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先生嘗言：「如金岳霖、朱光潛、馮友蘭等在中西哲學有很高造詣的學人，在中共政權面前竟然都變成了甘心認罪的『思想囚犯』，真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最難索解的一頁。」
尤其是有「當代孔子」之稱的馮友蘭，在毛澤東於1973年發起批林批孔運動時，竟主動請纓，對「古代孔子」口誅筆伐，更是令人驚詫莫名。
郭羅基先生這本《「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憶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有助於我們瞭解這一最難索解的問題。
郭羅基說，他本來打算寫兩本書，一本是《馮友蘭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興亡》，後來考慮到這兩本書內容交集重合處甚多，不如將兩者合一。
提起「梁效」，現在很多人恐怕都很生疏了，在當年可是大名鼎鼎。「梁效」即兩校的諧音，是文革後期批林批孔運動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校大批判組的筆名，在「四人幫」御用寫作班子裏名列第一，曾經獨霸文壇，主導輿論。由於梁效的文章常常最先傳達「聖意」，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在顯赫位置先後轉載，這就是當時人說的「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
誠如郭羅基所言，他是有資格評論馮友蘭和「梁效」的。因為郭羅基和馮友蘭同為北大哲學系教授，同事長達二十多年，對馮友蘭有切近的觀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郭羅基勇反潮流，批馮友蘭批「梁效」。「四人幫」垮臺後，郭羅基得以翻身，被哲學系師生推舉為揭批「四人幫」與「梁效」的領導小組組長，積纍和保存了一大批審查「梁效」、審查北大「四人幫」幫派體系的材料和內部文件。親身經歷，豐富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作者非凡的眼光與見識，使得這本厚達400多頁的書，成為我們瞭解和研究馮友蘭與「梁效」的必讀之作。
10年文革分為前後兩段
郭羅基寫馮友蘭，是放在文革這個大歷史之中。郭羅基對文革別有洞見。他把10年文革（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分為前後兩段，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分水嶺，前後恰好都是5年。「前期的主題是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後期的主題是批判『叛徒、賣國賊』林彪。批倒批臭劉少奇的時候，拉來一個外國人赫魯曉夫做陪練；批倒批臭林彪的時候，又拉來一個古人孔子做陪練。前期，文革沖天而起，高歌猛進；後期，文革盤桓迴旋，不知所終。就毛澤東本人的動機來說，卻是前後一以貫之。10年之中，有一半的時間是用來為文革辯護，防止被人所否定。這就是『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任務」。（郭著，第60-61頁，以下同）
按照郭羅基，10年文革，前5年這一段是推行文革，後5年這一段是保衛文革。九一三林彪事件標誌著文革在理論上的破產和在實踐上的失敗。林彪事件給毛澤東沈重打擊。林彪事件後，朝野上下都要求批極左。批極左就是批文革。儘管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都竭力強調林彪的實質是極右，毛本人也說林彪是極右，但是這種說法太沒有說服力。林彪明明是極左，怎麼會是「極右」？批起來理不直氣不壯。在這樣的困境下，經過一年多的試探和醞釀，毛澤東終於找出一條突圍之道，那就是把林彪和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掛上鉤。
在清理林彪住處毛家灣時，抄出了林彪讓人摘抄的語錄、讀史心得卡片和條幅，其中有孔子語錄孟子語錄；在林彪的臥室牆上掛的和在一個瓷缸裏找到林彪書寫的一個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毛派如獲至寶，斷言「這就是林彪尊孔的鐵證！」並進而判定：林彪「傚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闢資本主義」。這還不是極右？郭罗基写到：「大策略家毛澤東將『批林』從批極左扭到批極右，辦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坐實林彪的極右。於是，『批林整風』運動轉為『批林批孔』運動。」（第80页）
另外，《「五七一工程」紀要》把毛澤東稱為「當代的秦始皇」，而毛澤東又常常以秦始皇自比。於是就引出了中國歷史上儒家與法家兩條路線的鬥爭，法家代表革新，代表前進，儒家代表復辟，代表倒退。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一號文件發出。中共中央的通知寫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選編的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會有很大幫助」。並強調「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闢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於是乎，批林批孔運動正式開張。
