未見半句對老同學胡石根的同情之聲，反而有不少人告知，不要在群裡討論胡石根案，會引發網管注意，把這個五百人的北大群封號。「橡溪」回覆：「微信大群被封號，應該譴責耍淫威的專制官僚，而不是行使言論自由權的民眾吧？」他感歎說，四九年中共建政後，處心積慮要把北大改造成黨校，成為供其驅使的馴服工具。北大師生阿諛逢迎者，如過江之鯽。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胡石根刑滿獲釋。他先後三次被捕，坐牢及被非法軟禁的時間加起來超過二十四年，時間之長，在當代中國的政治犯中屈指可數，與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接近。然而，胡石根在中國成不了曼德拉，因為中共極權專制的嚴酷程度遠超當年半民主、半威權體制的南非。
央視嘲諷胡石根「『推牆』推倒了自己」，並非事實。胡石根沒有倒下，他的「推牆」的事業有後繼者絡繹不絕地跟上。沒有人有資格嘲笑推石頭上山的悲劇英雄西西弗斯，也沒有人有資格嘲笑一生「推牆」、無怨無悔的胡石根。終有一天，高牆會倒下，自由會降臨在這片土地上，而胡石根的努力與付出，必將被後人紀念和傳頌。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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