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想、文化史泰斗余英時先生,於2021年8月1日辭世。歿後大半年來,網上關於余先生的話題不絕,台灣陸續有關於他的出版物,連他平日的閒談都出了「談話錄」,掀起台灣和海外讀書界的一陣「余英時熱」。
新出版顏擇雅編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收錄了余先生歷來對時政的評論文章和訪談,包括從未公開發表過的、2020年書面回答香港某媒體的「展望香港的前景」。當時《香港國安法》已經生效。那是余先生去世前約一年,健康狀況相信已不佳。他回信說為答所提問題花了許多時間,「但你們如果覺得不合用,就請棄之字紙桶中,我決不介意,不過請告訴我一聲,我可以留作他用。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此文果然沒有用。我讀到這裡,真是心有戚戚焉。從最自由的地方,淪為最不自由的地方之一,真個是只在頃刻之間。
書中最後一篇,是我1982年10月對余先生的訪談。此文發表在《七十年代》1983年3月號,原題為《訪余英時談傳統文化與現實政治》,很可能是余先生以歷史學者的身份,最早提出對時政的批判性意見的談話。談話頗長,錄音整理後給余先生過目及補充。這篇文章1990年收在我的《知識分子與中國》一書中,2019年香港青年作家陳雅明為我編了一本《李怡語粹》,收進三篇訪談錄,包括徐復觀、勞思光和這篇余英時的訪談。
我在前文中,曾說過深受徐、勞兩位教授的影響。但其實應該還加上一位余英時先生。只不過我與余先生接觸不多,較少私人交往而已。
1982年訪談的內容很廣闊,他最後總結說「關心中國前途的人不能沒有歷史文化的深度」。我想他這句話若換一個講法,就是具有歷史文化深度的人,不能不關心中國、台灣、香港的前途。也許這是他以後更關注兩岸三地局勢的變化,願意接受關於時政的訪談和邀稿的原因。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吸取任何教訓。」這句話說明人類社會的悲劇何以會不斷重覆出現的原因,也說明歷史教訓對人類社會是何等重要。然而,在專權政治下,歷史著述大都為當權者服務。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名句是:「誰能掌握過去,就能夠掌握未來;而誰能掌握現在,就能掌握過去。」掌握歷史的話語權,對許多國家掌權者來說至關重要。
因此,一個學貫中西,真正認識歷史真相,又能夠誠實地以古鑑今的學者,他能夠評論時政,對人們思想的導正,是多麼重要。我個人在余先生評論政治現實的訪談和文章中,也受到很大啟發,思想獲益匪淺。
比如在1982年訪談中,談到中國的統一問題。當時我已經從政治現實中,認識到在專制政權仍然存在的情況下,中國絕不該尋求統一。但在海峽兩岸都實現了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情況下,如徐復觀先生所言,統一就是天經地義的事。但深諳歷史的余先生就認為,天經地義的大一統,無形中也淹沒了很多東西,「很早的統一,書同文,車同軌,人們歌頌秦始皇的功業,把很多地方文化、地方特性都埋沒了」。他認為,今天對統一問題應該採取開放態度加以研究,「不能武斷地、不加思索地認為統一就是天經地義……。如果用政治強力來統一香港、台灣,恐怕不用幾年,現在這些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態和生活方式便都消失了」。
這以後,余先生給《九十年代》寫過好幾篇文章,也接受過我幾次電話和面對面的訪談。1990年六四週年,他給我們寫了文章。《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他也寫了篇短文勉勵。1991年2月,我參加夏威夷大學一個有中港台與海外著名學者參與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反思》研討會,與余先生相處了幾天,深感他溫良隨和。他應我邀請,爽快為我們台版的週年題字,上寫:「一言可以興邦 一言亦可以喪邦 故立言者不可不慎也」。
余先生最重要的議論時政的長文,是1996年中共因台灣舉行總統直選而向台海發射飛彈,余先生在三至五月共寫了三篇文章,分別在北美《民主中國》網頁和台灣《中國時報》發表。《九十年代》在1996年11月號節錄了余先生其中一文《海峽危機今昔談》的若干段落。我也用電話訪問余先生請教他「中國人能否超越民族主義激情」。
余先生文章引用一位法國社會學家提出的「羨憎交織」的觀念,即企羨與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表達出來。他說,今天不少中國人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激盪著一股難以遏制的「羨憎交織」情結,而中共就把這種情緒導入「反西方」「反台灣」的軌道。他認為,中國大陸現在的民族主義,不是抗戰時代或之前的自衛的民族主義,而是進攻的民族主義,與希特勒當年運用的民族主義「先後如出一轍」。
余先生三篇文章發表後,中共官方的《瞭望》週刊指斥余英時「為西方極少數反華仇華勢力充當急先鋒」,「連西方反華勢力的人士也不敢如此放肆」。但純粹是混罵,對余先生提出的論點全無觸及。
余先生在接受我的訪問時說:「因為我批評得對,它才有這樣的反應。如果說不中,它何必反應呢?」
「智者師歷史,愚者師經驗」。我辦雜誌和寫評論數十年,若還算有點智慧的話,那麼部分的智慧,是得自於從歷史中吸取教訓去批判現實政治的余英時先生的。
圖1,1982年十月訪問余英時教授。(原文發佈於2022年5月18日)
《失敗者回憶錄》連載目錄(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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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樹倒猢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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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的成功與失敗
- 怎能向一種精神道別?
