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共二十大，實際上產生了兩個題目：第一、就是胡錦濤被當眾羞辱架走，顯示「黨天下」驟變為「習天下」，並使三十年前「六四」屠殺衍生的兩個命題，即國家被權貴瓜分，以及陳雲命題「我們子弟接班」均被突破，權貴和太子黨（紅二代）都被更「小一撮」的習家班所取代，中國完全進入史上罕見的一種寡頭政治模式，其運作成疑，無疑短命；第二，習政權延續了江胡兩屆的腐敗、污染兩大危機，野蠻崛起，驚醒西方，又洩露武漢病毒，習近平的「崛起」，其實是跟全世界對抗的另一種表達，在二十大以「鬥爭」、「安全」兩個關鍵詞表達出來，這才是二十大基本的命題。我無力赴紐約參加研討會，提交了這個書名發言。】
中共二十大报告以「斗争」取代改革，「安全」取代开放，「准备经受风高浪急」，其實很容易解讀，這個政權危險了。
事實上，中共一向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鄧小平對江澤民的遺囑，就是「絕對不跟美國鬧翻」，江胡兩屆二十七年如履薄冰，習近平上台才能鬧到今天這個危局。五年前，２０１７年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三个半小时，宣布「大国崛起」，抛弃「韬光养晦」，他更改宪当皇帝；转眼三年，「瘟疫东来」，杀了西方一个措手不及，不料没能颠覆美国，他只好回头再捡「韬光养晦」，多少也得装怂。这套伎俩，未知洋人看不看得懂？
到２０２０年秋，北京忽然重提「上甘岭精神」，我的解读是它要收缩抵抗了。２０２０年九月初，中国墙内疯传一段“中央北戴河会议的最新精神”，大力“宣传抗美援朝”、发扬“上甘岭精神”、备战备荒，像一篇小学生作文，然而六十年代“我们的黑白电影”单子里，也没《上甘岭》这部片子，而从电影里发掘“我党遗产”，是一个创举呢。
然而更重要的是，他并未对此前抛弃“韬光养晦”、转而“大国崛起”的左倾盲动承担责任，有惊无险地扭转大战略，亦未见他找谁来做替罪羊。从耍横到装怂，不需付“学费”，这算“新极权”的一个特征？
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性格和作风，即错误路线执行者必须负责下台，乃是此党“伟光正”的诀窍，也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猫儿腻，否则该党会遭受巨大损失，早就挂掉了；否则从刘少奇到林彪，把老毛累得贼死，把全国人民也折腾个溜够，不都白瞎了？
看来这次“北戴河”神秘不宣，应是政治局常委们接受习的“转舵”而不追究责任，任“小学生”继续瞎闹。但是，这一点或许恰是此党当下的“成熟”，因为西方大梦初醒、正兴师问罪，而海外“换人”呼声震天，此局势下“团结”才能共度危机，换习恰恰“要上帝国主义的当”。
这便意味着，中共自觉他们的“合法性”并未损失殆尽，仍可继续为“习极权”支付代价；而国内百姓亦未觉得“换制”有那么要紧，或反正也换不了，就让习“下一盘很大的棋”吧。
一般的说法，是习不仅颟顸，也深通权术，乃中共三十年未见的狠主，直逼老毛。其实，六四屠杀以降，“合法性”成疑，该党若不走普世价值道路，只有相反走集权道路，而且必须越来越极端，俗话说，螺丝越拧越紧，松一扣就滑丝了，所以该党的前景，就是呼唤强硬独裁者，而牺牲社会发展和大众利益，且必须走到与西方和国际社会死磕的那一步，这是屠杀已经预设的前景，西方耗三十年从生意吃亏上才看到这一步。
习近平须回头发掘毛泽东遗产，不是什么“上甘岭精神”，而是“一穷二白”、“自力更生”之类，还有计划经济、票证制度、粮食副食布匹定量等等，备战备荒，做好粮食及能源储备之外，似乎应还有个“花木兰精神”吧，还有诸如：
——启动国家经济双循环体系；
——大力宣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以举国之力实现高科技及高端制造业突破；
——将国防开支提高到占GDP 4%以上；
——突破美国构建的第一、第二岛链，实现对美国战略突围；
——大力发展核武器，真正以强大的核威慑震慑美国的疯狂，等等。
這些都颇有这个独裁者的风格，色厉内荏，然而更大的信号是，“中国崛起”告吹。
二、野蛮的崛起
六年前，即2014年，我跟法廣安德烈有个訪谈《野蛮的崛起》，安德烈問：
今天中國的崛起，是一種什麼性質？