郭羅基進一步指出：「『批孔』為『批林』服務是為了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本來就不是為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後，有資格否定文革的衹能是周恩來。故『批林批孔』實際上是『批周公』」。（第81頁）還有，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舉法家；兩千年的中國史被寫成了儒家與法家的鬥爭史。法家人物備受肯定，呂后、武則天都被列入法家；於是又引出了女人也能當皇帝的話題，再進而引出江青要當女皇以及一些人吹捧江青和勸進江青登大位的話題。
郭羅基對文革分期的論述，既新穎又精辟。借用這種觀點看文革，不但有助於我們對10年文革的整體把握，尤其有助於我們了解批林批孔運動的來龍去脈。
不是迫於壓力，而是主動請纓
郭羅基寫道：「馮友蘭時來運轉是在1973年。在文革前期，他作為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反動學術權威』，戲劇性地搖身一變，成了後期『批林批孔』的革命權威」。（第60頁）
馮友蘭當「梁效」顧問這段歷史無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點。這裏有個問題很關鍵，那就是，馮友蘭是怎麼上的「梁效」這只賊船？
馮友蘭之女宗璞後來解釋說：「進『梁效』也算是北大黨委來調動的，這是組織調動，能不去嗎？不僅我父親，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應該理解。一來沒法拒絕，二來那時候認為是黨的信任，是很光榮的。」（第400頁）還有一些人也說，馮友蘭進「梁效」是在壓力下被迫的。
郭羅基說這完全不符合事實。郭羅基引用《馮友蘭自述》（2004年出版）。馮友蘭說：「1973年，批林運動轉向批林批孔運動，批孔還要批尊孔。當時我心裏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為眾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眾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嘛。我和群眾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我寫了兩篇發言稿。」（第91頁）郭羅基寫到，可見，馮友蘭的轉變並非被迫，而是迎合，是主动请缨。
馮友蘭這兩篇發言稿隨即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73年第4期。毛澤東聽說了，馬上就要看，還略作修改，然後就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還加上了編者按。在這兩篇文章中，馮友蘭批判孔子，並對自己過去的尊孔思想自我批判，更重要的是，馮友蘭不是就孔子批孔子，而是緊跟現實政治，把批孔和批劉少奇批林彪相聯係，把近代史上的惡人壞人說成與兩千多年前的孔子一脈相承。馮友蘭表態：「我年近八十，在過去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現在還能看見這個偉大的革命，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見，而且還能參加，這是更大的幸福。」（第91-93頁）
在這一點上，馮友蘭不同於當時另外兩個批判孔子的學者，一個是廣州中山大學的老學者楊國榮，另一個是武漢華中師範學院的青年教師馮天瑜。楊國榮和馮天瑜本來就是反孔批孔的。馮友蘭既然早就以尊孔著稱於世，而且名氣遠比楊國榮、馮天瑜大，現在轉為反孔批孔，而且還能領會領袖意圖，緊密聯係現實，無怪乎後來居上，成了當紅的批林批孔明星。其後不久，毛澤東指名讓馮友蘭參加批林批孔。接下來，「梁效」成立，馮友蘭當上顧問，就這樣上了賊船。
回顧這段過程，不能說沒有被迫的成份。如果不是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如果不是馮友蘭擔心自己作為尊孔的典型又成為眾矢之的，馮友蘭也不至於寫那兩篇批孔的文章。不過話又說回來，文革走到1973年，其力道已大不如前。在這時，唱反調依然有很大風險，但保持沈默或敷衍應付已經沒多大麻煩了。尤其是馮友蘭。1968年秋，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專門提到馮友蘭。毛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由此可知，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如果馮友蘭不主動請纓，或者就算身不由己上了賊船，但採取消極應付的態度，應該說是不會有多大麻煩的，因此也是不難做到的。偏偏馮友蘭很主動很積極，跟風跟得很緊，寫了大量詩文，包括迎合江青，寫詩讚揚呂后讚揚武則天；1976年四五運動被當局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予以鎮壓，馮友蘭馬上就寫了一首長詩「天安門廣場幾個蒼蠅碰壁」。
