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只注意習近平二十大後，帶著他的私人班底去朝拜延安，沒注意他們竟然也去朝拜了林縣紅旗渠，這恰好印證了一個「治水社會」理論：自古中央集權與治水有關，從乾旱的西北走出來的政治集團，因為缺水而渴望「集中力量辦大事」，此乃「亞細亞」的精髓，天然抵觸從地中海出來的個體精神。我年青時在河南當記者，曾派駐安陽地區，常去太行山麓的林縣，熟悉紅旗渠故事，撰寫《屠龍年代》時也寫進了這個在岩壁上人工斫河的大事功。】
中國人今天開始追問五九至六〇年的「大饑荒」餓死多少人？也開始反思毛澤東的「大躍進」決策，包括「放衛星」、大食堂、反右傾、高徵購等等。但是很少有人追問「江河治理狂熱」的惡果。實際上，毛澤東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想像力「趕英超美」，乃是他最土最「封建」、也最「適合國情」的地方，其中尤以大興水利事功最為「亞細亞」。
馬克思概括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不過是他讀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古代社會》時獲得的一點靈感而已。他有一位同為猶太裔的德國晚輩卡爾．魏特夫（Karl．Wittfogel），極度發揮此說，提出整套「治水社會」理論，一度影響巨大，甚至被人認為超越了他的兩位理論前輩馬克思和韋伯。魏特夫將中國作為一個典範，納入這個體系，九○年代在中國也曾引起爭論。我在海外孤陋寡聞，偶然見到黃仁宇教授〈五百年無此奇遇〉一文介紹此說，他雖不敢恭維，但還是引「齊桓公葵丘會盟」、秦始皇「決通防川」，替魏氏補證，肯定「中國的中央集權確與防洪有關」。我則覺得若補上四九後的「江河治理狂熱」，魏氏「治水社會」之說就有了更堅強的支撐。五○年代西方曾頗驚異毛澤東解決了中國四億人的「吃飯問題」，這跟大修水庫搞灌溉分不開，只是他們不曉得毛澤東搞過了火，一下子餓死三千六百萬人（楊繼繩數字）。
國內學界人士似乎不贊成「水利社會」這個概念。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巨大的怪物，就會發現它們的端倪，都出現在「興修水庫」的運動中。香港歷史學家馮客（Frank．Dikotter）考證：
「『大躍進』這個詞，首次出現在1957年底興修水庫的群眾運動中。……在1957年10月，約有三千萬人被徵募。到了一月份，中國有六分之一的人在挖地。當年年底，超過五億八千萬立方米的岩石和土壤搬了家。」
楊繼繩考證「人民公社」的起源也發現：
「人民公社還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而是按中央的意願，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它起源於中央領導集團的共產主義情結，也起源於極權制度的需要。不過，它的興起卻借助了全民大辦水利的契機。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號召和推動下，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都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統一規劃，修建長達十幾公里甚至更長的灌溉渠系。這種較大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和資金，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這種事，只能通過調整農業合作社的規模甚至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問題。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結構的思想。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易興大事功也易生大災難，應是「治水社會」衍生的一個特徵，未知魏特夫窺見及此。我倒是從美國生物學家賈德戴蒙著《崩潰》一書中，看到非常貼近的描述，他分析道：中國海岸線平直，無大型半島，主要河流由西向東、平行排列，利於「大一統」，因此早在西元前221年，核心疆域的統一局面就壓倒分裂，這也使得統治者可以在廣大的疆域內，隨意改弦更張，事情不是更好就是更糟，常常在須臾之間。
