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学者忠于宪法，公安部出版人出版头号禁书，满清八旗后裔出离族群、自由主义知识人躬行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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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宪政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公平正义、博爱等被称为普世价值……。正因为我一直秉持并宣扬这些自由主义精神，我多次挨整，两次系狱。……但我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九死其犹未悔。
——于浩成
这是于浩成2013年耄耋之岁——八八米寿之时，在海外发表的明志之言。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我是北明。这次节目分上下两集，为您介绍中国宪法学家于浩成先生。主要依据的文本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首任所长，八九后流亡海外的严家祺先生的回忆，选自他授权本台中文部使用的、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他的半自传体著作《在人生的列车上》 第一部分，第14节，原标题是："'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另一个文本是于浩成先生2013年在海外发表的自述："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
我先简单介绍一些于浩成的简历。已故的于浩成（1925－2015）先生1925年出生于北京，原名董葆和，中国法学家、宪政学者、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此外历任天津南开大学法学教授、法学所所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等。历经四十年代到八十年历次政治，多次被整肃（后详），1994年至2004年间受邀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宪政学，旅居美国。2005年返回北京。2008年参与签署《零八宪章》。2015年11月14日病逝北京家中，享年91岁。
于浩成身份中显著的标志是，他是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而他的一生以自己历久弥坚的血肉文本证明他身在专制，心属自由。他所在机构的制服不代表他的属性，他的社会身份也不也是他的本色。我们看"认识于浩成有三十多年"与他"一起参加理论务虚会，一起参与筹建中国政治学会，一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前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怎么说：
现在提起中国公安系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王立军。从王立军身上，党性与人性、残暴与良心、黑暗与光明、狡诈与诚实极其扭曲地交织在一起。不过，在中国公安系统，也有于浩成那样充满人性、良心，光明磊落、忠厚诚实的人。
于浩成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担任中国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他还主办《啄木鸟》杂志，又任《法学》杂志主编，《法律咨询》社长。在谢富治当公安部部长时，他批准群众出版社可以到香港等地区进口一些国内禁止发行的书籍。借此，群众出版社还出版了许多专为高官看的"内部图书"……。如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描写苏联斯大林时期集中营情况的《古拉格群岛》等等。
《新阶级》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作者是前共产党国家南斯拉夫
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Đilas）。此书被译成几十种语言传遍世界，六十年來在大陆汉语世界讳莫如深。为打破禁区、传递南斯拉夫首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反思和批判，本台（RFA）北明主持的"华盛顿手记"在2016年曾经以47集的篇幅，连续播出这部杰作的全本。（华盛顿手记：新阶级）《古拉格群岛》则更是自由世界家弦户诵的名著，作者是苏联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文豪索尔仁尼琴。此书揭露苏共监狱制度实况，反思斯大林暴政的文化根源，警醒自由世界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之梦，此书在苏联一直被禁，直到这个庞大帝国解体才得以在本土正式出版。这两本来自东欧和苏联的、釜底抽薪共产主义制度的书，竟然在苏联解体前在中国内部出版，出版者竟是公安部所属的出版社。如果不是于浩成以这个出版社总编和社长的身份主持，这是绝无可能的。顺便说一句，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史上独一无二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也是于浩成主持下出版的。[1]
