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李怡的「痴」

李怡先生在台北的喪禮人氣鼎盛，靈堂遺照選擇尤佳，對於他的女讀者，是一生最保羅紐曼的簽名。

李怡畢生著述甚豐，盛名所至，惹火招妒難免。其在大陸汶川地震時的「天譴」論述，本來是歷史文化、哲學神學的層次，卻引起人身攻擊。

因地震天災如有神怒天譴之說，李怡只引述了董仲舒，重新開拓思想領域。西方1755年的里斯本大地震，發生在歐洲啟蒙時期，一樣引起教會和知識分子的神學爭論。其時里斯本是歐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三百年航海的金銀儲備，宏麗的建築、圖書館、名畫收藏，在十分鐘的地震之間化為灰燼。

同期的德國哲學家克魯格（Johann Kruger )和思想自由化的耶穌會教士都認為：里斯本地震，是上帝對葡萄牙幾百年來奉行宗教裁判、將許多異見者處以火刑的天譴，也是對葡萄牙在海外殖民掠奪、屠殺許多原住民的天譴。

此說即引起康德的駁斥，認為地震只是自然現象，與上帝的憤怒無關。康德甚至提出實驗，只要用二十五磅硫磺、二十五磅鐵礦砂，拌水埋在在地底，能製造小型地震的爆破效應。自然災害可為科學提供靈感經驗。

里斯本地震引起當時神學、哲學、科學的匯聚辯論，沒有人身攻擊，也沒有遠東小農社會那種借題發揮小眉小眼的仇恨。當時我看見，告訴李怡：你提出的問題，比歐洲遲了三百年，但是你身屬的這個民族，其文化傳統缺乏哲學，也沒有神學，不配擁有這個層次的思考和辯論，你在報紙提出這種議題，有如告訴螞蟻何謂天圓地方，螻蟻鼓躁難免，應該省回一囗氣。

然而李怡先生對他大半生熱愛的那個國家太過執著，這種情感，屬於佛家「貪、嗔、痴」三毒中的「痴」。其人一生不貪、少嗔，於情卻頗為珍用，因此糾纏憂患之苦，未免沉重。唯晚年終於放下，台灣西向面臨的是太平洋，不是什麼台海，彼岸是加拿大溫哥華。李怡最後一程，終於找到了終極方位，靈堂花海盈芬，心台明鏡，水月輕盈，我慶幸他一躍而越三界，終於沒入了一片無垠的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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