魏特夫死於1988年，我猜他生前若得知中國那條「紅旗渠」，一定欣喜若狂，因為古今中外他也找不到這麼完美的一個「治水社會」，且出現在二十世紀！前面提到，七五年我在豫北跑農村，跑得最勤的地方，是安陽（彰德府）西部最缺水的太行山區林縣，「紅旗渠」如一條青龍纏繞太行峭壁，乃是文革期間全中國最驚人的水利事功，非常難得而生動的一個「治水社會」標本。
林縣地處晉、冀、豫三省交界處，山地面積占70%，所謂「七山二嶺一分田」。這裡的太行山餘脈，皆自西向東傾斜，地質構造猶如漏斗，留不住水，幾條過境河，才露出頭就都流走了。明朝以來五百多年間，大旱104次，民眾皆往山西逃難，呂梁山一帶多有「林移村」。對付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自古鬆散、官府不達縣以下的中國民間社會，自是無可奈何。黃仁宇認為，中國傳統官僚制度（亞洲大陸主體的產物），管轄過於廣闊而無效率，不能具體而微，後來「蔣介石及國民黨因抗戰而替新中國造成一種高層機構，毛澤東及中共因土改而造成一種新的底層機構」，這個理論在林縣被印證得淋漓盡致。五四年派來的縣委書記楊貴，受「大躍進」氛圍激勵，萌發從山西引水的「狂想」，並鎖定漳水，即《西門豹治鄴》中提到的「河伯娶婦」的那條千古聞名之河。
「紅旗渠」開鑿於文革時代，乃是可以跟山西大寨媲美的一個奇觀，實際上超越大寨。周恩來曾不無自豪地告訴國際媒體：「新中國有兩個奇跡，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但是對這個奇跡，至今沒有一個到位的解讀。其實楊貴以曠古未有的「底層機構」制度（黨），組織十萬農民，一錘一鉚地削平一千多個山頭，打通兩百多個隧洞，在太行山的岩壁上，開鑿長達1500公里的「引漳入林」工程，與其說它跟瑪雅金字塔和復活節島石像一樣讓人歎為觀止，倒不如說它奇跡般地在現代中國把「治水社會」重演一次。
從後世去觀察，更可玩味的細節，是當初楊貴的決策，如何可能？其中的關鍵因素，正可以回答魏特夫一再提出的問題：為什麼「治水社會」常常由一個獨攬重要決定大權的人領導？「紅旗渠」遇到的第一個障礙，是跨區域的限制。漳水源頭在人家山西，引水需與山西省、晉東南地區、平順縣三級協商。楊貴知道，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與林縣有點淵源：抗戰時陶曾任太行五地委書記，地委辦公室就在林縣。這種「宗法關係」果然靈驗，陶魯笳就把漳水「批」給了楊貴；卻也從此埋下悲劇的伏筆。第二，驅使民力，不靠強有力的權威行不行？紅旗渠1960年初元宵節開工，正是豫南爆發慘烈的「信陽事件」（餓死一百萬人）之際，而豫北太行山上十萬民工炸山鑿洞，每天只有六兩糧食，形同苦役，據說民間向上反映楊貴「只顧高舉紅旗，不管群眾死活」，亦令工程被質疑，幾乎下馬，因譚震林為他撐腰，才得以繼續，又是一樁「宗法關係」。再有一層，這樣的決策很盲目，如山勢蜿蜒盤旋，落差只有10米多，平均坡降為八千分之一，一個河南省委書記對楊貴說：渠修成了水流不過來，咱們倆只有從這太行山上跳下去。
由此觀之，「治水社會」首先要具備人治的制度前提，其次是短期、局部的利益考量。六〇年楊貴「引水狂想」前援大躍進精神，十年渠成已在文革高潮中，最得中央偏愛，誰敢與其爭鋒？毗鄰之地也只能聽其獨享漳水。這種「霸權」不久便與文革一道告終。山西大修水庫，冀豫兩省也修水渠、灌區、水電站不計其數，一九九七年紅旗渠首次斷流。這種結局，叫林縣人淚濕襟袖，他們在太行山的岩壁上，硬是從廣州一直鑿到哈爾濱啊，如今「紅旗渠」早已半死不活，水枯渠乾，成了只供觀光客參訪憑弔的「遺蹟」；當年驚人的記錄，也不再顯示什麼「人定勝天」氣概，而是丈量了領導人勞民傷財的愚頑程度。
紅旗渠是「政治決策」，所以才會乾枯。戴蒙在《崩潰》中寫道：中國淡水資源的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擁有量的四分之一，而且南北懸殊，北方僅為南方的五分之一。尤其農業灌溉三分之二靠地下水，含水層正在慢慢枯竭。中國是世界上河流斷流問題最嚴重的國家，至今河水仍在被不停地抽取，因此斷流問題進一步惡化。例如從1972年到1997年這25年間，有二十年的時間黃河下游出現斷流，而斷流天數也從1988年的10天增加到1997年的230天，甚至在潮濕的南方，如果遇到乾旱季節，長江和珠江也會斷流，從而影響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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