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138 / Matters
在1997香港主權轉移的前一年,我在台灣出版了《香港1997》這本書。書中就香港九七後種種可能,分30個問題作預測性分析。二十多年後,香港一位大學的助理教授給我寫信說,他將此書給學生作為閱讀資料,讀過的都表示,我的預測「難以置信的準確」。
在台灣舉行新書發表會的情景仍然清楚記得。我講到自1980年以來,對香港走向九七的每一步、每一領域都極度關注。我的預測不是占卜星相,而是從政治現實中見到的趨向。但我仍然懷抱著迷茫的幻想,希望自己的估計錯,希望我所有的分析和預期都完全落空,希望香港仍然保有原來的活力。當時也想到最壞的情況,比我書中預期更壞、更不堪。
講到最後,我聲音哽咽了:「願上帝祝福香港——我成長及給予我不少機會的地方。」
會後,生命中的過去紛紛湧上心頭。我作為一個缺乏學歷的中學畢業生,又置身在邊緣化的左派圈子裡,從事看不到有向上流動機會的文字工作。但就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憑個人努力和對編輯寫作理念的堅持,而成就了得到社會認可的事業。我時年六十,想到在過去的四十年裡,若不是生活在香港,而是在中國大陸,我的遭遇會怎樣?那些與我同期而去中國升學的同學,每一個都是負面的殷鑑。
香港,不僅給過我不少機會,而且也是許多地方來的人最感適意的地方。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香港經濟和流行文化蓬勃發展,那二、三十年,我接觸過各地來港或工作或讀書或居留的人,幾乎人人都喜歡香港。一位被派駐到香港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的大陸幹部,數十年後在網頁上說,從他踏入香港境內那一刻,他就感覺呼吸的空氣都不一樣了。九七前幾年我訪問台灣歌手羅大佑,他說香港是他生活得最自由、最能夠激發創意的地方,他希望繼續留在香港,至少以香港為基地向其他華人社會發展。
那二十年,幾乎所有的外國重要媒體和通訊社,都把亞洲總部設在香港,即使他們更多時候要到中國大陸、台灣、日本、韓國採訪。特派員們把家庭設在香港,子女在香港讀國際學校,他們自己在各地採訪後都要回香港住幾天。許多外國的知名學者,寧可在學術地位稍低的香港學府任教,其中一位教授對我說,香港是世界上最文明、最自由、效率最好,而且稅制和辦各種手續最明確簡單的地方,沒有之一。
那時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但許多人都說,在香港的生活比英國本土更好,機會也比英國更多。至少在經濟發展上,香港更出色。為什麼會這樣?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結論是:香港沒有付出民主制度的代價,卻享有了英國民主制度所保障的自由和法治。
英國前首相邱吉爾說過:「民主是最糟的政治制度,除了其他已經嘗試過,比之更壞的以外。」
民主制度總是不停爭吵,要付出效率的代價。民主選舉往往看哪個候選人承諾給的福利最多,選票就會投給他,使人民仰賴福利而失去自我奮鬥的動力。民主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保障自由和法治,以及順利轉移最高權力。人類在產生民主制度之前,所有的流血、宮廷惡鬥、甚至戰爭的歷史,都是起因於轉移最高權力。
老子《道德經》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這是講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管治狀態。最好的是「太上」 ,「下知有之」 ,就是民眾知道有政府的存在,但不當一回事,像空氣的存在一樣。「其次,親而譽之」 ,就是對政府愛戴而讚美,這只是次好,因為這意味政權掌握所有資源,它將資源讓渡給人民而博得讚譽,但它也可以不給。「其次,畏之。其下,侮之。」 意思是再次,就是害怕政權;最糟,是侮罵政權。
我想,英治下的香港,就是處於這種「太上」的狀態。在英國民主制度保障下的香港人享有自由,有獨立司法保障的法律權利。政府存在,但沒有人當它是高高在上的權力,它只是按規則為人民辦事,而規則也清楚並且人人平等。
這種管治狀態是歷史上少見的。若失去了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宗主國換了一個專制國家,一個掌握所有資源而從來沒有過言論自由的國家,香港人的自由和法律權利還有保障嗎?
「太上」的狀態一去不復返矣。最好也只是「親而譽之」,發展下去幾乎肯定是「畏之」「侮之」,但我還沒有想到比「其下」更壞的「下下」,連「侮之」都有罪。
無論如何,就像生老病死和災難一樣,要來的總會來。我奮鬥了近二十年想保留下來人們的自由和權利,卻越來越感勢孤力弱,強權之下無疑螳臂擋車。
《香港1997》像是一首輓歌,意味著我在九七前為香港奮戰失敗的終結。1997在一年後到來了。
圖,九七前一年,各地遊客蜂擁來港觀看殖民地最後的日落,街道到處出售與九七相關的商品。(原文發佈於2022年4月27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 題記
- 闖關
- 圈內圈外
- 殺氣騰騰
- 煎熬
- 傷痛
- 動盪時代
- 抉擇
- 那個時代
- 扭曲的歷史
- 先知
- 自由派最後一擊
- 我的家世
- 淪陷區生活
- 汪政權下的樂土
- 淪陷區藝文
- 父親與淪陷區話劇
- 李伯伯的悲劇
- 逃難
- 愚者師經驗,智者師歷史
- 戰後,從上海到北平
- 古國風情
- 燕子來時
- 在左翼思潮下
- 1948樹倒猢猻散
- 豬公狗公烏龜公
-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 最可愛的人即最可笑的人
- 中學的青蔥歲月
-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 談談我的父親
-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 父親的挫傷
- 近親繁殖的政治傳承
- 畢生受用的禮物
- 文化搖籃時期
- 情書——最早的寫作
- 那些年我讀的書
-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 那些年的太平日子
-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 《七十年代》創刊背景
-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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