「梁效」顧問馮友蘭做得太過，走得太遠。用「上當受騙」或「迫於壓力」是無法為之辯解的。文革後，馮友蘭自己也檢討道：「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無實事求是之意，而有嘩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三松堂自序》，1984年）
從應帝王到迎帝王
郭羅基用「一生文章應帝王」一語，解讀馮友蘭的為人和文學。「應帝王」本是《莊子》內篇第七的篇名。馮友蘭在闡述新生活方法論的《新世訓》（首次出版於1940年）一書的最後一章名為「應帝王」。馮友蘭的「應帝王」，意思就是教人怎樣為帝王，給帝王出主意，向帝王進言，做王者師。
在蔣介石時代，馮友蘭一度近乎為王者師。郭羅基寫到，抗戰期間，蔣介石對馮友蘭優禮有加，常請喫飯，請他到中央訓練團講學，學員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將。1944年，馮友蘭代表西南聯大國民黨區黨部起草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要求改革政治實行憲政。蔣介石看後為之掉淚並回信讚賞不已；後來馮友蘭到重慶，向蔣介石獻策，說要抵制馬克思主義最好是提倡正統哲學。1945年，馮友蘭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坐在蔣介石身旁。蔣介石口口聲聲稱他為老師。蔣介石對他說：「大會要選你為中央委員。」馮友蘭表示：「願為青年導師，當了中央委員對青年講話就不方便了。」
可是到了毛澤東時代，情況就不一樣了。馮友蘭還想應帝王，但正如郭羅基所說，「應了蔣帝王，再應毛帝王，總是不大自然」。（第2頁）這和歷史上改朝換代之際，有的士人改換效忠對象的情況還不一樣。那些人衹是改換了進言的對象，但是進言的那些道理大體上是沒變的。然而從蔣時代到毛時代，是價值觀的大翻轉。馮友蘭那套大道理，合蔣介石的口味，和毛澤東卻格格不入。再加上早先當過蔣介石國師這段歷史在「新社會」成了巨大的負資產，因此，為了再應毛帝王，甚至僅僅為了自保，馮友蘭也必須先徹底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原來那一套大道理。於是，應帝王就成了迎（合）帝王。
1949年10月，中共開國大典後，很多知名人士給毛澤東寫信表態效忠。馮友蘭也寫了一封，大意說：我過去講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毛澤東很快回了信。信中寫道：「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
毛澤東對那些在他登基後才寫效忠信的知名人士恐怕大都不信任，但是像給馮友蘭的回信那樣，明白寫到「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為宜」，想來也是極個別。這說明毛對馮友蘭格外不信任。從1949年到1973年，馮友蘭不知寫過多少效忠信、悔罪書，但一直未被毛接納。
那麼，馮友蘭是否如他信上所說，真心認為他過去的思想是「錯誤的、反動的」，真心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唯一真理呢？那倒未必。不過他確實已然失去了自信。面對一個龐大的、靠武力取勝的獨佔性權力，面對一場場殘酷的殺一儆百、殺雞嚇猴的政治運動，面對席捲了小半個世界的紅色浪潮，面對共產黨那套包羅萬象、以最新科學自居的意識形態以及衆口一詞、衆口鑠金的「輿論一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只是缺少勇氣，而且缺少底氣，即缺少單獨的立場，缺少獨立的、足以和官方相抗衡的精神資源或曰精神支柱，因而到頭來自己都以為自己真是「錯誤的、反動的」，至少也是陷入迷茫，陷入自我懷疑，失去了自信。
馮友蘭在效忠信裡說，他要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重寫中國哲學史。對學者而言，我言說，故我存在。學者需要講台，而講台又被共產黨壟斷。除非你順著黨的意思講，否則就不讓你上講台，這就等於抹煞你的存在。北大哲學系有一位「海歸」教授洪謙先生，是20世紀西方哲學重要流派維也納學派唯一的中國成員，在整個毛時代譯而不作。如他的夫人何玉貞女士所說：「洪先生回國如同『隱居』，基本上他沒有寫文章。」——既然你不准我照我的想法去作，我又不肯照你的想法去作，所以我就譯而不作。馮友蘭不肯忍受這樣的「隱居」。他之所以向毛澤東效忠，表示願意接受馬克思主義，主要就是想上講台，顯示存在。
郭羅基在書中寫道，1980年，梁漱溟和美國學者艾愷交談，談到馮友蘭。梁漱溟說，馮友蘭「不是那麼本著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實，不隨風轉舵，不，他有點像玩世不恭。」艾愷說：「其實這一點我們西方研究中國的人都是公認的。」（第201頁）
是的，馮友蘭確實是玩世不恭，或曰犬儒（cynical），也就是什麼都不信。馮友蘭其實並不相信共產黨和毛澤東。例如在1957年，毛澤東發動整風，號召黨外人士和群眾給共產黨提意見。不管北大黨委統戰部怎樣動員，馮友蘭就是按兵不動，一條意見都沒提。後來馮友蘭承認：「在反右運動中，我是蒙混過關的。」可見他對共產黨對毛澤東並不相信。