我说，中國經濟尤其是近二十年的「掠奪式」的資源耗竭型的發展，使它的資源匱乏非常嚴重。今天中國對外的發展，純屬資源爭奪上的擴張。但是如果不是因為二十五前的六四屠殺，中國完全可以走另外一條更加合理的、消耗更低的發展道路。
核心问题是，鄧小平要用經濟發展來挽回六四所造成的合法性缺失問題。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政治危機，中國政府完全可以很合理地安排經濟發展，不必走現在這種讓中國資源全部耗盡，土地、水源、空氣通通污染的發展道路；同時，又在分配上造成了非常嚴重的不公平，極小部分人拿走了中國90%的財富，其他十幾億人只占百分之幾的財富，我們還付出了環境的代價。胡平對此有一個極神似的概括：「槍聲一響，變偷為搶」。
反過來說，不偷不搶的話，中國可以篤篤定定的走一條資源低消耗的發展路徑，也犯不著到海外去搶資源。今天的經濟發展道路造成中國兩個喪失：中華民族的生存家園沒有了，還有這些年的封閉造成了非常嚴重的精神荒漠，中國人失去了心靈的家園。所以我可以講，中國十億人今天在心靈上也是在流亡。
三、從未走出「政權保衛」的低階
中共二十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有別於人類社會普世的「現代化」，唯一可詮釋者，即這個制度沒有「現代化」可言，因為在當今論說中，「現代化」是一個負面含義，其一則消解傳統，一則破壞生態，全球已經步入「後現代」反思「現代化」了。事實上，中國雖然暴富，統治集團始終還在恐懼江山被顛覆，國防軍是護院家丁，國家財政亦無限制花費於防民變，社會基層還是老舊的保甲制，教育還在洗腦製造奴才，這樣的國家怎麼可能現代化？儘管歐美一直綏靖這個惡霸，它卻從無安全感。
西方政治人物和評論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權因1989年的六四屠殺而有了嚴重的「亡黨亡國、丟掉天下」的焦慮。六四鎮壓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提出「韜光養晦」之說，加上19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30年下來，中國的經濟起飛，透過全球化也俘虜了西方文明。2020年我出版的「鬼推磨：中國魔幻三十年」一書中，梳理了大屠殺後中國社會的種種變化以及西方綏靖主義的後果。
六四危機令中共「生死存亡」，卻「死而後生」，也塑造了一個新的集權形態，令西方至今束手無策，人類不知道明天在哪裡。
直到今天，中共仍然在這個低級階段，因為：
第一、開槍殺人這一步走出去後，就沒有回頭路了。鄧小平認為把經濟提升，人民會暫時忘掉六四，這是不可能的，中共必須為殺人不斷付出代價；就因為怕丟失政權，必須自外於國際規則和普世價值，搞自己的一套。
第二、所謂韜光養晦，就是「我臥薪嘗膽，等我起來就要滅你」，這是「中國式的陰謀」。鄧小平之後，江澤民時代仍低調主張「悶聲發大財」；胡錦濤時期儘管開始壓制民間社會的異見，但也沒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習近平主政的時代，則是野心外顯，大力宣傳「一帶一路」等政策。
當年的「老大哥」蘇聯不同的是，經過30年的發展，中國經濟體量成為全球第二，除了富豪外，絕大多數的教授、作家、演員以及城市工人等階層都分享了政權給予的利益，而年輕學生族群則是被官方宣揚的民族主義成功洗腦。
經濟上，西方國家難以拒絕和中國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難看到歐美國家想要影響中國。
要改變中國政治，必須影響中國的民間社會，但看不到歐美影響中國社會的作為。反而中共在六四後對任何可能的「境外勢力」處處設限以防止「和平演變」，還輸出銳實力「講好中國故事」。中共二十大習近平復辟獨裁成功，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綏靖主義的報應或後果，尤其疫情危機更顯示西方領先地位不再，西方國家是時候重新理解六四。
——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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