于浩成先生早年追随中共，后来抵抗这个党建立的政权，无论早年的追随还是后来的抵抗，这看似截然相反的行为有内在逻辑，这个逻辑起点和终点就是他信奉的文明价值，他为中共宣杨的自由理念而追随它，为这个政权的专制统治而抵制它。因此他也必然积极参与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为此遭整肃。严家祺先生写道：
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运动期间，于浩成、李洪林、戴晴、李泽厚、苏晓康、温元凯和我等十二人，在统战部会见了学生代表，并到天安门广场向学生宣读呼吁书。于浩成还参加了一些签名，就这样，被关押了一年半，出狱后又禁止他在国内报刊上发表文章。
岂止禁止发表文章，于浩成八十年代后半期的论文已编成《权与法》，杂文集是《谈风集》，两部著述也被禁止出版。[2]一个出书、读书、写书人遭此厄运，不啻灭顶，值得倾力避免。但是引发如此厄运的于浩成的抵抗行为，不是暴虎冯河的盲动，却是他不断阅读、潜心沉思的结果，正如他的自述："一个人思想的形成，无不同所处时代环境、家庭、学校有关系。对于知识份子，更同他是读什么书大有关系，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因为很早就看透现实，放弃幻想，所以他每临大事有静气，从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严家祺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告诉我们：
于浩成爱书、出书、读书、写书，在北京的书房，起名雅称"新绿书屋"，一进"书屋"就可以看到挂着的一对轴联：
荣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是他二十多年前因"六四"被关押前的书房的轴联。
一个人只要听从良知的声音，自然会超越制服和身份，超越体制和职位，甚至超越所属族群的利益和格局。在超越制服和身份、体制和职位方面，于浩成是典型；在超越所属族群利益和格局方面，于浩成也是典范：他早在青年时代就为遵循良知，跨越了自己所属的民族界限——
于浩成的双亲均是滿族人，家族本姓董鄂氏，属清代八旗之一的"镶红旗"。[3]1925年出生于北平的于浩成百分之百满人血统，退回十几年，他就是满清八旗子孙。而他祖父是名副其实的清朝"八旗子弟"，做过清光绪朝的军官——神机营管带，还受到甘肃、广东布正使岑春暄打击，被发配新疆。[4]
大清覆灭，改朝换代，他任教于北京师范和燕京大学的满族父亲董鲁安，参与了汉人的五四运动，还是当时的学生首领之一。他的兄弟于董易，也在早年就加入了中共队伍，成为中共党员。——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于浩成不仅耳濡父训，作为民国时代的理想主义青年，他还受鲁迅的影响，反感于国民党统治，因此在抗战爆发后，他没去国军的抗战前线，而是留在北平，组织学生成立读书会"萤火社"，大概类似俄罗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隐修士" （赫尔岑语）们组成的读书小组，不过支持的是他们理想中的中国共产党。
1942年5月，于浩成加入中共，在北京从事地下情報活動。无论思想还是行为，他都出离了家族格局，自觉地加入汉人队伍，怀抱汉人理想，争取汉民族的自由和解放。这既是中国时代变局和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也是他自觉追求理想的必然。在这一点上，他是众多抵抗奴役的中国流亡者、民主人士中的异类。
我们接着说于浩成对极权制度的抵抗。回看历往，于浩成的抵抗并非始他参与期间的八九民主运动，甚至早于他出版那些内部禁书的五十年代。1944年，于浩成被調往延安受訓，那时起，中共在现实中的邪恶作为，如毛泽东羞辱知识分子的言论、迫害以致杀害王十味的事实、肖军的延安经历及其后来的言论等等，导致他思想转型：他开始以"常识"而不是光辉的"理念"和抽象的"主义"判断是非。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于浩成由此踏上了荆棘路。（待续）
什么荆棘，那条道路，如何行进？各位朋友，这一集只是于浩成一生的点滴内容，下次这个节目我们依据严家祺的回忆和于浩成的自述以及北明的评述，具体看于浩成的先生如何躬行正道。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题，躬行正道的仁者于浩成。我是北明，下次再会。
[1]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网》一书的前言/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
[2] 同上。
[3]又作"厢红旗"，清代八旗之一，以镶白边的红色旗帜而得名，旗主为多罗克勤郡王。与正红旗、镶白旗、正蓝旗、镶蓝旗并列为"下五旗"。