馮友蘭躲得過反右，卻躲不過文革。文革中，作為「反動學術權威」的馮友蘭以及一大批專家教授，和走資派即老幹部們一道，挨批鬥、關牛棚，飽受折磨。在北大舉行的萬人批判大會上，「反動學術權威」和走資派站在台上挨批鬥，大多數被批鬥者都很痛苦，衹有馮友蘭面無表情，好像在練馬步功。批鬥之後，他就做一套自創的健身運動，活絡筋骨，以矯噴氣式之僵直。文革中，北大不少人自殺，包括歷史系教授翦伯贊。前面提到，毛澤東在1968年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點了馮友蘭和翦伯贊的名，說「這些人是有用的」。翦伯贊沒等到聽傳達就自殺了。北大軍宣隊唯恐馮友蘭也自殺，特地派人對馮友蘭，你可不要自殺啊。馮友蘭答：「我決不自殺，自殺不是人！」湯一介先生說，文革後我問馮先生，當時幾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樣想的？馮友蘭說：「當時我什麼也沒聽見，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第19-20頁）
郭羅基說，「馮友蘭真是唯心主義到家了，他對於批鬥、抄家，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第19-20頁）你把侮辱當作侮辱，那就是侮辱，你不把侮辱當作侮辱，只當耳邊風，那就不是侮辱了，那就沒事了。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說她父親「身上有仙氣，就是萬事想得開」。（第21頁）
所謂萬事想得開，把萬事都不當回事，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有所執，是基於一種高度的道義信念，居高臨下，視世俗榮辱為無物；另一種是無所執，是玩世不恭。在玩世不恭者那裡，萬事想得開，萬事不當回事，是把道義原則也一併想得開，一併不當回事的；所謂萬事皆空，是把真理、道義也視為空的。在古希臘，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據一種道德原則去蔑視世俗的觀念，後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視世俗的觀念但卻失去了依據的道德原則。這就引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後果：既然無所謂高尚，也就無所謂下賤；既然沒有什麼東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是要不得的。於是乎，當不公不義的利益來到面前時，他也可以沒有什麼心理障礙的拿將過來。如果沒有當「梁效」顧問這件事，馮友蘭的玩世不恭還展示出它超脫的一面；可是有了當「梁效」顧問這件事，馮友蘭的玩世不恭就展示出它墮落的一面了。
關於作者的二三事
上海大學教授朱學勤講過一段故事。「六四」後，組織上對他做出處分決定，需要他本人簽字。他想來想去，最後寫到：「組織上服從，思想上有保留。」於是過了關。後來朱學勤聽他一位朋友說他在他的處分決定上就寫了三個字：「知道了。」朱學勤大為佩服，特別後悔，恨不得再來一次。
讀《「梁效」顧問馮友蘭》這本書，我才知道，「知道了」這段故事的版權，原來在郭羅基這裡。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當局展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3月4日，北大召開全校大會，而後要求人人表態，誰不表態就同誰進行「大辯論」，實際上是圍攻。當時郭羅基因病住院，哲學系工宣隊拿著文件到病床前向他傳達，要他表態。郭羅基就說了三個字：「知道了。」工宣隊問：「沒有了？」郭說「沒有了」。工宣隊傳出去說，郭羅基對「批鄧」的表態衹有三個字「知道了」。一個批鄧的積極分子對工宣隊說：「郭羅基講的『知道了』這三個字是有來歷的，你們知道嗎？」「什麼來歷？」「過去皇上批奏摺就是用這三個字。」工宣隊恨恨地說：「郭羅基這家夥反動透頂！」（第243頁）
在北大，郭羅基的硬氣，全校聞名。文革十年，郭羅基始終身處風口浪尖，期間多次挨批受壓，但從不曾認錯檢討。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北大僅有兩人堅持不表態，不批鄧。一位是北大校長、物理學家周培源，另一位就是郭羅基。
「四人幫」垮台後，郭羅基意氣風發，先後在紅旗雜誌和光明日報發表文章，鼓吹思想解放，力倡言論自由。1979年11月，郭羅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嚴詞批判因言治罪。本來這篇文章是早就寫好的，但人民日報直到11月才發表，恰恰是在對魏京生的所謂審判剛剛結束的敏感時刻，正好戳到鄧小平的痛處。郭羅基的宏文不脛而走，而郭羅基的名字從此被鄧小平等打入另冊。其後當局下調令將郭羅基逐出北京，調至南京大學。八九民運爆發，郭羅基積極參與；「六四」後受到整肅，郭羅基狀告國家教委，開中共治下公民依法維權之首例。1992年，郭羅基應紐約科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赴美講學訪問，旋即被當局列入黑名單禁止回國，流亡美國至今。在流亡中，郭羅基一方面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一方面著書撰文，以87歲的高齡完成了這本《「梁效」顧問馮友蘭》。我寫下這篇書評，謹以此表達對郭羅基先生的崇高敬意。
《明报月刊》2022年1月号首发 |
——转自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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