- 自由時代的終章
- 清早走進城,看見狗咬人
- 確立左傾價值觀
- 「多災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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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理想拋棄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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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一生的輾轉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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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搖籃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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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
- 不可缺的篇章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二
- 不可缺的篇章 之三
- 不可缺的篇章 之四
- 不可缺的篇章 最終篇
- 沒有最悲慘,只有更悲慘
- 歸處何方
- 劉賓雁的啟示
-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人
-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 伴侶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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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歷史的轉捩點
- 福兮禍所伏
-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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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穎而出
- 覺醒,誤知,連結
- 非常有用的白痴
- 有用則取,無用則棄(非常有用的白痴之二)
- 中調部與潘靜安
- 非蠢人合做蠢事
- 接近絕對權力的亢奮
- 無聊的極左干預
- 從釣運到統運
- 那年代的台灣朋友
- 統一是否一定好?
- 台灣問題的啟蒙
- 推動台灣民主的特殊角色
- 中共體制內的台籍人士
- 踩不死的野花
- 文革精神
- 文革締造中國的今天
- 極不平凡的一年
- 批判極左思潮
- 民主假期
- 裂口的開始
- 太歲頭上動土
- 愛荷華的「中國週末」
- 1979年與中共關係觸礁
- 那幾年,文藝的沉思
- 愛荷華的平和交鋒
- 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
- 九七覺醒
- 美麗島大審對我的啟示
- 從事媒體一生的座右銘
- 念茲在茲要記下的輝煌
- 香港前途問題帶來的恐慌
- 從來沒有「民主回歸」
- 和許家屯的一次交鋒
- 牢記至今的一段話
- 從創辦到離開天地圖書
- 《七十年代》和天地分道揚鑣
- 「庚申改革」的流產
- 中共幫我們洗脫左派色彩
- 與徐復觀先生的兩年交往
- 徐先生的臨終呼喚
- 「愛國是無賴的最後防線」
- 守護我們的心智
- 江南案的考驗
- 專權政治逆轉的里程碑
- 「李匪怡」和《香港1997》
- 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 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 「京人治港」是否較好?
- 「基本煩」和霎眼族
- 與勞思光的交往
- 不受術數擺佈的勞思光
- 在德國的訪問的感觸與認知
- 在新加坡初識黃春明
- 首次踏上台灣土地
- 第一道晨光
- 無意中成了「動亂的醞釀」
- 獄中老人成就一名奇才
- 六四的記憶與感受
- 中國,一口活的「官財」
- 我曾愛過這四十歲的女人
- 中共高層第二代揭露的內幕
- 內幕之外
- 《九十年代》台灣版創刊
- 江澤民施計過關保位
- 我的愧疚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中)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之三)
- 我所認識的黎智英(終章)
- 與黃永玉的交往
- 真有「九二共識」嗎?
- 俄羅斯歷險記
- 一個預言,一首輓歌
- 香港不會再有張敏儀
- 共產黨不會再有羅孚
- 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
- 永遠的港督彭定康
- 別了,無法再「複製」的英治香港
- 董建華開頭不是這樣的
- 回歸前的保釣鬧劇與悲劇
- 一生事業與心路所繫
- 余英時與《九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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