[4] 严家祺《在人生奋的列车上》，第一部分第14节，P.87-88/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
好酒、爱美食、沐浴润泽、懂两门外语，热爱世俗生活。且看十七岁入党的前清王朝贵族后裔、著名法学家、宪政学者、出版社长、总编辑于浩成的觉醒与受难。（待續，悲情待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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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中国抗日卫国战争胜利，于浩成（1925-2015）从延安回北平继续读书。从此他每隔二十年遭难一次。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题：仁者正道于浩成。我是北明。
四十年代没结束，1947年，于浩成在华北联合大学[1]中遭到整肃：被定为"反党分子"，受留党查看处分。[2]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再遭整肃：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旅美期间与于浩成素有往来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先生披露，原因是被人告发在香港进口的书单上圈购的一本《中国电影史话》上，有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照片和逸闻。于浩成因此被关进中国高级政治犯囚禁地秦城。秦城归来已是三年之后，他没获自由，直接送往"五七幹校"監督劳动改造。一直"劳改"到文革結束。他走出劳改农场，官复原职，终于可以继续出书读书。可是他本性难移，非要在谎言时代继续说真话。
八十年代，公安部以"于浩成发表错误言论"为题写成报告，把他一状告到中共中央，他遂被再度免除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职务。他发表的所谓错误言论是接受香港媒体采访，还撰文质疑中共培养"第三梯队"，指出"由当权的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那一套。此前中宣部长邓力群曾经把他招到中南海提示他："你的一些观点不一定错，但我们不能比中央更聪明"，要求他与中央保持一致，但他做不到。 [3]
除了对第三梯队的质疑，他还发表过其他不同意见。严家祺先生写道：
一九八一年，于浩成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党委不应该继续审批案件》的文章。接着，于浩成又上书中央，说饶漱石作为一个公民，长期关押在监狱里，既不审判，又不释放，一直关到死，这是违法的，希望把这一意见写进当时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幸亏是胡耀邦当总书记，于浩成信寄出三天後，胡耀邦就批示肯定了于浩成的意见，但向他说明，他的意见无法写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4]
于浩成有个绰号叫"呆公"，意指他一门心思做事不拐弯儿。他做的事乃是为家国民族求自由之道，非大丈夫不能为也，"呆公"于浩成为此痴心不衰。结果二十年一轮的整肃经历三次后，第四轮没再等二十年。四年后，1989年，中国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他舍身忘己、参与期间而被指為參與動亂、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遂開除出黨，再度囚禁。
民国时代出生的前清王朝贵族后裔于浩成[5]好酒，还调得一手各色绝品鸡尾酒；爱美食：执手携老的妻子专为他烹饪的美食；满室温婉润泽人生：他虽自幼丧母，美貌聪慧的长嫂如母，呵护他长大成人；懂两门外语：英语和俄语，都是年轻时打的底子。[6]他热爱世俗生活，绝无天生反骨，并非要与现实作对。他只是不能活得不像人一样，不能不按照良心和意志、认知和文明价值生活、不能不对社会尽一份知识人的责任。所以在无道社会他必然受苦。虽然受苦，不妨碍他向往世俗美意，严家祺先生写道：
在秦城监狱，于浩成写了许多诗。其中有一首"打油诗"：
自从被捕离了家，身穿黑衣如袈裟。
窗前终日听笑骂，世路崎岖曲如蛇。
屈指常把年月算，心事重重乱人麻。
何日方得出牢去，重回书斋喝酽茶。[7]
于浩成率先在中国出版名著《古拉格群岛》，他与此书作者、苏俄兄弟索尔仁尼琴心有灵犀，索尔仁尼琴说过："一句真话，比一个世界的分量还重"，如此之重，就无法顾全个人安危。严家祺回忆说：
于浩成有对中国"敏感问题"好提意见、好发表评论的"毛病"。……在胡耀邦垮台後的"反自由化"运动中，邓力群又把于浩成列进了准备开除出党的十二名"自由化分子"名单。由于赵紫阳的保护，于浩成这次没有被开除出党，但"六四"後，在胡锦涛还没有出生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的于浩成，再一次被开除出了共产党。
纵观于浩成一生，严家祺感慨道：
于浩成的"党龄"超过胡锦涛的年龄，他没有坐过国民党的牢，却两次坐共产党的牢。他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让我更体会到共产党革命不过是中国几千年王朝循环——从"大清王朝"到"中共王朝"的一个插曲。
