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南巡香港，言談並無新意，不外是向世人宣示北京親手統領香港，正邁向三權合作，並同時宣布香港今非昔比，政治緊控將會變本加厲，絕不手軟，今後只能是搵錢發財的經濟城市，政治權利只留給北京審定的「愛國者」，其他人一概免問。
香港人廢話少講多做實事，對政治台詞不感興趣，不在話下，但怎會不明白，眼下香港有理說不清，只能自求多福，沉着應對，心照不宣各自努力，不會碰觸紅線（知道的話）自找麻煩。國家領導人從統戰的角度看，既然大局在握，也該趁機擺出既往不咎丶一齊向前看的泱泱大度，在政治上稍為放鬆，廣開言路以釋出善意，爭取更多人支持新香港。
相反，夏寶龍擺出勝者全勝的姿態，不因實施《港區國安法》及激活英國殖民時期煽動法規而自滿，表明需要政治加辣，盡快訂立國家安全法（即《基本法》第23條立法），授予當局更大權力，以杜絕北京心目中的本地及外國反對勢力。顯然，中央取向如此清晰，必有不便明言的針對目標及政治計算，令香港人感到政治整肅仍未完結，促使有離心者及早離港，而投資者深諳風險管理之道，起碼先抱觀望態度，一切待二十三條立法塵埃落定，再決定是否投資。結果，人才留不住，又不能吸引資金立即投入香港，說好的「由治及興」，真不知從何說起。
夏寶龍對特區行政丶立法、司法的悉心指導，同樣透露玄機。他指點司法機構需要維護國家安全，具體有何要求則不作說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也不加補充，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又指出，特區政府及其管治團隊必須負起治理香港的主體責任，他日成功固然好，失敗的話，需要負起全責。換言之，大家切勿誤會，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可以發號施令，不等於中央對特區施政責無旁貸，因為特區既然負上主體責任，工作有何閃失，責任就壓在特首身上。
緊記，中央不會有錯，錯的都是特區政府執行出毛病。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講話，落實主體責任，是要把黨的領導落到實處。意思是，上級領導（港澳辦主任）把責任壓給下面的書記（李家超？），確保責任落到可以發揮實效的地方。書記（特首？）要履行第一責任人的職責，「領好班子，帶好隊伍，管好自己，當好廉潔自律的表率」，督促各級領導班子成員才算負上主體責任，否則便是失職。
今時今日，小至簡約公屋，大至「明日大嶼」填海計劃丶二十三條立法等，沒有中央支持甚至拍板決定相信難以成事，這叫黨的領導。但一旦出了狀況（如超支丶財政危機或工程爛尾丶投資者卻步），必定由於特區政府沒有將「責任落到實處」，到時政府問責團隊，尤其是特首李家超將負上首要責任，與夏寶龍無關。
夏寶龍的治黨經驗原來也可用來教導立法會議員做好工作，建立「良性互動優質民主平台」。他主張香港立法會可兼備全國人大的立法權力及政協的協商功能，豈非是指大陸的人大只管立法不負責協商，令人有點莫名其妙。他又鼓勵香港引用習近平思想，推行「全過程民主」，要求議員與特首及政府多協商，在每個決策環節商量，每項規劃的諮詢都用上幾個月，最後才作表決。在他看來，政策沒有做好諮詢，不是政府快刀斬亂麻，而是議員無意與政府溝通所致。
其實夏寶龍最有效達致行政立法合作無間的親身經驗，是沒法傳授給香港。關鍵是，他在任浙江省書記期間，同時出任該省人大代表委員會主任。換言之，他一面領導浙江省委，一面領導浙江省人大黨委，兩者權力同源，在他駕馭之下，當然配合得天衣無縫。反觀香港，李家超不是立法會主席，看來立法會「完善」之後，還有進一步完善的空間。
同樣超現實是，夏寶龍最後又肯定青年是香港的未來，並呼籲他們勇敢地擔起對香港對國家的責任。細看眼前，代表他們發聲的政治領袖正失去人身自由，上街請願申訴變了自己遊街示眾，在社交平台表達想法也得戰戰兢兢，未來甚至選個區議員也面臨諸多限制。他們對社會只有責任卻不享有權利，使人不禁要問，這個社會跟他們何干，而且這個又是甚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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