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難於國安法幾近三年，以十萬計港人漂泊他方。獲得了寄居地的新身份之後，這些香港人的認同不能不隨著變化，是時候從新思考「身份」和「認同」這一對概念。
香港一向特殊，個人身份和認同常常是兩回事，甚或是分裂的、對立的。身份是由主權、法律或其他機構以權力界定，是客觀的、外加於身的；認同指個人對自己的屬性界定，是主觀的、內心的；二者相關連，無特定關係，卻易於混淆。今天我主要講認同。
認同雖說主觀，卻包含個人對客觀、自以為關鍵、特別是自身經歷過的事物的理解、懷抱或拒否。經歷分文化和事件兩種。
先說事件經歷，聚焦2020年。國安法粉碎了延續三十多年的香港民主運動，整個陣營不論派別，瞬間從香港地銷聲匿跡。這個共同經歷非同小可。先前以為一國兩制是真的，民主只要鍥而不捨壯大輿論壓力便可爭取到，現在大家知道僅此不可能，而是首先需要「光復」。光復是全新的、更艱巨的任務，我們縱有鬥志也缺本錢經驗；好在，觀世界大勢，那並非不可能。「民主」這個政治工程於是自然退居二綫、讓位給「光復」。這個任務主次認知的變化發生在很多人心裏，直接影響自身認同：過去大家多多少少都是「民主派」，今天都急促進化成了「光復派」。
再看香港人的文化經歷。這個經歷有兩個外在源頭，其重要性都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相當罕有：一是古代華夏，一是近代英國。世界上只有新加坡和香港有此文化組合，但香港與這兩個文化的接觸，都比新加坡更深更長。
香港人接觸到的華夏文化，主要是古代以降北方政權 – 包括清末之後的兩個漢族政權 – 透過南來的中華殖民官和中國知識分子散播；此所謂漢化，但更貼切的說法是皇民化。這個皇，當然不是日本天皇，而是自秦朝侵攻百越起計、歷代中華帝國之皇。漢文化和漢殖民南來香港的中轉地是嶺南，因此儘管我們接收大量華夏文化，但在語言和起居飲食習慣的所有方面，都保留了古代五嶺以南的百越族文化深層印記，所以香港人的漢化，程度雖高，卻非完全。
至於英國文化，最先由十九世紀英國遠東殖民體系帶來，其中包含與之兼容的其他西方文化特別是北美文化，深入影響香港的語言、法律、機構行政和商業營運等方面。這個英化，其本質當然也是一種皇民化，但那是大英帝國的皇。
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是這雙重皇民化的產物，不同的只是分量比重。由於這兩個文化傳遞到香港的背後推力是政治權力，而且都不是最好的政治權力（殖民），所以我們接收到的版本，既不完整也包含不良元素，因此不應該不假思索地傳承。由於華夏那一支更根深蒂固，我們特別要多加思索。
華夏文化最重要的成分 – 儒學（即先秦儒），本是一套維護周代家天下的政治哲學，但周代封建制是一種分權制，形式上更是一種聯邦制，各邦高度自治，間接造就了周代文化興盛、百家爭鳴的局面，所以先秦儒有其可取之處。但這套學說由漢代起便被反轉成維護秦式中央集權制和大一統觀念的儒教（即漢儒），後來更成為替法家打掩護的儒術。所以，我們便是想繼承儒家某些觀念如忠孝仁愛等，也必先予以改造，抽離本來場景、賦予現代價值。這點其實現代人都在做，只不過不完全自覺及徹底。
儒家墮落自漢朝始，而漢朝也恰恰是古典華夏貴族政治（周代封建體系）終結的起點（其終結的終結在唐末黃巢之亂，消滅了整個跨朝代千年古老貴族階級，因此後繼的宋朝，皇帝執政時少了社會上盤根錯節的貴族干擾；此即史家論述中華皇權性質時說的「唐宋變革論」）。華夏自漢及後便進入歷史循環論的時代，皇朝多番更替，除了蒙滿兩個「征服皇朝」，每次都是低下層游民以暴力推翻上層，其領袖取得帝位成立新皇朝，然後自身腐化，直到下一次更替。十九世紀英國漢學家 T. T. Meadows 在中國多年，接觸過太平天國等「革命黨」，到後來就一句話入木三分：「中國人是最要造反（rebellious）卻最不革命（revolutionary）的民族」。
皇朝不斷更替，國姓變更，但政權的性質、體制和價值觀念卻大體不變。由孫、毛這兩個漢化南方人建立的北方政權即民國和共產中國也一樣，儘管招牌各有不同。然而，所有這些依靠低下層游民透過暴力建立的政權，都需要儒教替它建立合法性，也需要知識分子幫忙管治，因此變了質的儒家也能一直生存，也一直墮落。到最後，大家看到從中國南來的儒學大師當中，錢穆終於要投靠盤据台灣的蔣氏政權；稍後的南懷瑾、饒宗頤，遮遮掩掩也要揩共產黨的油。關鍵不是個人品德，而是自漢代以來逐步墮落的儒教到了最後，本質上與最專制政權之間已無什隔閡。
元、清兩朝是蒙滿貴族建立的；他們對待儒學和儒者的態度，出發點不同但也是工具性的，跟漢族皇朝無大分別。
所以，華夏這一支文化今天在我們身上流傳到海外，值得保留的元素已經不多；到了我們的下一代，傳承成本更高，更難持續，也無法扭轉。兩年來，我的一些最「大中華真心膠」難友也接受了這個逐步淡出大中華的現實。
這不是說華夏文化完全沒有保留價值。一些有恆久人文意義而又可用生動手法普及的元素，我們反而應該特別努力在海外傳承、推廣。例如，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最後一舉復國、燕太子丹與劍客荊軻合作刺秦皇、祖逖為了北伐而聞鷄起舞，等等；這些史實對我們今天播遷海外矢志光復、但又活在民主自由而且極度和理非世界裏、日子久了恐怕樂不思蜀的香港人而言，特別有意義，不可須臾忘。
至於英國/西方文化，以往在香港的時候，是香港人身上有別於周邊（中國）人群的一個特徵。吊詭的是，這個反差，在港人離散到英國/西方之後忽然消失，因為現在周邊人群的政治信仰和價值都和我們差不多，水乳交融了。這個微妙變化，不利港人保留自身認同；再加上英國/西方國家慷慨給出新的居留身份，部分港人和他們的的下一代樂不思蜀就很可能。但另一方面，我們身上的英國/西方文化不再需要我們費氣力傳承，由此省下的心力，可投放到真正需要費勁去做的事上面。
然則我們今後的認同工程需要側重三方面：
一、關心香港發生的事，盡量幫助留港的人抵抗暴政、打擊中港政權；
二、留住關於往日香港的集體記憶，篩選精要，努力傳給下一代；
三、學習、吸收和傳承原華夏文化中的優良部分，特別要掌握有利光復的那些元素並轉化為教育力量。
由於我們身上帶有雙重皇民化的特徵，有很多文化批判的工作要做，不能簡單講傳承；況且傳與承之間無可避免出現弱化、失真，所以更重要的任務是創新。如何以分散在異國時空裏的「香港性」為基礎，建構屬於香港人的新文化，是下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練乙錚 | 流亡港人的最大隱憂：自己斷子絕孫（海外香港社群論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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