于浩成年輕時热诚追隨在野共產黨，这个党成功执政后他却不断发出异议，以至两度被解除职务、兩度被開除出黨、兩度成為党囚。所以如此，是因為自他在延安中共根据地直接观察体会这个党的现实，就发现该党的作为与其标榜的辉煌理念和主义不相干，常识就成为他衡量事物、判断是非的依据。那些启迪他常识的事物非常具体，上一集我略陈过延安时期他的见闻，现在我们看看中共建政后，使他摆脱主义和理念的狂热，还原为人的那些具体事。
首先是对所谓"阶级敌人"的无情，他八八高寿时在海外发表的《自述》如是说：
……1950年展开镇压反革命运动，我被调到监狱进行清案工作，当时北京、天津都在一日内集体处决一、二百犯人。在处决犯人的当天，我们都到现场，在监狱门前，开来了几十辆大卡车，车上站满持枪的军警。在车前几十步的地方，设一小桌，当犯人被提出，在经过这一小桌前宣布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并由军警押到车上。我亲眼看到天津伪市长温士珍（即温家宝的伯父），伪驻日大使许世英被从监狱提出。二人可能事前已得到消息，都穿了家中送来的全新的布鞋，但温士珍在被军警押上车前，一只脚上的鞋子掉了，他转过头看鞋，但军警硬把他架上车去。我看后心中十分不忍。即使对反革命罪犯，何以这样予非人道待遇？后在高等学校中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抗美援朝中的反美运动中，胡适留在国内的大儿子胡思杜被迫交待他父亲的罪行，后来胡思杜被迫自杀。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的儿女都在会上揭发其父亲是美帝的走狗。他的一个儿子曾经与我同班的陆卓元后在文革中还伸手打他的父亲。[8]
让于浩成深感不适的还有践踏人性的残暴和草菅人命的统治术，于浩成先生写道：
我想到1947年，我在华北联大被整为反党分子时，宣布我的罪状竟有与父亲的关系超过党的关系一条。他们举着"大义灭亲"、"对反革命的怜悯，就是对人民的凶残"（的旗帜），对人道主义和孝亲的道德肆意破坏。我听说毛泽东有两次讲话都说到，我国有几亿人口，死了一半也没什么了不起。氢弹打来没什么了不起。我听了以后，很震惊。他居然对人的生命不加珍惜。……毛泽东曾经指示人民，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要人民去吃苦，牺牲，但是他自己却在深宫中享受帝王的生活。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人时，他却在各地大建楼台馆所。
我的哥哥董易曾属名于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人，要把人当成人！"因此在反右中被划为中右，两次下放到山东、山西。
接下来，五十年代中期来自苏联"老大哥"的消息和各国共产党官员的反思，终於"解冻"了他早年被共产主义崇高理念冰封的认知闸门：
1956年，苏共举行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因为级别不够，我未能听到党内的传达，但我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报纸上看到了报告的全文。给我思想上以极大的震撼。……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斯大林问题文集一、二集，刊载了各国共产党领袖的表态、发言，南斯拉夫的铁托在普拉的演说，给我以极大的启示。他说，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在于个人崇拜所由产生的制度。
六十年代中国政府高征购粮食导致的全国大饥荒被宣传为"自然灾害"，没能误导他的考察和反思；农村人口的分化，让他看到权力不受限制的邪恶；南斯拉夫共产党首脑吉拉斯（又译做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彻底打开了他的思想局限。他写道：
1960年传出河南信阳等地发生饿死人的事件，中央派了两个工作组分别去信阳和甘肃。我和公安部的一批干部都分配到甘肃的工作组。我和当时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姚艮一起到清水回族自治县，除了亲眼看到大批人饿死，还看到地方干部与农民的严重分化。许多干部事实上成为新恶霸和土皇帝。他们占有当地一切资源和权力，贪污、滥权，欺凌农民，……有的队长几乎将全村的妇女都霸占了。对于这种情况，后来在文革前的整风清社运动中，王光美的桃园调查也有记载。后来我读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一书，才清楚认识到毛泽东一向主张的"兴无灭资"确实出现了一个新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待续）
仁者正道于浩成。各位朋友，如果我继续播下去，直到把于浩成的故事完整播完，那就还需要15分钟事件，整个节目的时间就超长了。那么我们现在就结束这一集，待下周同一时间再继续。谢谢您，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华盛顿手记，我是北明。我们下次再见。
[1] 简称华北联大，创建于1939年，是一所中共领导的干部学校。
[2] 于浩成: 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往》一书的前言/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讯。
[3] 于浩成: 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往》一书的前言/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讯。
[4] 严家祺："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引自《在人生的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5] 于浩成之父属满清八旗之一"镶红旗"，其母瓜尔佳氏则属"镶蓝旗"。于浩成的父亲世袭世袭"佐领"爵位。参见李南友（遗作）：啄木鸟于浩成/明镜历史网/2012年5月18日。/另见于浩成访谈录/ 新世纪2015年11月14日。
[6] 分别参见慕小易：浩成虽逝浩气在 宪政学者少一人/美国之音2015年11月17日；严家祺："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引自《在人生的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李南友（遗作）：啄木鸟于浩成/明镜历史网/2012年5月18日。
[7] 严家祺："新绿书屋"主人于浩成/引自《在人生的列车上》/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下同。
[8]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往》一书的前言 /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下同。
老爷子70岁"戴镣"出国，自我流放；81岁拒绝悔过，闯关回国；90高龄纵然回国痛断肠；盖棺定论：仁者正道九死不悔于浩成！
谨以此音频与文字献给：
身系狱中的中国英雄牵马人耿潇男、被剥夺言论与生存权的中国法学家、民意代言人许章润，以及囚中狱外所有坐言起行抵抗奴役的大陆孤勇义士。
与喜欢展览书单附庸风雅的"毛主的习"习近平先生不同，读书和思考是於浩成的生存方式。坐监他可以苟活，沒书读他就难以度日，在只准读"红宝书"囚牢里，他只好把毛选通读许多遍。[1]平日手不释卷的于浩成，阅读涵盖中国古代圣贤思想和西方现代人文主义。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专题，我是北明。这是"仁者正道于浩成"下集。
早在七十年代全中国大举批判自己的古典文化时期，于浩成就引征魏晋时期思想家嵇康的言论批判"个人崇拜"；[2]也是在那个屏蔽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时代，借助旧书摊，他找到并读过了那本深具人文色彩和道德情怀的"内部发行"读物，《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他还十数年如一日地、海内外遍搜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他的一生行迹始于主义和理想，辅之以知识结构的纵深拓展，思考不断根据目睹耳闻的现实深化和修正。最终他认识到：
正像丘吉尔所说， 民主是最不坏的一种政治制度。自由经济也不是没有缺点，但正像民主是纠错的一种机制一样，自由经济也是可以自我调节的。[3]
他因此认为：
斯大林关于人类历史上存在五种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这一结论与中国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殊途同归，而且比余英时公布同一结论的2014年还早了一年。[4]
于浩成先生同时指出：
1992年8.19事件，苏共垮台更证明了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完全破产的事实。人民一直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毛泽东一直讲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方向。看来，走什么人的路的问题，也有重新考虑的必要了。[5]
他認同"国家主义是专制主义的最后避难所"的說法，反復強調：不能把祖國和國家混為一談，不能把國家和政府混為一談：
国家至上还是人民至上，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苏东波社会主义阵营的铁幕倒塌之前，他就完成了从共产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转变，毫无拖泥带水，是他那一代人当中的佼佼者之一。
法学家、宪政学者于浩成还有一件事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在中央挂了号的八九六四老流亡者如王若望、王若水、戈扬、刘宾雁、郭罗基等不同：他晚年回到了故土。辗转美国各大学府十年后，于浩成已年屆81岁，自况"乡愁客梦伤逝水，已是十年域外留"，[6]同为海外"孤臣孽子"，理當為他的归去感到欣慰。但他自己並非沒有失落。
为能安全返回故里，他先自我"淨身"：辞去了"中国人权"理事职务和《北京之春》顾问一职。此一去意味着铁幕隔离，他为此专程去探望了两位流亡同道：久病不愈的中国大记者刘宾雁和眼疾严重的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前所长苏绍智。一向坦诚的于浩成此行隱忍不發，他明相见、暗相诀，未告知两位老朋友他的归去计划。[7]次年，他悄然返归故里，中断了与海外的大部联系。一年后，2005年，沉疴中的刘宾雁写信给中共领导人请求叶落归根，哪怕让他在北京的马路牙子上坐一坐，三度请求，全無回音，坊间闻讯，莫不切齿。不久刘宾雁客死异邦，举世哀悼，人归故里的于浩成為刘宾雁"终竟未能实现其宿愿：落叶归根，在生前返国"感到遗憾，此外还有另一番感概，在悼念刘宾雁的诗中他写道：
"莫钦（"钦"疑为"叹"之误）有家归不得，纵然得归痛断肠"！[8]
于浩成与刘宾雁同庚，时年都過了八十高龄，客居他乡多年后二人都希望返回故里，他如此宽慰劉賓雁，无疑是因为他"纵然得归"却遭断肠之痛。痛的原因之一，是大陆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彻底沦陷，在为宾雁送行的悼诗中，還有这样的句子：
"道观桃林生荆棘，文坛百卉尽凋零"；
"松花江水淌毒液，王守信辈逞豪强"；[9]
究竟归去还是不归，他不是没有纠结，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苏武垂老终归汉，鲁连誓死不帝秦"。[10]
除了国已不国，于浩成还另有隐痛，那是他归去后才体察到的世态炎凉。归去两年，他悼念"八九六四"后被捕判刑、出狱即遭禁声直到去世的中国社科院史学所研究员包遵信先生，哀思有余伯牙摔琴之痛，在悼词中他这样写道：
我在"六四"后……被迫流亡海外。十一年后侥倖得回故土，已是一个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来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对比一些人出於利害考虑，对我冷酷无情甚至无端怀疑，我痛彻感到一个道义之交的真朋友与那些势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对失去老包这样一个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11]
最无奈的还是自由的丧失。于浩成珍宝自己的美国岁月，归去前他曾喟叹："来美国十年，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才知道什么叫自由人。"[12]他的自由在他重新踏上中国土地时注定消失。这不仅因为这片大陆对于拥有公民意识的普通人而言是一个大监狱，还因为于浩成本来就前科政治犯、劳改犯，人届高龄不能修改他的政治烙印。尤其重要的是，他当年就是"戴镣"出国的——
八九狱中归来，于浩成曾多次申请出国，均遭拒绝。1994年美国国务卿华伦·克里斯多弗（Warren Minor Christopher）访华期间美中交涉后，当局放行于浩成，但是附加了三个条件：首先要求他保守国家机密；第二要求他按时归国；第三，出国后"不符合宪法法律的事不做，不利于国家的话不讲。"[13]
这是三道套在于浩成头上的紧箍咒，相当于无形的镣铐。不过在自由世界被他全部崩解。第一，面对西方世界，中国当局的"国家机密"门槛之低、范围之大空前绝后，在一些特殊时期，甚至市场上大白菜的价格，对外也被宣称是"国家机密"。保守这种机密普通人都难于做到，更甭说于浩成十七岁就被吸收入党，青少年时期就身处中共机构内部，人脉关系、历史事件、现实问题、红朝内幕……所知甚多，言及中国，几乎出口就是"国家机密"，他没法子保守；二，他也没有按时归国，而是一去十一年之久才思归；第三，在美国访学期间他撰写多篇文论，最终集结成集，书名和主旨把他头上"不符合宪法法律的事不做，不利于国家的话不讲"的第三道紧箍咒彻底消解，叫做《人权与宪政》。不仅如此，行动大于言辞，他坐言起行，"义不容辞"地一直担任总部在美国的"中国人权"机构的理事和"反动刊物"《北京之春》的顾问，直接参与了"不符合宪法法律的事"，直到归去之前。
自我解脱镣铐还要安全归国，绝非易事。
流亡者们多年后因故不得已归去时，不约而同大都是先与中国领事馆沟通，但答复据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归去者必须写"悔过书"。这项屈辱无人认领，于是统统止步。于浩成当然没有自取其辱，不过他就此作罢后却另辟蹊径：忽略使馆，直飞中国。同时准备一旦人在海关被扣，接应者立即诉诸海外媒体，曝光消息。于是于浩成拿着自己的中国护照，购买机票，登机起飞了。老伴已按原计划提前一天顺利入关，于浩成次日随后。子女们如期等候，久久不见老爷子出来，断定出了麻烦，准备破釜沉舟，向媒体曝光，这时就见于浩成慢悠悠走出通道。耽搁的原因是他临时被要求补充填写一份"检疫表"。就这样，废置的请求归国的"悔过书"变成了闯关进入的"检疫表"，八十一岁老爷子于浩成闯关成功！知情人程铁军，前澳门大学教授和中国社会学者，多年后披露这一消息时补充了一句："因为于老原单位属于公安部，所以托运物品都没有经过严格检查，所有海外书刊毫发无损。"他事后托运回国的几十箱书籍行李，全部安全抵达。[14]除了出版不少禁书，书籍行李享受特殊待遇顺利入关，大概是于浩成供职于这个部门的另一项意外"优惠"。
虽然归去不失尊严，不言自明的是，中共当局不会把这位当年美中谈判棋局中的棋子当作普通的归国华侨对待。不出所料，于浩成"回国后一直受到当局监控。"[15]享誉世界、被苏联当局剥夺国籍而驱逐出境的俄罗斯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Leopoldovich Rostropovich）流亡欧州多年后，在苏联8·19事件期间，突然买了张机票就登上飞机，成功闯关回到故国，出现在莫斯科红场，但他没有再遭迫害，因为随后不久苏联帝国就土崩瓦解了。而为抗拒全球最后一个专制政体，究竟叶落归根而再度失去自由，还是拥有自由而永远失去故土，至今依然是中国流亡者们面临的难题。安全还乡的于浩成，于公，国情不堪；于私，友情衰变；加上自由得而复失，除却巫山，曾经沧海，他心中的悲情"痛断肠"三字已然写尽。
于浩成诚实对己、待人、做事、奉家国，他初衷不改的持守，鼓舞身边同道。2010年他八五寿辰之际，与他同庚、同心、同难、同德的改革派理论家、八九六四受审而被禁声的前中共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先生写一首诗，书法于装裱精美的横轴上，赠他为他贺寿。诗中，李洪林借助苏东坡"西江月"的开头联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称赞于浩成"历尽严寒酷暑，何惧雨骤风狂。"[17]那正是于浩成人生的真实写照。
2015年11月14日凌晨3点50分，于浩成先生病逝北京家中，享年91岁。仁者躬身行正道，九死不悔于浩成。容我用于浩成先生2013年发表在海外媒体的自述中的一段话语结束 节目。于浩成先生写道：
以民主宪政取代一党专政，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在我国古代，知识人被称为"士"，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字这里可以包括普世价值所有的思想意识在内。……再回顾我过去走过的道路，我也更加有道路自信，我深信我国必将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严冬即将过去，春天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18]
自由亚洲，华盛顿手记，"仁者正道于浩成"。我是北明。下次再会。（全文完）
[1] 大师访谈录：法学家于浩成：风雨宪政梦 /腾讯 嘉宾访谈 2013-04-02。
[2] "1971年我在秦城监狱关了三年后，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送往公安部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当时我曾写了一个字条，交给另一"黑帮"分子，我引述了稷康在"太师箴"中的词句：'行本惩暴，今已胁闲'；'昔为天下，今为一人'"。引自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往》一书的前言 /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
[3]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往》一书的前言/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下同。
[4] 参见余英时：中国轴心突破及其历史进程——《论天人之际》代序与跋/台北经联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5]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往》一书的前言/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
[6] 史义军：于浩成和他的自寿诗/独立中文笔会/2015年9月15日。
[7] 郭罗基：呆公不呆——悼念于浩成/独立中文笔会/2016年1月2日。
[8] 史义军：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于浩成和刘宾雁交往记事/独立中文笔会2018年1月2日。
[9] 同上。
[10] 同上。
[11] 同上。
[12] 郭罗基：呆公不呆——悼念于浩成/独立中文笔会/2016年1月2日。
[13]史义军：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于浩成和刘宾雁交往记事/独立中文笔会2018年1月2日。
[14] 程铁军：六四国殇日，悼念苏绍智老师/议报/2019年6月12日。
[15] 慕小易：浩成虽逝浩气在 宪政学者少一人/美国之音2015年11月17日。
[16] 此书在他逝世后的2016年9月于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依其遗嘱，增加生命最后两年数篇文字，书名依他的大限年龄改为《九一忆往》。
[17] 如图，源自李南友（遗作）：啄木鸟于浩成/明镜历史网/2012年5月18日。
[18] 于浩成：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自述——《八八忆往》一书的前言/大纪元2013年10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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